诗人用“东西南北水”“三百九十桥”写出了苏州城市的独特景观:水多、桥多,而且红栏绿波相映,十分美丽。再加上杨柳多、鸳鸯多更使锦上添花。这首诗字词清秀,风格淡雅,与《钱塘湖春行》一样,都是诗人描写苏杭美景的名篇。
莺声欲动,冰面初消融,正是春天将临的迹象,扣题中“正月三日”,而从黄鹂巷说到乌鹊河,则已有闲行之意。两句都是信口道来,心到笔到,不加雕琢,两个“欲”字犯重,前一个还不合平仄,懒懒散散,正是闲适之意。三四句写闲行所见。 “绿浪” “红栏”,色彩已觉鲜艳喜人,何况更有“东西南北”之广、“三百九十”之多,一路慢慢看来,赏心悦目之意更不待言。虽只是写“闲行”之意,却觉得仿佛春天已在眼前。两句互相对仗,却用的是自对句,“南西南北”自对,“三百九十”也是自对,既工整,又活泼。“十”字平仄又误,则是不以辞害意了。
前四句只是写闲行,写正月初三日,写春天欲来未来之际。五六句,鸳鸯成对嬉戏,杨柳低垂,却分明已是春天。才说春天欲到,谁知已经到了。诗人惊喜之下,不禁自问:春天是什么时候来的,猛一想,原来就是这两天到的,正月初一,一年之始,正是一春之始。想到来得这么快,不知不觉。“双双翅”“万万条”,写得风情毕现,春意尽出,而末二句自问,惊喜之意,更是溢于言表。
这首诗体现了典型的白居易诗风,语言平易浅近,清新自然,用白描手法精心摄入,而且具有“诗史”的意义,具有经典的价值,说其乃白居易的代表作,应该是当得起的。
作者官居高位时直言敢谏、与时不合,便中流涌退、回家隐居。朝廷几次征召,他都不出来。但为了关中百姓大旱之苦,他却高龄出仕。他把自己的钱拿出来救济灾民,夜晚向天祈祷,白天出外赈灾,整日辛劳,有时因念百姓疾苦而痛哭不已,四个月后便病倒去世了。关中一带百姓哀痛如失父母。作者因此受到人民的景仰和赞扬,被历史公认为好官。
好官为百姓而死,坏官把百姓整死。因此中国人有赞扬好官的传统。但好官确实太少了,而且越来越少。
人民永远记得为他们而死的好官,但也不会忘记整死无辜百姓的坏官,因为他们还要亲手把其中最坏的钉到历史的耻辱柱上去。
套曲 〔一枝花〕《咏喜雨》,是他在陕西救灾时所作,比较真 实地反映了灾区人民流离失所的悲惨生活。在元代散曲中这些作品是难能可贵的。
久旱逢雨的喜悦心情,表现其对农业生产和百姓的关心。感情深挚,语言朴实无华。丰富的想象、大胆的夸张和形象的比喻的运用,为作品增色不少,艺术效果尤为显著。
开头两句就写得很别致。韩愈的《毛颖传》将毛笔拟人化,为之立传,还说它受封为管城子。作者不明说自己靠着一支笔杆子立身处世,既升不了宫,也发不了财,而是精心选择了四个本无关联的典故,把它们巧妙地组合到一起,构成了新颖奇特的联想。笔既然称“子”,就可以食肉封侯;钱既然称“兄”,也就能够写绝交书。他将自己富贵无望的牢骚,用这样的方式表达出来,非但不显得生硬,还产生了谐谑幽默的情趣。
三四句承上作进一步阐述,将自己未能博取功名富贵的原因归咎于文章无益于世,表面看来是自责,实际上以反语暗指文章不为世人赏识,在自嘲中寓有自负的意味。丝窠缀露珠,用清晨缀附于蛛网上闪闪发亮的露水珠子,来比喻外表华美而没有坚实内容的文章。构想新奇动人。
五六句转入当前仕宦生活的自白。这两句诗不单纯是记实,同时也在用典。北齐颜之推《颜氏家训·勉学》中谈到,梁朝全盛之时,贵家子弟大多没有真才实学,却担任了秘书郎、著作郎之类官职,以致当时谣谚中有“上车不落则著作,体中何如即秘书”的讽刺语。这里套用成语,说他受任校书郎、著作郎的职位,也跟梁代那些公子哥儿们一样,仅能登上车子问候别人身体如何罢了。诗意表面上说他尸位素餐,其实是对于碌碌无为的官场生涯的不满。
仕宦既不如意,富贵又无望,于是逼出了最后两句的追思。这是诗人在内心矛盾解脱不开的情况下所能想到的唯一出路。不直说退隐,却写对往事的追忆,也给诗篇结尾添加了吞吐含茹的风韵。
这首诗抒写不得志的苦闷,却采用了自我嘲戏的笔调,感情上显得比较超脱,而诗意更为深曲。不明了这一点,反话正听,把作者真看成一个对功名事业毫不婴心的人,则会误解这一诗篇。文字技巧上的最大特点是善用典故,不仅用得自然贴切,还能通过生动的联想,将不同的故事材料串联组合起来,形成新的意象,取得了出奇制胜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