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篇诗是《大雅》的首篇,歌颂周王朝的奠基者文王姬昌。朱熹《诗集传》据《吕氏春秋·古乐》篇为此诗解题曰:“周人追述文王之德,明国家所以受命而代殷者,皆由于此,以戒成王。”这指明此诗创作在西周初年,作者是周公。后世说《诗》,多从此说。余培林《诗经正诂》说:“观诗中文字,恳切叮咛,谆谆告戒,……故其说是也。至此诗之旨,四字可以尽之,曰:‘敬天法祖。’”此论可谓简明的当。
《诗经》中有多篇歌颂文王的诗,而序次以此篇为首,因为它的作者是西周王朝的政治代表人物、被颂扬为“圣人”的周公,诗的内容表达了重大的政治主题,对西周统治阶级具有现实的和长远的重要政治意义。
歌颂文王,是《雅》、《颂》的基本主题之一。这是因为文王是周人崇敬的祖先,伟大的民族英雄,周王国的缔造者。姬昌积五十年的艰苦奋斗,使僻处于西北的一个农业小国,逐渐发展为与殷商王朝抗衡的新兴强国,他奠定了新王朝的基础;他又是联合被侵略被压迫的各民族,结成统一战线,反抗殷商王朝暴虐统治的政治联盟的领袖;他组织的军事力量和政治力量,在他生前已经完成对殷王朝的三面包围,完成了灭商的决战准备;他采取比较开明的政策,以代天行道、反对暴政实行“仁德”为旗帜,适合当时各民族各阶级反对暴虐统治与奴隶要求解放的时代潮流,因而得到各族人民的拥护。他死后三年,武王继承他的遗志,运用他组织的力量,抬着他的木主伐商,一战成功,推翻了殷商奴隶主政权,建立了比较开明的周王朝。文王是当之无愧的周王国国父,对他的歌颂,自然成为许多诗篇的共同主题。每个时代都曾产生自己时代的颂歌,歌颂自己时代深受爱戴的政治领袖,歌颂为自己的民族、阶级、国家建立功业的英雄,歌颂文王的诗篇,就是在上述现实基础上理所当然的历史产物。
如同每个时代的颂歌都体现它们产生时的时代精神,文王颂歌也打上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时期的时代烙印。诗篇歌颂他是天之子,具有非凡的人格和智慧,是道德的楷模,天意的化身,赐予人民光明和幸福的恩主,是把他神圣化、偶像化了。
这篇诗与其他的文王颂歌有相同之处,也有不同之处。除了歌颂之外,作者还以深谋远虑、富有政治经验的政治家的识见,向时王和全宗族的既得利益者,提出敬天法祖、以殷为鉴的告戒,以求得周王朝的长治永安。
全诗七章,每章八句。第一章言文王得天命兴国,建立新王朝是天帝意旨;第二章言文王兴国福泽子孙宗亲,子孙百代得享福禄荣耀;第三章言王朝人才众多得以世代继承传统;第四章言因德行而承天命兴周代殷,天命所系,殷人臣服;第五章言天命无常,曾拥有天下的殷商贵族已成为服役者;第六章言以殷为鉴,敬天修德,才能天命不变,永保多福;第七章言效法文王的德行和勤勉,就可以得天福佑,长治久安。
很明显,贯穿全诗始终的是从殷商继承下来,又经过重大改造的天命论思想。天命论本来是殷商奴隶主的政治哲学,即“君权神授”,统治者的权力是天帝赐予的,奉行天的旨意实行在人间的统治,统治者所做的一切都是天意,天意永远不会改变。周王朝推翻殷商的统治,也借用天命,作为自己建立统治的理论根据,而吸取殷商亡国的经验教训,提出“天命无常”、“唯德是从”,上天只选择有德的人来统治天下,统治者失德,便会被革去天命,而另以有德者来代替,文王就是以德而代殷兴周的。所以文王的子孙要以殷为鉴,敬畏上天,效法文王的德行,才能永保天命。这是此诗的中心思想。
全诗没有空发议论,而是通过对文王功业和德行的歌颂,以事实为依据,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如歌颂文王福泽百世,启发对文王恩德的感戴之情,弦外之音就是:如果没有文王创立的王朝,就没有今日和后世的荣显。作者又以殷商的亡国为鉴戒,殷商人口比原来的周国多得多,却因丧失民心而失败,再用殷贵族沦为周朝的服役者这一事实,引起警戒。全诗恳切叮咛,谆谆教导,有劝勉,有鼓励,有启发,有引导,理正情深,表现了老政治家对后生晚辈的苦口婆心。在文王颂歌中,这是思想深刻、艺术也较为成功的一篇。
全诗七章,章八句,五十六句中除三句五言外,均为四言,章句结构整齐。每章换韵,韵律和谐。最突出之处,是诗中成功地运用了连珠顶真的修辞技巧:前章与后章的词句相连锁,后章的起句承接前章的末句,或全句相重,或后半句相重,这样,语句蝉联,诗义贯串,宛如一体。这篇诗的蝉联,除了结构紧凑,还起换韵作用,如姚际恒《诗经通论》所说:“每四句承上语作转韵,委委属属,连成一片。曹植《赠白马王彪诗》本此。”方玉润《诗经原始》还说:“曹诗只起落相承,此则中间换韵亦相承不断,诗格尤奇。”
这是一首咏燕之作。燕子作为春天的信使,美丽的象征,自古以来就受到人们的赏爱,所以咏燕之作代不乏人,《诗.邶风.燕燕》,南宋词人史达祖的《双双燕》词就是其中脍炙人口的特别清拨之作。张惠言的这首《双双燕》词显然汲取了我国古代咏燕诗词的文化底蕴,尤其可以看出他对史达祖《双双燕》词在艺术构思上的某些传承。不过,作为清代文学史上开宗立派的一流文学宗师,张惠言始终不屑于拾前人牙慧,始终欲有创立和开辟,他的朋友鲍桂星就说他:“独念君生晚近时,慨然为举世不为之学,每举一艺,辄欲与古之第一流者相角,而不屑稍贬以从俗”(《受经堂汇稿序》)。所以,惠言的这首《双双燕》词虽有汲取,但多新变,展示更多的是他独立不偶的心性以及别出心裁的艺术追思,且又传达出他游踪漂泊而又寂寞孤苦的人生遭际。
农历一月底二月初的“春社”时节,“满城”均下着淅淅沥沥的春雨,那沥沥雨丝与潇潇雨声唤起一双燕子无家可归的“新恨”,因为花开花落,冬去春来,年年迁移的侯鸟燕子,又要开始新的漂泊。然而,此时此刻,燕子还不知道家在何方。春天的花朵还是那样灿烂,春天的杨柳还是那么葱翠,它们重重叠叠隔断了通向闺中思妇居住的“红楼”小径。燕子隐隐约约还记得去年砌下的旧巢,但又不能确认。燕子打量了多少屋檐雕龙描凤的殷实之家,想找出去年旧巢,但它们最终还是飞来飞去,迟疑彷徨,找不到一个栖息或再筑新巢的地方。谁人能够了解燕子春去秋来那年年岁岁都萦绕在心头如“丝魂絮影”般的漂泊与孤独的心境?那漂泊与孤寂的燕子呵,前身理应是那一片片凋谢飘零的“落红残粉”。燕子迟疑彷徨,但它们相濡以沫,态度亲昵。它们不停地呢喃,似乎在交换着意见,又似乎在互倾衷肠。它们恩爱的关关鸣声,又让黄莺鸟听得那么专注。燕子虽然恩爱,但它们栖移不定的漂泊生涯,毕竟比不上那日日在水池画栏傍双栖双眠的鸳鸯来得宁静、温馨。
张惠言出生于常州武进县一个世代为儒然科考不彰的清寒家庭,四岁时父亲就病卒,其母将他含辛茹苦教养而成。惠言回忆其早年孤苦生活时描述道:“一日,暮归,无以为夕餮,各不食而寝。迟明,惠言饿不能起。先妣曰:‘儿不惯饿惫也?吾与尔姊尔弟,时时如此也!’惠言泣,先妣亦泣”(《茗柯文编.先妣事略》)。从十四岁开始就外出教授为生,其间两次在安徽歙县金榜家设帐授徒,泄留时间最为长久。二十六岁至三十九岁时又七上京师应进士试。在张惠言四十二岁的生命历程里,约四分之三的时间身居异乡,为糊口而漂泊四方。所以惠言一生饱尝抛妻离子的别离之苦,也屡受寂寞孤苦的煎熬。此词就借咏燕,委婉且淋漓尽致地抒写他身处异乡时那种寂寞难耐的孤苦感,那种漂泊四方时压抑在心头的感伤,那种茕茕孓立时对亲人与故乡不可遏止的思念。词中“满城社雨,又唤起无家,一年新恨”,“前身应是,一片落红残粉”,“输于池上鸳鸯,日日阑前双暝”等语,既是惠言对浪迹天涯燕子的拟人化描摹,更是他此时此刻孤苦、感伤、思念且又有几分怨懑心态的真实反映。张惠言《双双燕》词所反映出来的苦寒人生遭遇,既是他个人的,又是传统社会中诸多为生计、为功名奔走四方、萍飘天涯的“寒士”们孤苦生涯的真切写照。
全文生动地记述了作者和众兄弟在春夜聚会、饮酒赋诗的情景。作者感叹天地广大,光阴易逝,人生短暂,欢乐甚少,而且还以古人“秉烛夜游”加以佐证,抒发了作者热爱生活、热爱自然的欢快心情,也显示了作者俯仰古今的广阔胸襟。文章写得潇洒自然,音调铿锵,精彩的骈偶句式使文章更加生色。
本文开笔气势夺人:“夫天地者,万物之逆旅。光阴者,百代之过客。而浮生若梦,为欢几何?古人秉烛夜游,良有以也。”
作者感叹天地广大,无穷无尽,光阴易逝,人生短暂,欢乐甚少。而且还以古人“秉烛夜游”加以佐证。文章开头从对天地、光阴的思考起笔,发出对天地、万物、人生的感喟,思绪像脱缰的野马驰骋与浩瀚广袤的时间和空间之中,表达出他潇洒出尘,超凡脱俗的风度。李白是在用自己对自然、生命的感悟激发读者的认同,并要大家享受自然、享受生命,及时行乐。
“况阳春召我以烟景,大块假我以文章”,作者用一个表示进层关系的连词“况”承接前面,进一步回答了“为何”。“浮生若梦,为欢几何”,因而应该“夜”宴;更何况这是春季的“夜”,“阳春”用她的“烟景召唤我”,“大块”把她的“文章”献给我,岂容辜负。因而更应该“夜”宴。这两句确实佳妙:第一,作者只用几个字就体现了春景的特色。春天的阳光,暖烘烘,红艳艳,惹人喜爱。“春”前着一“阳”字,就把春天形象化,使读者身上感到一阵温暖,眼前呈现一片红艳。春天地气上升,花、柳、山、水,以及其他所有自然景物,都披绡戴骰,分外迷人。那当然不是绡彀,而是弥漫于空气之中的袅袅轻烟。“景”前着一“烟”字,就展现了这独特的画面。此后,“阳春烟景”,就和作者在《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一诗中所创造的“烟花三月”一样,立刻唤起对春天美景的无限联想。至于把天地间的森罗万象叫做“文章”,也能给读者以文采斐然、赏心悦目的感受。第二,这两个句子还把审美客体拟人化。那“阳春”是有情的,她用美丽的“烟景”召唤我;那“大块”也是有情的,她把绚烂的“文章”献给我。既然如此,作为审美主体的”我”自然主客拥抱,融合无间了。
“会桃花之芳园”以下是全文的主体,兼包六个要素,而着重写“如何”。“会桃花之芳园”,不是为了饯别,而是为了“序天伦之乐事”。这一句,既与“为欢几何”里的“欢”字相照应,又赋予它以特定的具体内容。这是“序天伦之乐事”的“欢”。作者与从弟们分别已久,作为封建社会里的“浮生”,难得享天伦之乐。如今,不但相会了,而且相会于流芳溢彩的桃花园中,阳春既召我以烟景,大块又假我以文章,此时此地,“序天伦之乐事”,真是百倍的欢乐。
南朝诗人谢灵运的族弟谢惠连工诗文,撞书画,作者便说“群季诸弟俊秀,皆为惠连”。以谢惠连比他的几位从弟,不用说就以谢灵运自比了。“吾人咏歌,独惭康乐”,不过是自谦罢了。人物如此俊秀,谈吐自然不凡。接下去的“幽赏未已,高谈转清”,虽似双线并行,实则前宾后主。“赏”的对象,就是前面所写的“阳春烟景”“大块文章”和“桃花芳园”;“谈”的内容,主要是“天伦乐事”,但也可以包括“赏”的对象。“赏”的对象那么优美,所以“赏”是“幽赏”;“谈”的内容那么欢乐,所以“谈”是“高谈”。在这里,美景烘托乐事,幽赏助长高谈,从而把欢乐的激情推向高潮。
“开琼筵以坐花,飞羽觞而醉月”两句,集中写“春夜宴桃花园”,这是那欢乐的浪潮激起的洪峰。“月”乃“春夜”之月,“花”乃桃花。兄弟相会,花月交辉,幽赏高谈,其乐无穷,于是继之以开筵饮宴。“飞羽觞”一句,李白从“羽”字着想,生动地用了个“飞”字,就把兄弟们痛饮狂欢的场景表现得淋漓尽致。痛饮固然可以表现狂欢,但光痛饮,就不够“雅”。他们都是诗人,痛饮不足以尽兴,就要作诗。于是以“不有佳作,何伸雅怀”等句结束了全篇。
《春夜宴桃花园序》全文百余字,紧扣题目,字字珠玑,句句溢彩。文章虽短,然跌宕有致,风格清俊潇洒,语言流畅自然。表达了李白热爱生活和自然景物的情怀。序文极具强烈的抒情性,文中不管是记时、记地、记人、记事,都充满着进取精神和生活激情,诗人把这种精神和激情,融合到手足亲情中来,抒发显得真挚而亲切,充实而欢畅,神采飞扬而又充满生活气息。
这首词是《采桑子》组词中的一首。描写四季风景是欧阳修《采桑子》组词的重要内容。这首名列第一,写的是春色中的西湖,风景与心情,动感与静态,视觉与听觉,两两对应而结合,形成了一道流动中的风景。全词以轻松淡雅的笔调,描写泛舟颍州西湖时所见的美丽景色,以“轻舟”作为观察风景的基点,舟动景换,但心情的愉悦是一以贯之的。色调清丽,风格娟秀,充满诗情画意,读来清新可喜。
上阕主要写堤岸风景,笔调轻松而优雅。“西湖好”是一篇之眼,“短棹”二字已将休闲的意思委婉写出,因为是短棹,所以轻舟缓慢而悠闲地飘荡在湖面上,游人有足够的时间来观赏两岸春色。
“绿水逶迤,芳草长堤”两句写足由湖心经水面到堤岸,再整体向远处推进的动态画面。
而“隐隐笙歌处处随”一句又从听觉的角度将西湖的欢乐情调刻画了出来,“隐隐”和“处处”都凸显出轻舟的流动感。
下阕的视点收束,主要写“绿水逶迤”。过片写水面平滑,“无风”二字为枢机所在,盖正因无风,方使得西湖水面清澈而平滑,也方使得游人“不觉船移”,其间不仅有诗情,而且合乎逻辑。结拍写船动惊禽,划破了湖面的平静,为这一趟悠闲之旅平添了一个兴奋点。大概沙禽久已习惯于西湖的平滑,所以轻舟带来的小小涟漪,就足以惊起沙禽而掠岸飞过。视点也因此由近到远,再向高处延伸,将立体而富有动感的西湖呈现在读者面前。全词以轻舟的行进为线索,渐次写出堤岸和湖面的景物特征,并将游人之悠闲意趣融入其中,轻舟短棹、绿水芳草、游人笙歌与惊飞沙禽,“西湖好”在这一背景下得到了淋漓尽致的诠释。
全词描绘了春日的颍州西湖,景色是那样引人入胜,绿水蜿蜒曲折,长堤芳草青青,春风中隐隐传来柔和的笙歌声。水面波平如镜,不待风助,小船已在平滑的春波上移动。这首词如同一幅清丽活泼 、空灵淡远的风景画,美不胜收,清新可爱,有很强的吸引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