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48古诗词

　　陈给事即陈京。韩文公早年与陈有旧，可后来，韩文公被贬去广东阳山县当县令，而陈京却因精通礼仪得到了皇帝的欣赏。韩文公经“落实政策”“平反昭雪”后回到京师，可这时的陈京却表现出相当的冷漠和寡言。韩文公陷入迷惘的境地，认为陈京是念旧情的，他对自己的漠然完全是对自己不勤于登门的抱怨。

　　韩愈在信中述写了与陈京交往和疏远的原因，历敷了与陈给事的见面情况，希望与对方恢复交往，代为引荐。信中处处体现其诚惶诚恐的心态；同时字里行间又透露出其不甘低眉之情。

　　803年（唐德宗贞元十九年），关中地区大旱，年成歉收，民间饥馑，韩愈上书奏请减免徭役租赋，因此得罪了权贵，由监察御史贬为阳山县令。陈给事却在这年得到了升迁。此年皇家准备举行祭祀大典，陈给事奏请祭祀必尊太祖，而且祖宗灵位的排列，以及参加祭祀人员的排列，都要分出尊卑长幼的先后次序，必须讲究礼仪。他因此得到皇帝的赞赏，自考功员外郎迁给事中，可谓宦海扬帆，春风得意。而韩愈却因爱民而被贬，极为苦闷，茫然若失。但他对仕途仍充满了幻想，希望能有人荐举，重返朝廷做官。所以他对这位备受皇帝欣赏的新迁给事中陈京，还抱有很大的希望。

　　其实此信中并没有实质的内容，只是要同陈给事联络个人感情而已。然而文章的通篇围绕着一个“见”字，历敷了与陈给事的见面情况：上半篇从见说到不见，下半篇从不见说到要见。好像通幽曲径，峰回路转；如柳暗花明，若断若续。信中处处自贬自责，表现了韩愈诚惶诚恐的心态；同时在字里行间，又微微透露出其不甘低眉伏首的慷慨情态。

　　本文主要论述了法治应当适应时代发展的要求这一观点，认为实际的权势比形式的仁义更有效力，反对政治上顽固守旧。

　　作者首先通过上古、中古、近古三个历史时期的不同情况而产生的不同办法来说明“圣人不期修古，不法常可，论世之事，因为之备”的观点。其目的在于批驳儒家学者“法先王”的保守主张，作为其改革的理论依据。还用了举例论证法和分析论证法列出上古有巢氏、燧人氏因发明创造之功而被推举为王，中古之世大禹因治水之功而被推举为王，近古之世汤、武因征伐桀、纣之功而称王这样的历史事实，论证出“为新圣笑矣”的原因和结果，这就推论出当代的“新圣”改革的必要性，从而得出本段的论点：“不期修古”。然后用比喻论证法加以论证。

　　作者还从经济方面分析古今之不同。他在文中提出了人口发展的问题，再举出两个例子对比证明古代天子是为了躲避“监门之养”和“臣虏之劳”;今天的县令之所以不让其位是因为可以使“子孙累世絜驾”。又说古人轻视财物，不是因为仁爱，只是因为财物多;人们的争夺，不是因为小气，只是因为财物太少。以此证明古人轻易辞掉天子不做，不是品德高尚，而是因为权势微薄;今人看重并争取做官和依附权势，不是品格卑下，而是因为权势太重。

　　接着，作者列举了历史故事并加以论证。为论证论点“仁义用于古而不用于今也”，他举出“文王行仁义而王天下”，“偃王行仁义而丧国”的事例，正反对比，说明“世异则事异”。又列举另一个历史故事加以论证：“仁义用于古而不用于今”，得出结论“事异则备变”。

　　最后，作者总结：造成国家混乱的风气是那些著书立说的人、纵横家们、游侠刺客、逃避兵役的人、工商业者这五种人，他们都是国家的蛀虫。君主如果不除掉这五种像蛀虫一样的人，不广罗刚直不阿的人，那么，天下即使出现破败沦亡的国家，地削名除的朝廷，也不足为怪了。

　　因此，作者的重点在于“当今争于力气”。这是法家的重要主张，即重视耕、战，加强国力，以武力征服天下。

　　本文的局限性在于，作者对于儒家思想采取了一概排斥的态度，未免失之偏颇。儒家思想也有好的地方，要不然，它也不会在中国两千多年里都一直处于思想的统治地位。作者看到了法治与儒家伦理道德之间出现的矛盾，这是对的。但是作者却不懂得吸收百家之言的合理因素，协调“法”与社会普遍意识的关系，而对法家以外的意识，一律加以排斥，这一个很片面的观念。还有一点，就是作者对工、商之民的错误认识。他认为这两种人对国家有百害而无一利，这实在是一种片面而偏激的看法。在他所处的时代，由于铁制工具的使用，生产获得发展，出现了社会分工，使得工商之民活跃于历史舞台上，这是人类社会向更文明时代前进的必然结果，是社会的重大进步。但是作者看不到这一点，对工商之民持以完全否定态度，这是很错误的。

　　本文的写作特色是作者善于从对客观事物的具体分析中得出结论。他的议论分析具体，论证充分。为了阐述一个观点，他用了大量的论据，并做了具体的描述和分析。例如对上古的社会情况，对尧和禹的生活的艰辛等都进行了较为具体的评述。为了增强说服力，他还采用设喻取譬的方法，这不仅可以阐明观点，还增强了文章的生动性。

　　此词开篇写道，铜炉里的香烟，缭绕上升，盘旋似篆文，这时候已经消散；庭院里树木的阴影转过了正午所在位置，也就是刘禹锡《池亭》诗所写的“日午树阴正”，而稍稍往东偏斜了。这几句描绘的是深锁闺房“醉沉沉”的人之所见、所感。开头三句已充分刻画了“画堂人静”。因为如果不是这样宁静，人不会对炉中升起的香烟那么注视，看出它升起后的形态变化以至于散灭；对庭中树木阴影的“转午”，也不会感觉得出来。身在如此的环境中，她想着什么，才透出一些消息：“芳草王孙知何处？”这里是用“王孙游兮不归，春草生兮萋萋”（《楚辞·招隐士》）的句意，表明“她”是在怀念远人。“惟有杨花糁径”点明此时是杨花飘飞的暮春天气。她的情，如山涧小溪，水流缓慢，与那静悄悄的环境，很是和谐。不过从“杨花糁径”看，这春光已是“二分尘土，一分流水”（苏轼《水龙吟·次韵章质夫杨花词》）了。“惟有”二字又表明路上只有杨花，并无他所盼望的归人。她的愁绪从中轻轻地流漾出来了。

　　“渐玉枕、腾腾春醒”。从方才的“醉沉沉”而仍有所感觉来看，她依依而睡并不久。“腾腾春醒”这句话说的是醒后懒散的情态，与“醉沉沉”上下照应。彼时即有“芳草王孙知何处”之感，现在梦破春醒，这种感觉岂不更深？感情的潮水将在她的心里掀起更大波澜，也许还是“醉沉沉”的好。“帘外残红春已透”，加上前面的“杨花糁径”，为什么接连不断地重复春天的归去呢？春老花残，闺中人敏锐地感觉自己的青春将逝，红颜将老。从这些看似写景的反复描述中，可以看出正渗透着人的感情。“情景名为二，而实不可离。神于诗者，妙合无垠。巧者则有情中景，景中情”（王夫之《姜斋诗话》）。这几句的“景中情”完全达到了“妙合无垠”的地步。

　　“镇无聊、殢酒厌厌病”。前面的景物描绘无不寓有一个“情”字，到此句便写出女主人公残春时节的心情。这句词中的“镇”作“长”的解。这句话说的是长日情思无聊，故缠绵于酒，借以消愁。刘过《贺新郎》词曰：“人道愁来须殢酒”，就是这种状态了。结果是愁未能消，反而因酒致病，精神不振。“云鬓乱，未忺整”，说的是没有好心情去梳理零乱的鬓发。这其中有一个原因是，更有“岂无膏沐，谁适为容”（《诗经·卫风·伯兮》）之意。因“无聊”而“殢酒”，因酒而“厌厌病”，因病而懒妆流，归根结底都是因为春去而人不归引起。词写到这里，已由外部描写隐约透露出人物的内心。

　　下阕，则完全转入女主人公自我抒情了。“江南旧事休重省”，这句劈空而来，一下启开了女主公人的心扉。那“江南旧事”，也许是一段令人难忘的温馨岁月吧，此时却是“休重省”了。是真的不愿“重省”么，还是“省”也无用，故作决绝语呢？正是这一个“休”字蕴含着说不尽的情意。接着她直率地道出了底蕴：“遍天涯、寻消问息，断鸿难倩”，说的是到处探听而信音杳然。“月满西楼凭阑久”，说的是她悄悄登上西楼，独自望着银白的月光洒满大地，痴痴地想着。“依旧归期未定”，是说他现在大概正想着回来，只是日子还没有确定，所以鸿雁没有传来书信吧。

　　这只是她的想象，情况是否如此，并不十分清楚。这样她又陷入了揣想中：“又只恐瓶沉金井”。白居易《井底引银瓶》诗有云：“井底引银瓶，银瓶欲上丝绳绝；石上磨玉簪，玉簪欲成中央折。瓶沉簪折知奈何，似妾今朝与君别。”此词根据白诗以“绳断瓶沉”作比，慨叹爱情破裂已无法弥合。“又”字意味深长，它恰与上句联系着。她本来是希望他能回来，只是“归期未定”；转而再想，愈感到没有把握，故有此“又”字。读之令人感到万转千回，心潮翻腾，柔肠寸断。

　　“嘶骑不来银烛暗，枉教人立尽梧桐影”。从“篆缕销金鼎”到“庭阴转午”，到“月满西楼”，到“银烛暗”，时间的脚步在静寂中前进着。她沉醉，入梦，醒来，倚阑望月，最后寄希望于万一，盼着听到马嘶声，所思念的人也许会骑着马归来吧。但直到“银烛暗”了，月落了，“梧桐影”尽了，她一直在痴痴地望着，听着，仍不见人归。这里直引吕岩《梧桐影》词“教人立尽梧桐影”，而添一“枉”字领起，语更痛切。“谁伴我，对鸾镜”，这是发自肺腑的痛切心声。“鸾镜”，是用来梳妆的。昔日鸾镜前，人影双双，也许还有过张敞画眉那样的风流韵事，然而此时独对鸾镜，着实令人柔肠寸断。这位女主人公自始至终，没有一言一语埋怨对方，直到最后，也只是婉转倾诉，连一点愠怒的情绪都没有。和婉淳雅，在思归的形象中，独树一帜。

　　这组诗是赞美崔秋浦的品格与治理地方百姓的贤能政治，表现出李白对人生价值的观念，政治理想，以及为官的品德与才能。全篇由三首诗组成，但各有重点，合起来构成了完美整体。故总其题为《赠崔秋浦三首》，而绝不是把毫不相干的三首诗拚凑在一个诗题下。三首诗各为八句，合起来二十四句，以其二，其三来区分，这是古诗常见的分法，当然也有重起空行来划分的，标明各自独立成章。

　　第一首诗用八句写秋浦县令崔某的凤范，是总写，总抒感受。诗开门见山，直接擒题，“吾爱崔秋浦，宛然陶令风”，以呼告的语句，表明自己对崔秋浦的挚爱感情，这种突兀之笔，自然把人带入诗人狂热的情境中去。接着一句补出他热爱崔秋浦之因，崔某作县令，逼真地象陶潜作彭泽县令。陶潜，原名陶渊明，因刘宋灭晋，而改名潜。陶渊明生于世家大族，幼有大志，拯时济物，但身处丧乱之世，权贵倾轧，谋夺帝位。虽曾参谋军职为镇军、建威将军的参军，但无从展志。后又任彭泽令，自对亲朋说：“聊欲弦歌，以为三径之资。”亦即是以礼乐治理地方，领取官俸，作未来隐居之用。李白所赞美的陶令之风，是他为官行无为而治，礼乐之教，不慕荣利，忘怀得失，任真自得，不为权贵折腰。质性自然，性爱丘山，故而于易代之际，弃官归隐，保全真性。陶令是李自理想中官吏形象，作人的典范。自己也与陶渊明思想有相似之处，性格有相象的地方。在黑暗的朝廷中，屡遭排挤打击，被迫上表，请求还山。在地方官吏中发现崔某是陶令式的官吏，找到了知音之人，于是他由惊呼而转为深爱。开端两句，概括叙述，激与缓相接，感情深化，唤起人们对崔县令的崇敬。然而又想急于知道他的陶令之风。

　　接着诗人用四句诗铺叙他的陶令之风。“门前五柳树，井上二梧桐。山鸟下听事，檐花落酒中。”这四句诗是写他官衙与宅院的清幽静谧环境，门前五柳树，井边两株梧桐树。官衙厅堂的山鸟自由出入，致使房檐边花叶飘落入酒杯之中。环境幽美，柳树、梧桐的意象，正表现主人公的性格与审美情趣，也是主人精心布置所致。这两句又是用典，陶渊明少有高趣，尝著《五柳先生传》以自况：“先生不知何许人也，亦不详其姓字；宅边有五柳树，因以为号焉。”接着文章叙述五柳先生的特点：“闲静少言，不慕荣利，好读书，不求甚解，每有会意，便欣然忘食。性嗜酒”，“尝著文章自娱，颇示己志，忘怀得失。”诗人用此典故，托出崔某的风范。梧桐树为美好形象，凤凰非梧桐不栖。元行恭诗：“惟余一废井，尚夹两株桐。”诗人用此典，暗寓主人公的美好品格。情趣美，品格好，形神完美无缺。正因用这两个典故，就使陶令风具体化了，亦即崔令的思想品格具体和形象化，以实显虚。比直叙含蕴深，情韵浓。这样人为官，以安民为本，无为而治，民安乐，讼事息。县令怡然自乐，饮酒赋诗，抚琴意会，欣然忘食。山鸟句又是用典，《益都耆旧传》记载景放为益州太守，威恩洽畅，有鸠巢于听事。胡三省解释听事为中庭，是受事察讼的地方。诗人用此典表明县令崔某治理地方，百姓安乐，民无诉讼，政通人和。这与陶令弦歌之治的理想是相合的，也可以称为陶令之风的内涵。最后一句诗是化用何逊诗句：“燕子戏还飞，檐前落枕前，”表明主人公心境闲和，于厅堂饮酒自乐。山乌自由出入厅堂，檐花自由飘落酒杯中，一切都发生在自然中，诗人以此为乐。陶渊明式的性爱自然的品格，呼之欲出。总之这四句诗用典与化用前人诗句，创作出清静与淳美的诗的意境，托出崔县令的思想品格与治政的才能。照应开端，铺叙得体，内蕴丰富，虚实相得益彰。诗情发展至此，必然逼出结尾：“怀君未忍去，惆怅意无穷。”先写不忍离开，依依难舍，再写预见别情惆怅，无穷无尽。余韵深长，玩味不尽。

　　这首诗以直接与间接描写手法，刻画出崔令的风神秀美。

　　第二首诗着重刻画崔令的形象与神态。开端两句开门见山，点出“崔令学陶令”，亦即学陶渊明。学陶令什么呢，学陶渊明的北窗高卧，自谓羲皇上人。因为白日官衙清静，无讼事可理，自然可以读书，困乏而昼眠。两句诗写出崔令如陶令一样，治地方，重在安民，民安讼息。“我无为而民自化”，闲卧北窗养怡真性。托出崔令官清，政通人和，治绩卓著之含意。两句诗，平易自然，而形神毕现。

　　三、四两句再补叙崔令学陶令之风，“抱琴弄明月，取意任无弦。”《宋书隐逸传》中记载：‘潜性不解音声，而畜素琴一张，无弦，每有酒适，辄抚弄以寄其意。”这两句就化用此意，写崔令夜晚，饮酒赏月，抱琴弄月。尽管琴亦是无弦，而目的是取其适意。古人常说人生贵在适意。适意就是心理得到满足，保持一种平静而又令人愉快的心境。思想感情上无忧无虑。这两句写崔令学陶令抚琴弄月，隐含着他的政事如意。民乐境清，因而别无所求，唯酒与琴，借以托出与民同乐之情。养怡真性，而不务个人功名利禄，不悦女色与音声之欲。这样的官吏在李白生活的盛唐时代是极少见的，不免带有李白的理想化成分。

　　五、六两句既叙又转。“见客但倾酒”，《宋书·隐逸传》中记载陶渊明：“贵贱造之者，有酒辄设。潜若先醉，便语客：‘我醉欲眠，卿可去，’其真率如此。”陶渊明在《五柳先生传》中也说：“性嗜酒。”正因如此有客来，只以酒相待，每饮辄醉。待人真率，无世风之虚伪造作之态。崔令如陶令之真率，待客亦以酒，酒中又见真性，这正与李白性格有相近之处，故而由崔令联想到陶令。以陶令之风状崔令。诗写到这里似乎补叙完结，可是陡然一转，宕开一笔，重笔写出崔令为官不爱钱之可贵品质。这句诗仍然暗用陶渊明的典故，“聊欲弦歌，以为三迳之资，”作彭泽令，又“不为五斗米折腰向乡里小人（指郡督邮官）。”在封建社会士人求官，既追求功名，又贪得利禄，更搜刮民脂民膏。诗人用一个全称的否定句。否定崔令作官，不同于一般士子追求功名利禄，而是淡薄名利。作官不为名利，为什么呢，自然会得出为民之意。从否定句中反衬出为民之意。这是点睛之笔，是水到渠成之笔。因此它转出高境界，深遽之哲理。前五句写崔令如陶令一样的思想情趣，从其为官清简的琐事描写中，反衬出他治民有道，境遇安乐，因而怡然自得。其根本的道理，就是县令为民作官，而不为功名利禄作官。为民作官，解除民的困危。使之安乐。为名利作官，贪得无厌，渔肉百姓。两者截然相反。也许这就是清官与贪官之分吧。后来柳宗元提出作官“盖民之役（仆役），非以役民而已也”的光辉思想。

　　诗的结尾两句写诗人的感慨，“东皋多种黍，劝尔早耕田。”劝谕与希望崔令如陶令一样，躬耕东皋，多种黍（黄米）。陶渊明为彭泽令，挂印去官，赋《归去来辞》“富贵非吾愿，帝乡不可期。怀良辰以孤往，或植杖而耘耔。登东皋以舒啸，临清流而赋诗。聊乘化以归尽，乐夫天命复奚疑。”结尾两句就化用此意。归耕自适，乐天知命。不要再为官，作眷恋帝乡，追求富贵的违心之事。照应开端学陶令句。

　　这首诗明誉崔令、却以陶令为则，亦崔亦陶。相兼相生，以形托神。写实与理想融合无痕。然而却又透露出朝廷不重贤才，官场倾轧，应及早功成身退的思虑。

　　第三首诗写秋浦县境的风俗人情，自然环境之优美，藉以歌颂崔令治绩。诗开端两句就用典，“河阳花作县，秋浦玉为人。”晋人潘岳为河阳县令，令人种桃李花，人称河阳一县花。此是比喻崔令以花美化育百姓，象征着百姓精神境界高尚美好，生机勃勃。晋人裴楷风神高迈，容仪俊爽，博览群书，特精义理，人称之谓玉人。此亦是比况崔令风神与学识，高度地赞美他。玉是古人贵饰和珍爱之物，因其洁而无瑕。这两句藉用典故以美崔令的治绩与风采学识，是一位树桃李、如美玉的完美官吏，绝无污点。

　　三、四两句笔调变化，以间接之法，描写地域风情，以补叙其政绩之美。“地逐名贤好，风随惠化春。”秋浦县因为有名贤崔县令，县的名声也大好，民风也由崔令惠化而如春。名贤治县，大地回春。惠民之治，使民风归淳，于是县名亦好，其意在赞誉治县之崔令，托出选贤任能之意。

　　五、六两句宕开一笔，转写自然环境。“水从天汉落，山逼画屏新。”秋浦县之九华山瀑布，仿佛是从银河落下来，气势雄浑飞动、情调高古自然，九华山逼近眼前，有如室内画屏山水一样新鲜可爱。仿佛身入画境，情化山水。表面看似与前四句无关，实际是其诗情诗意发展的必然。是一种象征手法，秋浦的山山水水也因为有崔令治理而重放光彩，大显神姿。水从天汉落，山迈而新，精神倍出，非匠笔画象可比。总觉得有诗情涌动，这正是诗人赞美崔令之情，借山水托出，寓情于山水之笔，形显于外，情动于中。正如晋王蕴为竟陵太守有惠化，百姓讴歌。

　　诗的结尾两句：“应念金门客，投沙吊楚臣”是诗人企望之笔。这两句诗亦是用典，金马门，汉代宫门名，门傍有铜马，故称之谓金马门。汉代朝廷征召来的才能优异的人，令其待诏金马门。汉东方朔曾高歌：“陆沉于俗，避世金马门。”李白用此典以比况自己曾待诏翰林院，而且如同东方朔大才被弃置，避世金马门。而今又被逐出朝廷，作了崔县令之客人。投沙一句亦是用典，汉文帝时年轻的贾谊才学卓著，曾受到文帝赏识和重用，破格地拔擢为卿大夫。因而受到保守的老官僚的反对和忌恨，被贬为长沙王太傅。贾谊赴长沙，于汨罗凭吊屈原，作吊屈原赋。李白用此典比况自己有贾谊之才，同贾谊之遭遇，亦欲作吊屈原之人。这两句诗用典，含蓄地把自己才智、爱国感情、不平的遭遇托出来反映贤才遭忌是历史与现实的共有的社会现象，不仅深化诗意，同时又是自慰。“应念”一词统摄结尾两句，希望崔县令应该想到自己这位失意之人，言外之意希望崔县令了解自己，不要忘掉自己援引自己。同时自己已把崔县令引为知己，衷心爱戴，不忍分别。总之表现出他们之间情谊深厚。照应第一首开端两句，以“吾爱崔秋浦”开其端，把读者带入感情热潮之中；以崔秋浦永怀自己而结尾，把读者推到感情的高潮和顶端，并永恒地保持下去。

　　这三首诗是作者精心构思和结构的组诗，表达一个共同的主题，但各有不同的描写重点。由于描写重点不同，而采取的表现方法也各异，从一个侧面反映共同主题。三首诗把歌颂陶令、热爱崔令，抒写理想熔铸为一炉，从而暗示出在盛唐社会中，产生贤者被弃，贤者弃世的悲剧，预示社会发展将逆转。三首诗中心写崔令，表现崔令志向、节操、治绩，虚实并举，写实与写虚交互为用，人物形象丰满，精神高尚。一位陶令式的崔秋浦，形神俱美，跃然纸上，呼之欲出。在崔秋浦的形神描写中寄托李白的浪漫主义理想和精神，赞美崔秋浦，安慰自己，缓解了被损伤心灵的苦痛。

一文在写作上按事件的发展顺序记事。写起义过程，先写起义的原因和起义前的谋划，再写起义的爆发和发展，直至政权的建立，脉络非常清晰。在记述中，则采取了先因后果的写法。写起义的动机，则先写暴秦的严刑峻法；写起义的发生，则又先写将尉的残酷等等。都入情入理，有力地突出了起义的正义性。文中还通过典型细节的描写，对起义的过程、浩大的声势以及起义领袖的精神面貌，进行了较为充分的展现，从而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此文生动地记述了从大泽乡起义到张楚政权建立这一段历史进程，再现了陈胜、吴广两位起义领袖的英雄本色。陈胜有很高的阶级觉悟，并且怀有“鸿鹄之志”。这表现在佣耕时与同伴的对话中，表现在并杀两尉之后面对徒属所作的讲演中，尤其是“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话语，是对封建世袭制度的有力否定和批判。正是由于他富有远见，他的话具有鼓动性，才能收到徒属皆日“敬受命”的效果。作为起义领袖，陈胜和吴广都能审时度势、机智果断，为起义作出周密的谋划和部署。

　　“会天大雨，道不通，度已失期。失期，法皆斩”是陈涉等人起义的直接原因。面临必死处境时，陈胜和吴广当机立断，密谋起义，决心率众闯出一条生路来，说明他们对起义的时机把握得很好。二人密谋中，陈胜对时局作了精辟的分析，把握了“天下苦秦久矣”这一社会背景。在这种分析的基础上，决定打出公子扶苏和项燕的旗号——因为“百姓多闻其贤，未知其死也”，“项燕数有功，爱士卒，楚人怜之”，“或以为死，或以为亡”，提出这一口号，则“宜多应者”。他们在卜者启发下，精心策划丹书鱼腹和篝火狐鸣两件“灵异”事件，骗过了其他戍卒的耳目。他们合演的杀将尉的双簧戏，成功地点燃了起义的导火线，这些都能说明他们善于谋划。

　　后文中的“诸郡县，苦秦吏者”照应上文“天下苦秦久矣”，“皆刑其长吏，杀之以应陈涉”与上文“宜多应者”相呼应，这两句话的前后照应说明了陈胜的分析完全正确，体现了他洞察时局的能力。也正是陈涉这种谋划、洞察的能力，才造成起义一呼百应，并迅速遍及全国局面。

　　陈胜、吴广在密谋起义之时曾找人算卦，后来又在卜者暗示下演出了丹书和狐鸣两出骗局。这种为推翻一个政权而造舆论的骗术，在中国历史的改朝换代关头屡见不鲜。当广大群众畏天命的意识很浓厚的时候，举事者想要“威众”，以种种骗术把自己表现成受命于天的超人是最取巧、最见效的手法。然而，陈胜、吴广自己并不迷信天命，“王侯将相宁有种乎”才是他们的真实思想。作者司马迁更在记叙陈胜、吴广行卜时，特意点破“卜者知其指意”，既“知其指意”，则“足下事皆成，有功”云云，至于“卜之鬼乎”，分明是在参与密谋。《陈涉世家》在行文中使此类骗术昭然若揭，《高祖本纪》中对刘邦制造的斩蛇之类的神话也持保留态度，这都体现了司马迁进步的的历史观。

　　两个将尉在大泽乡起义中并没有过失，他们和吴广的一场冲突是起义领袖预谋的，但最终仍不免一死。这是因为他们是秦王朝势力的代表人物，在残酷的阶级斗争面前，充当了起义军的对立面，故难逃成为牺牲品的命运。攻下蕲县这第一个县城后，陈胜和吴广及时派葛婴带领人马到蕲县以东开辟新战场，以便迅速打开局面，同时不失时机地立国称王，建立起农民政权。这些都说明他们在起义初期战略战术运用得当，成功地担当了领袖的责任。陈胜在战斗中披坚执锐、身先士卒，吴广“素爱人，士卒多为用者”，这些都是领袖人物不可或缺的素质，在陈胜、吴广身上明显地体现出来。

　　上述人物性格特点是通过具体事件或细节的记叙表现出来的，不难看出，《史记》在为一个个历史人物立传时，不仅记录其生平大端，而且注意揭示人物的精神风貌，同时展示与人物活动相关的背景、环境，从而再现当时社会生活的真实画面，这正是《史记》文学性的主要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