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的开头四句写曹操身后寂寞,雄风已逝,给人以悲凉冷落之感。“武皇”即指曹操。“金阁”,犹言金阙,宫观楼台之美称,此指铜爵(雀)台。台建于建安十五年,在邺城西北,“高十丈,有屋百余间。”(《水经注》卷十)楼台之顶置大铜雀,舒翼若飞。又其“西台高六十七丈,上作铜凤,窗皆铜笼,疏云毋幌,日之初出,乃流光照耀”(《艺文类聚》卷六十二引《邺中记》)。浮光跃金之楼观,以“金”状之,确也非常贴切。但是,如今人去楼空,已无复当年的英风雄威、歌舞升平,留给后人的,只是一片凄凉寂寞。开头两句就这样强烈地渲染出一种物是人非的气氛。“雄剑”,本指春秋时吴国人干将、莫邪所铸之剑,其剑有二,一雌一雄,雄剑进献于吴王,此处是以“雄剑”代指魏武所佩之剑。这剑当年曾伴随他南征北战,削平群雄,而今却已埋没于尘封之中而黯然失色了。“杂佩”亦指魏武所佩之饰物。古人述及人之佩戴物常以剑佩对举,如《说苑》云:“经侯过魏太子,左带玉具剑,右带环佩,左光照右,右光照左。”故此处剑佩连类而及。“销烁”,犹言销镕,在此即是荡然无存之意。这二句,由曹操的遗物引出,再申前意,补足文气。
接下去“秋至”四句,则从《遗令》中的“月朝十五”生发而出。三五之夜,皓月当空,正是曹操要求诸妓向帷帐歌舞作乐之时。试想活生生的人幽闭于荒台孤馆,且要侍奉空床虚帐,这是怎样的一种人生悲剧!这些歌妓无异是奉献于帝王祭坛上的活的牺牲,因而对她们说来,皎洁的秋夜只会更增加内心的悲感凄凉。这四句写景恰似“主观镜头”,展现出她们眼中特有的悲凉的夜景:风露凄凄,清夜湛湛,孤独摇曳的烛光,将她们的身影分明地投于兰幕之上。全诗悲剧的气氛,至此越加浓重了。
此后六句,转入直抒怨愤,比之上面的托物诉情,感情更为强烈。“抚影”承上“孤烛”句,转接极为自然。众妓顾影自怜,悲从中来,无所适从,但觉心中的忧思,绵绵不绝,难以消解。“薄”即停止之意,如《楚辞·九章·哀郢》云:“忽翱翔之焉薄。”“瑶色”,犹言玉颜,“红芳”即红花,此亦指美人的红颜。“行应罢”,行将衰颓老朽;“几为乐”,为乐能有几时。这二句互文见义,渲染强烈。诗人感叹着妓人的青春难驻、红颜易老,不禁要为她们的不幸生涯洒一掬同情之泪,发一曲不平之歌。最后两句应《遗令》中“时时登铜雀台,望吾西陵墓田”的意思,感情由悲而怨,由怨而愤,达于高潮。这里着一“徒”字,实蕴含无穷的悲思与怨愤。登台歌舞,遥望西陵,对铜雀妓来说,只是侍奉幽灵、虚掷青春的徒劳之举,而对死去的帝王来说,也同样是毫无意义了,因为他最终也成了一堆“蝼蚁郭”,亦即“蚁垤”,蝼蚁之穴,其外壅土如城郭,故云。古人常用它和高山对举,以显示其渺小,如《孟子·公孙丑》云:“泰山之于丘垤。”赵岐注:“垤,蚁封也。”又郭璞《游仙诗》云:“东海犹蹄涔,昆仑蝼蚁堆。”此处用“蝼蚁郭”,一方面说明皇陵虽高,无异于蚁垤一堆,藐视之意可见;另一方面也表示,贵为天子者最终也要与平民百姓同归丘墓,而魏武却要作威福于死后,其自私冥顽虽到了荒谬绝伦的地步,但到头来还不是黄土一抔,又复何益!这二句和第一层诗意恰好遥相呼应,使同情歌妓与批判帝王的两个方面浑然统一于诗歌的主题之中。
江淹此诗流丽中有悲壮之气。李调元《雨村诗话》云:“诗之绮丽,盛于六朝,而就各代分之,亦有首屈一指之人,……粱则以江淹文通为第一,悲壮激昂。”而这种悲壮又是通过强烈的对比突现出来的。在写魏武时,将其生时的威武雄壮与死后的寂寞萧条作对比;而在写歌妓时,则以青春、自然之美与其生活、命运之悲作对比。帝王的淫威自私与歌妓的痛苦牺牲则是此诗最根本的一个对比。绮丽的辞藻与悲剧的气氛相反相成,形成此诗凄艳的风格,沈博绝丽之中回荡着幽怨之气,这正是楚辞的传统。
这首诗前两句写出了江阴城被屠惨状,热烈歌颂了那些不屈的英雄。后二句讥刺偷生者,似有所指,在对比中进一步衬托出了那些英雄的高尚和伟大。这首诗篇幅短小,语句通俗口语化,于简练中勾勒出可歌可泣的历史画卷。
首句直观地为读者展现了一个极为悲壮的战斗场面。战场上堆满尸体,城陷后又尸遍街卷,血淌池井。一幅战后惨景图,令人目不忍睹,也绘出了战斗的激烈残酷,点明了抗清卫城所付出的代价之大。惨象不掩英勇本色。在清兵进逼的危急形势下,江阴人民在典史带领下奋起抗击,固守县城81天,杀死清兵7万5千余人。虽后终遭屠城,但他们已用自己的生命和热血印征了以死抗争的决心,换取了显赫的战绩。
次句“万死孤忠未肯降",就热烈赞扬了江阴官兵忠君爱国、万众一心,保卫家乡至死不降的英勇精神和无畏气概。“万死”照应了首句的“满”字, “孤忠”暗示了抵抗的无外来救援和寡不敌众,“万死孤忠”与“未肯降”的对衬,突出了江阴民众誓死守城、视死如归的坚毅志向和豪迈壮举。这也都为全诗末字的赞语“香”作了充分有力的铺设。
最后,江阴女子以寄语行人的口吻,高度评价了江阴人民在抗清斗争中的业绩,由衷讴歌了他们不屈不挠的可贵精神,深情地抒发了对战死者的崇敬之意和引以为豪之感。壮士的雪胔白骨虽然发出阵阵刺鼻的气味,令人作呕窒息。但是他们乃为抗清而战,为守城而死,故虽臭犹香,他们的高尚气节将流芳百世。“活人不及死人香”作为全诗的结句,表示了作者心底的由衷赞叹,也把江阴抗清卫城之战的荣光载入了史册。
这首题于城墙的诗,篇幅短小,语句通俗口语化,于简练中勾勒出可歌可泣的历史画卷,于朴实中寄寓人民深深的哀思和颂扬。
诗的前四句追叙诗人与柳亚子的三次交往。表达了对柳亚子等倾向革命的爱国知识分子的深切关怀。后四句对柳亚子的牢骚提出开导规劝,并表示殷切的期望。
首联两句回忆同柳亚子第一次和第二次的相见,表明彼此并非初交。
颔联点到正题,对柳亚子说明读到他的诗了,也仍然是忆旧。只是首联是回忆两人的交往,颔联是回忆自己的行踪。联系起来看说明在革命战火斗争的烽火中,朋友聚散之不定,相逢之不易。 但在31年后重到北京的时候,朋友又相见了,而且得到了对方的诗篇。柳亚子原诗里“头颅早悔平生贱,肝胆宁忘一寸丹!”是对他早年参加革命活动的回忆,写这些表明他对革命有功,而认为党和国家遗忘了他的贡献。毛泽东在诗中同他做一番叙旧,就暗示党和国家并没有忘记他过去同情革命、赞助革命的经历。
颈联是全诗的主旨,是针对柳亚子来诗所表现的思想情绪进行正面的批评和规劝。诗人说,应该放开眼界,从远处,大处着眼,也就是从未来从全局着眼,胸襟开阔,保持健康的心态。
尾联劝柳亚子留在北京,不要回家,实际上是劝他不要消极隐居遁世,并且安排柳亚子居住到颐和园,就在昆明湖边,使他认识到党对他是照顾周到,优待有加的。
这首诗是老朋友之间的私人唱和之作。毛泽东的和诗针对原诗作者柳亚子牢骚愈盛而身体愈下的状况,借唱和的方式叙旧谈心,进行坦诚恳切的开导规劝,表达了对挚友的一片爱护之情。此诗清纯和雅,语言温婉秀润,情意绵长,看似清淡,味之弥甘,很有启悟和感化力量。
全诗有意淡化了二人间三次交往的政治内容,而强调友人间的文化层面,从而使这首诗带有较浓的人情味,深深体现了诗人的宽广胸怀。
《旧唐书》曾赞扬魏征的奏疏“可为万代王者法”。对于魏征这篇奏疏,唐太宗非常重视,说它是“言穷切至”,使得自己“披览亡倦,每达宵分”。他还曾使用“载舟覆舟”的比喻来训戒太子。宋、明、清三代的一些君主,也经常拜读这篇奏疏,用以规戒自己。由此可见它在封建时代的重要意义。即使到了现代,文中“居安思危,戒奢以俭”的观点,也仍有值得借鉴的意义。
这篇奏疏,在写作上很有其特色,它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文章根据唐太宗在取得巨大政绩之后,逐渐骄傲自满,生活日趋奢靡地情况,指出了他“不念居安思危,戒奢以俭”,“既得志则纵情以傲物”,不可以“竭诚以待下”,必然会使“骨肉为行路”,最后导致至亲疏远,君臣解体,离心离德,难于保守天下。奏疏不仅把“不念居安思危,戒奢以俭”的危害的道理讲得清清楚楚,而且还对症下药,提出“十思”的措施,既明确具体,又实用而不空泛,针对性很强。
奏疏从头至尾,多用骈偶,或相对为文,或排比论述,辞工文畅,音律和谐,铿锵成韵,读来如觉连珠滚动,文章一气呵成,论述步步为营,气势雄健有力,警示振聋发聩。
《谏太宗十思疏》是唐朝著名谏议大夫魏征写给唐太宗的一篇奏疏。唐太宗即位初期,因隋鉴不远,故能励精图治。随着功业日隆,生活渐加奢靡,“喜闻顺旨之说”,“不悦逆耳之言”。魏征以此为忧,多次上疏切谏,本文是其中的一篇。文章先以比喻开篇,通过成败得失的比较推论,归结到“可畏惟人” ,指出了争取人心的重要性。在这篇文章中,魏征紧扣“思国之安者,必积其德义”,规劝唐太宗在政治上要慎始敬终,虚心纳下,赏罚公正;用人时要知人善任,简能择善;生活上要崇尚节俭,不轻用民力。这个在当时历史条件下安邦治国的重要思想作了非常精辟的论述,其主题是在于提醒唐太宗要想使国家长治久安,君王必须努力积聚德义,具体提出了居安思危,戒奢以俭等十个建议。写得语重心长,剀切深厚。
魏征敢于直谏,在贞观年间先后上疏二百余道,强调“兼听则明,偏信则暗”,对唐太宗开创的千古称颂的“贞观之治”起了重大作用。而全文主要阐明的是为人君必须“居安思危,戒奢以俭”的主旨。《谏太宗十思疏》的精神,主要是规劝唐太宗在“贞观之治”取得成就以后,仍要牢记隋亡的教训,“居安思危,戒奢以俭”,“善始”、“克终”,以“积其德义”,使国家达到到长治久安的局面。
《古文观止》评价:通篇只重一“思”字,却要从道义上看出,世主何尝不劳神苦思,但所思不在德义,则反不如不用思者之为德也。魏公十思之论,剀切深厚可与三代谟、诰并传。
魏征这篇谏疏是规劝唐太宗要“居安思危,戒奢以俭”的。文章第—段即开宗明义,用树木、河流作比,说明“居安思危,戒奢以俭”是保证国家长治久安的根本。第二段分析“取易守难”的道理,并从“在殷忧必竭诚以待下,既得志,则纵情以傲物”入手,得出守成之君“所宜深慎”的结论,具有很强的逻辑性和说服力。第三段提出“十思”的具体内容。所谓“十思”,归纳起来,即戒奢安民、思危反满、宽容仁慈、慎始善终、虚心纳言、拒邪黜奸、刑赏以法。
以“固本思源”为喻,说明“居安思危,戒奢以俭”的重要性。
开篇并没有直接提出“十思”的内容,而是以生动形象的比喻打开话题。“臣闻”的口气不卑不亢,令人警醒。先从正面说,用比喻推理(“求木之长者,必固其根本;欲流之远者,必浚其泉源”)引出正题:“思国之安者,必积其德义。”三个排比句,两个作比喻,一个明事理,浅显易懂,不容置疑。再从反面申述:“源不深而望流之远,根不固而求木之长,德不厚而望国之治,虽在下愚,知其不可,而况于明哲乎?”这样就加重了强调意味。反问的一句,差不多带有“挑衅”口吻,正是“忠言逆耳”之处。接着,进一步明确指出,“人君”地位高,责任重大,如果“不念居安思危,戒奢以俭”,要想国家长治久安是不可能的,如同“伐根以求木茂,塞源而欲流长”一样荒诞。这一段的结尾,照应前面,又充分利用了“木”与“水”的比喻。
第二段
总结历史经验,并从创业守成、人心向背等方面论述“居安思危”的道理。“凡百元首,承天景命,善始者始繁,克终者盖寡。”开头几句,寥寥数语,就概括了历代君主能创业不能守成的普遍规律,这虽说是人之常情,但要“思国之安”,就必须以理性去克服它。接下来,作者以“岂取之易守之难乎”设问,引出更为具体的分析论证,指出“殷忧”与“得志”的不同心态:殷忧,则竭诚待人;得志,则纵情傲物。而“竭诚则吴越为一体,傲物则骨肉为行路”,对人的态度不同,其结果反差强烈,这说明能否恭俭下人是事业成败的关键。如果失去了民心,即使动用严刑也无济于事。“怨不在大,可畏惟人;载舟覆舟,所宜深慎”,这里借鉴古人的论述,将君和民的关系比作水与舟的关系,发人深省。
第三段
提出“居安思危”的具体做法,即“十思”。“十思”的核心内容是正己安人,但具体又有所侧重。“将有作,则思知止以安人”,这两条是戒奢侈,如喜好器物美色,大兴土木,劳民伤财等;“念高危,则思谦冲而自牧;惧满盈,则思江海下百川”,这两条是戒骄戒躁,劝皇帝要恪守职分,不骄不躁,虚怀若谷,从谏如流;“乐盘游,则思三驱以为度”,是劝皇帝不要放任自己的欲望,要持之有度;“忧懈怠,则思慎始而敬终”,是劝皇帝勤勉政事,处置谨慎,不要怠惰;“虑壅蔽,则思虚心以纳下”,是说“兼听则明”,放低身段,多听取臣下的意见;“惧谗邪,则思正身以黜恶”,是说“偏听则暗”,自己有倾向直臣,罢黜小人;“恩所加,则思无因喜以谬赏;罚所及,则思无以怒而滥刑”,是说赏罚要按国家尺度实行,不因喜怒而有所偏颇。“十思”就是十条劝戒,语语坦诚,字字惊心。文章最后从正面论述做到“十思”的好处,描绘出“垂拱而治”的政治理想。从用人,纳谏,赏罚,多方来讲、其中提到的“简能而任之,择善而从之”,即“用人”“纳谏”策略,实际上成为初唐的治国方略,创造了历史上有名的“贞观之治”。
魏征提出的“十思”能给我们哪些写作的启示呢?
一是陈述意见的针对性。这奏疏是给皇帝看的,是用来劝谏皇帝的,所以“十疏”所陈述的内容无一不针对帝王的易犯病,又无一不为“垂拱而治”的封建统治着想,使唐太宗乐于接受。
二是思考问题的全面性。这“十思”的内容涉及到与帝王冶国兴邦有关的十个问题。从生活到政治,从人个欲望以品德修养,凡存在的主要问题作者全都考虑到。不但指出问题,而且提出解决问题的办法,真是面面俱到,煞费苦心。
三是安排条款的序列性。“见可欲”“将有作”“念高危”“惧满溢”“乐盘游”“忧懈怠”“虑雍蔽”“惧谗邪”“恩所加”“罚所及”,排列井井有条,多而不乱。四是语言表达的齐整性。“十思”十句,句式大致相同,构成排比,一气呵成,形成齐整,气势磅礴。显然,这篇古代佳作给我们带来很多有益的写作启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