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秋菊在，小春梅绽，正是年华好处。酒满瑶觞，歌翻金缕，莫放行云去。已随夫贵，仍因儿显，两国看封齐楚。此时对、生朝听我，却称寿语。
清秋菊在，小春梅绽，正是年华好处。酒满瑶觞，歌翻金缕，莫放行云去。已随夫贵，仍因儿显，两国看封齐楚。此时对、生朝听我，却称寿语。
上阕从痴情人忆的感受写起、“枕函香，花径漏。依约相逢，絮语黄昏后。”起首四句写回忆里的室外情景：荏花径泄露春光，枕头都留有余香的美好日子里，他与伊人在黄昏时见面，絮语温馨情意绵绵。这里运用“黄花”、“瘦”等意象暗喻了她也为相思而受尽煎熬。此中情景都是想象之语，而以实笔出之。
下阕阳句写别后词人相思成痴、痴情人幻的迷离之景。前两句写她在闺房里，寂寞地掩着屏风，青绿色的衣袖低低垂下．似是欲说还休。后两句，词人心魂则由彼处，倏然飞回此处。写这时候他依稀听到了她那脉脉传情的箫声，只是不知人在何处。“何处吹箫，脉脉情微逗”，情转温软醉人。“肠断月明红豆蔻”，接下来一句则再由幻境回到现实。写如今夜色沉凉，月光照在院中的红豆蔻上，那红豆蔻无忧无虑开得正盛，让人触景伤情： “月似当时，人似当时否？”于是又联想到曾与她同处在月下的情景，而如今月色依然，人却分离。月亮永恒，恋情却苦短，在这月的孤独落寞中，昔日繁华凋零，词人反问这句清丽而沧桑的“月似当时，人似当时否？”比起“当时明月在，曾照彩云归”，更显情深、意浓，凄凄惨惨戚戚历历可见。
全词虽迷离恍惚，但层次分明。上阙起始于这痴情人幻的感受。先写室外情景；下阙则是转回到室内的描写，以反诘的收束，将其如痴如幻的情怀表达的更为透彻。该词描写月夜怀念所爱之人的痴情，柔情婉转，语辞轻倩，似丽人姿容初展，风神微露。
该文是王安石阐述自己文论观点的信。信虽主要针对书、序、原、说一类理论文的作意而言，但从中也可窥见王安石基本的文学观点。在对文章本质的认识上，王安石是个“政教论”者。
他开门见山，提出要义：“文者，礼教治政云尔”，即认为文章的实质应是反映礼教政治，并为它们服务。在《与祖择之书》中，他也重复过这个意思：“治教政令，圣人之所谓文也。”“圣人之于道也、盖心得之，作而为治教政令也”，“书诸策而传之人。”王安石认为，当初文章产生，就是因为古代圣贤对于治理世事有了个人的见解，于是写下来，传示当代及后人，这就是文章了。所以文章实际上就是礼教政治。以此为前提，该文集中阐释了“作文之本意”，即写文章到底为了什么。作者指出，作文的根本目的就是要“有补于世”，“适于实用”。从这个根本点出发，王安石重点讨论了文和辞的关系，即思想内容与表现形式之间的关系。他认为文章的内容和形式应该是统一的，但二者又有主次之分。韩愈、柳宗元是作文章的行家里手，成就很高，可惜他们没有重视作文的目的，只告诉人们一些作文的形式技巧。孟子在《离娄下》中所说的一段话却不只是告诉人们如何作文章，还可借以比喻写文章的终极目的。孟子的本义是说，君子探求学问，目的在于自己要有真正的心得，有了自己的心得，就能专心研究下去；专心研究，就会掌握住深厚的道理；掌握的道理多了，运用起来就能左右逢源、头头是道。写文章也是如此，首先要有明确的实用目的，目的明确，你就会认真思考，获得自己的见解；见解深刻，内容充实，写起来就能得心应手，驱遣自然。所以写文章，目的、内容是根本。他拿器物作比，说明文章“以适用为本”的道理。以为言辞形式之美有如器物的外饰，虽不可完全废止，但总不能摆在首位。一件器物只要适用，不一定非要华丽巧妙不可，而不适于实用者，装饰再华巧，也失去了它作为器物的本来意义。
在北宋，对于“道”与“文”的关系，争论非常激烈，不少人执论偏颇，王安石认为“彼陋者”，“非流焉则泥，非过焉则不至。甚者置其本，求之末，当后者反先之，无一焉不悖于极。”（《与祖择之书》）有的人虽夸谈“文以明道”，而其真心却只重文不重道。所以他特别指出在强调“作文之本意”方面，韩、柳也还作得不够。同时，他也看到了道学家矫枉过正，重道轻文的弊病，因此也不完全否认“巧且华”的修饰作用。于是，他明确提出自己的主张：“容亦未可少也，勿先之”，即要求把文章的思想内容放在首位，而表现形式放在其次。如果读者对此不作机械的理解，二者位置的摆法无疑是正确的。然而，王安石所讲的思想内容，仅仅指礼教政治，这种认识就过于拘狭。但是，在那个历史时期，王安石能从文章的社会功用出发探讨其内容和形式的相互关系，提出这样独到而较为深刻的见解，是非常可贵的。
从王安石的写作实践看，他确是“挟此说以自治”的，即如此文，所论虽关宏旨，说理却透辟而简洁，毫无巧饰刻画之痕。起手即明确道出自己对“文”的基本看法，语气斩钉截铁，显得理足气盛。紧接着一言论定孔子“言之不文，行之不远”的本意并非倚重修辞，这就否定了某些人片面强调文饰的一个重要理论根据。关于圣人作文的本意，作者引用孟子之言作了回答，指出作文必须“以适用为本”，以思想内容为主，并用比喻对此展开了充分而生动的论说。信从作文之本意提起，而最后落脚在如何处理“文”、“辞”关系上，几经推演，但却中心突出，观点鲜明，作者的思路表达得很清楚。文笔既简练劲峭，又不失华采生动，语言极富表现力。
由于王安石从礼教政治出发，过于强调实用精神，使得他的文学观念带上了浓厚的功利主义色彩。人们又往往把仅适用于理论文章的“适用为本”的观点赋予普遍的意义，推广于一切文学，等而下之，其末流就将文学和政治宣传等同了起来，轻视乃至否定了文学的审美价值和愉悦作用。这也许是王安石始料所不及的。
婉约词表现的往往是一种深沉委婉的思绪，心灵的潜流，虽窄却深。高度的物质文明陶冶了文人细腻的感受，时代的阴影又使得有宋一代文学带上了哀怨的色彩，而词这种艺术表现形式自身积淀的审美标准也影响了词作者命题和立意。所以，作为一代中兴名相的赵鼎，也将这首“春愁”词也写得婉约低回，那么此词就是可以理解的了。
词的上片写春梦醒来独自愁。“香冷金炉，梦回鸳帐馀香嫩。”这两句说的是，金炉中，香已冷，绣着鸳鸯的帐惟低垂着，一切都是那么闲雅，那么静谧，那么温馨。一个“嫩”字以通感的手法写出了余香之幽微，若有若无。但这种宁静而温馨的环境又似乎处处暗含着一种无可排解的孤独和感时伤怀的愁绪，这愁绪犹如那缕缕余香，捉摸不到，又排遣不去。
“更无人问，一枕江南恨。”这说的是午梦醒来，愁绪不散，欲说梦境，又无人相慰相问。“恨”以“一枕”修饰，犹如用“一江”、“一舟”来修饰“愁”，化抽象为具体事物，组接无理而化合巧妙。梦中的追寻越是迫切，醒来的失望就越发浓重。至于这恨，所指到底是什么，词人没有讲明，也无须讲明，这是因为这是一种无所不的闲愁闲恨，是一种泛化了的苦闷，这恨中蕴含的既有时代的忧郁，也有个人的愁绪。伤春愁春只是此词的表层含义，人生的喟叹，世事的忧虑，才是此词的深层含义。
下片以“消瘦休文”自比。沈约病中日益消瘦，以至“百日数旬，革带常应移孔，以手握臂，率计月小半分”。故此后人常以“沈腰”来比喻消瘦。“顿觉春衫褪”以夸张的手法突出“消瘦”的程度。“春衫裉”即春衫宽。这两句说的是衣服觉宽，人儿憔悴、苦涩之中有着执着。“顿”字以时间之短与衣衫之宽的对比突出消瘦之快，“顿”还有惊奇、感叹、无奈等复杂感情。
“清明近，杏花吹尽，薄暮东风紧。”这三句以景作结，含不尽之意。这三句说的是清明已近，那闹春杏花已吹落殆尽，春色将老“一片飞花减却春，风飘万点正愁人。”这种冷清的境界里，作者独立无语，不觉又是黄昏，顿感东风阵阵夹寒意。
清明时节多风雨，若再有风雨夜过园林，无多春色还能留几分呢？东风带来春雨，催开百花，然而东风又吹老园林，送走春色，所以宋人常有“东风恶”之语。“薄暮东风紧”写的是眼前之景，暗含的却是担忧明日春色将逝之情。一个“紧”字通俗而富有表现力，既写出了东风紧吹的力度，又写出了作者“一任罗衣贴体寒”，守住春光不放的深情。
这首词属于婉约派词作，但婉而不弱，约而不晦。譬如词的结尾，写的是日暮花落之景。词人伤春惜花，守至日暮，依然不愿去，虽无可奈何又依依不舍，惋叹之中又有着坚韧，婉约之中犹有筋骨。词的语言含蓄有味而通俗易懂，虽到口即消却耐人寻味。
这首诗是诗人听闻沙俄出兵东北攻陷沈阳后的抒怀之作。诗中对沙俄帝国主义的野蛮侵略、清政府的畏敌卖国，表示了痛恨；诗中诗人雨夜不寐、独立苍茫的情景，表现了诗人沉重的心情和深沉的爱国主义感情。全诗抒情委婉含蓄，深沉抑郁。
“千声檐铁百淋铃，雨横风狂暂一停。”概写国家形势。自鸦片战争以来，帝国主义不断侵占中国。整个国家是在风风雨雨中度过的。从中日甲午战争后，国内没有发生大战争，像狂风暴雨一样的战事暂停一时。
“正望鸡鸣天下白，又惊鹅击海东青。”写帝俄侵占中国东北。正当国家变法维新，时局如鸡鸣天亮有所好转时，不料，帝国主义竟发动八国联军之役，更令人震惊的是帝俄又侵占中国东北。
“沉阴噎噎何多日，残月晖晖尚几星。”写国势危急。面对帝国主义的侵略，诗人感叹“阴暗的日子何其多”。尽管有明月、星星，也只是残月、疏星。清廷腐败，国力不强，战争乌云弥漫，人民灾难深重。
“斗室苍茫吾独立，万家酣睡几人醒？”抒发诗人忧国忧民之情。诗人独自一人站在狭小的住室里，面对苍茫夜色，心中产生无限感慨。国家处于生死存亡的关头，许多人都在酣梦之中，又有几个人在觉醒。诗人对国事无限忧虑，愁思万千。
泥牛鞭散六街尘。“泥牛”即春牛，旧时打春仪式上所用的土牛。在立春前一日，用土、芦苇或纸做成，官府打春牛迎春，以催耕迎春，祈求丰收。“六街”指唐宋京都宫门外左右边各三条的中心大街，后来泛指京城的大街和闹市。立春日各官府要奉上肉果食品于芒神土牛前，在正午时举行隆重的打牛仪式，吏民击鼓，由官员执红绿鞭或柳枝鞭打土牛三下，有的是用棍子打，然后交给属吏与农民轮流鞭打，把“牛”打得越碎越好。在诗中，我们的劳动人民硬是把一头庞大的“泥牛”抽打成了弥漫街道的尘土，可见他们对春天是如何的充满了期待啊。
生菜挑来叶叶春。旧时习俗在立春日做春饼、生菜，称之为“春盘”。吃着美食，春暖花开，枝条上的片片树叶焕发着勃勃生机，春天真的来了，所以说“生菜挑来叶叶春”。从此雪消风自软。春天来了，冰雪融化，风儿也不在夹杂着烈列寒气，而是变得温柔起来，“吹面不寒杨柳风”，
梅花合让柳条新。合，应当，理所当然；让，谦让，闪避。古谚有“五九、六九沿河看柳”的说法，柳树是最早知道春天的，柳树也是属于春天的。“凌寒独自开”的梅花属于已经过去的严冬，面对春天款款的脚步，梅花还是悄然避让，把这生机盎然的春天拱手让给绿意盈盈的柳树吧。鞭春：打掉身上懒惰，望来年勤奋努力。在祈福祭祀的活动完成后，迎春中的一项重要仪式——打春牛，就开始了。打春牛即鞭春，亦称“鞭春牛”“鞭土牛”，立春日将泥塑春牛打碎，这是农耕文明时代的遗风。“打春是春耕开始，打春把鞭打在牛身上、目的是打掉人身上的懒惰，望来年勤奋努力耕作，喜获丰收，这也是千百年来的习俗。”刘孝昌描述到，古时在司仪执事的主持下，知县率春官下属及乡绅人等，先围绕春牛一周，再由知县或春官执春鞭，猛抽春牛，边打边高声唱：“一打春牛头，国泰民安；二打春牛腰，风顺雨顺；三打春牛尾，五谷丰登。”
古时候劳动人民每到立春时节，就要举行“打春牛”习俗，又称为“鞭春”。所谓的“春牛”，又称“土牛”，也就是这首诗中的“泥牛”，是用土、芦苇或纸做成。在立春前一天，百姓设坛祭祀，抽着彩鞭赶着“春牛”回到县衙门，县衙设好酒水以作供奉。老百姓则牵着“春牛”载歌载舞，祈求丰收。立春日正午时分，县衙官员要手执红绿鞭或柳枝鞭打土牛三下，然后交给属吏与农民轮流鞭打，把“牛”打得越碎越好，代表来年丰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