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诗扣住吴江的地理形势和有关的历史事件,巧妙地融写景、叙事、抒情为一体,寓意深刻,感慨良多。
此诗上半部分描写吴江自然景色,首联所说“松陵”,为吴江旧称。吴江县城东南旧有一条长堤,界于松江与太湖之间,蜿蜒八十余里。诗人走在黄昏的吴江道路上,远远望去,这堤好像要抱住整座县城一样。一个“抱”字,把长堤拟人化了,不仅形象生动,而且写出了它对吴江县城护拥偎倚的情态。首联是对吴江的远眺,颔联两句,则由远而近,进一步作具体刻画。第三句所说的“塔”,原在吴江东门外的宁境华严讲寺内,共七层,高十三丈,形方,故名方塔。方塔在湖中各处均可看见,而其自身位置又是固定不变的,这就仿佛湖势在围绕着方塔移动。第四句所说的“桥”,一名垂虹桥,俗呼长桥,东西百余丈,多至七十二孔,中间有垂虹亭;前临太湖,横绝松陵,湖光海气,荡漾一色,旧称“三吴绝景”。由于桥身很长,所以有一种似乎淡淡的月痕是由它牵引而生的感觉。两句抓住当时吴江最具特色的景物,做了典型的概括描写。诗中有塔有湖,有桥有月,动静相宜,交相辉映,组成了一幅空明清旷的图画。同时,颔联这两句除了写景之外,实际上另有某种深刻的寓意蕴藏在内,与颈联相呼应。
颈联“市静人逃赋,江宽客避兵”,这两句为全诗关键,它描写了吴江在赋税重压、战乱摧残之下的萧条景象。市集沉寂,是由于百姓忍受不了重敛苛征,被迫逃亡;江面空阔,是由于行客为了躲避兵火战事,隐身遁迹。这“市”和“江”的萧条景象,一方面和前面“湖”和“月”同样开阔,另一方面却又使得原来的秀丽景色整个地为之黯然,蒙上了一层凄清惨淡的色调,从而产生了对照鲜明的艺术效果。再结合颔联“塔盘”、“桥引”两句。所谓“湖势动”,即可以视为写自然之景,也可以看作是对颈联的“逃赋”和“避兵”的人间风波的一种形象的暗示。所谓“月痕生”,则在写景之中隐寓清兵南下之意。月属阴象,因而在古代诗词中往往用来比喻外族。如清初著名女词人徐灿的《踏莎行》即云:“碧云犹叠旧山河,月痕休到深深处!”这里的“碧云”典据梁朝江淹《休上人怨别》诗:“日暮碧云合。”意思说当时的南明小朝廷虽然已经日薄西山,但毕竟还在坚持;“月痕”则指清兵,希望它不要消灭南明。吴伟业和徐灿是同时代人,并且还是儿女亲家。他作《过吴江有感》时,明朝政权已经彻底覆亡,所以一开头写的就是“落日”而不是“日暮”;因此颔联中的“月痕生”,也同样应是暗指清兵到来,而颈联的“避兵”,由此也不显得突兀而出了。如此,全诗的结构脉络便可一目了然。首联总起,概括吴江形势,点明时代背景;接着一分为二,颔联、颈联由暗而明,既是写景,又分别暗示了清兵南下、人民离散。最后,诗又合二而一,归结为故国沦丧,交游零落,身世凄凉,唯有感叹而已的悲凉情怀。
尾联“廿年交旧散,把酒叹浮名”,这里的“廿年”不一定是确指,它可以包括清兵南下至写作此诗这二十余年的时间。“散”字承上文“逃”、“避”二字而来,“人逃”“客避”,故友自然也都离散了。这句虽然说得较虚,不过,此中仍有故事可稽。明朝既亡,许多爱国文士相率结为诗社,遁迹林泉,砥砺气节,暗图匡复。顺治七年(1650)开始出现的吴江“惊隐诗社”,在当时尤为著名。吴江的吴炎、潘柽章,昆山的顾炎武、归庄等人,都是它的主要成员。康熙二年(1663),庄廷鑨“明史案”兴,清王朝借机大搞株连,屠戮遗民志士,“惊隐诗社”亦被迫停止,吴炎、潘柽章也惨遭杀害,顾炎武曾做诗文吊之。而吴伟业同他们都有交往,因此,“廿年交旧散”云云,大概正是“有感”于这一事件。至于“把酒叹浮名”,则是吴伟业本人的身世之感。他在明朝少年高第,前程似锦,而明亡以后,由于“浮名”太盛,被迫出仕清廷,晚年才得以回乡家居。“浮名”之累人如此,反不及故友们或死或遁;名节不堕,令诗人深为叹息,借酒浇愁。
纵观全诗,前半首写“过吴江”,是叙事;后半首写“有感”,是抒情。然而,抒情之中,兼有叙事。首联“落日”,诗人离吴江还较远;颔联“月痕生”,渐渐接近吴江;颈联“市静”,表明已经上岸;尾联“把酒”,则是住下之后发现“交旧散”,才对“酒”兴“叹”的。全诗按照时间先后依次描述,层次分明。因此,后半首既是写“有感”,又是续写“过吴江”。同样,前半首的“落日”,“月痕生”,暗示了明朝的覆亡、清兵的入侵,所以,它既是写“过吴江”,又是预写“有感”。可见,在本诗中,叙事与抒情,“过吴江”与“有感”,已经达到了相互渗透、不可截然分割的地步。
此曲形容世人爱财如命,为了钱财什么事都做,刻画出这类人贪得无厌、极端自私的形象,隐含着作者对贪婪者的极大讽刺。小令借助贴切的比喻进行夸张,把贪财汉的举止、心境描绘得淋漓尽致。
“一粒米针穿着吃,一文钱剪截充”,开头用两个极端夸张、但又似曾相识的具体形象——一粒米用针穿着吃,一文钱剪成几块来花,勾画出贪汉可笑可鄙的神态,一下子就触及到了这类角色重要的特点之一——悭吝。这种漫画手法是民间文学的讽刺作品中经常运用的,直截了当,泼辣痛快,形象鲜明,一语中的。“但开口昧神灵”,可以说是进而揭穿了贪汉性格的本质。他们为了钱财,无时无刻不昧着良心。“但开口”三字虽平俗然而深刻,把贪汉散发着铜臭的灵魂揭露无余,简单而透彻,一点也不含糊,也体现出民间语言的特色。
接下来,作者用两个比喻形容贪汉两种表现形式不同,但本质毫无二致的生活哲学:“看儿女如衔充燕,爱钱财似竞血蝇。”他们对待自己的儿女就像衔充筑巢的燕子,辛辛苦苦,真是“甘为儿女作马牛”;对待钱财则如同嗜血的苍蝇,玩命地吮吸,丝毫也不放过。这两种态度,实际上都是这类人贪得无厌、极端自私性格的表现。他们不但为自己打算,从封建宗法观点出发,还得为子孙后代打算。为此,他们不惜损人利己,格外拼命地攫取钱财。这两句曲文,是生活经验丰富的人民群众对贪汉性格特征的高度概括,比喻通俗,都是生活中常见的现象,但都用得恰到好处。
贪汉如此贪婪,结果却是:“无明夜攒金银,都做充饥画饼!”没日没夜的积累钱财,其实金银财宝,什么都不是,最后是“画饼充饥”,全是徒劳,一场空。至于为什么如此,作者没有明说,而是留给读者去体会。
这支小令讽刺的是社会上常有的人与事,这类人的下场,读者是能想象得出的。他们伤天害理,不择手段地聚敛财富,到头来不是为财害身,就是被儿女牵累,甚至于贻害儿女,绝少有好结果。作者用“画饼充饥”的典故来概括他们的下场,余味无穷,发人深省。
此诗先是描写蝉的境遇,后面直接跳到自身的遭遇上来,直抒胸臆,感情强烈,最后却又自然而然地回到蝉身上,首尾圆融,意脉连贯。全诗以蝉起,以蝉结,章法紧密,对蝉的刻画与诗人的情意婉转表达到了浑然交融与统一,是托物咏怀的佳作。
“本以高难饱,徒劳恨费声。”首联以蝉的生活习性起兴。“高”以蝉栖高树暗喻自己的清高;蝉的“难饱”又与作者身世感受暗合。由“难饱”而引出“声”来,所以哀中又有“恨”。但这样的鸣声却是徒劳,并不能使它摆脱难饱的困境。这是说,作者由于为人清高,所以生活清贫,虽然向有力者陈情,希望得到他们的帮助,最终却是徒劳的。这样结合作者自己的感受来咏物,看似把物的本来面貌歪曲,因为蝉本来没有“难饱”和“恨”。作者这样说,看似不真实了,但咏物诗的真实,是作者感情的真实。作者确实有这种感受,借蝉来写,只要“高”和“声”是和蝉符合的,作者可以写出他对“高”和“声”的独特感受来,可以写“居高声自远”(虞世南《咏蝉》),也可以写“本以高难饱”,这两者对两位不同的作者都是真实的。
五更疏欲断,一树碧无情。”颔联是说,五更以后疏落之声几近断绝,满树碧绿依然如故毫不动情。
蝉的鸣声到五更天亮时,已经稀疏得快要断绝了,可是一树的叶子还是那样碧绿,并不为它的“疏欲断”而悲伤憔悴,显得那样冷酷无情。这里接触到咏物诗的另一特色,即无理得妙。蝉声的“疏欲断”,与树叶的“碧”两者本无关涉,可是作者却怪树的无动于衷。这看似毫无道理,但无理处正见出作者的真实感情。“疏欲断”既是写蝉,也是寄托自己的身世遭遇。就蝉说,责怪树的“无情”是无理;就寄托身世遭遇来说,责怪有力者本可以依托荫庇而却“无情”,是有理的。咏物诗既以抒情为主,所以这种无理在抒情上就成了有理了。
“薄宦梗犹泛,故园芜已平。”颈联是说,我官职卑下像桃梗漂流不定,家园长期荒芜杂草早已长平。
颈联来一个转折,抛开咏蝉,转到自己身上,这一转就打破了咏蝉的限制,扩大了诗的内容。作者在各地当幕僚,是个小官,所以称“薄宦”。经常在各地流转,好像大水中的木偶到处漂流。这种不安定的生活,使他怀念家乡,更何况家乡田园里的杂草和野地里的杂草已经连成一片了,作者思归就更加迫切。这两句好像和上文的咏蝉无关,暗中还是有联系的。“薄宦”同“高难饱”、“恨费声”联系,小官微禄,所以“难饱”、“费声”。经过这一转折,上文咏蝉的抒情意味就更明白了。
“烦君最相警,我亦举家清”,又回到咏蝉上来,用拟人法写蝉。“君”与“我”对举,把咏物和抒情密切结合,而又呼应开头,首尾圆合。蝉的难饱正与我也举家清贫相应;蝉的鸣叫声,又提醒我这个与蝉境遇相似的小官,想到“故园芜已平”,不免勾起赋归之念。钱钟书先生评论这首诗说:“蝉饥而哀鸣,树则漠然无动,油然自绿也(油然自绿是对“碧”字的很好说明)。树无情而人(‘我’)有情,遂起同感。蝉栖树上,却恝置(犹淡忘)之;蝉鸣非为‘我’发,‘我’却谓其‘相警’,是蝉于我亦‘无情’,而我与之为有情也。错综细腻。”钱先生指出不仅树无情而蝉亦无情,进一步说明咏蝉与抒情的错综关系。
咏物诗,贵在“体物为妙,功在密附”。这首咏蝉诗,“传神空际,超超玄著”,被朱彝尊誉为“咏物最上乘”。诗人借蝉栖高饮露的个性来表现自己高洁的品格,可谓借物咏怀的典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