援琴试弹贺若。尽清于别鹤，悲甚霜角。怎似得、斜拥檀槽，看小品吟商，玉纤推却。旋暖薰炉，更自炷、龙津双萼。正怀思、又还夜永，烛花自落。
援琴试弹贺若。尽清于别鹤，悲甚霜角。怎似得、斜拥檀槽，看小品吟商，玉纤推却。旋暖薰炉，更自炷、龙津双萼。正怀思、又还夜永，烛花自落。
开头“恨春易去”四字笼罩全篇，是命意所在。“甚春却向扬州住”，用疑问的语气表现出对比之意和咏叹之情。暮春时节，花事渐阑，别的地方已是春色无多，而在扬州，春意独多，春天好像对这座美丽繁华的城市有着特殊的感情，故而迟迟不愿离去。“微雨，正茧栗梢头弄诗句”。茧栗，本言牛犊之角初生，如茧如栗，见《礼记·五制》。任渊注黄庭坚《广陵早春》诗“红药梢头初茧栗”句，谓“此借用以言花苞之小”。白石此句即本于黄诗。此刻，细雨如烟，芍药枝头的蓓蕾，吮吸甘霖，生机勃发，孕育着醉人的诗意。“弄”字下字极工。“红桥二十四”，指扬州的风流名胜二十四桥，桥边芍药弥望。“二十四桥明月夜，玉人何处教吹萧？”（杜牧《寄扬州韩绰判官》）至北宋已仅存七桥（沈括《梦溪笔谈》卷三注），此言其多而已。红桥、碧水、明月、名花、美人，加上那仙乐一般的箫声，多么令人神往！“总是行云处”似借宋玉《高唐赋》中楚王梦与巫山神女相会的故事来描写仕女如云，从而给红桥一带涂上一层玫瑰色的浪漫光彩。以下由写人采用比拟的手法写芍药的曼妙风情：“无语，渐半脱宫衣笑相顾。”芍药的蓓蕾在雨露的滋润和游人的瞩目下，悄悄地开放了。她们半裹红妆，微露笑靥，深情地顾盼着来来往往的观赏者（包括词人自己）。此句写芍药之有情，正人之有情也。此视《扬州慢》“念桥边江药，年年知为谁生？”何如？此句之妙，可与周邦彦咏蔷薇“长条故惹行客，似牵衣待话，别情无极”（《六丑》相媲美）。句意隐含着我已无福消受的意思，为下片写自己迟暮之悲张本。
“金壶细叶”展示的是盛开的芍药。硕大的金红色花朵，衬以细密的绿叶，显得分外明艳惊人。“千朵围歌舞”美貌的女郎在花丛中尽情地唱着、跳着，应和春的旋律。这声色交融、春情激荡的场面，顿时勾起词人的迟暮之感。“谁念我鬓成丝”化用“红药梢头初茧栗，扬州风物鬓成丝”（黄庭坚《广陵早春》）之句，扬州风物虽好，无奈自己已两鬓斑白，置身于粉红黛绿之间，显得多么地不相称。白石布衣清客一生，多依名公臣卿，但生性孤傲，不合众流。故词中每于众人欢乐之际反写己之清苦寂寞。他如《庆宫春》，本是四人同游，偏写出“老子婆娑，自歌自答”；《鹧鸪天》写赏灯之乐，偏写出自己“少年情事老来悲”。结末以刘攽自况。据《宋史·艺文志》记载，刘攽的著述除《彭城集》、《公非先生集》等外，还有一卷《芍药谱》，可惜已经失传。“后日西园，绿阴无数。寂寞刘郎，自修花谱”，意思是说：待到春尽夏来，名园绿肥红瘦之时，我愿意默默无闻地为芍药编修花谱。此与苏轼《贺新郎》“待浮花浪蕊都尽，伴君幽独”同一意境。“寂寞”二字，与“自”字相映合，充满苦涩滋味，映现出类似“无可奈何花落去”的凄凉心境，读来倍觉情深意切。
昔人评论姜词，认为清远空灵是其基本特色。张炎说：“词要清空，不要质实。清空则古雅峭拔；质实则凝涩晦昧。姜白石词如野云孤飞，去留无迹。”（《词源》卷下）姜词之所以给人留下这样的印象，原因在于作者有着丰富的美感经验，能够在感受、记忆、思考、想象等心理活动的基础上进行联想，然后选用清新秀逸的言辞，把它化作动人的意象。这类意象或意境总有些迷离恍惚，如水中之月镜中之花。唯其如此，言外之意，画外之境才更加繁富，更加耐人寻味。这首词就大量采用比拟、双关的修辞手法，以物拟人，写物兼写人。物与人犹形与影，若合若离，显得明明丽丽而又影影绰绰。遗其形而得其神。像“无语，渐半脱宫衣笑相顾”，以多情的人来比拟无情的花，以人的情态来表现花的容貌，妙不可言。联系上文“微雨，正茧栗梢头弄诗句”，前者描述欲放未放的花苞，这里展示已开但未全开的花朵。而联系下文“金壶细叶，千朵围歌舞。谁念我，鬓成丝，来此共尊俎”，写花之外，又分明是在写人，由扬州风物写到扬州风情，从而勾出“鬓成丝”的迟暮之感。这样，就大大丰富了作品“恨春易去”的命意。遗貌取神，离形得似，这大概就是构成清空高远境界的一种有效手段。
姜夔还惯于采用避实就虚、提空写景的方法。例如芍药枝头的蓓蕾，在春雨的催发下迅速膨大，不断发生变化。那过程，那状态，极其微妙，无法实言。在姜夔的笔下，它表现得非常简洁，也非常生动：“微雨，正茧栗梢头弄诗句。”“弄诗句”是酝酿诗情的意思，它确乎比较抽象，没能把花苞受雨后迅速发育成长的状况具体地显示出来，但却深刻地揭示出变化的微妙以及含蕴其间、难以言说的诗意美。
诗题中的金陵，指润州，即今江苏省镇江市，非指南京。唐人喜称镇江为丹徒或金陵。如李德裕曾出任浙西观察使（治所润州），其《鼓吹赋·序》云：“余往岁剖符金陵。”府相，对东道主周宝的敬称，其时周宝为镇润州的镇海军节度使同平章事。中堂，大厅。此诗是诗人参加周宝的盛大宴会，有感而作。
起二句连用三个“满”字，笔酣意深。满耳的笙箫吹奏，满眼的花容月貌，满楼的红粉佳丽，佩戴着炫目的珠宝翡翠，真比吴娃还美，若非仙宫似的富贵人家，不可能如此。
颔联“因知海上神仙窟，只似人间富贵家”，正以此意承接首联歌舞喧阗、花团锦簇的豪华场面。可诗人匠心独运，以倒说出之，便觉语新意奇。本来神话中的仙境，人间再美也是比不上的。而诗人却倒过来说，即使“海上神仙窟”，也只能象这样的“人间富贵家”。淡淡一语，衬托出周宝府中惊人的豪奢。沈德潜评此诗时说：“只是说人间富贵，几如海上神仙，一用倒说，顿然换境。”
颈联“攒”、“曳”二字丝丝入扣。雕饰精美的门庭，灯烛辉煌，像是红烛夜市一般。歌女们翩翩起舞，彩衣像牵曳着碧空云霞。轻歌曼舞，轻盈摇曳之姿毕现。“夜攒”益显其满堂灯火，“晴曳”更衬出锦绣华灿。“夜”和“晴”又把周宝夜以继日、沉湎于歌舞声色之中的场面写了出来。
诗吟至此，已把争妍斗艳、溢彩流光的相府夜宴写到绝顶了，收笔几乎难以为继。而诗人别具心裁，毫锋陡然转到了宴会场外的静夜遥天：“却愁宴罢青娥散，扬子江头月半斜。”一个“愁”字，点出了清醒的诗人并未被迷人的声色所眩惑，而是别抱深沉的情怀。酒阑人散，月已半斜，徘徊扬子江头，西望长安，北顾中原，兵戈满天地，山河残破，人何以堪。伤时，怀乡，忧国，忧民，尽在一个“愁”字中含蕴了。
“月半斜”之“半”，既是实景，又寓微言。这时黄巢起义军纵横驰骋大半个中国，地方藩镇如李克用等也拥兵叛唐，僖宗迭次出奔，唐王朝摇摇欲坠。只有东南半壁暂得喘息，然而握有重兵的周宝却整日沉湎酒色。这样一个局面，正是残月将落，良宵几何。
全诗用四分之三的篇幅重笔浓墨极写阀阅之家穷奢极欲、歌舞夜宴的富贵气象，而主旨却在尾联，诗眼又浓重地点在一个“愁”字上。一“愁”三“满”，首尾相应，产生强烈的对比作用。三“满”正是为了衬托出深“愁”。“愁”，是这首诗通前彻后的中心轴线。
这篇文章作者模仿了柳宗元的文章的基本格调和具体表现方式，并在文字中融入了个人独特的体验，反映了作者自己的心态，把大段议论引入文中，更显出宋人散文特有的理性风格。文章虽为记亭而作，但苏舜钦更借此抒发胸中丘壑，因而沧浪亭作为一种精神寄托，在文中成为推进内容发展的关键。文章总体不仅叙事写景，更有抒情议论；文章各个部分不仅作现状的描述，更注重于表现事件和思维的发展过程。总之，文章的布局及表现方式都出于抒写感情的需要，这篇文字真实地记录了一个横遭迫害的文人的心灵历程。
文章第一部分重在记叙，但在写构亭之前，以主要笔墨叙述了一个对高爽虚辟之地由“思得”、“不可得”而终于“得之”的过程。士居偏狭不能出气，欲得高爽之地。这与其说是感官上的需要，不如说更是心理上的需要。因而，对寓居之地的寻求，正是作者心理情态的反映。它说明，愤懑和抑郁长久沉重地压在作者的心头，但他又不甘被苦闷压倒，力图从这一精神状态中解脱出来。和他以前的许多文人一样，他也只能从政治环境转向大自然，从山水草木中获取感情的补偿。而孙承祐所遗下的池馆，以它环境之美，以它“旁无民居”的幽僻，让作者一下子捕获到了与其心灵所需相契之点。这一段写景，作者采用移步换景的表现方法，以“顾”、“得”、“趋”等字真切地写出了他被自然环境深深吸引的情态。而对于具体筑亭之事文中仅以“构亭北碕”一语带过。亭名“沧浪”，取义于先秦民歌：“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我足。”歌词寓含着洗濯政治污浊之意，但作者也无意在这点上展开，因为当他把大量笔墨用于抒情议论时，亭名的这一层含义已不言而喻，不需再赘述了。
这一佳地既然是作者在心情郁闷的情况下努力求索所致，因而他抒写自己从中获得的情趣，决非一般的赏心悦目。他一方面极写内心的舒坦自在，强调了他与大自然的息息相通；另一方面，与上文“旁无民居”之语相呼应，再次强调了连野老也不至的宁静。这显然不同于陶渊明，“邻曲时时来，抗言谈在昔”，“过门更相呼，有酒斟酌之”（《移居二首》）那种乡居生活的乐趣。这是苏舜钦从他蒙受不白之冤的经历出发而产生的特殊心态。这种不仅要摆脱政事，甚至要摆脱一切人间往来唯与“鱼鸟共乐”的极端追求，是他心理上对黑暗现实所作出的逆向反应。这也从另一个角度再次说明，这次政治打击在苏舜钦心中留下了难以磨灭的沉重印记。
接着，文意深入一层。如果说，以上所写主要表现了“形骸既适则神不烦”。那么，随之提出的“观听无邪则道以明”，则表明作者从对景色的沉迷转为清醒的反思和冷静的自责：这充分说明，作者现时的感情状态固然是受大自然的感染而成，却又是主观追求和自觉体验的结果，是有意识的心理调整，而浑浊丑恶的官场纷争和美好宁静的大自然两相对照，尤觉今日闲逸自在的可贵，也就更能实现他所需要的心理平衡。文章的最后部分，从对往事的“返思”再上升到理性的思考，这是由个人的遭遇而引出的在普遍意义上对人生处世问题的探讨，但即便如此，其中仍充满作者自己的感情体验。他体会到“惟仕宦溺人为至深”，并坦率地表示，自己被废，并重新寻求到寄寓感情之物有了这两个外界条件，才使他有可能清醒地认识到内外得失之原，也才能从对仕宦的沉溺中完全得以解脱。作者的这一自我剖析是很客观，也是很深刻的。像苏舜钦这样的封建知识分子，要从精神上摆脱仕宦的羁缚，需要作出很大的努力，需要经历一个心灵搏斗的艰苦过程。这段文字反复出现一个“胜”字，显现出不同精神力量的较量，这正是作者自我感受在文字上的反映。然而，这种解脱毕竟是在无奈的情况下对现实的消极反抗。事实上，封建社会中没有几个失意文人能以这样的感情寄托方式获得真正的精神自由。
这篇文章清晰地留下了作者仿效柳宗元永州山水游记的痕迹。文章的基本格调和具体表现方式，与柳宗元的《始得西山宴游记》《钴鉧潭西小丘记》等篇有很多相似之处；但作者并非作简单的模仿，而在文字中融入了个人独特的体验，反映了他自己的心态，特别是把大段议论引入文中，更显出宋人散文特有的理性风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