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文系1061年(宋仁宗嘉祐六年),作者为答御试策而写的一批论策中的一篇。根据《史记·留侯世家》所记张良圯下受书及辅佐刘邦统一天下的事例,论证了“忍小忿而就大谋”、“养其全锋而待其敝”的策略的重要性。文笔纵横捭阖,极尽曲折变化之妙,行文雄辩而富有气势,体现了苏轼史论汪洋恣肆的风格。
“孺子可教”的典故即源于张良圯上受兵书之事。这个故事具有一定的神话色彩,以司马迁的才华慧识,以神怪入史且于篇末加以评注,常令后人对太史公秉笔直录产生怀疑。其实,早在宋代就有苏轼写了一篇《留侯论》,对此作了合乎情理的解释和发挥。
苏轼在文中独辟蹊径,化腐朽为神奇。依苏轼之意,圯上老人并非司马迁之所谓鬼物,而是秦代有远见卓识的隐君子,他的出现其意也不在授书,而是有意试一试张良的隐忍度的。张良曾在博浪沙行刺秦皇。事败之后隐姓埋名逃至下邳,圯上老人对此深为惋惜,特意用傲慢无礼的态度狠狠地挫折他。结果他能够忍耐,说明还是有可能成就大事的,所以圯上老人称他“孺子可教矣”。经苏轼这么解释,此事就具有了可信性。相比之下,司马迁对这段轶闻也是十分厚爱的,但他没有破除其封建迷信的神秘光环。苏轼之高明,终于使这段佳话点石成金。
这篇散文是苏轼早年所作,字里行间洋溢着作者的博闻才识和独具匠心。文章的主旨在于阐发“忍小忿而就大谋”,为使论点具有说服力,作者广征史实,不仅引用了郑伯肉袒迎楚,勾践卧薪尝胆等善于隐忍的正面典型,而且引项羽、刘邦等不善于隐忍的反面典型,从正反两方面加以论证发挥。作者引证史实层层递进,流转变化,不离其宗,抓住留侯能忍这一主线,进一步阐明张良能忍的效果是助高祖成就帝王大业。这篇文章能开能合,气势俊逸奔放,虽只有短短七百字,但言简意赅,分析透彻,鞭辟入里,显示了青年苏轼杰出的文学才华,千百年来成为立论文章的典范。
诗有诗眼,文也有文眼,尤其是立论文章,这篇文章开宗明义即亮出了“文眼”:“天下有大勇者,卒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此其所挟持者甚大,而其志甚远也。”这句话凝结了青年苏轼对世事人生波折的经验,有意无意之中为以后的奋斗撰写了座右铭。苏轼当年,屡遭贬谪,正是以忍为大德,才造就一个词、文、诗、书、画多方面的全才;也正由于此,才为宋代文坛上开创了独具一格的豪放派。因此可以说,作者明写留侯之忍,实际上是以古喻今,告诫自己不能锋芒太露,面对复杂人生只有以忍才能成就大业。
苏轼这篇论文还给读者一个启示,好的素材还要善于运用,即使是文学大家也不能等闲视之,也需要有一个深入分析反复提炼的过程。
上片赞颂友人马中玉对其父母的孝养之心:四句全部用典。“归心正似三月草”,化用孟郊《游子吟》诗事;“试着莱衣小”,乃选用《列女传》“老莱子孝养二亲”之典;“橘怀几日向翁开”,是用《三国志·吴志·陆绩传》之故事;“怀祖已嗔文度、不归来”,乃化用《晋书·王湛传》事典。这些典故均附含马中玉性情之实际,贴切自然,启人联想,可以窥见词人的学识渊博和才艺出众。
下片则叹息自己的心绪和情感,远不如友人马中玉的热烈积极:“禅心已断人间爱,只有平交在。祖论瓜葛一秤同。”词人在仕途上屡遭挫折,佛家的清静澄明,已浸透了他的心灵,消磨掉了炽热的情感,已不似马中玉这般执著于人间的诸般情爱了。所剩下的,只有平昔之交,不论什么纠葛亲友关系,都一视同仁。平交意指平淡之心。词篇在与友人的对比反差中,突出烘托了马中玉的孝亲个性和形象。末句:“看取灵光新赋、有家风”,又回到用典的艺术方法上,它以后汉王延寿作《灵光殿赋》的才华横溢、卓然出众,再次补充赞美了马中玉的诗书传家风范。
全词叠用事典,引喻譬类,意象复加地塑造了马中玉友人的高尚品格和丰满形象,堪称是词人“以才学为词”的典型之作。引譬用典,可使词章含蓄蕴藉,别造新境,烘云托月,虚实相生;然而,这首词典故过多,也往往形成词意晦涩,阻滞思路,不易霎时领会词旨的缺憾。
这是一首怀念友人的抒情小诗,此诗通过回忆以前与友人冯秀才分别时的情景,表达了诗人和友人之间的深厚友谊。诗人运用了“时空交感”的艺术手法,形象地在读者面前展现了一幅遥远的“时间中的图画”和辽阔的“图画样的空间”,大大地增强了读者的视觉纵深感和心境沉重感。
诗一开端,诗人便运用了“时空交感”的艺术手法,把读者带到“时间中的图画”和“图画样的空间”中去,大大地增强了视觉的纵深感和心境的沉重感。“长洲苑外草萧萧,却算游程岁月遥”,是写诗人的眼前景与此时情。“长洲苑”,在今苏州之南,太湖之北,是吴王阖闾曾经游猎的地方。这自然写的是空间。“萧萧”,形容草木摇落的样子。苑外草枯,既扩大了空间的范围,又表现了时间的变化。一句话,不但把发生在遥远的岁月里的往事,突现在一个短暂的时间里;而且把诗人独立苑中、无语凝望的神情,活脱脱地描绘了出来。
大概那年送别冯秀才,正是深秋的季节,所以诗人蓦然见到草木摇落,不禁屈指计算起“游程”来,这才记起那已是遥远的岁月了。于是把往日之情与今日之思交织在一张友谊的丝缕中,生动而形地表现出他们之间的脉脉深情。“游程”,是空间;“岁月”,是时间。在这短短的一句诗中,时空交错,今昔互映,有效地扩展了诗的境界,丰富了诗的意蕴,加深了诗的情感,这便是“时空交感”的艺术效应。
“唯有别时今不忘,暮烟秋雨过枫桥。”真正的友情,是不可能被流失的时光所淡化的。此句是写诗人沉浸在深深的回忆中。岁月虽然是那样的遥远,但当年依依握别的情景,却至今历历在目。
趁着向晚的暮烟,顶着淅沥的秋雨,走过寂寞的枫桥,奔向遥远的他方,这情景是永远不会在世人的记忆里淡化和消失的。诗人在这里虽然没有花一点笔墨去描写自己如何伫立着、凝望着,直至冯秀才的瘦影消失在那暮烟秋雨之中,仅仅用一“过”字,而“孤帆远影碧空尽,惟见长江天际流”的画面,却分明地浮现在读者的脑际。“枫桥”,在苏州市的西面,不少诗人都写过它。张继的《枫桥夜泊》,这首诗一作张祜的作品,也是题作《枫桥》的。因为冯秀才在“吴中”,所以这首诗中出现的地名,都是“吴中”的名胜。“别时”与“至今”是今昔的对映;“过枫桥”是空间的转换,它形象地在读者面前展现了一幅遥远的“时间中的图画”和辽阔的“图画样的空间”。要知道,时间与空间,是一切事物赖以生存的条件和环境,也是一切艺术形象赖以附丽的基本形式,所以总结古典诗歌的时空艺术设计,是提高诗歌的鉴赏水平和创作水平的不可忽视的一环。
这两首诗都用宫女自诉的口气。第一首前两句:“春风永巷闭娉婷,长使青楼误得名。”以“娉婷”点明宫女的美丽,也代指这位佳人。以“春风”,点出时节是芳春。这样妙丽的佳人,逢着这样美好的季节,原本应该生活得欢欣美满,可是恰恰相反,她被深锁在冷宫里面,长门永闭,一任外面花开花谢,春风吹不到她的身边,春天明媚的光景,对她全没有份儿。诗用一个“闭”,揭示她遭境的凄凉和内心的悲苦。第二句中的“青楼”,指代此女从前所住的处所,正因为当年她以美丽得名,才造成后来为姿容所“误”的后果。“长使”两字,无限辛酸,倘使当年没有如此绝世的芳容,也不致有此时这样冷落的处境。
第三四两句:“不惜卷帘通一顾,怕君着眼未分明。”写这位宫女自矜而又自重的心境,她想到过去也许对方没有真正认识到自己的春风之面,因而很希望有个机会,不惜卷起珠帘,让君王亲自一顾,自己是否明艳如花,但转而一想,又只怕君主“着眼”仍未“分明”,还是得不到青睐,更由此引起新的哀怨。这两句中“不惜”和“怕”互相映照,“不惜”示宫女自怜之情,“怕”字点自珍之意,她虽然热盼对方的一顾,但又意识到过去之被弃置,正由于君王未着眼,未分明的缘故,这蓦然的一顾,不一定就能“着眼分明”。兴念及此,适才的炽热的心情,又顿然冰消瓦解了。
全诗借宫女失意的幽怨,托志士不遇的悲辛,表现才名往往误人,以致怀有绝代才华的有为之士,往往困顿在风尘之中,老死于蓬门之下,和宫女的禁闭深官,徘徊永巷一样,都有难通一顾之感;即便偶有时机,又因“着眼未明”,仍然有奋飞无路、恩遇无由之恨。诗中寄寓着“咫尺长门闭阿娇,人生失意无南北”(王安石《明妃曲》)的悲痛,虽有绚丽之情,但在委屈中以矜持自重作结,立言得体。
第二首托宫女之不遇,表达美人迟暮之感;宫女以自身的遭遇,现身说法,启迪他人,不要自恃倾城的容貌,而要及早为自己作计,那怕是“随宜梳洗”,也要早求归宿,以免蹉跎青春。
开头两句:“当年不嫁惜娉婷,抹白施朱作后生。”表明她当年不肯轻易嫁人,是因为“自惜娉婷”,不甘轻易辜负此生。但到了后来,感到芳华渐逝,就只好“抹白施朱”,学作后生模样,却是已经耽误了最美好的岁月。人生的春天是值得珍惜的,然而知己难寻,过于矜持,就会陷于苦恼之境。后两句:“说与旁人须早计,随宜梳洗莫倾城。”既是悲辛的话语,又是过来人痛苦的经验。“说与”一句,正是她痛惜自己没有及早作计,因而劝告旁人,要珍惜自己的春光,早为之计。显示了“劝君借取少年时”的意旨。“随宜”一句,更表明年轻女子应当随着时宜妆扮自己,千万不要自恃有倾城的美貌而坐失时机。
这首诗感叹人们往往以才华自矜,以致遭遇坎坷,反而知音难逢,不如一个普通的人士,就好像具有倾城容貌的宫女,在失去自己的青春以后,只好施朱敷粉,装作少年,纵有姿容,也不如随宜适俗的女子。从而劝诫人们,切莫自恃才华,要随宜一些,早为自己作计,否则,就像误入深宫的淑女一样,自负倾城,一旦不被眷顾,则无法安排此身,徒然有永闭冷宫的哀痛。
就诗的实质而论,两诗的意旨都在于抒发“国士佳人,一般难遇”的悲愤,字里行间蕴含着作者的这种弦外之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