词的上片写作者思念宋徽宗、钦宗被虏北方,叹息自己还不能复仇雪耻,下片表达自己为国救民的抱负和抗敌必胜的信心。词中借典故抒情,表现了作者强烈的爱国精神和豪迈的英雄气概。
上片写对二帝的怀念和报国无成的忧愁。“塞上风高,渔阳秋早。”因北国秋来,作者对囚居北国的宋徽宗、宋钦宗倍加怀念。渔阳本唐时蓟州,此处泛指北地。他所惆怅的是“翠华音杏”。自从二帝北行后,至今“翠华一去寂无踪”。(鹿虔扆《临江仙·金锁重门荒苑静》)“驿使空驰,征鸿归尽,不寄双龙消耗”。不论“驿使”,还是“征鸿”,都没有带来任何关于二帝的消息。这说明一位忠于君国的忠臣对北宋被金人灭亡这一惨痛的历史事件是刻骨铭心的。
“念白衣、金殿除恩;归黄阁,未成图报”。高宗起用李纲为相,李纲向高宗建议:“外御强敌,内销盗贼,修军政,变士风,裕邦财,宽民力,改弊法,省冗官……政事已修,然后可以问罪金人……使朝廷永无北顾之忧。”(《宋史·李纲传》)由于高宗外受金兵强大压力,内受投降派的怂恿,无力振作,决心南逃。李纲被罢官,他想到自己出身平民,深沐皇恩,“未成图报”,实在是无由图报,情有可原,只留下满怀遗憾,一腔悲愤。
下片由上片的“未成图报”过渡,继续抒发自己救国救民,抗敌雪耻的宏伟志愿。首先作者深有感慨地说,谁相信他有一片献给主上的耿耿丹心呢?朝政多变,情况复杂,和战不定,忠奸不辨,使他感伤。空叹自己“未作救民方召”。周宣王时,淮夷不服,召虎奉命讨平之。方、召都为周宣王时中兴功臣。李纲虽想效法方、召建立中兴之业,无奈高宗非中兴之主,不能信任他,他虽欲救国救民,不可得也。虽为自责之辞,亦不免含有对朝廷怨怼之意,只是怨而不怒而已。
“调鼎为霖,登坛作将,燕然即须平扫。”“调鼎为霖”出自《尚书·说命》。商王武丁举傅说于版筑之间,任他为相,将他治国的才能和作用比作鼎中调味。《韩诗外传》:“伊尹负鼎俎调五味而为相。”后来因以调鼎比喻宰相治理天下。武丁又说:“若岁大旱,用汝(傅说)作霖雨。”李纲感到古代贤君对宰相如此倚重,对比自己虽曾一度为相,仅月馀即被罢免。他认为个人的进退出处,无足轻重。而一念及天下安危,国家存亡,则愤懑之情,溢于言表。就他的文韬武略而言,如果登坛作将、领兵出征,他可以横扫燕然。此处泛指金国境内土地。李纲感到自己虽有出将入相之才,却无用武之地。
如果让他继续为相、为将,他将领十万精兵,横行沙漠,“奉迎天表”。李纲不是夸口,他的将才是杰出。据《大金国志》载:“靖康元年,斡离不围宋京师,宋李纲督将士拒之。又攻陈桥、封邱、卫州门,纲登城督战,杀数千人,乃退”。在被敌人包围的被动情况下,李纲尚能建立如此战功,如果真能让他“拥精兵十万”,则“横行沙漠”并非不可能。可惜他生不遇明君,又遭奸臣排挤,致使英雄无用武之地,他的壮志只能是梦想而已。皇帝被敌人俘虏,这是国家的奇耻大辱。迎归二帝,虽不可能重新君临天下,但这是报国仇、雪国耻,这也是包括李纲在内的南宋许多爱国志士的奋斗目标,李纲虽屡遭挫折,但愈挫愈奋,从不灰心,始终雄心勃勃,力图“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之将倾”。
此诗写出了夔州妇女的勤劳困苦,表现了诗人对她们不幸遭遇的深切同情,结句答问,正是深意所在。诗中通过对夔州一带重男轻女风俗的描写,表达了作者对劳动妇女的深切关怀和同情,也是杜甫一贯的忧国忧民思想的具体反映。
开头四句并非着意写夔州的生活习俗,而是提出了一个重大的历史性的社会问题。《后汉书·周举传》指出当时的社会弊病是: “内积怨女,外有旷夫。”这在安史之乱以后的唐朝社会同样存在。女子“上头”后一般至十六、七岁即出嫁,而夔州女已经头发半自,四五十岁了,仍然是找不到丈夫的老处女,原因是她们遭逢丧乱,男丁减员,女子嫁不出。夔州处女被安史之乱葬送了青春年华,所以抱恨终生,令人叹息。“堪咨嗟”,一作“长咨嗟”,用“堪”字是表现作者对夔州处女命运的哀怜和悲叹,而用“长”字则是夔州处女的自怨自悒。
此诗的第二个层次,即“土风”以下二句,着重写男尊女卑、男逸女劳的当地风俗。女子同时肩负着男人和女人的两种义务,承受着心理和体力的双重折磨,却处在男人的附属地位上。
“十有”以下八句是对夔州妇女日常生活的具体描写,也可以说是诗的第三个层次。这一层写得很有特色,八句之中两两交叉,分别写夔州女的劳动和妆束。她们十之八九要砍柴、卖柴,换的钱来养家糊口。女子既要维持家计,又要应付官府摊派,生活的重担全部压在老处女的肩上。接下去两句写她们的服饰,颇有画龙点睛之妙。杜甫写的是老处女,所以她们把头发挽成垂颈的双鬟。因为是处女,她们爱美的心思尚未泯灭,尽管头发已经半白了,上面却插着银钗和野花山叶等饰物。这些还只是作为铺垫,目的是写夔州处女的操劳之苦。滚西一带的集市在高处,她们背着柴草拼力爬高到市集上出卖。对于“死生射利兼盐井”句,意思是背盐只赚得蝇头微利,是贩私盐,是偷偷摸摸地贩卖私盐,这样“死生射利”四字才有着落。夔州女除了负薪,还得背盐。在唐代盐铁由国家专卖,贩私盐不允许,但可以多赚一点钱。她们冒着生命危险去贩卖一点私盐,并不是像大商人那样为了屯积居奇。杜甫把史书中的“乘时射利”和“豪贾射利”改为“死生射利”,正是为了说明背盐女子像获取猎物一样冒险挣钱。 “死生”二字是定性的, “射利”二字是绘形的。正因为负薪女挣扎在饥寒和死亡线上,所以她们备感生活的艰辛,挥泪度日。这是一幅多么令人心酸的图画。
最后二句是反诘语,用以照应全篇,意谓夔州处女老大嫁不出去,并不是因为她们长得粗丑,美貌动人的王昭君的故乡不就是在这一带吗?这里的“巫山”与宋玉《高唐赋》的巫山神女无直接关系,当指地名而言,但其中也包含着此地自古出美人的意思,从而增强了全诗的讥刺意味。
此七言古诗,在现存杜诗中系一首颇为别致、耐人寻味的风土诗。诗以贫苦的劳动妇女为题材,其描绘当时夔州一带的农村妇女,乃具有典型之意义。杜甫对此不仅寄以深厚的同情,且在最后“若道巫山”二句中,尤针对封建统治者诬蔑劳动妇女为“鹿丑”的不实之词,理正词严地予以驳斥。此在全部古典诗歌史上乃是鲜见的。诗写土风,文字质朴。
《孟子·离娄》中说孔丘曾听到有小孩子唱这首歌,并没有指明在何处听到此歌谣; 广为接受的说法是谓指水清澈的样子,并非特指某一江河。朱熹在《孟子集注》中注释:“浪,音郎。沧浪,水名。缨,冠系也”。《楚辞·渔父》写屈原听过渔父唱这首歌,因屈原曾被放汉北。
就诗的蕴含而言,首先,因为江河之水同洗浴联系起来是在天气和暖之时,而且是一件愉快的事,所以这首诗从意象上来说是美的,从情调上来说是轻松的。其次,作为产生在民间的歌谣,似乎同屈原作品中表现出的喜好修洁的思想也不无关系。洗浴和修身,这是至今常被人们联系起来的一对比喻。再次,它表现了一种贴近自然、适应自然的天人合一的思想观念。可以说,它体现了中国传统哲学的最基本的思想。
这首歌说:人根据水的清浊来决定自己的态度和行动,清的时候洗冠缨,浊的时候洗脚。就生活实际而言,水浊自然不便洗冠缨,但清水洗脚,也应更好,脚虽贱,不至于没有在清水中洗一下的资格。所以,这首歌乃是表现着一种人生的哲理。世间的万事万物都是相互联系的,这首诗中提到“水”,提到“我”,提到水的“清浊”变化,它正是揭示了某种关系。由于其语言的质朴和含蓄,人们可以从不同方面来理解。这里首先让人想到的是人同社会、同周围环境的关系问题。《楚辞·渔父》中写屈原在“众人皆醉”的情况下“独醒”,“众人皆浊”的情况下“独清”,因而遭到放逐。渔父是一个隐者,对事物抱着无可无不可的态度,所谓“不凝滞于物而与世推移”。所以他劝屈原随波逐流,屈原不听,他便唱着这首歌鼓枻而去。渔父是将世事喻为“水”,水之清浊人不能制,但人可以根据水的清浊来决定自己的行为,这,是水所无可奈何的。如果从人同自然的关系上说,掌握规律,为我所用,这是对的。但渔父是以此来表现他无是非、无原则、明哲保身的生活态度,这就有问题了,当然也就同屈原那种坚持真理、九死未悔的精神格格不入。
如果以水喻一个人的品性,以人对清浊有差的水所采取的不同态度喻社会对一个人的评价。则这首歌的启迪意义又不相同:只有你“清”,人们才拿来“濯缨”;如果你“浊”,人们就只拿你来“濯足”。故孔子在听到孺子歌这首歌,便对他的学生说:“小子听之!清斯濯缨,浊斯濯足矣,自取之也。夫人必自侮,而后人侮之;家必自毁,而后人毁之;国必自伐,而后人伐之。太甲曰:‘天作孽,犹可违;自作孽,不可活。’此之谓也。”作为人生的经验来说,孔子的解释更具积极意义。
一首诗能够对具有不同阅历、处于不同环境、面临不同问题的人都有启迪,应当是可以不朽的。《孺子歌》正是这样
此诗前六句实写暮色苍茫、水映余晖以及横枝、惊燕、落花和流水,可谓一片春意盎然;后两句写自己陶醉于美景之中,如同神仙乘坐华美的车驾回归洞庭一样。此诗视角独特,实写美妙之极,想象十分巧妙,且升华了诗的意境。
“岸烟起暮色,岸水带斜晖”傍晚有傍晚的好处。此刻,岸边的田野村落,均为暮色苍茫所笼罩,显得既庄严又平和。再看那清澈的江流,碧蓝蓝的,被西沉的落日所笼罩,辉映得一片绚烂。此种景象,白天则未必能看得到了。起首两句,以袅袅“岸烟”、清清江流和红火火的“斜晖”,构成了一幅极美的春景;而且视野平远、色彩柔和,正适合诗人薄暮出游的悠然之情。
“径狭横枝度,帘摇惊燕飞”便画到近景了,诗人大约是扶轿出游的。当一乘轻轿沿曲曲林径缓缓而行时,狭窄的小径上,时有绿嫩的树枝当轿而出,需要轿夫们小心翼翼披枝向前。时有这鲜翠的疏影绿意映入轿帘,别有一番情趣。山野上还有低飞的春燕,大约以为轿中无人吧,不时飞来窥视上一眼;但当轿帘一动,它们便又疾飞而去,狡黠得很,这都是诗人那左顾右盼、时时掀帘探看的情态。
“落花承步履,流涧写行衣。”轿中赏景毕竟碍眼了些,诗人被那美好的暮景所吸引,于是出轿步行。悠然踏春,比轿中览观又多了几分乐趣:当你先走在桃红李白的路上,晚风吹过,便有翩翩落花飘坠脚前。它们竟是如此多情,仿佛要铺出一条缤纷的花路,以迎送诗人悠闲步履一般。接着来到清澄澄的水涧,当诗人蹒跚着踏过涧石时,流水中便照见自己衣衫飘拂的清影,如此逼真的情态,再高明的画手也勾勒不出来。“落花承步履,流涧写行衣”两句,不仅绘景如画,且色彩浓淡相衬,将诗人披着一身晚霞,行经花径、水涧的缤纷、清丽之境,表现得轻灵、美妙之极。
身历其境的诗人,自然更飘飘然了。于是便引出了结尾两句奇想“流涧写行衣,何殊九枝盖”。八百里洞庭的美景,早已闻名;在这样背景上“薄暮”归来,颇令人沉醉。但诗人的思致还要“浪漫”些,他读过《楚辞》,知道屈原《湘夫人》描绘过“闻佳人兮召予,将腾驾兮偕往”、“九疑缤其并迎,灵之来兮如云”的神灵出没景象。而今,诗人却欣喜地感到,那缤纷的落花、照影的润水,伴送他衣衫飘拂的归来景象,宛然就与湘水神灵打着九枝车盖、从苍茫的洞庭湖畔归去无异。神幻的联想,把全诗带入了一个缥缈恍惚的奇境;而诗人,就这样消隐在春日薄暮的最后一片霞彩中。
此诗前六句为实景:暮色苍茫、水映余晖以及横枝、惊燕、落花和流水,可谓一片春意盎然。最后两句为虚写:诗人陶醉于美景之中,如同神仙乘坐华美的车驾回归洞庭一样。这既是写美景,更是表达他的由衷喜悦,流露着他对春景的热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