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淳熙十一年（1184年），稼轩以“凭陵上司，缔结同类”的罪名，罢居上饶已经将近三年了。所以词中处处把李之入任，与己之罢闲，双双对照写来，一喜一忧，缠绵悱恻，寄意遥深，感人心肺。
起两句，“蜀道登天，一杯送绣衣行客”。点出李之入蜀与己之送行，双双入题，显得情亲意挚，依依难舍。“登天”虽借用李白诗句：“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其实却暗含此行之艰难；虽是王命，何尝又不是小人的挟嫌排挤，有如远谪？所以他这阕词写的极其沉郁，这开头无异已定下了全词的基调。“一杯”，何其简慢；看似淡语，然而却是至情的无间；流露出君子之交，一杯薄酒足矣。没有华筵歌妓，也没有清客的捧场；只有两个知心的朋友一杯相对，则这“一杯”二字，不仅写出了友情之深，亦且写尽了世态之薄。笔墨之力量如此，则这“一杯”也就不少了。
“绣衣”，是对“提刑”的美称。汉武帝时，派使者衣绣衣巡视天下，操有生杀之大权，称为绣衣直指。李正之提点刑狱公事，也负有司法和监察的任务，所以稼轩也借以称他为“绣衣使者”。
三、四句：“还自叹、中年多病，不堪离别。”点出“中年”，是时稼轩45岁，正是“不惑之年”，大有作为的时候。然而“多病”，这一“病”字，包含就多了，更何况“多病”。稼轩正当中年，而一放就是三年。又正是祖国被侵占的时候，自己又有才能去驱除外侮，却非要闲置如此，内忧外患，不能不“病”。所以他才用“还自叹”三字领起下面两种难堪：已是自己闲置生愁，怎当堪用的同志又遭远调，离开了中央，这一来抗战派淘汰将尽矣。所以这种离别，不止友情，更关系国家的命运，才是最大的痛楚。
五、六两句，按词律要求，是要用律句的对仗格式。他巧妙地安上了诸葛亮的《出师表》和司马相如的《喻巴蜀檄》，都是关于蜀的故事。切题已难，而寓意得妙更难。他却举重若轻，正是有一肚子的学问。“还北看惊”者，是还北方的大好河山，沦入异族之手，正应当像诸葛亮请求出师那样，“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着一“惊”字，有三层意思：惊山河之破碎；惊投降派的阻挠；以至惭愧得都怕（惊）读诸葛亮的《出师表》了。然而却反其“道”而行之，让李正之去西南的巴蜀“更草相如檄”。据《史记·司马相如传》载：“唐蒙使路通夜郎西僰中，发巴蜀吏卒……万余人，用兴法诛其渠帅，巴蜀民大惊恐。上闻之，乃使相如责唐蒙，因喻告巴蜀民以非上意。”这里着一“更”字，透露出了不出师还北之恨未已，而又要被强迫到西南去镇压人民。恨上加恨，这个“更”字把一个南宋小朝廷的那种对敌和，对己狠的心态暴露无遗。下字非常生动而有力。
七、八两句，“把功名收拾付君侯，如椽笔”。正是双方的小结。自己废置无聊，而李又任非其所。而“把功名收拾付君侯”的，是因为他毕竟还是有土有责的，和稼轩自己只能耕种以自适的“稼轩居士”不同，终究还是可以期望以“功名”的。然而稼轩之所以期望于李的功名，不是铁马金戈，不是临刑的鬼头刀，而是如椽之笔！因为李正之是提刑，他那红笔一勾，是要人命的，虽不能法外开恩，也要慎之又慎。所谓“况钟之笔，三起三落”。在这六年前，稼轩也曾有过“按察之权”，而他当时却向皇帝上过《论盗贼札子》，他就曾非常精辟地说过剿“贼”之害。他说：“民者国之根本，而贪浊之吏迫使为盗，今年剿除，明年扫荡，譬之木焉，日刻月削，不损则折，臣不胜忧国之心，实有私忧过计者。欲望陛下深思致盗之由，讲求弭盗之术，无恃其有平盗之兵也。”用笔，即亦“无恃其有平盗之兵”。能如此，那于国于民也就算是功名了。言来令人欲泪。
过拍起首四句：“儿女泪，君休滴。荆楚路，吾能说”。“儿女泪”是用王勃《送杜少府之任蜀川》诗末二句：“无为在岐路，儿女共沾巾”之意。“能”，这里读去声，宁可的意思。这里是说：与其有作儿女哭泣的时间，倒不如听我说一说你要去的荆楚这一路的风光吧？以此换头，过度到下阕，一荡上阕愁闷的情绪。用“要新诗准备”贯串“庐山色”、“赤壁浪”、“铜堤月”。不过这看似闲情逸趣，何等潇洒。其实这正是上阕的“表”与“檄”的内含。下阕怜南，也正是上阕的思北。“荆楚路”这一带是没有被敌人占领的，如此美景，宜爱宜惜。爱，就要珍重它；惜，就要保护它。特别作为北方的游子，当提到这些南方的美景时，不能不有一些思乡的酸楚夹杂于胸中。总之，只因是一个分为两片的祖国横亘在胸中，所谓“新诗”，当也是长歌之恸。以此相勉，是轻松的调侃，其实正是痛心的变异。以此寄人，不仅见趣，亦且见志。多么委宛而深厚有致。
最后点明时间。李正之是十一月入蜀的，所以他说“正梅花万里雪深时，须相忆！”是彼此双方的互勉，仍以双双作结。
这一段看似白描，似乎没有多少深意。其实如果联系历史背景，是仍然可以感到话外之音的。“正梅花万里雪深”，“梅花”是他们，又是传递消息的暗示。所谓“折梅逢驿使，送与陇头人”。“万里雪深”是写彼此的间隔，也是彼此的处境。所以是地理的，也是心理的。但不论地理的或心理的，造成可以间隔而寂寞的，终归是政治的原因。是投降派对于他们的打击。那么，在这样个废弃与远戍的道路上，他形象地即情即景，用“万里雪深”，彼此的一切，俱足以包之了。而要相互勉励莫相忘并不断传递消息的，那当然是人，所以“须相忆”是彼此的。既是人，又是事。而这人事，正是他们“志”的结集，所“须相忆”者，仍是祖国恢复之大业。因此，这是一场特殊的斗争，即抗战派在被迫流离失所时，仍在呼喊着团结。甚至可以说，通篇都是在告诫着不要忘了抗战的事业。这样分析是有心理依据的。在共同斗争中因失利而不得不分手的战友，临岐执手勉励莫相忘时，他们思想里起作用的第一要素应是斗争失利的耻辱与磨砺以须的豪情。
战友在一起当然比分散开好。他知道，投降派又何尝不知道。以是他们之间的“离别”就成为“不堪”的了。“不堪”二字，伤心之至：已不成军，不堪遣散。通篇都是对于抗战事业的悼念与惋惜。甚至连那一滴儿女泪，也要他收起，这样的心肠，要以江山为念，真正是情深意厚。
这首词通过描述一个新妆初罢的少女形象，表现出女主人公心底思恋的难言之苦。
上片写女主人公所见的帘外景象。起拍以海燕初飞兴起少女新妆，给人一种轻盈明丽的感觉。接着用“萱草绿”“杏花红”二句，刻画少女新妆时的美好环境，烘托了少女开朗而欢快的情绪，使之活动于草绿花红的画面中，为下片突出人物衬托了背景。而末句“隔帘栊”的一个“隔”字，将人与春景分离，仿佛有什么羁绊使她不能冲出帘栊而融身于美好的春光之中。情虽未露，却可从末句中品味得出。
下片写女主人公新妆之后的形象，花枝招展，浓艳非凡，别有一番风韵。“双鬓翠霞金缕”，突出妆饰的艳丽；“一枝春艳浓”，以比喻少女如花，与李白《清平调》“一枝秾艳露凝香，云雨巫山枉断肠”意境相似。后二句，将少女置于月圆之夜。这时，少女的情怀，并未写出，她究竟有何感触，这给了读者以思索的余地。然而，“琐窗中”三字，却透露出女主人公的活动时间与心境，传达出一种凄清之感。
整首词字面没有写情，但通过场景、时间的变化，主人公的艳丽的妆容，衬托出人在楼中的凄楚幽怨之情，深婉含蓄，耐人寻味。
这是一首思乡诗。作者在外居官多年，思念故乡之情油然而生。这时，遇见了家乡来的人，便殷勤问起亲戚朋旧、居室池台、园林植树等情况，表达了恋念故乡的情思。
这首诗是写王绩绩在他乡遇到故人，内容虽然质朴平淡，但是意境隽永。开篇便营造了一种意境，将读者带人诗人寄居的大都当中。根据后人考证，此处所说的旅泊多年的城市应当是长安城，城里车水马龙、房屋鳞次的繁华留住了诗人的脚步，所以诗人才有感而发，到老了仍然没有想着回家。
诗写得颇有意境，一开头它就把读者带到诗人寓居的他乡京城里。这儿房屋鳞次栉比，车水马龙，以致诗人在外旅居多年，到老了仍没有想回故乡，然而“乐不思蜀”只是表面的意思，继续读下去就可以发现“故乡”始终魂牵梦绕在诗人心中。诗人忽然在自己门前遇到了多年不见的故乡人，久别重逢，彼此都激动得流下了眼泪，情不自禁地紧握着对方的手。接着客人被热情地请进了屋子，贤淑的主妇迅速准备好了洗尘的酒肴。座中，主客相谈十分亲热融洽。主人一个劲地询问着故乡的事。他首先问起亲朋好友，连他们的孩子都仔仔细细地询问到了。
接下去，到诗人开始询问自己的宗族的近况。王绩是隋末大儒王通的弟弟，他的二哥是《古镜记》的作者，此外还有弟兄四人。王通死于大业年末，他的儿子王福畤(王勃之父)、王福郊以及其他子侄在王绩作这首诗时，大都在故乡，因此王诗说“衰宗多弟侄，若个赏池台”。
接着，诗人一连提了许多问题，问到旧居、栽树、建房、种竹、植梅、渠水、石苔、园果、林花等等。而这一连串的提问，在表现了诗人关心故乡亲人的的迫切心情的同时，在人们的眼前呈现出一幅幅自然风景和社会生活图画。最后，诗人以叮嘱故人回答不要有顾虑和表示自己将告老回乡作结，娓娓动听，余韵无穷。王绩受老庄思想影响较深，他的不少诗作尽管流露出对封建礼教羁束的不满，但也往往表现出遗世独立、消极隐遁的思想。读罢这首诗，使人感到王绩一生虽有逃避醉乡的一面，但他又并非真如他所说的“长昏饮”，而是也有清醒和热爱生活的一面的。
诗中此处所用的连续提问法是很有艺术特色的，这类诗文形式复原了先秦以及秦汉文学诗歌常用的形式，例如《诗经》的《行露》当中，虽然只有十五句，却连用九个问句，以增强文字语气，强调人物情感。本诗也用了类似的连续提问法，虽然跟古诗文用途不同，但是却充分强调了作者悲喜交集、惆怅与激动共存的的情绪。
不过，诗人虽然情绪激动，满心渴望了解家乡一草一木的变化，但是他却在最后四句当中诉说了自己的意愿。虽然羁旅在外只能问故人家乡如何，但是他的目的并不是要得到答案，而是期盼着不久就回到家乡。亲自去走访曾经去过的地方，游戏于田野故园当中，以解多年思乡之苦。
全诗质朴自然，并无雕砌的痕迹，平淡中见真味，含蓄中有深情，言浅而韵味无穷，一扫初唐诗坛的迤逦浮华的靡靡风气，正是王绩诗歌最主要的特色之一。王维的《杂诗》——“君自故乡来，应知故乡事，来日绮窗前，塞梅著花未”显然是受了王绩此诗的影响。特别是前两句和最后一句，与王绩的《在京思故园见乡人问》意思几近相同，末句同样采用提问法。但是，王维的《杂诗》所表达的乡情寄托在“塞梅”之上，而王绩的这首诗寄托情感的意象却比较多。
王绩的思想虽然受老庄影响颇深，不少诗作都流露出对封建礼教的不满和渴望自由遗世的意思，这首诗亦有些许逃避的意思。然而，诗中的画面和真情却打动人心，充满了对人情事理的热爱和依恋，显然并非牢骚之作，实则读来娓娓动人，余韵不绝。
这首小令赞颂了隐居生活的安逸恬适。起首两句即道明因现实社会中布满险恶，遂隐居山林过着闲适若仙的生活；紧接着以“诸葛茅庐，陶令松菊，张翰莼鲈”三句鼎足对，具体显示隐居的优越性；在列举事实之后，作者更概括诸葛亮、陶渊明、张翰受人尊敬的原因在于“不顺俗，不妄图清高风度”，这正是隐者的精神风貌；结句“任年年落花飞絮”与首句“荆棘满途”相对比，突出了隐居是明智的选择。全曲语言流畅自然，用典朴直。
曲子开篇，作者便直接抒发归隐的缘由，及对隐逸生活的神往。“荆棘满途”，道破了作者对仕路风波之险恶、人事繁复之多艰的无限感慨，人生旅途，苦恼已多，回首时路，荆棘密布，举步维艰，时有“欲渡黄河冰塞川，将登太行雪满山”（唐李白《行路难三首》）的痛苦与无奈。现实生活已然险恶，如履薄冰，还是回归田园山林，去到“蓬莱闲住”，寻求隐居生活的无限安静与祥和，乐得逍遥。于此，作者对比了现实与隐居生活的两种境界，既突出了现实生活的世逼事危，又彰显了园田林下生活的安闲自得，作者的生活选择已然不言自明。
由“蓬莱”一词过渡而来，作者很自然地引出“诸葛茅庐，隐令松菊，张翰莼鲈”三句。诸葛亮、陶渊明、张翰这三位历史人物的隐居事迹是享誉士林的。作者借三位隐逸名士作比，紧扣这三位历史人物的隐居生活状况，具体描述了他们的品貌风格：诸葛所居草庐，陶潜之松菊做伴，张翰家乡的土产莼羹鲈鱼。此处描写亦虚亦实，既可视为虚写前贤往事，亦可看做作者本人安贫乐道生活情趣的实叙。且为了这份久违的自在逍遥，心灵放逐，作者又直抒胸臆：“不顺俗，不妄图，清高风度”，表明心迹决不随波逐流，追名逐利，永葆高洁清雅之隐逸风度。一任其花谢花飞，春来春去，作者誓将那份淡薄与闲适的隐逸生活进行到底。此处曲已尽，情未了。作者因现实之无情与冷漠，回归隐逸，自适安然，看似平淡，亦满含无奈与辛酸。
整首小令格调从容自然，与作者所要表达的归隐情怀相得益彰。尤其在使事用典上，妥帖自然，作者以淡雅的草堂庐舍，味美的莼菜鲈鱼，傲岸的青松，迎霜吐艳的黄菊，描述了隐士身之所居、口之所食、目之所及的生活画面。同时，小令中用典，既是一种高度浓缩的叙事方式，也是一种深情委婉的抒情方式，于此可谓将用典发挥到了极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