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捉船行》这首诗，反映了地方官吏在江南水乡借口军运，四处捉船、横加勒索、民不聊生的社会现实。
诗分前后两个部分，共五层：第一层写官差捉船，第二层写吏役如虎，第三层写篙师敛钱买行，第四层写勒索样之多，第五层写官舫停泊码头。
“官差捉船为载兵”，诗首句即点明捉船的因由，原来是“载兵”去镇压抗清武装，暴虐不仁之举更是为的残民以逞之行。“捉”字，与“有吏夜捉人”（杜甫《石壕吏》）中“捉”，用法相同，写足了官差的横行，政治的黑暗。“为载兵”，点明了捉船目的，同时，也反映出清朝统治者调遣军队、镇压抗清斗争的罪恶行径。接着，就大船、中船、小船分别言之：大船买脱，中船潜避，小船无知，则被捉住。值得注意的是第三句中“且”字，表明芦港潜避，是暂时的，终归逃脱不了吏役的魔掌。这就告诉人们：大船、中船、小船都在鱼肉之列。这一层是总述。
以下三层，具体写吏役如虎、横加勒索的情景：先写府里征用船只的文书下达后，吏役火速般地下村捉船敲诈勒索，村人穷得衣不蔽体，哪里会有钱供他们敲诈，只能忍受着鞭杖之苦。“快”“进”“急”，形容吏役闻风而动，争先恐后之状。“露肘”，见出村人穷困至极。“背似土牛”，用了一个典故。《魏书·甄琛传》：“赵修小人，背似土牛，殊耐鞭杖。”“土牛”，古时迎春用的土制春牛，以鞭捶打，谓之鞭春。此处用以比喻吏役象鞭捶土制春牛一样鞭打村人。接下去，写村人苦哀求，而吏役气势汹汹，往来船只，也只好送钱买放。“前头船见不敢行”，从侧面显示出“吏如虎”不送钱，将被捉去。再下去，写勒索名目繁多，花样翻新。“仍”“另”表明除了查点钱，还有“常行费”与“门摊”，因而“船户家家坏十千”。在这三层里，既有对吏役的鞭挞，又有对聚敛的抨击，更有对劳动人民的同情。尤其可贵的是：诗人把官吏比作吃人的老虎，把村人比作耐鞭的土牛，其内在含意更深远了
“君不见”三字，盛唐诗歌行体多用之，或以领起下文，或以推开意境意思都比较虚，如“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李白《将进酒》），“君不见青海头，古来白骨无人收”（杜甫《兵车行》）“君不见沙场征战苦”（高适《燕歌行》）等。此处则是用以表转折，由第一部分写私船惨遭勒索，转入第二部分写官舫逍遇自在：“官舫嵬峨无用处，打鼓插旗马头住”“嵬峨”，形容官舫雄伟高大，气势非凡，暗含贬意。这些嵬峨的官舫，插上官家旗帜谁也奈何不得，终日停泊码头，无所事事、惟寻欢作乐而已。
这首诗十分明显的特点，就是对比。运用对比，来揭露社会现实中种种矛盾，特别是揭露劳动人民与封建统治阶级之间的矛盾，是最得力不过的了。诗歌以绝大篇幅描写官吏如，船户遭殃，最后笔锋一转，描写官舫无用处，打鼓插旗，这就形成了鲜明对比，而且由于结尾处用了“嵬峨”“无用处”“打鼓插旗”等词语，对比的效果，更加显著。这种对比手法，在古典诗歌中，源远流长，可以上溯到《诗经·小雅》中“或燕燕居息，或尽痒事国；或息偃在床，或不已于行”（《北山》）等。白居易是善于用对比的，有农民“幼者形不蔽，老者体无温”与统治者“缯帛如山积，丝絮似云屯”（《重赋》）的对比，还有“红楼富家女”与“绿窗贫家女”（《议婚》）的对比，等等；而杜甫的“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自京赴奉先县怀五百字》），更是脍炙人口，妇孺皆知。由此可以看出吴伟业诗法盛唐和元白之一斑。
这篇文章在写作、构思上别具匠心，由“天下无事”日久，“智谋雄伟非常之士”， “往往伏而不出”，“山林屠贩，必有老死而世莫见者”引出“廓然有大志”的亡友石曼卿，又由曼卿而及秘演。又述曼卿、秘演相交最久，且是 “以气节相高”的“奇男子”。然而二人却不为世用，曼卿死，秘演亦老病，由此引发了作者的感慨：“予乃见其盛衰，则予亦将老矣。”欧阳修对石曼卿诗颇为推崇，而曼卿“尤推秘演之作”，反衬秘演诗作“雅健有诗人之意”。在秘演将南游之际，作者“为叙其诗，因道其盛时，以悲其衰”，表达了作者对友人的真挚感情。全文共分三部分。
文章第一段写作者愿结交天下豪士，结识了亡友石曼卿。一开始，作者先由自己当年进京结交当世豪贤写起。天圣四年（1026），欧阳修随州荐名礼部，到京城应试，因此有机会结交当代的贤良卓越人物。当时，值宋真宗景德（1004-1007）初年到宋仁宗庆历（1041-1048）初年，这四十年，为北宋全盛时期，所以作者称此时为“国家臣一四海、休兵革、养息天下以无事者四十年”。自古有“乱世出英雄”之说。动乱的社会， 给那些有才能的人以施展自己才华、抱负的机会， 有用武之地。而社会安定， 对国家和人民是好事， 可是却使那些智谋杰出的贤豪之士无有用武之地， 只好隐居起来，“伏而不出”， 这些“智谋雄伟非常之士”， 往往隐匿在山林里的屠夫、商贩之中， 深居简出， 至死也不为世人所发现。作者深知这一道理， 因此要到那些“山林屠贩”中去寻求“智谋雄伟”的贤豪之士， 但是一直找不到。后来， 作者结识了当时的诗人石曼卿。石曼卿为人开朗豪放， 胸怀大志， 然而他的才华和本领却因得不到世人的发现而无法施展。曼卿本人也不愿委曲求全， 去迎合世人的赏识。因此他便同一些平民百姓饮酒作乐，借酒浇愁。关于石曼卿的豪饮，作者在《归田录》中曾有记载：“石曼卿磊落奇才， 知名当世， 气貌雄伟，饮酒过人。”并说他常同人“对饮终日， 不交一言……非常人之量。”作者同曼卿交游，一方面是仰慕他的才华和为人，同时也是为了借机寻访“天下奇士”。这一段里，没有出现秘演的名字。但是秘演的影子，已经在字里行间隐隐可见。从那些“伏而不出”的“智谋雄伟非常之士”中，那些“老死而世莫见者”的“山林屠贩”中，都可以看到秘演的存在。而从放浪形骸的石曼卿的身上，更可以看到释秘演的身影，这就是作者结构文章的高明之处。
由于第一段打下了伏笔，所以第二部分一开始，便直接了当地点出了秘演的名字：“浮屠秘演者，与曼卿交最久，亦能遗外世俗，以气节自高。”文章至此才进入正题。作者没有孤立地描写秘演，而是把他和石曼卿放在一起对比着描写。二人都是“能遗外世俗，以气节自高”的“奇男子”，都爱极饮至醉，“喜为歌诗以自娱”。不同的是，这二位隐而不出的隐士，一位隐于酒，一位遁于佛门。关于秘演的为人，《湘山野录》中载有这样一个故事：苏子美在一首《赠秘演师》诗中，写有“垂颐孤座若痴虎，眼吻开合无光精”两句。别人看了都说写得精彩，形象逼真，秘演“颔额方厚，顾视徐缓，喉中含其声，尝若鼾睡然”。但秘演本人看了此诗后，却将“眼吻开合无精光”句中的“无”字改成了“犹”字。苏子美笑骂秘演，秘演辩道：“吾尚活，岂当曰无光精耶？”子美无言以对。诗中还有“卖药得钱之沽酒，一饮数斗犹猩猩”，又被秘演抹去。苏子美说：“吾之作谁敢点窜耶？”秘演说：“君之诗出，则传四海，吾不能断晕酒，为浮图罪人，何堪更为君诗所暴？”子美无奈，只得笑而从之。秘演为人之狂放不羁，由此可见一斑。古之贤士，都看重名声气节。他们敬佩秘演、曼卿的为人，因此都愿意同他们交游。“予亦时至其室”一句，把作者自己也插了进去，通过自己与秘演、曼卿二人的亲密关系，使文章中关于秘、石二人的描写更加真实感人，也更增添了文章的感情色彩。文章至此，笔势陡然一转，写到秘演由盛而衰的过程。“十年之间，秘演北渡河，东之济、郓，无所合，困而归。”那些隐居的士子们，并不是真的愿意与“山林屠贩”为伍，只是他们的才学得不到世人的赏识，以避世来作消极的反抗。他们一旦有机会，便会出山，重新实现他们的雄心、抱负。秘演便是为此奔波了十年，最终却仍一无所获，两手空空地回到了“山林屠贩”之中。此时石曼卿已死，而秘演也已衰老多病。作者目睹他们二人由盛至衰的过程，感慨世事沧桑，又联想到自己，发出了“予乃见其盛衰，则予亦将老矣”的嗟叹。
最后一段谈到了秘演的诗作。曼卿本人的诗清美之极，而他却特别称赞秘演的诗。认为他的诗雅正刚健，有《诗经》作者以诗美刺社会之意。此是借曼卿之口，赞誉秘演之诗。关于秘诗的特点，苏子美的《赠释秘演》中曾这样说到：“作诗千篇颇振绝，放意吐出吁可惊。不肯低心事镌凿，直欲淡泊趋杳冥。”秘演相貌出众，胸怀浩然正气，可惜他出世皈佛， 不能在世事中有所作为， 只有他的诗得以在世上流行。可是他又不珍重自己的诗。人已经很老了， 打开他的诗箱一看，“尚得三四百篇， 皆可喜者。”曼卿死后， 秘演也茫然不知所向， 听说东南一带多名山胜水， 甚为壮观， 便欲前往游览。这说明他人虽已老， 仍壮心未已， 志在山水。作者深知友人的用心所在， 因此为他的诗集写了这篇序文， 述说了他盛时的往事， 用来悲叹他今日的衰老。这就点明了作者撰著此文的目的。文章在最后标出了作者的名字及写此文的具体时间。
近代学者林纾说过：“欧阳永叔长于序诗文集。”此话不假。欧阳修写过不少诗序， 除《释秘演诗集序》外， 还有《梅圣俞诗集序》、《苏氏文集序》等。文中亦有“秘演状貌雄杰， 其胸中浩然”的正面刻画， 但更多的是采用侧面烘托， 映衬的方法表现秘演其人。秘演的行为轨迹， 始终伴随着石曼卿的影子。未写秘演， 先写曼卿为人， 写其“廓然有大志， 时人不能用其材”， 因此“从布衣野老， 酣嬉淋漓， 颠倒而不厌”， 实则是映衬秘演的为人。写秘演盛时的狂放以及老年的落拓， 都始终与曼卿的活动紧密联系着。二人盛时“欢然无所间”， 及“曼卿已死， 秘演亦老病”。文章写秘演的诗歌艺术， 亦先写曼卿诗之清绝， 然后由曼卿口中， 引出对秘诗“雅健有诗人之意”的评价。这种映衬、对比的手法， 使两个奇人的形象都很鲜明、突出。
《释秘演诗集序》行文直起直落而又富于变化， 结构严谨， 前呼后应， 过渡、衔接自然， 委婉曲折， 如文中讲“山林屠贩”，“伏而不出”， 实际上暗伏着秘演、曼卿这二位隐士。由求“智谋雄伟非常之士”不得， 引出曼卿， 再由作者跟随曼卿交游， 引出秘演。字字珠玑， 句句含有伏笔， 真是无一赘字。又如二段有曼卿“酣嬉淋漓， 颠倒而不厌”之伏笔， 三段便用“曼卿隐于酒”，“极饮大醉”回应， 结构严谨、完整， 几近无懈可击。文中写曼卿、秘演二人由盛而衰的过程，令人沉痛， 哀惋， 然而篇末却写秘演犹存壮志要游山水以寄托情怀， 将读者的思路引向对秘演最后归宿的揣测、遐想之中， 可谓意境深远。全篇语言平谈， 感情深沉而又富于变化。如写石、秘二人盛时的纵酒狂饮， 语言明白、流畅， 而写他们衰败时， 语气则舒缓、沉郁， 无限凄厉哀惋。明人茅坤称此序“多慷慨呜咽之音， 命意最旷而逸”， 实在是很恰当的。
东岳泰山，巍巍峨峨，犹如一个顶天立地的巨人，以其拔地通天之势，擎天捧日之姿，雄踞于齐鲁大地。其实，泰山险不过华山，雄不过恒山，海拔高度在五岳中仅排第三位。学者王克煜认为，它之所以被尊为五岳之首，与它的地理位置分不开。东汉应劭在《风俗通义》中记载：“泰山之尊一曰岱宗。岱，始也；宗，长也。万物之始，阴阳交代，故为五岳长。”此外，泰山之所以被视为五岳之尊，与它在历史上曾具有的浓重的政治、宗教色彩分不开。司马迁《史记》援引《管子·封禅篇》说，上古之时，封禅泰山的就有七十二家帝王。后来，历代帝王几乎无不封禅泰山。泰山别名“天孙”，意为天地之孙，主招魂，知人生命之长短，这大概是历代帝王钟情于泰山的重要原因吧。从这个意义上说，泰山是一座政治色彩浓厚的文化山。泰山又是一座自然风光优美的山。它壑深谷幽，峰奇石怪，山高水长，风卷云舒，历来就吸引着许多文人墨客为它长啸短吟，为它泼墨挥毫，为它锦上添花。姚鼐也是其中的一位。
姚鼐写过多篇有关泰山的诗文：《登泰山记》、《游灵岩记》、《岁除日与子颖登日观观日出歌》(诗)、《泰山道里记·序》等。《登泰山记》是历代泰山游记中的佼佼者。读这篇游记，我们被作者浓厚的游兴所感染。文人登泰山，多选春秋良时，姚鼐却选择了一条特殊的路线和一个特殊的日子。“余以乾隆三十九年十二月，自京师乘风雪，历齐河、长清，穿泰山西北谷，越长城之限，至于泰安。”一般人不会穿泰山西北谷抵达泰安，也不可能借机去考察齐长城。姚鼐这位主张“义理、考据、文章”的桐城派代表，偏要“越长城之限”，实地考察古长城之貌，其精神令人由衷敬佩。作者登山这天，是除夕的前一夜，观日出时正值中华民族最隆重的传统节日——年三十。冬天登山已不多见，选择岁除之日观日出则更加少见。你想，在万家团聚共度良时之日，作者于泰山之巅皑皑白雪之中翘首迎接新一轮红日喷薄而出，这是不是表现了一种崇高的人生境界?正如他在诗中所写：“男儿自负乔岳身，胸中大海光明暾。即今同立岱宗顶，岂复犹如世上人?”
作者的语言十分洗练。“泰山之阳，汶水西流；其阴，济水东流。阳谷皆入汶，阴谷皆入济。东其南北分者，古长城也。”寥寥三十余字，将泰山的地理位置、河流走向及南北分界，交代得一清二楚。句式整饬，朗朗上口。接下来，作者连用“乘、历、穿、越、至”五个动词写出自己的行进路线，语句清晰如水，又起伏跌宕，宛如一条游动的长龙。作者写景的语言也是非常简练的。“苍山负雪，明烛天南。望晚日照城郭，汶水、徂徕如画，而半山居雾若带然。”这几句写了泰山雪景、夕阳、云雾，如诗如画，令人遐想不已，但又是何等的惜墨如金。作者写日出盛景，用墨极少，却能将正面描写和侧面描写结合起来，再次收到以少胜多的艺术效果。“日上，正赤如丹，下有红光动摇承之，或曰：‘此东海也。’”这是正面描写。“回视日观以西峰，或得日，或否，绛皓驳色，而皆若偻。”这是间接描写。文末描写也是精彩之笔。“山多石，少土。石苍黑色，多平方，少圜。少杂树，多松，生石罅，皆平顶。冰雪，无瀑水，无鸟兽音迹。至日观数里内无树，而雪与人膝齐。”用最少的语言传达最丰富的信息，这是本文的一大特色。
桐城派主张义理、考据、文章缺一不可。在这篇文章中，这点体现得是很好的。单说考据，文中处处可见。“古长城”、“三谷”、“环水”、“东谷”、“石刻”、“天门”等都是作者考证的内容。也许有的读者会说，作者对自己的内心感情压抑得太过分了，以至于全篇无一句抒情语。我们不好臆测作者东时的心境，但从他写的诗句来看，能够感觉出他是有很多感慨的。但他远不像范仲淹《岳阳楼记》那样尽情抒发。如果不进行一番“考据”，仅从桐城派文章风格上解释这一现象，恐难讲通。
乾隆三十九年（1774），姚鼐四十二岁。他参加纂修的《四库全书》于三十七年告成，以御史记名。此年以养亲为名，告归田里，道经泰安与挚友泰安知府朱孝纯（字子颖）同上泰山。泰山气势雄伟，风景壮丽，历代文人骚客多在春秋佳日，联袂登山，吟哦题咏，留下了许多优秀的篇章，姚鼐的《登泰山记》把泰山雪后初晴的瑰丽景象和日出的壮观场面真实动人地描绘出来。且记述的是冬日的游历，有别于徐志摩、李健吾、杨朔、冯骥才等诸公的文字，因而显得不落窠臼，更具特色。
作者从地理环境着笔，山南有汶水西流，山北济水东去，名山傍水，分外壮观。作者巧妙地利用介绍山谷而引出齐国修筑的古长城，从古长城又引出“最高日观峰”的所在位置。为下文描写登山所见，做好了必要的准备。作者胸有成竹，把山、水和长城置于广阔的天地之中。从大处着眼，高屋建瓴。接着，作者写自己由京师至泰安的沿途经历，交代清了事情的来龙去脉。他动身起程那天，“乘风雪”出发，气候十分恶劣，这似乎是一巧合，其实这正是作者的匠心独运之处。他悄悄地埋下一条贯穿全文的伏线，以便为描写登山的艰难、游览的豪兴而创造出有利条件。接着他记叙丁未（二十八日）那天，由南面山脚处登山，谁知那山竟高达四十五里，石阶竟有七千余级，这用数字来显示峰峦险峻的手法实在高明。作者选择的路线是循中谷入,“道少半，越中岭，复循西谷，遂至其颠”。看似轻描淡写，但读至下文，“所经中岭及山巅崖限东道”，“道中迷雾冰滑，磴几不可登”，顿有“成如容易却艰辛”之感。登上山巅，广阔的视野中，山、水、城郭尽收眼底，座座青峰身披皑皑白雪，照亮南天，鸟瞰泰安城，汶水和徂徕山，沐浴在夕照中；环绕山间的云雾，就像轻柔的腰带。作者用落日、青山、流水、白雪、城郭，组成了一幅波澜壮阔的夕照图，真可谓尺幅千里，呼之欲出。
作者于二十八日傍晚登上山顶，第二天即除夕（东年十二月小）五更时分，与子颖至日观峰之日观亭，坐候日出。他不惜浓笔泼墨，分三个步骤：一曰日将出，“云一线异色”；二曰日正出，“须臾成五彩”；三曰日已出，“日上，正赤如丹”。日出之景，变幻莫测，形诸文字，有些棘手，他却能穷形尽相地正面描摹旭日升腾时灿烂的光彩和跳跃的欢态，而且还把长天、云彩、大海作为背景，有力地烘托出日出的壮观。寥寥数语，气势磅礴的日出就宛然在目。诗仙李白也在此看过日出，“攀崖上日观，伏槛窥东溟。海色动远山，天鸡已先鸣。”虽有特色，却稍有逊色。杜甫途经泰山，赋有《望岳》，“会东凌绝顶，一览众山小”成为千古绝唱。这和姚鼐的“ 稍见云中白若摴蒱数十立者，山也”有异曲同工之妙。之后，作者又欣然回视西峰，见雪后初晴，日光照射，颜色相杂。这一笔，似乎可削，但它却表现了日出的效果和影响，是绝不可缺少的。
山顶的建筑，山道中的石刻，记叙收放自然，详略有序。这都与登山活动的对象的主次、个人感受的深浅息息相关。最后综述泰山冬景的特点：石峰峻峭，青松苍劲，冰雪覆盖，众鸟飞绝。用凝练的语言把自己的游览所见归结为“三多”、“三少”、“三无”。结句照应冰雪，戛然而止，令人回味。
桐城派古文以简洁著称。姚鼐的《登泰山记》是其代表作之一。登泰山，可记可写的东西很多，要是信马由缰，洋洋几千字亦不为多。以本文而论，登泰山路见何物，路遇何人，与子颖有何谈论，泰山有何传说，有何感慨，可挑可拣。但作者却只写了“道皆砌石为磴，其级七千有余”和“道中迷雾冰滑，磴几不可登”两句，算是路途所见。他把重点放在登山路径和山顶景物上。他觉得路径复杂而艰难，为后来者着想，需详细交代。山顶奇观，乃众人向往，不可不细细描摹。名胜古迹，土石动植冰雪，自有特色，作“记”自然不可忽略。
历来的大家都讲究起承转合，讲究扣题，文章高手总是为突出题“目”而或收或放。作者从始至终紧扣“登”这个“目”，本文开始介绍泰山的山水形势，为“登”字作铺垫，寥寥几十字收笔。作为散文，“形散而神不散”是其共同特点，。但用这个标准来衡量本文却发现，本文的“形散”是有限度的，无非在取材上较为自由罢了。而本文所取材料一没有离开泰山，二没有离开“登”山，故取材上的散是有限度的。在表现方法上，也以记叙为主，兼有描写，没有议论。故本文取材和表现方法上的聚和凝，是桐城派简洁的文风“言有物”的有力注脚。
用语准确，不事渲染，更无铺陈。以记登山经过而言，“自京师乘风雪，历齐河、长清，穿泰山西北谷，越长城之限，至于泰安”。“乘、历、穿、越、至”五个动词，把从京师去泰安的路程交代得清清楚楚，并能让人悟出作者东时冒风雪，过县城，穿山越岭的艰辛。以描写山顶景色而言，七句话描绘了七个画面：
①“与子颖坐日观亭，待日出”；
②“大风扬积雪击面”；
③“亭东自足下皆云漫”；
④“稍见云中白若摴蒱数十立者，山也”；
⑤“极天云一线异色，须臾成五采”；
⑥“日上，正赤如丹，下有红光动摇承之”；
⑦“回视日观以西峰，或得日，或否，绛皓驳色，而皆若偻”。
可见作者用语何等准确。如写山顶的风，作者不用烘托或渲染的方法，只用“大风扬积雪击面”七个字，便可使人想见。不但写出了“风扬积雪”的视觉，而且写出了“击面”的触觉。“扬”、“击”二字把风力描绘得十分突出，使读者有感同身受的体会。日观亭以东，“自足下皆云漫”，“漫”写云雾之大。云中山“白若摴蒱”，抓住了形状的特点。“极天云”细如一线是其特点。一线异色“须臾成五采”，抓住了它瞬间的变化。而且静动有序，有张有弛。堪称“有物有序、清新简洁”的典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