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48古诗词

　　其一：这首诗从触发、联想展开情感活动。女主人公住近渡口，每天沿河上下的船只从门前经过；于是她就想，其中也许有从江南来的船。丈夫在江南的某地长久不归。既然有江南船，就可能有丈夫从江南寄回的书信。她可能每天都倚门望几次。每当看到渡头有船只停泊，就不免要上前去打问，可结果总是失望而归。诗中说江南船“常有”，就是说书信“总无”。然而，主人公仍把希望寄托于下一趟船来，她想：大概书信已经寄出，正在途中，所以诗的结句“寄书家中否”便是这位少妇不断幻灭又不断复生的希望。 

　　其二：这首诗表现作者的情趣与倾向。诗人想念故乡，自然是情理之中；而喜欢梅花，则溢于言表。

　　诗中的抒情主人公（“我”，不一定是作者），是一个久在异乡的人，忽然遇上来自故乡的旧友，首先激起的自然是强烈的乡思，是急欲了解故乡风物、人事的心情。开头两句，正是以一种不加修饰、接近于生活的自然状态的形式，传神地表达了“我”的这种感情。“故乡”一词迭见，正表现出乡思之殷：“应知”云云，迹近噜，却表现出了解乡事之情的急切，透露出一种儿童式的天真与亲切。纯用白描记言，却简洁地将“我”在特定情形下的感情、心理、神态、口吻等表现得栩栩如生，这其实是很省俭的笔墨。

　　关于“故乡事”，那是可以开一张长长的问题清单的。初唐的王绩写过一篇《在京思故园见乡人问》，从朋旧童孩、宗族弟侄、旧园新树、茅斋宽窄、柳行疏密一直问到院果林花，仍然意犹未尽，“羁心只欲问”；而这首诗中的“我”却撇开这些，独问对方：来日绮窗前，寒梅著花未？仿佛故乡之值得怀念，就在窗前那株寒梅。这就很有些出乎常情。但又绝非故作姿态。

　　一个人对故乡的怀念，总是和那些与自己过去生活有密切关系的人、事、物联结在一起。所谓“乡思”，完全是一种“形象思维”，浮现在思乡者脑海中的，都是一个个具体的形象或画面。故乡的亲朋故旧、山川景物、风土人情，都值得怀念。但引起亲切怀想的，有时往往是一些看来很平常、很细小的情事，这窗前的寒梅便是一例。它可能蕴含着当年家居生活亲切有趣的情事。因此，这株寒梅，就不再是一般的自然物，而成了故乡的一种象征。它已经被诗化、典型化了。因此这株寒梅也自然成了“我”的思乡之情的集中寄托。从这个意义上去理解，独问“寒梅著花未”是完全符合生活逻辑的。

　　古代诗歌中常有这种质朴平淡而诗味浓郁的作品。它质朴到似乎不用任何技巧，实际上却包含着最高级的技巧。象这首诗中的独问寒梅，就不妨看成一种通过特殊体现一般的典型化技巧，而这种技巧却是用一种平淡质朴得如叙家常的形式来体现的。这正是所谓寓巧于朴。王绩的那首《在京思故园见乡人问》，朴质的程度也许超过这首诗，但它那一连串的发问，其艺术力量却远远抵不上王维的这一问。

　　“君自故乡来，应知故乡事。”这一句看起来是问家乡的情况，但诗人只是笼统的以“故乡事”来设问，诗人心里满腹的问题一时竟不知从何问起了。这句描写出诗人的踌躇，对方的诧异。“来日绮窗前，寒梅著花未？”这一问倒令对方感到困惑，不问人事而问物事，可是正是这样一问，才是妙趣横生，令人回味无穷。其实诗人的真正目的，哪里是梅花啊。诗人想说的话，想问的问题不知从何说起，对家乡的思念竟在这一个不经意的问题之中。

　　其三：这首诗以时序的递进、物候的变化，加深主人公的情感。“已见寒梅发”一句是对上一首询问寒梅著花的呼应。此句是女主人公失望的深深怨情。因为光景蹉跎，不能如期践约，此时在女主人公眼中，寒梅花发已由希望之光变为幻灭之色。不仅如此。便是这象征青春、爱情的春天，欣欣向荣的春天，也发生了质的变化。梅花开了，早春已过。百鸟叫了，仲春也已飞逝。现在是莺飞草长的暮春了。随着节序的推移，女主人公的心绪也由百无聊赖到终日惆怅，以至看花落泪、见月伤心了。以前，她觉得，时间过去一天，距离自己美好愿望的实现就近一日。现在完全是逆反心理：时间愈是过得快，幻灭就愈彻底，犹如滔滔日下的江河，无可如何。此时，鸟鸣，春草都变作主人公情感的对立物。诗人说女主人公是以一颗充满忧愁的心“视春草”，她看到愈来愈茂盛的春草眼看就要连到阶前，禁不住惶恐起来了。

　　子产不毁乡校和周厉王监谤的故事，人们都不陌生。但韩愈却在他的《子产不毁乡校颂》中把二者联系起来，加以对照。这就使人感到很有新意，而且能够从中得到深刻的历史教训。

　　春秋时，“郑人游于乡校，以论执政”。当时执政的是子产，他以礼法纲纪治国，进行了一些大胆改革。这就招致一些人的不满，批评，甚至攻击。有人建议毁乡校，子产坚决反对。他说：“夫人朝夕退而游焉，以议执政之善否。其所善者，吾则行之；其所恶者，吾则改之；是吾师也。若之何毁之？我闻忠善以损怨，不闻作威以防怨。岂不遽止？然犹防川，大决所犯，伤人必多，吾不克救也；不如小决使道（同导），不如吾闻而药之也。”（见《左传·襄公三十一年》）

　　子产对别人的批评采取的这种态度，是完全正确的，用现在的观点来分析，也是符合唯物辩证法的认识论的。两千多年前的子产能够有这样的气度和认识，是十分难能的。孔子对子产的作法也十分赞赏。据《左传》记载：“仲尼闻是语（指上述子产的话）也，曰：‘以是观之，人谓子产不仁，吾不信也。’”孔子把仁当作崇高的政治、伦理道德的标准，从不轻易以仁许人，现在居然据此即称子产为仁。这说明孔子认为这种作法就是仁的一种表现，为什么呢？因为这种作法和孔子的中庸学说是一致的。孔子的所谓中庸，并不是要人们对人处事不分是非，模棱两可。对于那种巧言令色的佞人、乡愿，孔子是非常鄙视的。孔子的所谓中庸，就是“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礼记·中庸》）孔子曾经说过：“君子之行也，度于礼，……事执其中。”（《左传·哀公十一年》）中庸学说承认事物存在着对立的两端，互相矛盾，又互相联结，应取长补短，以得其中，否则就会“过犹不及”（《论语·先进》）。要避免事物的任何一端超过了界限（用现代哲学的术语来说就是“度”），就要求使两端（即矛盾的双方）都能及时暴露出来，使人们及时了解，采取措施，否则就会使问题堆积起来，变得积重难返，甚或酿成大祸。子产说“其所善者，吾则行之；其所恶者，吾则改之；是吾师也”。否则“大决所犯，伤人必多，吾不克救也！不如小决使道（同导），不如吾闻而药之也。”这些话正是这个意思。

　　正确的认识方法，导致了良好的效果。当子产执政头一年，有的人对他整顿田地疆界和沟洫等改革措施不理解，不满意，就怨恨他，叫喊“孰杀子产，吾其与之！”正如韩愈在诗中所说的“国口嚣嚣”，仇视到了极点。但子产既不因为这些人的不满而停止自己的改革措施，也不对不满的人采取镇压（毁乡校）的办法。而是如韩愈所说的那样，“善也吾行，不善吾避”。结果，子产执政三年之后，舆（国）人诵之曰：“我有子弟，子产诲之！我有田畴，子产殖之。子产而死，谁其嗣之？”郑人从实践中认识到子产的正确，对子产的态度也从仇恨变成爱戴，起了根本的变化。正因为如此，韩愈在诗中称颂“维是子产，执政之式（榜样）。”这样的颂词，子产是当之无愧的。

　　韩愈在诗中，也举了反面的例，就是《国语·周语》中著名的周厉王使卫巫监谤的故事。周厉王暴虐无道，国人批评他，他不但不改，反而派卫巫监谤，加以镇压。大臣召公劝说，“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建议他多方设法听取各种意见，然后斟酌采行。但是，厉“王弗听，于是国人莫敢出言，三年乃流王于彘”。可能是由于吸取了周厉王失败的教训，子产才能悟出乡校不可毁的道理（前面引述的子产的一些话和召公的话很相似）。

　　经过这样的对比，韩愈在诗中说：“成败之迹，昭然可现。”他通过两个历史故事，两种方法带来两种结果，说明管理国家应该采取甚么方法。当然，韩愈只是从巩固封建制度的立场出发的，但从认识论角度看，却有普遍的意义。

　　韩愈最后为子产的善政“化只一国”（他的教化只限于一个郑国），而大发感慨。”四海所以不理，有君无臣，谁其嗣之？我思古人。”韩愈以为天下之所以得不到正确的治理，就在于没有称职的良臣。因此，他对子产特别怀念。其实，在古代的封建社会，象子产这样的良臣，是很难被重用的，纵使一时能执掌权柄，实施改革，也免不了要遭到保守势力的攻击，一旦失势或死亡，其改革的善政便又复归失败，即所谓政以人举，也必以人亡是也。

　　历史的经验证明，健全的政治，不能只靠个别的圣君贤相，而要靠健全的政治法律制度，以保证人民群国可以批评议论执政者及其作为，社会上各方面的不同意见也都能及时反映出来，以便使人们通过实践、试验和比较，认识真理。否则就会如韩愈在诗中所说的“下塞上聋，邦其倾矣！”同时，制度还要保证使那些思想品质好、有才干的人材能不断地被选拔出来，担任重要的职务，使他们能大展宏图。

　　该小令上片写水月迷濛之夜，“满城烟水月微茫，人倚兰舟唱”。在作者笔下，夜色别有一种韵味，别有一种神秘。水气与“微茫”的月色联成一气，具有一种朦胧之美。朦胧之中，采莲的少女斜倚兰舟，唱着心中的歌，给人亦真亦幻的感觉。倚舟低唱之人对远方恋人的深沉怀念，情景交融，和谐一致。特别是以荷花比情人，以藕丝喻情思，不仅形象切贴，更把那种热烈缠绵的感情表达无遗。

　　下片写采莲人的歌声惊破了梦中聚首的鸳鸯美梦，只好深夜独卧江楼，不禁思绪滚滚，热泪潸潸，伤心莫唱南朝旧曲。这委婉地写出了男婚女恋、独梦相思之情，而且把相思的一往情深的情人之恋、故土之思、亡国之痛、兴亡之叹巧妙地交织在一起，把作品的思想艺术提高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该曲虽然在极小的篇幅内容却纳入了丰富的内涵，同时也在于作品含蓄委婉的表现方法，使得全曲有了异乎寻常的内涵和表现力，体现了作者不凡的艺术手法，有着咀嚼不尽的余味。

　　《上林赋》是《子虚赋》的姊妹篇。此赋先写子虚、乌有二人之论不确来引出天子上林之事，再依次夸饰天子上林苑中的水势、水产、草木、走兽、台观、树木、猿类之胜，然后写天子猎余庆功，最后写天子悔过反思。全赋规模宏大，辞汇丰富，描绘尽致，渲染淋漓。

　　从内容上看，此赋分为从“亡是公听然而笑曰’到“独不闻天子之上林乎”的起、从“左苍梧”到“百官备具”的承、从“于是乎背秋涉冬”到“心愉于侧”的转、从“于是酒中乐酣”到“谨受命矣”的合四部分。先通过亡是公指出子虚、乌有二人之论不确，从而引出天子上林之事，既承接了《子虚赋》，又为下文作好铺垫；再通过亡是公的口吻，依次夸饰天子上林苑中的水势、水产、草木、走兽、台观、树木、猿类之胜，极言上林苑奇景胜状之巨丽；接着由前面的状物转入渲染天子校猎的场面，先写天子检阅各部曲将帅的情形，再写天子射猎的非凡技艺，归来将猎物分给从人的情形，最后写天子猎余庆功，置酒张乐，美女云集，将奢乐的场面推向最高潮。然后在逐层推进的夸扬之后，突然转折，写天子怅然长叹：“此大奢侈。”全然推翻了前文的夸扬，暗示出作者夸饰上林，渲染田猎，是在暴露奢侈，而不是歌颂功德。继而巧借天子之口提出了治国安民的政治主张，是言褒意贬的讽谏，委婉而深刻。然后借题发挥，语意双关，曲意讽谏，劝谏天子要以礼仪为准则，以圣王为榜样，广收贤才。最后叙述天子行仁义而天下大悦，进行正面引导，同时指出终日纵情田猎的危害，正反对照，直言讽谏，总结全文，与开篇相呼应。

　　全赋先铺陈叙事，突出地表现了叙事大赋的艺术成就；后说理陈志，集中地体现了讽谏的政治内容和讽谏的艺术手段。虽“兴少而比赋多”，但既收到了“写物图貌，蔚似雕画”、“繁类以成“”的效果，又达到了“控引天地、错综古今”、“光采炜炜而欲燃，声貌岌岌其将动”的程度。在“巨丽”的艺术载体之中充分实现了作者所谓“赋家之心，苞括宇宙，总揽人物”的意愿。

　　从艺术成就上看，此赋结构宏大，“推天子之苑囿”，将宇宙六合，天下山川尽收笔端，赋中的若干段落，各有主题支配，就算删除一、二节，也不会影响整篇结构；加之内容广博，不管山川多么雄奇，宫观多么壮丽，草木多么名贵，鳞介多么珍异，鸟兽多么殊绝，都被一种占有的形态而存在。那斑驳陆离的苑囿，山泽、川流、林薮、花草、禽兽，就算减去若干，也不会影响整体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