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词与名作《望江南·超然台作》不仅词调相同，起句也极为相似，只是以“未”、“已”一字之差显示了创作时间的某种差异性。不过，两篇写景的艺术视角有一个很大的不同，如果把作者比作一位高明的摄影师，那么前篇是登高览景，作者在进行定点拍摄，本篇则写晚春游兴，作者兴之所至，移步换景，因而不断变换拍摄的方位、角度和距离。
上阕以城中曲水、亭台两个景点为中心，展开叙写。起笔点明题意，并借用《论语》中的典故，写出了初试春服的心理，很像是现代影视中的“画外音”。接着用对仗分别写两个景点：在一弯曲水上，波浪微微涌动，流杯在水面上平稳地行进，——这里再现了曲水流觞的动态景物，像是在高处拍摄的鸟瞰式的镜头；在春游的亭台上，春风柔和，将人们轻便的春服轻轻飘起，——这是一个近镜头，同时伴随着人们的触觉感受（“软”）。出现在作者笔下的这两处景物，都扣住暮春的季节特点，并从侧面表现了作者春游的乐趣。“纻罗轻”与前文“春服几时成”暗相呼应，这是作品章法细密之处，也值得注意。歇拍一句是即景兴感，有歌颂升平之意，固然略嫌庸俗与陈腐，但第一，作者自熙宁七年冬移守密州，政绩斐然，社会稳定，因而在作品中感到欣慰，这恐怕是“低咏乐升平”的实际意义指向；第二，此句重在一个“乐”字，明白地点出了作者此刻的情绪心理。所以还是差强人意的。
下阕空间背景转为郊野，写来另是一番景象。过片两句，写来到郊野后的第一印象：一场小雨过后，处处呈现出催耕的忙碌气象。作者虽未表露身份，却隐隐传达出作为地方长官的他对农事的关心。接着，他还是像摄影师那样把镜头对准了晚春的景物：百舌不再啼鸣，桃花、李花都已凋谢，只是从灌木林深处传来了水鹁鸪的叫声。这里所有的景物也都扣住了晚春的季节特点，并伴之以人的听觉感受。当作者一眼看到大片盛开的芜菁菜花时，情不自禁地感叹道：这时的春色应当是属于芜菁的！韩愈《感春三首》之三云：“黄黄芜菁花，桃李事已退。”刘禹锡《再游玄都观》诗亦云：“百亩庭中半是苔，桃花净尽菜花开。”这篇东坡词歇拍一句可能从中化出，但更是当时情景的实录，是与镜头相配合的最强的“画外音”。纵观作者其人，喜怒哀乐固然时或有之，但总有一分“无往而不乐”的“超然”之趣，密州时期的作者更是如此。因此，“春色属芜菁”实在是作者对晚春风光，以至于对自然界的一个独特的发现，透露出作者游春的满足感和游兴的浓低。
如果说“百舌无言桃李尽”一句略带伤春的情调，那么至此已一扫而空了的确，接受者可以超越作者的创作意图，进行合理的再创造。不论苏轼有意与否，“春色属芜菁”一句道出了某种自然的哲理。这可以从两个不同的角度去理解：一是贬抑：大好春光已荡然无存，其余皆不足观，“芜菁”本不值一提，“春色属芜菁”是以丑充美，可怜之至，也可恶之至；二是褒扬：春天众香国虽极可观，但“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未能经得住时间的考验，惟有芜菁生命力最强，在晚春时节最富于生机和活力，因而春色最终属于它。
全诗可分五段。第一段从篇首至“飘飘满天地”，从题面叙起，写岁暮深居值雪。这段文字很平，但有两方面的作用。一是突出天气的奇寒：“衡门昼长闭”“五日免常参”二句写为官的作者本人深居简出，朝廷免去五日一上朝的惯例，官署亦不办公，这些都间接表明岁暮天寒的影响。“睡起毛骨寒，窗牅琼花坠”则是通过描写漫天飞扬的大雪直接表达天气的寒冷；二是描述一己的闲逸。既无案牍劳形之苦，复多深日读书之趣，因而往往睡到日上三竿才起来。一日睡起，忽觉寒气入骨，有玉屑一样的白花飞入窗内，于是“披衣出户看，飘飘满天地。”十个字对雪没有作细致的描绘，却全是一种潇散愉悦的情味。这里写天寒，写闲逸，无不是为后文写边地兵民劳役之苦作铺垫或伏笔。
第二段从“岂敢患贫居”到“相聚歌时瑞”，承接上段，写家人团聚，赏白雪而庆丰年。值得玩味的是从篇首“衡门句到这一段，诗人一再称穷。“贫居”固然是穷，“月俸无余”、“数杯”、“一酌”亦无不意味着穷。其实这倒不是他真的要发什么官微不救贫一类的牢骚，而是别有用意。他虽说“穷”，却不愁薪米、能备酒肴，惠及父母兄弟妻子。在这大雪纷飞的岁暮，他们能共享天伦之乐，共贺“瑞雪丰年”。这里句句流露出一种“知足”之乐，言“贫”倒仿佛成了谦词。所以，诗人实际上是要告诉读者：贫亦有等，从而为后文写真正贫而且困的人们再作地步。晚唐罗隐诗云“尽道丰年瑞，丰年事若何？长安有贫者，为瑞不宜多。”从“相聚歌时瑞”的人们联想到长安贫者，替他们说了一点话。王禹偁这里的写法大致相同，但他想得更远，语意更切。
第三段即以“因思”二字领起，至“阒寂荒陂里”句，转而以想象之笔写“河朔”人民服劳役的苦况。关于北宋时抽民丁运输军粮的情况，李复《兵餽行》写得最详细，可以参看：“人负五斗兼蓑笠，米供两兵更自食；高卑日概给二升，六斗才可供十日。”“运粮恐俱乏军兴，再符差点催餽军。此户追索丁口绝，县官不敢言无人；尽将妇妻作男子，数少更及羸老身。”第四段则以“又思”二字领起，至“牢落穷沙际”句，进而写兵役的苦况。
这两段所写河朔兵民之苦，与一二段所写身在帝乡的“我”的处境，适成对照。一方是闲逸，而一方是不堪劳碌：服劳役者“车重数十斛，路遥数百里。赢蹄冻不行，死辙冰难曳”，服兵役者“城上卓握旗，楼自望烽隧，弓劲添气力，甲寒侵骨髓”。一方无冻馁之苦，而一方有葬身沟壑沙场之忧：或日宿“荒陂里”，或转辗于“穷沙际”。字里行间，表现出诗人对河朔军民之深厚同情，从而引出一种为官者为强烈责任感，和对自己无力解除民瘼的深切内疚。
从“自念亦何人”到篇终为第五段，作自责之词而寓讽谕之意。看出诗人内疚很深，故出语沉痛。他觉得贪图一己的安逸是可耻的“偷安”，感到自己身为“拾遗”而未能尽到谏官的责任，身“直史馆”而未能尽到史官的责任，不足为“直士”、不足为“良史”。“不耕一亩田”，又无“富人术”，有愧于河朔之民；“不持一只矢”，又乏“安边议”，有负于边塞之兵；更对不住道义之交的热忱期望。所以骂自己为人民的蛀虫－－“深为苍生蠹”。而事实上，王禹偁本人为官“遇事敢言，喜臧否人物，以直躬行道为已任”，是不当任其咎的。他在此诗以及其他诗中的自责之词，一方面表示他不愿尸位素餐的责任心，另一方面也是对那些无功食禄之辈的讽刺。
全诗层次极清楚，主要运用了对比结构，但这不是两个极端的对比，而是通过“良心发现”式的反省语气写出，对比虽不那么惊心动魄，却有一种恳挚感人的力量。全诗语意周详，多用排比句式，乃至段落之间作排比，却毫无拖沓之嫌。其所以“篇无空文”，实在于“语必尽规”。因此，此诗不仅在思想上继承杜甫、白居易系心民瘼的传统，在艺术风格上也深得白诗真传，以平易浅切见长。从诗歌语言的角度看，乃是以单行素笔直抒胸臆，初步表现了宋诗议论化、散文化的风格待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