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述酒》以比喻手法隐晦曲折地记录了刘裕篡权易代的过程，对晋恭帝以及晋王朝的覆灭流露了无限的哀惋之情。此时陶渊明已躬耕隐居多年，乱世也看惯了，篡权也看惯了，但这首诗仍透露出他对世事不能忘怀的精神。
为了避祸，陶渊明把这首诗写得十分隐晦。经韩子苍、汤汉及后来注家的努力，终于弄清了诗意。
全诗四句为一层次，共六层次；只有收尾作六句，组成第七层次：一、东晋运祚，由盛趋衰；二、逆篡不断，至于桓、刘；三、诗人感慨，宋代晋瑞；四、刘灭桓玄，恭帝遭害；五、除异务尽，逃也不免；六、简文应谶，晋祚告尽；七、我亲夷齐，天容当固。
这首诗的标题旁有一个题注：“仪狄造，杜康润色之”。仪狄是夏禹时代酒的发明者，而杜康是西周时人，正是在他改进了酿酒技术后，酒才风行于天下。这个题注仿佛让人们以为陶潜这首诗是在记述酒的发明发展史，其实根本不是。陶潜在这里用了影射手法，实际上是以仪狄影射桓玄，以杜康影射刘裕。桓玄篡位时用毒酒鸩杀了司马道子，而在陶潜听到的传闻中，晋安帝司马德宗和晋恭帝司马德文，也都是被毒酒毒死的。这首诗里的“酒”，实际上指的是毒死司马皇族的毒酒，这首诗实际上是在感叹东晋王朝的灭亡。
“重离照南陆，鸣鸟声相闻。秋草虽未黄，融风久已分。”
“重离”为周易八卦之一，“离”为火为日，天上的太阳暗喻地上的皇帝。司马氏的先祖出自古帝高阳之子重黎，为夏官祝融。“重离”与“重黎”谐音，指代司马王朝。太阳照到南边的陆地上，暗喻晋室南渡，东晋开始。“鸣鸟”暗喻东晋初年名臣荟萃，如祖逖、王导、温峤、郗鉴、陶侃等人，都立下了赫赫功勋。
“融风”是春天的东北风，司马氏祖出夏官祝融，所以“融风”也指代司马帝风。秋草虽然还没黄，可春风早已消失无踪，司马晋朝的运祚已趋衰颓。
这四句诗概括了东晋从开国到衰亡的百年沧桑，从中不难看出，这首诗是一首政治诗，谈论的正是晋宋易代的重大历史事件，难怪陶潜要用如此隐晦曲折的手法了。
“素砾皛修渚，南岳无馀云。豫章抗高门，重华固灵坟。”
“素砾”是白色的小石子，比喻王敦、苏峻等犯上作乱的奸邪。“南岳”是衡山，在今天湖南境内，诗中指代东晋政权。山上的云就是东晋王朝的祥瑞之云。这些小石子在长江边闪着凶光冒着邪气，将南岳山头的祥瑞云气冲散了——也就是说，东晋王朝从开国之日起，就不断发生奸邪篡逆叛乱之事，国势一天比一天衰落。
刘裕在义熙二年（406年）被封为豫章郡公，“豫章”在这里就是指代刘裕。“重华”是舜的号，他的坟在湖南零陵的九嶷山，而晋恭帝司马德文逊位后正是被封为“零陵王”，“重华”在这里暗指司马德文。在平定桓玄之乱的过程中，以刘裕为代表的寒门庶族将领，逐渐掌握了军政大权，以王谢为代表的世族官僚，逐渐成为他们的依附势力，最后东晋王朝终于覆灭，刘裕建立了刘宋新朝，东晋末代皇帝司马德文，虽然谦恭逊位，最后也难逃他的魔掌！
“流泪抱中叹，倾耳听司晨。神州献嘉粟，西灵为我驯。”
义熙十四年（418年），有人向刘裕敬献“嘉粟”，刘裕献给晋安帝，晋安帝让刘裕保存。“嘉粟”是一茎多穗的稀有禾谷，古代认为是祥瑞之物，一旦出现就昭示着要出圣人。晋安帝让刘裕保存“嘉粟”，暗示自己准备将天下禅让给他。可就在那年年底，刘裕命人将晋安帝害死，又立司马德文为皇帝，以应“昌明之后有二帝”的谶语。
“西灵”应当作“四灵”，指龙凤麟龟四种祥瑞之物，陶潜可能是故意写错，以免被当权者看懂。四种祥瑞之物都被刘裕驭使，暗喻他杀害天子篡权夺位的罪孽。
这四句写陶潜当初听到晋安帝被害的消息，义愤填膺，悲哀难抑。多少个夜晚他流泪叹息，一直到雄鸡啼鸣还难以入眠。而如今连已经逊位的晋恭帝竟然也惨遭杀害，诗人的悲愤更是无法言喻。
“诸梁董师旅，羊胜丧其身。山阳归下国，成名犹不勤。”
“诸梁”指沈诸梁，是战国时楚国的大将。“羊胜”应该作“芈胜”，陶潜也是故意写错。芈胜是楚国王族，他的父亲太子建在郑国遇害，他想报仇，楚国的令尹子西不从，他就杀了子西，将楚惠王赶出国境，自立为楚王。沈诸梁闻知后就率领军队攻打芈胜，芈胜战败自杀，楚惠王得以复位。陶潜引出这个典故，是为了影射刘裕举义推翻桓玄之事，也颇有讽刺意味：刘裕是靠着推翻篡位夺权的桓玄掌握军政大权的，而现在也做出篡逆之事，原来与桓玄是一丘之貉！
曹丕建立魏国后，封让位的汉献帝刘协为“山阳公”，让他迁居出洛阳，但并未加害，山阳公刘协得以终其天年。陶潜引出这个典故，更是在责骂刘裕，骂他连已经逊位的司马德文都要杀害，连曹丕都不如。
“卜生善斯牧，安乐不为君。平王去旧京，峡中纳遗薰。”
汉朝的卜式是放羊的高手，曾经对汉武帝说：“治理人民和放羊的道理有些相似，我放的羊全都要是能够按时起居的，只要有偷懒睡觉的就杀掉，害怕它们败坏了整个羊群。”陶潜引用这个典故，暗喻刘裕为了达到篡晋称帝的目的，二十年来处心积虑地诛除异己，过去协同他讨灭桓玄的刘毅、诸葛长民、司马休之等人，都先后被杀。“安乐不为君”，是指褚秀之、褚淡之等人媚宋求荣，协同杀害晋安帝和晋恭帝。
“平王”在这里是指代“平固王”，元兴二年（403年）桓玄篡位称帝，封晋安帝为“平固王”，将他从建康赶到寻阳。“峡中纳遗薰”用了《庄子》里的一个典故，讲古代越国连续有三个国君被杀，王子廀本该即位，但他怕死跑到丹穴躲藏起来。越国人到丹穴去请他，他躲藏在峡谷里不肯出来。越国人就点燃艾草，用浓烟将他薰了出来。他登上王车仰天长叹：“为什么一定要我来当国君呢？”陶潜用这个典故，暗喻司马德文是被刘裕逼迫才继位称帝的，如今也被杀害，刘裕的心肠何其狠毒！
“双阳甫云育，三趾显奇文。王子爱清吹，日中翔河汾。”
“阳”为日，两个“日”组成一个“昌”字，是指晋孝武帝司马昌明。他生个两个儿子，就是后来的晋安帝和晋恭帝。传说晋简文帝司马昱曾经见过一条谶语：“晋祚终昌明”。根据谶语以为孝武帝无子，谁知他竟生了两个儿子，在他死后将晋朝延续了二十几年。
“三趾”是指三足乌，神话传说中背负太阳的神鸟。传说只要看到它飞停到屋顶，世上就会出天子。这一句暗指刘裕为了应证“昌明之后有二帝”的谶语，杀晋安帝立晋恭帝，后来又将已经逊位晋恭帝害死，滥杀无辜，荼毒生灵。
王子晋是传说中周灵王的太子，擅长吹笙，修炼二十年后成仙，骑着白鹤飞上天去了。陶潜在这里隐去一个“晋”字，只写作“王子”，正说明这两句诗暗喻晋王朝的覆灭。“日中”是正午，“正午”在古代又称“典午”，而“典午”是有晋一代人们为了避讳专门用来指代“司马”的词。“典”与“司”意义相近，而“午”在干支中的属相正是“马”。“河汾”指黄河和汾河，是西晋王朝的发祥之地。这两句话进一步暗喻晋朝气数已尽运祚已终，表达了诗人沉痛的心情。
这四句诗在字面上组成非常奇幻凄艳的神话意境：重生的太阳相继从天空落下，三足乌衔着谶语来到人间，王子晋吹笙骑鹤飞上了西天，正午时分翱翔在黄河汾水上空。而喻指的却是晋朝终于覆亡皇帝相继被杀的历史事件。
统治当代诗坛的象征手法和意象群诗体，其实在《离骚》中就有，中国古代诗人也都会玩，而且都玩得很棒。但他们绝不像时下的诗人们瞎玩滥玩，玩得不成名堂。陶渊明的这首《述酒》，就是很好的范例。
“朱公练九齿，闲居离世纷。峨峨西岭内，偃息常所亲。天容自永固，彭殇非等伦。”
春秋时越国人范蠡，在帮助越王勾践报仇雪耻攻灭吴国后退位隐居，被封为“陶朱公”。陶潜在这里故意隐去一个“陶”字，正是为了用“朱公”指代自己。他借范蠡隐居的典故表达自己在晋宋易代后的决心，一定要闲居避世，远离人世间的扰攘纷争。
“西岭”指西山，也就是首阳山，伯夷叔齐在商周易代后隐居到首阳山，不食周粟，采薇而食，最后活活饿死。陶潜要求自己以伯夷叔齐为榜样，绝不作媚宋求荣的不忠不义之事。宁可饿死，也不到刘宋新朝去做官求禄！
诗人最后说：老天爷要我陶潜活多少年，我就活多少年，要我饿死我就饿死，我绝不出仕新朝！其实未成年就夭折的殇子与活了八百岁的彭祖又有什么区别？人生的意义不是寿命的长短，而是品格和气节。
陶潜写《述酒》的时候，一定悲痛愤怒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但他又只能用隐蔽晦涩的手法去写，甚至故意写错几个字，好让当权者无法看懂，也就无从迫害他。他对东晋王朝刻骨铭心的感情和对末代皇帝被残杀的切肤之痛，都深深隐藏在这首诗里。
此诗被看作刺世诗，更恰切地说，是一首史诗，是中国文学史上优秀的史诗。
这是一首赠别词。全词一改以往送别诗词缠绵感伤、哀怨愁苦或慷慨悲凉的格调，创新意于法度之中，寄妙理于豪放之外，议论风生，直抒性情，写得既有情韵，又富理趣，充分体现了作者旷达洒脱的个性风貌。词人对老友的眷眷惜别之情，写得深沉细腻，婉转回互，一波三折，动人心弦。
词的上片写与友人久别重逢。元祐初年，苏轼朝为起居舍人，钱穆父为中书舍人，气类相善，友谊甚笃。元祐三年穆父出知越州，都门帐饮时，苏轼曾赋诗赠别。岁月如流，此次杭州重聚，已是别后的第三个年头了。三年来，穆父奔走于京城、吴越之间，此次又远赴瀛州，真可谓“天涯踏尽红尘”。分别虽久，可情谊弥坚，相见欢笑，犹如春日之和煦。更为可喜的是友人与自己都能以道自守，保持耿介风节，借用白居易《赠元稹》诗句来说，即“无波古井水，有节秋竹竿”。作者认为，穆父出守越州，同自己一样，是由于朝好议论政事，为言官所攻。
以上数句，先从时间着笔，回忆前番离别，再就空间落墨，概述仕宦生涯，接下来抒发作者对仕宦失意、久处逆境所持的达观态度，并用对偶连喻的句式，通过对友人纯一道心、保持名节的赞颂，表明了自己淡泊的心境和坚贞的操守。词的上片既是对友人辅君治国、坚持操守的安慰和支持，也是词人半生经历、松柏节操的自我写照，是词人的自勉自励，寓有强烈的身世之感。明写主，暗寓客；以主慰客，客与主同，表现出作者与友人肝胆相照，志同道合。
词的下片切入正题，写月夜送别友人。“惆怅孤帆连夜发，送行淡月微云”一句，描绘出一种凄清幽冷的氛围，渲染了作者与友人分别时抑郁无欢的心情。
“樽前不用翠眉颦”一句，由哀愁转为旷达、豪迈，说离宴中歌舞相伴的歌妓用不着为离愁别恨而哀怨。这一句，其用意一是不要增加行者与送者临歧的悲感，二是世间离别本也是常事，则亦不用哀愁。这二者似乎有矛盾，实则可以统一强抑悲怀、勉为达观这一点上，这符合苏轼宦途多故之后锻炼出来的思想性格。词末二句言何必为暂时离别伤情，其实人生如寄，李白《春夜宴从弟桃花园序》云：“夫天地者，万物之逆旅也，光阴者，百代之过客也。”既然人人都是天地间的过客，又何必计较眼前聚散和江南江北呢？词的结尾，以对友人的慰勉和开释胸怀总收全词，既动之以情，又揭示出得失两忘、万物齐一的人生态度。
苏轼一生虽积极入世，具有鲜明的政治理想和政治主张，但另一方面又受老庄及佛家思想影响颇深，每当官场失意、处境艰难时，他总能“游于物之外”，“无所往而不乐”，以一种恬淡自安、闲雅自适的态度来应对外界的纷纷扰扰，表现出超然物外、随遇而安的旷达、洒脱情怀。
这首送别词中的“一笑作春温”、“樽前不用翠眉颦。人生如逆旅，我亦是行人”等句，是苏轼这种豪放性格、达观态度的集中体现。然而在这些旷达之语的背后，仍能体察出词人对仕宦浮沉的淡淡惆怅，以及对身世飘零的深沉慨叹。
李白被赶出长安，心情无限激愤和失望。但又看不见别的出路，因而也更加苦闷。在这首送岑征君归隐的诗里，这激愤、失望，苦闷的心情一齐迸发出来，化为对唐玄宗统治集团的控诉和同黑暗政治现实决裂的誓言。
第一部分（1～4句）是写岑征君是相门之子，有着谢安一样的雅望。诗人以丰富的想象，大胆的夸张，生动的比喻，以腾飞的巨龙比喻岑征君卓越的才能，充分体现了他创作方法上的浪漫主义的艺术特色。
第二部分（5～12句）是写送别岑征君当时的情景和想象岑征君归隐鸣皋山的原因。诗中写岑征君有卓越的才能，但竟不容于世，反衬了现实的黑暗。征君归隐鸣皋山虽是无可奈何之举，但隐居生活非常的幽深凄清、恬淡纯净，同权贵专权，尔虞我诈的黑暗现实对立的。无论是送别的情景，还是想象中的隐居生活又都表现了诗人极为苦闷的心情。
第三部分（13～20句），诗中描述的君主是封建时代谦恭下士的帝王的典范；而贤士又都是性格傲岸、蔑视权贵的典型。李白在诗中徵引这些古人的典故，用意无非是两个，一是提出一种理想化的君臣关系，借以批评唐玄宗的“轻士”；二是表明自己平交帝王的态度，决不以牺牲人格来换取功名。李白的这种追求人格价值的理想，产生在盛唐政治开明的社会历史土壤中，受到自由浪漫的时代精神的培养和滋育，代表了中国封建时代知识分子富有人格价值、值得布衣寒士骄傲的人生追求。
到了第四部分（21～24句），诗人则把满腔激愤，失望和苦闷的心情，写成了痛快淋漓的揭露与斥责。在唐玄宗统治集团统治下，黑白颠倒，是非不分，奸佞得志，贤才受辱的黑暗政治。诗人表示，再也不能在这个黑暗的现实里呆下去了。这里，他又是用否定一切现实生活，以消极归隐的形式来表达他的反抗的，当然反映了他思想中的消极因素。
此文是韩愈于元和十五年（820），在袁州任刺史时所作。韩愈和柳宗元同是唐代古文运动中桴鼓相应的领袖。私交甚深，友情笃厚。柳宗元卒于元和十四年，韩愈写过不少哀悼和纪念文字，这是其中较有代表性的一篇。文章综括柳宗元的家世、生平、交友、文章，着重论述其治柳政绩和文学风义。韩愈赞扬宗元的政治才能，称颂其勇于为人，急朋友之难的美德和刻苦自励的精神。对他长期迁谪的坎坷遭遇，满掬同情之泪。然而对于宗元早年参加王叔文集团，企图改革政治的行为，却极为之讳，措词隐约，表现了作者的保守思想。文中，韩愈肯定了柳宗元文学上的卓越成就，并揭示出柳文愤世嫉俗之情及其现实意义。全文写得酣姿淋漓，顿挫盘郁，乃韩愈至性至情之所发。
墓志铭，是古代文体的一种，刻石纳入墓内或墓旁，表示对死者的纪念，以便后人稽考。文章通常分两部分，前一部分是序文，叙述死者的姓氏、爵里、世系和生平事迹；后一部分是铭文，缀以韵语，表示对死者的悼念和颂赞。这一篇墓志铭的铭文极短，是一种变格。
从全文中可看出两个比较含蓄之处：其一是暗示做人与做文的关系。其二是做人与做官的关系。合二为一，也就是要以人品为本的问题。对于这个问题，对于这个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尤其是儒文化中的核心问题，韩愈的态度是相当客观的，他特别敬重柳宗元的为人，所以本文也就一直围绕着“人的品质”这个关键问题演进、发展，尽管自然段落较多，但上述中心思想却是脉络清晰，贯彻始终的。
此文之所以脍炙人口，千载流传而不衰，就是因为作者在文章里浸透和倾注了丰沛的情感。由此，愤激之笔频出，不平之鸣屡见，行文之中自然而然地打破了传统碑志文的形式，形成了夹叙夹议、议论横生、深沉蕴藉、诚挚委婉的特殊风格韵味。这一特点即便在最后一段铭文之处，也是非常明显的。铭文自古用四言韵文连缀而成，大都用来概括前面所述之事。可是韩愈却有意识地只写了三句有韵角却失体例的奇句单行，便就此搁笔。这难道仅仅是出于改革文体的考虑吗?如果后人能够理解到柳宗元对孱弱幼子的眷恋之心，那么韩愈这三句铭辞，也就是对死者最恰如其分，也最能使死者安息的话了。
作为文体之一的墓志铭自有其体例，例如前需追述墓主先代，后需交代身后安厝及子女情况，这都是为名人写墓志时不可省的笔墨。在写此类文章时，能积极利用体例，又不完全受它的限制方为上策。此文先述子厚先世，重在表现其刚直的节操风骨。后写裴行立、卢遵二人对子厚后事安排和家属抚恤的尽心尽力，表现他们生死不变的友情，这些都可与墓主风概相映照，而使全文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沈德潜评语说：“噫郁苍凉，墓志中千秋绝唱!”对此文概括得颇为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