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句“万家墨面没蒿莱”，用悲愤感人的笔触，描写中国人民的苦难生活。国民党的统治和日本的侵略，使无数城乡化为废墟，千家万户流离失所。“万家”言受害者之多，“墨面”状悲苦的形象；“蒿莱”形容破败荒凉的社会环境。一个“没”字，融形象与环境为一体，活画出广大人民饥寒交迫，蓬头垢面，辗转荒野，出没蔓草之中的悲惨生活画面。诗人对人民命运的深切关怀渗透于字里行间。
“敢有歌吟动地哀”，深入一层写人民精神上的哀痛和怨愤。诗言志，歌咏言，“故哀乐之心感，而歌吟之声发。”人民受深重的阶级压迫和民族压迫，必然要唱出震天动地的哀歌。但在那样的年代，却因横遭当局压抑而钳口结舌，哑了声音。一个“敢”字领出全句，又以反诘的语气抑住下文，把人民这种欲吐不能，只有把仇恨积压在心底的愤激感情，表达得十分含蓄，深沉，有力。这悲愤的诗句，燃烧着被压迫人民对反动派的深仇大恨。
前两句诗，以高度的艺术概括力，勾画出一幅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前期灾难深重而又默默无言的旧中国的悲凉图景，揭示了中国人民同帝国主义和国民党统治者的尖锐矛盾，为全诗高潮的涌起作了铺垫。
诗的第三句“心事浩茫连广宇”，笔锋一转，从状写社会现实转入直抒胸怀。诗人“心事”万千，思连“广宇”，充分显示他和人民心心相印，同革命息息相通的博大胸襟；也包含着他对时局发展和革命形势的探索，对中国革命前途的殷切期待。
结句“于无声处听惊雷”，激情奔涌，雄健有力。诗人对时局发展作出马克思主义的响亮回答。“无声”与“惊雷”，辩证地写出局势的对立统一。“无声”是表面的沉默，它准确地概括了局势的一个方面——压迫越来越深，黑暗越来越浓，但郁结着人民仇恨的沉默，如同地下奔突的地火，终究要爆发出来。“惊雷”象征人民革命的风暴，抗击日本侵略的怒吼，它形象地揭示了局势的另一方面——“新的民族革命高潮的到来，中国处在新的全国大革命的前夜”。
让我抓住不放的是“钟山”这个词。后主对“钟山”这个词很有爱，自号钟隐、钟山隐者。“钟山”对后主来说，意味着出世、隐居、清逸。因此联系全文，“钟山”一次并非实指而是虚指。无乃见钟山并非说见不到钟山，而是说无法继续目前这种类似隐居的闲逸的状态。这首诗的中心思想应该是，有一件事他不想去做。不想做的理由是因为环境恶劣，无法像现在这样清逸闲散。
他说“不想去”，意味着有选择的余地。又说不想去的理由是因为“不能这么安逸”，意味着他目前的生活状态是相当安逸舒适的。如果是亡国前后期的作品，是否去汴京，是他可以选择的吗？他当前的生活状态，能用“安逸”来描述吗？显然不能。所以这不是亡国前后的作品。
将这首诗和后主的生平相联系，可以作以下猜测：所谓异国，并非指某个国家，而是指自己灭亡的唐朝。所谓惊涛，并非是说渡江的情景，而是自己现状。所谓钟山，并非是说某座山，而是说隐居的生活。而在后主心目中，隐居不代表清苦，而代表清逸。
他现在正过着十分安逸的生活，很舒服满足，不想放弃这种生活去过另外一种类似于“惊涛骇浪”般的，有别于现在的生活。
这是一首宣泄厌弃官场、决意归隐的词章。按理说四十多岁正是人生建功立业之心最盛，最能奋发作为之时，然而词的开首两句却说：“不向长安路上行，却教山寺厌逢迎。”这两句应题，大意是说，他已经不再心向国都，不再在意天下国家之事了，只流连于博山寺和它周围的山水，使得它都厌于逢迎我了。辛弃疾显然不是果真作如此想的。他不会真的已经忘情于山水游乐，把北复中原的大志抛诸脑后。下边“味无味处求吾乐，材不材间过此生”两句，典出《庄子》，貌似超脱，要安于归隐平淡的生活，自得其乐，做不材之材以终其年。事实上，上片四句是怨辞反说，辛弃疾并非真正能安于闲适平淡的生活，置国家天下于不顾，只是当权者对他始终若即若离，不能真正信任，而主和派又百般猜忌，以致他在几乎二十年的时间里被闲置不用，素志不展。“材不材”，强调的是才。词人文武全才，不论在抗金战场，还是在文苑词坛，都如虎挪狮拏，龙腾象踏，但这样一位高才，却长期被废置闲居，报国无门。在这首词中，他字面上超然闲逸之词，实则包含着对当权者的激愤与积怨，只是不易察觉罢了。
下片表明自己不会改变本性去迁就别人，表现宁学躬耕者不屈其志而得真名的精神。过片起句表明心志：保持完我，不屈附公卿而求取声名。下一句说人生历尽世事，到头来还是要归于田园，躬耕田亩。词人南归以来，一直在地方官的任上转徙不停，一个“却”字，实又流露出对当政者的不满。最后两句“一松一竹真朋友，山鸟山花好弟兄。”辛弃疾意托于松竹花鸟，守君子之志的意向自不待言，其中或许也包含着对仕途人情的戒畏。松竹真朋友，花鸟好弟兄，只有他们不会让辛弃疾伤心失望。篇末承转，说明人世无君子可处，只好与松竹花鸟为友，无奈兼以自我开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