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在地球边上放号》是郭沫若早期诗歌的代表作之一。这首诗一方面通过对自然景观的真实反映,展示了大自然雄伟和壮丽的景色;另一方面,自然形象成为社会现实和时代精神的鲜明反映,是五四时期那种时代狂飙的象征,是那种向旧世界、旧文化、旧传统猛烈冲击的时代精神的象征。作者借这首诗想要告诉人们:科学的文明,人民的觉醒,终将彻底推翻旧世界,创造一个新世界。这首诗意境壮阔,充斥着浪漫主义色彩,具有强烈的时代感。
这是一幅惊心动魄的力的画图,力的颂歌。写作这首诗的时候,作者正在日本福冈的九州大学医学部留学,那是在中国的“五·四”运动爆发不久的时间。“五·四”运动所产生的伟大的“力波”越过太平洋,直接震动了时刻感应着时代脉搏的年青气盛的郭沫若,使他的如椽之笔,得到了纵横挥写的创作契机。诗中描绘的滚滚洪涛的景象,正是“五·四”运动巨大声势的象征。再推开一层说,也是世界潮流的大工业生产规模的具体象征。“五·四”运动对于中国,正如滚滚而来的洪涛一般,它正以巨大的破坏力,冲决一切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思想罗网,同时以伟大的创造力建树崭新的科学与民主的现代文明。“五·四”运动所展示的中国未来,是光辉灿烂的图景。
从第二个更宏观的思想层次说,世界潮流的大工业生产,也正以排山倒海之势,席卷日本,冲向中国,并且势将蔓延到全球各个角落,这是历史前进的不可阻挡之势。诗中所描绘的全部力的形象,同样可以看作是新兴生产力战胜落后生产力的强起奋进图。诗人在同年写的《笔立山头展望》一诗中曾以极大的热情歌颂这种新兴的生产力:“一枝枝的烟筒都开着了朵黑色的牡丹呀!哦哦,二十世纪的名花!近代文明的严母呀!”互相参照印证,可以帮助读者更好地理解本诗的思想内容。
这首诗堪称为郭沫若早期“火山爆发式”的诗歌代表作之一,从其诗歌中最能感受到“五·四”时期狂飙突进的时代精神。据作者说,在那段时间里,“惠特曼的那种把一切的旧套摆脱干净了的诗风和五四时代的暴飙突进的精神十分合拍,我是彻底地为他那雄浑的豪放的宏朗的调子所动荡了。”(《我的作诗的经过》)阅读这首诗,读者最突出的感受正是这种惠特曼式的“雄浑的豪放的宏朗的调子。”它是在感情激荡时一气呵成的,是火山爆发喷涌而出的岩浆,其气势汹涌,灼热逼人,使得后代的读者也感同身受。郭沫若一向主张,诗不是“作”出来的,而是“写”出来的。“作”有造作之意,而“写”字在古汉语中可以和“泻”字通用。
《立在地球边上放号》写于1919年9、10月间。其时郭沫若受五四运动和十月革命的冲击,决然从日本渡海回国。当他置身于日本横滨的海岸,面对浩渺无边的大海,那惊天的激浪和着时代的洪流一起撞击着他的胸怀。于是,在诗人的笔下出现了一幅雄奇壮伟、流动奔突的画面。于是诗人写下这首对于力的赞歌,正是那种向旧世界、旧文化、旧传统猛烈冲击的时代精神的象征。
《立在地球边上放号》是郭沫若早期诗歌的代表作之一。这首诗一方面通过对自然景观的真实反映,展示了大自然雄伟和壮丽的景色;另一方面,自然形象成为社会现实和时代精神的鲜明反映,是五四时期那种时代狂飙的象征,是那种向旧世界、旧文化、旧传统猛烈冲击的时代精神的象征。作者借这首诗想要告诉人们:科学的文明,人民的觉醒,终将彻底推翻旧世界,创造一个新世界。这首诗意境壮阔,充斥着浪漫主义色彩,具有强烈的时代感。
这是一幅惊心动魄的力的画图,力的颂歌。写作这首诗的时候,作者正在日本福冈的九州大学医学部留学,那是在中国的“五·四”运动爆发不久的时间。“五·四”运动所产生的伟大的“力波”越过太平洋,直接震动了时刻感应着时代脉搏的年青气盛的郭沫若,使他的如椽之笔,得到了纵横挥写的创作契机。诗中描绘的滚滚洪涛的景象,正是“五·四”运动巨大声势的象征。再推开一层说,也是世界潮流的大工业生产规模的具体象征。“五·四”运动对于中国,正如滚滚而来的洪涛一般,它正以巨大的破坏力,冲决一切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思想罗网,同时以伟大的创造力建树崭新的科学与民主的现代文明。“五·四”运动所展示的中国未来,是光辉灿烂的图景。
从第二个更宏观的思想层次说,世界潮流的大工业生产,也正以排山倒海之势,席卷日本,冲向中国,并且势将蔓延到全球各个角落,这是历史前进的不可阻挡之势。诗中所描绘的全部力的形象,同样可以看作是新兴生产力战胜落后生产力的强起奋进图。诗人在同年写的《笔立山头展望》一诗中曾以极大的热情歌颂这种新兴的生产力:“一枝枝的烟筒都开着了朵黑色的牡丹呀!哦哦,二十世纪的名花!近代文明的严母呀!”互相参照印证,可以帮助读者更好地理解本诗的思想内容。
这首诗堪称为郭沫若早期“火山爆发式”的诗歌代表作之一,从其诗歌中最能感受到“五·四”时期狂飙突进的时代精神。据作者说,在那段时间里,“惠特曼的那种把一切的旧套摆脱干净了的诗风和五四时代的暴飙突进的精神十分合拍,我是彻底地为他那雄浑的豪放的宏朗的调子所动荡了。”(《我的作诗的经过》)阅读这首诗,读者最突出的感受正是这种惠特曼式的“雄浑的豪放的宏朗的调子。”它是在感情激荡时一气呵成的,是火山爆发喷涌而出的岩浆,其气势汹涌,灼热逼人,使得后代的读者也感同身受。郭沫若一向主张,诗不是“作”出来的,而是“写”出来的。“作”有造作之意,而“写”字在古汉语中可以和“泻”字通用。
此诗二十句,可分三段。
前八句为第一段,写棕之枯。
首二句直入“棕榈”以应题,并用“蜀门”加以限定。棕榈树生于秦岭以南,蜀地自然多见。此诗既慨蜀中百姓之不堪繁赋,因托当地多见而平凡之树种来作载体,又能以“割剥”相贯,使二者形、意吻合。表里如一,主旨能得到最大的发挥空间。如任取一物加以咏叹,便不能使作品产生如此强烈的艺术感染力。
三,四两句紧扣题中“枯”字,用抑笔,言棕皮因割剥得太厉害,纵然这树很多且十有八九长得高大,也难逃厄运,会很快枯萎的。在结构上,此处用“众”呼应前文“多”,又以“虽”、“易”二字形成逆笔转折,造成开合之势,宕出下文,由叙述转为描绘,进一步刻划其“枯”:“徒布”二句用宽笔,言棕榈本来其叶如云,如松柏经霜雪而不稍减其青翠之色;“交横”二句用紧笔,言其枉自具备了耐寒的品质,终因斧斤交集,先于蒲柳凋零了。此处用不耐寒冷、至秋即衰的蒲柳作反衬,用笔一松一紧,将棕榈惨遭割剥的不幸作了立体的描画,构成丰厚的意象,使主题能植根于其中并得以深化。
中间八句为第二段,述棕枯之由。
“伤时苦军乏,一物官尽取。”二句承前启后,为全诗过脉。前已言棕被“割剥甚”,先于“蒲柳”而凋零,至此顺势一接,道出其所以出现如此反常情况,是因“军”兴而物“乏”之故——战乱频仍,军中自然匮乏,故凡有可用之物,皆被搜刮以充军实,棕皮当然不能幸免。这两句又是诗眼。句中一“伤”一“苦”,构成全诗的情绪基调,与题中“枯”字暗扣:棕若不“枯”,何以令诗人既“伤”且“苦”?二字将诗人对内忧外患的时局与衰败的国运的深深忧虑全盘托出。而一“尽”字,又是全篇立意的关键:棕因“尽”剥而枯,民因“尽取”而不欲活,这正是诗所要表达的主旨。“嗟尔”以下由“物”过渡到“人”。既然“官”已“尽取”一切有用之物,蜀中百姓已没有什么剩下的了,就与那因割剥过度而枯死的橡榈树命运相同,这是多么的令人吁嗟、叹息。此处继“伤”,“苦”之后,又连出“嗟”、“叹”等带有强烈感情色彩之辞,将诗人一腔忧国忧民之情抒发得淋漓尽致。
接着“死者即已休,生者何自守”两句,一笔双关,既写人,又写树,意谓:无论是树是人,死去的也就罢了,那么活着的又靠什么来保住自己的性命呢?断绝了赖以生存的基本条件,死者的今天不正是生者的明天么!诗至此立意又深一层,不仅哀伤死去的,更是担忧活着的。从诗人奏响的情感音符中感受到了他那颗赤子之心的搏动。就章法言,此处由人而及于树,又提起了未段。
最后四句为第三段,是感慨之辞。
《诗经·秦风·终南》有“交交黄鸟,止于棘”之句,起兴之语。此处“啾嗽黄雀”与之异曲同工,为见景生情,进行气氛渲染与情绪烘托。黄雀呜叫,其声“啾啾”,好不凄惨。这与《兵车行》结末“新鬼烦冤旧鬼哭,天阴雨湿声嗽啾”实为同一种意境,所异者一写战场,一写后方,可见偌大中国,已无安宁之地。“寒蓬”句,言枯棕经黄雀一啄,棕毛纷飞,如蓬草般随风飘散,景象亦不可谓不凄凉。两句同为场景描写。
结尾两句由此而生无限感慨:“念尔形影干,摧残没藜莠。”既写树,又言人,仍是一语双关——被“摧残”者,何止于棕榈树,而“形影干”,也是对被榨干血汗与骨髓的劳动者的真实写照。“形影干”与前文“割剥甚”首尾照应,扣“枯”字,是点题之笔;一“念”字,寄托着诗人对惨遭“割剥”的树与入的无限同情;“摧残”之辞,又表达出诗人对官府横征暴敛行径的无比激愤。然而,诗人一介书生,阻止不了这场悲剧的上演。结局只能是“没藜莠”——树枯而人亡,一同埋没于荒草丛中l此处与前文“如云叶”、“青青岁寒后”构成形象与色彩的强烈反差,从而使全篇主旨得以凸现:蜀地棕榈树本是干拔而叶茂,其色青青,终因过度割剥而形销影灭,埋没荒草;蜀中百姓本是丰衣足食,太平安康,终因战乱军兴而惨遭掠夺,生计断绝,竟然会因冻馁而死。正如王嗣爽所说:“因军而剥棕,既悲棕之枯;因枯棕而念剥民同之,因悲民之困。”(《杜臆》)
这首诗托物而寓意,主旨直露,是杜甫咏物篇什中现实性很强的佳作,从一个方面表现了诗人同情人民、关心民瘼的博大情怀。在艺术表现手法上,则以比为主,借树言人,使全诗所要表达的主旨形象化,从而增加了诗的艺术感染力。又在比兴中兼用赋法,时而直陈其事,摒弃了一般咏物诗的含蓄,这既是抒发强烈感情的需要,又得“为民请命”之旨,使诗歌增强了针砭现实的意义。此外,在章法结构上,注重了前、中、后的关联与照应,又多用双关,使出入转化更显自然而不露痕迹,足见诗人驾驭是体的非凡工力。
上片描写梦境,刻画了在梦里与伊人相会,和她那娇嗔佯笑的动人形象。首句以“客夜怎生过”提问和起,第二句以后便具体描述征人怎生度过孤眠之夜。客夜无聊,他一早便进入梦乡。在梦中,他回到家里,和妻子窗下联诗。鸾笺分韵,红袖添香,闺房之乐,甚于画眉。他还见到,妻子对他“薄嗔佯笑”,怨他归来太晚,以为他只一心一意勤于王事,忘记她独守空房。这上片的几句,把少年夫妻久别重聚的神态,写得跃然欲活。
下片说好梦不长,来去匆匆,所望这欢会能到“晓钟敲破”之时,却忽而梦断,令人不胜怅惘。然而,那一晚回家,相聚的时间很短,天亮时又得匆匆离别。于是这一对会少离多的人,尽量俄延,打算等到“晓钟敲破”,没法再拖延下去时才肯分手。到最后,分手时间真的到了,夫妻俩紧紧偎依在一起,情意缠绵,难分难舍,谁知道,那时灯花一闪,随即熄灭,他们也掉进了黑暗的深潭里。下片这几句,感情真切,词人只约略点染了夫妻不肯分离的情景,便表现出他们夫妻之间感情的深厚。词最后一句, “却对着琉璃火”写得最为精彩。就在灯花一闪的刹那间,征人醒了。原来,在词人眼前的灯,并不是那盏照着夫妻俩在依窗吟和的灯,而是借宿于萧寺里的“琉璃火”。重聚的欢乐,离别的依恋,这一切,原来都是一场春梦。值得注意的是,琉璃佛火,在寂寞的殿堂里闪烁,分外使入感到虚无空幻。午夜梦回,征人对着它回昧着梦里的悲欢离合,此中滋味,真不足为外人道。词中结尾处以空对着孤灯之景戛然而止,扑朔迷离,耐人寻味。
这首词,从梦中重逢写到梦中再别。梦里重逢固然喜出望外,梦中分手,也还掺和着柔情蜜意。然而,作者酣畅地描写客夜梦境的缠绵,却在于表现自己在萧寺的荒凉,表现对妻子的无限思念。梦境与现实的强烈反差,使其凄苦之情具有特殊的感染力。
这是一首贤士发牢骚的小诗,讽刺秦君养士待贤有始无终;也有研究者认为这是秦国没落贵族在叹息生活今不如昔的诗。
此诗两章结构相同,在反复咏叹中见“低徊无限”(吴闿生《诗义会通》引旧评)之情,感慨秦康公不能礼待贤者。诗首句即以慨叹发语,仿佛是一个酸不溜丢的人才两手一摊,仰天长叹,让听者有“不提倒也罢了,提起两眼泪汪汪”的心理预设,作者以下提及的今昔强烈对比就显得自然而不突兀。过去的日子里大碗吃饭、大碗吃肉,而如今是每顿供应的饭菜都非常简约,几乎到了吃不饱的程度,前后待遇悬殊,让人难以承受。其实,饮余上的一点变化并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由此反映出的贤者在国君心目中的位置。
诗的前后两章虽然相近,但些微变化间显示出歌唱者前后待遇的落差之大,第一章里提及的变化还只是从大碗饭余到每余无余,到第二章里已经从“每余四簋”到“每余不饱”了,于是作者一唱三叹,“于嗟乎!不承权舆”,这嗟叹声中充满了失望和希望:对遭受冷遇的现实的失望和对康公恢复先王礼贤下士之风的希望。从诗中无法看到诗作者慨叹之后待遇能否得到改变,但从歌“长铗归来乎,余无鱼”(《战国策·齐策》)的战国齐孟尝君余客冯谖身上或可看到他的影子。
这是一首送别诗,诗人通过乐观开朗的诗词来减轻柴侍御的离愁。而实际上自己却是十分伤感。这种“道是无晴却有晴”的抒情手法。更能表达出诗人浓浓的离愁。
“沅水通波接武冈,送君不觉有离伤”,点出了友人要去的地方,语调流畅而轻快,“流水”与“通波”蝉联而下,显得江河相连,道无艰阻,再加上一个“接”字,更给人一种两地比邻相近之感,这是为下一句作势。龙标、武冈虽然两地相“接”,但毕竟是隔山隔水的“两乡”。
“青山一道同云雨,明月何曾是两乡”。运用灵巧的笔法,一句肯定,一句反诘,反复致意,恳切感人。也承接了一二句,表达出了诗人的思念之情。如果说诗的第一句意在表现两地相近,那么这两句更是云雨相同,明月共睹,这种迁想妙得的诗句,既富有浓郁的抒情韵味,又有它鲜明的个性。
读者可以感到诗人未必没有“离伤”,但是为了宽慰友人,也只有将“离伤”强压心底,不让自己的“离伤”感染对方。更可能是对方已经表现出“离伤”之情,才使得工于用意、善于言情的诗人用乐观开朗又深情婉转的语言,以减轻对方的离愁。这是更体贴、更感人的友情。正是如此,“送君不觉有离伤”,更能让人感到无比的亲切和难得的深情。
这首诗通过想象来创造各种形象,以化“远”为“近”,使“两乡”为“一乡”。语意新颖,出人意料,然亦在情理之中,因为它蕴涵的正是人分两地、情同一心的深情厚谊。而这种情谊也是别后相思的种子。又何况那青山云雨、明月之夜,更能撩起诗人对友人的思念,一面是对朋友的宽慰,另一面已将深挚不渝的友情和别后的思念,渗透在字里行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