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首咏物词，是咏范南伯家文官花的。文官花，又名锦带花、海仙花。
词的上片主要写文官花的颜色多变及其原因。王僧孺《夜愁示诸宾》诗说：“谁知心眼乱，看朱忽成碧。”“倚栏”二句反用其意，言凭倚画栏观赏文官花，初看碧绿，转眼变为朱红色，而白色花苞也不经意地褪了色。两句之中，写出了该花由粉(白)变碧(绿)再变为朱(红)的变化，且造语自然，可谓健笔。“上林”三句写其由红变紫。上林，这里指翰林院。“紫云衣润”，言其变为紫色。如果说前两句写了白、绿、红三色，意象很密；而“上林”三句则用三句词写了一种紫色，而意象极疏，一疏一密，相得益彰，可知此词深得疏密相间之旨。“几许”三句另辟一境，探寻其颜色多变的原因。“春风”，一语双关，既指春风，又可指人。言文官花之所以粉、碧、绯(红)、紫见于一日之间，变态尤异于腰金紫，是春风“朝薰暮染”的结果，也是种花者精心培育的结果，这种解释虽然还没揭示出此花“变态”的真正原因，但在当时的科学还欠发达的条件下，也许只能如此解释。《全芳备祖》卷二十七引王元之《海仙花赋序》说：“予视其花”，未开如海棠，既开如文瓜，而繁丽袅弱过之。”又说“好事者作花谱，以海棠为花中神仙，予视此花不在海棠下，宜以仙为号”，因名海仙花。故“笑旧家”三句，指出桃李虽“东涂西抹”，强作艳丽，也不及文官花“繁丽袅弱”之风韵，为其在花谱中争得一席之地。
词的下片写对文官花的告诫和对范南伯的同情。其中前五句写告诫之意。“拟倩”二句言花之荣华“易消难整”，而借流莺之口“说与”，用笔极婉。朱熹《春日》说：“等闲识得东风面，万紫千红总是春。”而“人间”三句则反用朱诗，言万紫千红虽然给人带来了春天的气息，犹如“人间得意”之事，然而“转头春尽”，“人间得意”也将随着“春尽”而消失。这既是对文官花的忠告，又巧妙地引出了对范南伯“官冷”的惋惜之意。“白发”六句向范南伯致意。杜甫《奉赠韦左丞丈》诗云：“纨绔不饿死，儒冠多误身。”范南伯曾赋诗谓：“伊人固可笑，历落复奇嶔。略无资身策，而有忧世心”，可知南伯确为儒者。刘宰《范大夫行述》说：“公治官犹家，抚民若子，人思之至今”，仅做了两任县令，便不得不弃官家居，故作者以“儒冠曾误，平生官冷”惜之。据刘宰说：“公岁晚居贫而好客，客至辄饬家人趣治具，无则典衣继之，须尽乃白”，仍保持中原豪杰的本色，所以作者在结尾三句中谓其“风流未减”，但“年年醉里，把花枝问”，这虽然表示出他对花的爱恋，但晚景之凄凉，心绪之愁苦，也就可想而知。这几句词语极婉而情极痛，确实感人之至。
此文是一篇很“纯”的应景之作，表面上是谈有美堂，重点实在阐明作者自己的人生观，文中宏论非常值得后人思考、借鉴。
文章肯定杭州城和南京城均属于“四方之所聚，百货之所交，物盛人众，为一都会，而又能兼有山水之美以资富贵之娱者”，同时通过比较，指出由于战争的破坏，南京衰落了，杭州城成为东南独秀的一枝。但是，“此幽潜之士、穷愁放逐之臣之所乐也”！奇伟秀绝的山水美景，乃皆在乎宽闲之野、寂寞之乡。这些地方条件恶劣，交通闭塞，士林中人轻易难得到此。能来的，除了不求闻达的幽潜之士，可能就是“穷愁放逐之臣”了。欧阳修本人身在宦海，其重点所指当在 “穷愁放逐之臣”。看来只有在人生不得意时才有机会亲近天下至美之景。然而此时景虽美，人不乐。穷愁放逐，虽有美景在前，又能如何？所谓“乐”是暂时的，穷愁才是长期的。此景正如此人，同是投闲置散，“同是天涯沦落人”，说是乐，那也是自我解嘲。
不过，人生有两面，换个角度看，被放逐到宽闲寂寞之地，成为宽闲寂寞之人，还真是一乐。投置闲散，无案牍之劳形，此宽闲也，若在京城位高权重日理万机，何来此宽闲？寂寞者，少人门前奔竞也。此时虽然寂寞，却也少了交接贵盛、与俗人为伍的烦恼。是以宽闲亦一乐，寂寞亦一乐。
面对山川美景，也未必一定要作天涯沦落之慨。修养深厚者，不妨将山水引为知音。仁者乐山，智者乐水。彼人寂寞，山水亦寂寞。同一寂寞，同一内蕴大美，和闲山剩水惺惺相惜，岂非他乡遇故知？在都市与人不相得，到边地与山川与天地相得，不亦快哉。若别有寂寞宽闲之人，能识得我心，可引为知音，则益不寂寞。又寂寞乃独享，宽闲生智慧。身居都会、官场得意的那些往日同僚，他们宁有机会欣赏眼前造化之胜景？彼天地宽闲，视野开阔，则人之胸襟亦可随之开阔。人生境界有提升，智慧有启发，此又一乐也。
《有美堂记》妙处有三：一是构思巧妙，虚景成文；二是宾主相形，巧作衬垫；三是曲折圆润，议论层折。
一、构思巧妙，虚景成文。
欧阳修在给好友梅尧臣的信中曾叙述过此事：“梅公仪来，要杭州一亭记。述游览景物，非要务，闲辞长说，已是难工，兼以目所不见，勉强而成，幸未寄去，试为看过，有甚俗恶，幸不形迹也。”我们现在于《居士集》《外集》中都看不到所说的这一篇亭记，可见作者已经删去了这篇“甚俗恶”的文章。从书简文字可以看出，欧阳修创作态度的严谨，即使是随俗应酬之作，也反复看过，详加审视。正是这种态度，使他的文章不断推陈出新，翻新出奇。
此文汰去“目所不见”的勉强写景，化实为虚，突破其他楼亭记文的框框，抓住有美堂兼有“山水登临之美，人物邑居之繁”这一特点，巧用衬托，纵笔写来，远及罗浮、衡岳，中涉洞庭、三峡，近至天台、金陵，而紧紧围绕正意，体现了散文“形散神凝”的特点，实在非大手笔难以驾驭。
二、相形之法，曲尽衬垫。
文章层层衬托，段段相形。第一层说山水登临至美与都邑繁盛之乐，多不可得兼，用罗浮诸山、洞庭三峡皆处僻陋之邦衬之；第二层说金陵、钱塘能兼其美，而金陵残破，钱塘富完，以梅挚目下所居的金陵为钱塘自然作陪；第三层说当时士大夫不能兼取其胜，而梅公则尽兼其美，用杭州众多的亭榭为有美堂作衬。孙琮《山晓阁唐宋八大家选·欧阳庐陵》卷三云：“看他一篇文字，欲出一段正意，先作一段相形，相形得起，方出落得透，可谓绝妙章法。”全文巧作衬托，层层脱缷，文笔曲折而又一气呵成，可谓神完气足，真正体现了欧阳修的大家风范。
三、议论层折，自然圆润。
文章用三层对比，但正如唐顺之（荆川）所说，如累九层之台，一层高一层，真是奇绝。文章先述作记之由，次说美乐难兼，三说佳美山水必处僻陋，四说二邦兼山水与繁盛，五说金陵为逆荒废，六说钱塘富完安乐，七说临是邦者多占形胜治亭榭，八说有美堂尽得山水人物、邑居之美胜，九颂梅公其人。层层累叠，段段相衬，纡徐婉转，主意凸出。
再如钱塘兼美一段，先述富完安乐的历史原因，次道工巧华丽的习俗，再陪以湖山之胜，又宕开一笔，以江涛海烟相烘托，极写闽商海贾之盛，层次清晰，既与金陵对比，凸显御赐诗“地有吴山美，东南第一州”的特殊地位，又引出下文众多亭榭来作为有美堂的衬垫物。
从此篇文章看，要做到层次繁复，曲折跌宕，而又流转自然，无层累之迹，原因是多方面的，而几个虚词的妙用，恐怕是最为得力的。文中“惟”“独”“而”“然”“夫”“盖”等虚词曲折尽意，妙显衬垫，使层次更加清晰，而结构更为有机。
这首小令最显著的特色，是布局上的天矫流动。题云“野渡新晴”，照常法当是先介绍“野渡”，再描写“新晴”如何。但此作全然不同，从一处小小的“孤村”写起。这孤村孤得可怜，只有两三户人家，住着的则是清一色的种地的农夫，如今则再加上一位外来借居的作者。起首的这两句如果非要对照题目的话，恐怕只能应上一个“野”字。然而这种僻野的环境与朴野的情味，却为曲题的展现拓出了绝大的地步，这在下文自有分解。
作者撇开“野渡”暂不交代，到三、四句先述出“新晴”。妙在它得自于野叟田父的口中，更妙在是从“今朝绿水平桥”的征象中，回点出昨日的雨，也即以雨后的余情来衬出“新晴”。为什么说这种迂回的写法妙呢，原来从前面“终日对野叟田父”的介绍中，已见出作者习惯了孤村隔绝的生活，足不出户，内心处于平静恬和的状态；如今听村民提起昨夜的大雨、今朝的溪涨，便油然产生了出门观赏大自然美景的愿望。这“晴”连作者也是骤然意识，难道还不“新”吗。——这是从“新近”、“新奇”的一面来说“新晴”。
〔幺〕篇的起首两句，便顺势写出了出村所见的春天景色。“岩穴云归”更显出了湛湛碧天，一行白鹭熬过了宿雨的洗礼，至此正好展翅翱翔。这两句充实了“新晴”的内涵，而这里的“新”，就是“新丽”、“新鲜”的意境了。
读下去已经到了结尾，还没有找到“野渡”的字面。但从末两句宕开一笔的诘问中，读者足以明确作者已远远走出了孤村。再掩卷细细领味，方发觉处处是伏笔隐线。原来“孤村三两人家住”，自与外界隔绝。从中间四句的内容可知，隔离物是一道溪水。溪上有桥可渡至“溪南”，过了溪便有“岩穴”，有“白鹭”，则溪流已来到它的出口，即注入一道更为宽阔的水面。作者“芒鞋竹杖行春”，行到处正是这片水域边上的渡口。正因渡口要道自非“三两人家”的孤村可比，所以作者才有“问底是青帘舞处”的欲望。可见这“野渡”，明明白白存在于作者的行云妙笔之中。田父从“野渡”而来，他们的介绍激成了作者的出行；而诗人的悠闲踏春，信意适兴，则充分展现了“野渡新晴”所具有的诗情画意。这种诗情画意最显著的特色是大自然的朴野本真，而这种野兴、野趣，在一开始的起首两句中就已潜伏了。清刘熙载在《艺概》中总结布局方法时说：“局法有从前半篇推出后半篇者，有从后半篇推出前半篇者。推法固顺逆兼用，而顺推往往不如逆推者。”该篇的“局法”，从“新晴”的表现上是前半推出后半，从“野渡”的表现上则是后半推出前半；“推法”则皆为后文补足前文的逆推。笔力劲健，笔势游动，恰恰契合了作者回归大自然的旷达心情。
这首词是李煜前期的作品，描写观赏宫中音乐演奏的真情实感，是对宫中帝王生活一个片段的实录。
词的上片先“乐”夺人，先写乐声从“韵”到“脆”到“锵”，都是形容乐声美妙动听，高潮迭起，生动形象，显示出晚唐李后主有极高的艺术修养，对音乐有较强的鉴赏力。乐由人奏，作者视角很快就转到了奏乐人的身上，这么美妙动听、技艺高超的演奏竟然是出自一位美丽动人的女子，古代常用“纤纤玉指”指代形容美丽的女子，所以“纤玉”说明了奏乐的人是一位美丽动人的女子，乐美人更美。注意此句中的“新声”二字，用在这里是别有意寓。据马令《南唐书》中载，李煜曾得唐玄宗时大乐《霓裳羽衣》曲谱，由大周后“变易讹谬，颇去洼淫，繁手新声，清越可听”，这里的“新声”即是有特指的。另据《徐游传》中载：“昭惠后好音律，时出新声。”而陆游《南唐书·昭惠后传》中载，大周后“尝雪夜酣燕，举杯请后主起舞。后主曰：‘汝能创为新声则可矣。’后即命笺缀谱，喉无滞音，笔无停思，俄顷谱成，所谓《邀醉舞破》也。”仔细分析，“新声慢奏”句中之“新声”似与大周后“时出新声”有关，说明这美妙的音乐是大周后的作品第一次在李后主面前演奏，所以才让李煜当场“魂迷”。
词的下片写作者对音乐的感受，“雨云深绣户”是一个倒装句，美妙的音乐低潮时就象深夜在绣户中听室外的雨声如泣如诉，仿佛雨在说话。“来便谐衷素”的意思是说音乐的高潮声一起来，立即就使人内心情感激荡，与音乐和谐一致、感同身受。接着作者笔锋陡转，从音乐美妙的幻想中又回到现实，欢乐的宴会很快就结束了，美好的幻想转瞬“又成空”，而作者还如痴如醉，魂思还沉迷在音乐的幻想之中，如同一场春梦。从侧面表达了作者对一切美好的幻想“不忍离别偏离别”的怅惘，所以也才有“春梦”之辞。
此词描绘了初夏季节树阴浓合，放晴时余凉余润尚在的闲散生活，创造出一种雅洁清远的闲适意境。上片开头二句，以纨扇和纱巾两种应时的生活用品来表现初夏时节。后二句写室外之景，树阴浓合，晴天清润，也是典型的初夏之景。下片则由写景转到写人，表现作者闲适的生活。起二句，写自己闲来无事，常常弄笔展纸作小草；喝酒至微醉，卷帘迎凉以便睡眠。末二句写主人公自己舒舒服服地躺在洁净无尘的凉床上听新蝉，更是展示了一个清凉高迥的初夏境界。
全词寓情于事与景中，在情景交汇中抒发了作者流畅、舒适的情怀，情景轻快优美，笔调清疏自然，是陆游少见的闲适词。
上片起二句：“纨扇婵娟素月，纱巾缥缈轻烟”。以两种生活用品来表现初夏季节。第一句写美如圆月的团扇，第二句写薄如轻烟的头巾，这都是夏天所适用的。扇美巾轻，可以驱暑减热，事情显得轻快。
“高槐叶长阴初合，清润雨余天。”这二句写景，也贴切季节。夏天树阴浓合，梅雨季节，放晴时余凉余润尚在，这都使人感到宽舒。这二句与王安石《初夏即事》“绿阴幽草胜花时”的诗句，以及周邦彦《满庭芳·夏日溧水无想山作》“午阴嘉树清圆。地卑山近，衣润费炉烟”的词句，景物相近，意境同美；但王诗、周词，笔调幽细，陆词则表现出清疏、自然。
下片起二句：“弄笔斜行小草，钩帘浅睡闲眠。”由上片的物、景写到人，由静写到动。陆游的有关写字的诗，如《草书歌》《题醉中所作草书卷后》《醉中作行草数纸》等，大多都是表现报国壮志被压抑，兴酣落笔，藉以发泄愤激感情的，正如第二题的诗中所说的：“胸中磊落藏五兵，欲试无路空峥嵘。酒为旗鼓笔刀槊，势从天落银河倾。”在这里，诗人却以写字表现闲适之情，淳熙十三年（1186年）作于都城的《临安春雨初霁》中的“矮纸斜行闲作草”一句，正和这里的词句、语意接近。醒时弄笔写细草，表示闲适；醉眠时挂起帘钩，为了迎凉，享受陶渊明《与子俨等疏》所说的：“五六月中北窗下卧，遇凉风暂至，自谓是羲皇上人”那样的乐趣。
“更无一点尘埃到，枕上听新蝉”，正是濒湖住宅的清凉、洁净的境界，明晰地表现了这一份闲暇，明显不同于往日作者的压抑、苦闷。
这首词只写事和景，不写情，情寓于事与景中。上下片复叠，句式完全相同，故两片起句都用对偶。情景轻快优美，笔调清疏自然，是陆游少见的闲适词。居宅依山傍水、风景美丽如画。作者不禁释怀，将昔日的抑欲苦闷一并抛到脑后，融入大自然的清新、闲适之中，全词表现出作者壮志未酬后的闲居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