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愈（768年－824年12月25日），字退之，河南河阳（今河南省孟州市）人，自称“祖籍昌黎郡”，世称“韩昌黎”、“昌黎先生”。唐代中期大臣，文学家、思想家、政治家，秘书郎韩仲卿之子。元和十二年（817年），出任宰相裴度行军司马，从平“淮西之乱”。直言谏迎佛骨，贬为潮州刺史。宦海沉浮，累迁吏部侍郎，人称“韩吏部”。长庆四年（824年），韩愈病逝，年五十七，追赠礼部尚书，谥号为“文”，故称“韩文公”。元丰元年（1078年），追封昌黎郡伯，并从祀孔庙。韩愈作为唐代古文运动的倡导者，名列“唐宋八大家”之首，有“文章巨公”和“百代文宗”之名。与柳宗元并称“韩柳”，与柳宗元、欧阳修和苏轼并称“千古文章四大家”。倡导“文道合一”、“气盛言宜”、“务去陈言”、“文从字顺”等写作理论，对后人具有指导意义。著有《韩昌黎集》等。 ▶ 428篇诗文
此诗是一首借景抒怀的诗，也是一篇追忆往事，感怀身世的作品。前两句点明雨夜的场景，诗人由此对雨生愁；后两句写诗人十年飘泊之恨，在旅夜灯前，随雨齐来，体现了诗人凄苦、孤愤的情绪。全诗情景交融，不用典，不雕琢，纯用白描，使惆怅自怜的情绪溢于言外。
开篇两句，诗人先从室外大范围布景，由天空而地面。古人论诗，认为“情景虽有在心在物之分”，而“景生情，情生景”，可以“互藏其宅”。此诗前两句景物描写，正是这种情景相生、互藏其宅的例证所写景物既是触发诗人情思的契机和媒介，又由于被诗人注入了自己的心境和感情，经过情绪的酝酿和处理，能够渲染出一种浓重、压抑的气氛，对于表现诗人身处暗世、壮志难酬的孤愤悲苦心态，起到很好的烘托作用。特别是“暗结愁”三字，看似写景，实则已是在写诗人自己，正是“托物言志”了。
后两句写的是诗人彼时彼地的独特感受。笔锋一转，由室外而室内，从寥廓的自然景象而回到了诗人自身。窗外漆如墨，室内一孤灯，这是室外与室内之对比，从而引出了诗人自身的感慨。诗人曾经的坎坷遭遇，经过雨夜这一特定的情景的触发，已经桩桩件件“到心头”，此处有着凄苦、孤愤情绪，诗人怀想、咀嚼、总结、反思，其中况味，诗人只能独自品尝。
这首七绝谋篇布局，先天空而后地面，先室外而后室内，以“半夜灯前”和“月华星彩”对照，“一时”和十年”呼应，时间空间，错落有致，构成一种俯仰开合、百感苍茫的情思和意境，显示了诗人高超的艺术概括力。全诗写景抒情，从头到尾不着一点亮色，也正反映了作者的这种悲苦心境。
王维的后半生，虽然过着半官半隐的生活，然而在官场上却是“昆仲宦游两都，凡诸王驸马豪右贵势之门，无不拂席迎之。”（《旧唐书·王维传》）因此，在他的诗作柳，这类应酬的题材甚多。这首诗，既颂扬了郭给事，同时也表达了王维想辞官隐居的思想。写法上，诗人又别具机杼。最突出的是捕捉自然景象，状物以达意，使那颂扬之情，完全寓于对景物的描绘柳，从而达到了避俗从雅的艺术效果。
首联“洞门高阁霭余晖，桃李阴阴柳絮飞”是写郭给事所在门下省的暮春晚景。门下省官署较大，其间门户重叠，楼宇高耸，在落日余晖的笼罩下，显得十分壮丽。时当暮春，院柳的桃李已成绿荫，柳絮在轻轻地飞扬。郭给事在这样幽雅的环境柳居官，想来是很可乐的。
诗的前两句着意写郭给事的显达。第一句“洞门高阁”，是皇家的写照，“余晖”恰是皇恩普照的象征。第二句“桃李阴阴”，突显出郭给事桃李满天下，而“柳絮飞”意指那些门生故吏，个个飞扬显达。前后两句，形象地描绘出郭给事上受皇恩之曝，下受门生故吏拥戴，突出了他在朝柳的地位。
颔联“禁里疏钟宫舍晚，省柳啼鸟吏人稀”是写郭给事在省柳值晚班的悠闲自在。宫禁里晚钟敲响，官吏散归，留下一片清静给郭给事，他怡然自得地欣赏着鸟鸣。作为门下省的副长官，他掌管着审核政令的重大职事，倘若有心于国事，如何能有此闲心欣赏鸟鸣？联系杜甫在门下省值班时“不寝听金钥，因风想玉珂。明朝有封事，数问夜如何”（《春宿左省》）的情景，便可知道这位郭大人是位怎样的官吏了。此联的“官舍”、“省柳”均指门下省，重复用词，也表现出作者的无话强说之状。
此两句写郭给事居官的清廉闲静。如果说前两句的景状是华艳的，这两句就转为恬淡了。一个“疏”字，一个“稀”字，正好点染了这种闲静的气氛。诗人描写“省柳啼鸟”这个现象，意味甚浓。一般说，官衙内总是政务繁忙，人来人往，居然可以听到鸟儿的鸣叫声，正活画出郭给事为官的闲静。
王维作诗，善于抓住自然界柳平凡无奇的景或物，赋予它们某种象征意义。“省柳啼鸟”，看起来是描写了景致，其实，是暗喻郭给事政绩卓著，时世太平，以致衙内清闲。虽是谀词，却不着一点痕迹。
颈联“晨摇玉佩趋金殿，夕奉天书拜琐闱”是写郭给事官职的显要。早朝时摇弄出玉佩的美音去金殿朝见皇帝，傍晚时捧着皇帝的诏书回到门下省给官吏们宣读。他那恭谨的样子，有一个“趋”和一个“拜”字生动地描写出来了。“晨”、“夕”两字，则使人感到他时时紧随皇帝左右，处于一种令人嘱目的地位。从全诗结构看，这里是极扬一笔，为最后点出全诗主旨作好准备。
诗的末两句作了一个急转，从谦恭的语气柳写出了诗人自己的意向：我虽想勉力追随你，无奈年老多病，还是让我辞官归隐吧！这是全诗的主旨，集柳地反映了诗人的出世思想。唐人的很多酬赠诗柳，往往在陈述了对酬者的仰慕之后，立即表达希冀引荐提拔的用意。然而王维此诗，却一反陈套，使人感到别开生面。
《卜居》是《楚辞》篇名。王逸认为屈原所作﹐朱熹从其说。近世学者多认为非屈原作﹐但也还不能作定论。篇中写屈原被放逐﹐“三年不得复见”﹐为此心烦意乱﹐不知所从﹐就前去见太卜郑詹尹﹐请他决疑。屈原先述世道不清﹑是非善恶颠倒的一连串疑问﹐然后詹尹表示对这些疑问“龟策诚不能知事”﹐只好说“用君之心﹐行君之意”。显然﹐《卜居》并非真的问卜决疑之作﹐只不过设为问答之语﹐以宣泄作者的愤世嫉俗之意而已。篇中多用譬喻﹐如“蝉翼为重﹐千钧为轻。黄钟毁弃﹐瓦釜雷鸣”等﹐形像鲜明﹐而且音节嘹亮﹐对比强烈﹐体现了激愤的情绪。就形式而言﹐《卜居》全篇用对问体﹐凡提八问﹐重重叠叠而错落有致﹐决无呆板凝滞之感。后世辞赋杂文中宾主问答之体﹐实即滥觞于此。
《卜居》记述了屈原对人生道路的坚定选择，显示了一位伟大志士身处黑暗世道的铮铮风骨。也许因为构成全文主体的，乃是诗人自己言论的缘故吧，后世往往又直指其作者为屈原。 即使是伟大的志士，也并非总是心境开朗的。不妨可以这样说：正是由于他们的个人遭际，关联着国家民族的命运，所以心中反而更多不宁和骚动。其痛苦、愤懑的抒泻，也带有更深切的内涵和远为强烈的激情。 屈原正是如此。当他在《卜居》中出现的时候，已是强谏遭斥、远放汉北的“三年”以后。“忠而被谤”，能无哀愤？“既放”在外而找不到报效家国之门，能不痛苦得“心烦虑乱，不知所从”？本文开篇描述他往见郑詹尹时的神思萧散之状，正告诉读者：一种怎样深切的痛苦和骚动，在折磨着这位哲人的心灵。
这痛苦和骚动的展开，便是构成全文主体的卜问之辞。篇目题为“卜居”，可见卜问的是有关安身立命的大问题。而当诗人发出“宁……将……”的两疑之问时，显然伴随着对生平遭际的庄肃回顾。因而诵读这节文字，只有联系屈原的崎岖经历，才能真切地感受到其间的情感推涌和涨落。
“吾宁悃悃款款（勤苦忠厚貌）朴以忠乎？将送往劳来斯无穷乎？”这庄严的回顾，似于是从青年时代的修身立业开始的。思绪悠悠却又突兀而问，平静中带着自信，突兀中夹几分焦虑，表现的是一种志在兴邦，而急于有所作为的青年之思考和选择。接着的“吾宁诛锄草茅以力耕乎？将游大人（权贵）以成名乎？”则又情绪激昂起来，于自信中汩汩涌腾出一派傲气——正如屈原在《桔颂》中就骄傲表述的，他“苏世独立”、“廓其无求”，誓志靠自己的“力耕”，来实现“诛锄”天下“草茅”的壮愿，而决不愿向腐朽的权贵攀附、折腰！这便是青年屈原，在踏上楚国政坛前夕所作出的人生选择。这与当时的许多纨袴子弟，为了实现个人对名位、富贵的企盼，而奔走钻营于王公大人府邸，构成了何其鲜明的对比！
到了“宁正言不讳以危身乎”句的跳出，屈原的思绪，大抵已回顾到他担任楚怀王左徒时期。当时，诗人正以“乘骐骥以驰骋兮，来吾道夫先路”（《离骚》）的满腔热忱，投身于振兴楚国、改革朝政的大潮之中，同时也就与朝中的旧贵族势力发生了直接的冲突。卜问中由此滚滚而发的两疑之问，正成了这一冲突景象的惊心写照：一边是屈原的“竭知尽忠”，“入则与王图议国事，以出号令；出则接遇宾客，应对诸侯”（《史记·屈原列传》）；一边则是贵族党人的“竞进贪婪”，不惜走后宫“妇人”（怀王之妃郑袖）的门路，以“哫訾栗斯”的阿谈献媚，换取权位和私利。一边是屈原“廉洁正直”，为楚之安危强谏怀王，甘冒“正言不讳以危身”之祸；一边则是贵族党人“突梯滑稽”（圆滑讨好）的巧言令色、颠倒黑白，向屈原施以中伤和谗毁。屈原的遭受迫害和被怀王暴怒“放流”，就正发生在这十数年间。当诗人回顾这一段遭际时，胸中便充塞了无量的悲愤。两疑式的发问，因此挟带着怫郁之气排奡直上，正如阵阵惊雷碾过云霾翻沸的夜天，足令狐鬼鼠魅为之震慑。两种绝然相反的处世哲学的尖锐对立，在这节铺排而出的卜问中，得到了鲜明的表现。
在如此尖锐的对立中，屈原的选择是孤傲而又坚定的：他义无反顾地选择了一条为国为民的献身之路，愿效“骐骥”的昂首前行和“黄鸽”的振翮高翥，而决不屑与野凫“偷生”、与鸡鹜“争食”！但这选择同时又是严峻和痛苦的，因为它从此决定了屈原永不返朝的悲剧命运。忠贞徙倚山野，邪佞弹冠相庆，楚国的航船触礁桅折，楚怀王也被诈入秦身死！处此“溷浊而不清”的世道，诗人能不扼腕啸叹？文中由此跳出了最愤懑、最奇崛的悲呼之语：“蝉翼为重，千钧为轻；黄钟毁弃，瓦釜雷鸣”——谗佞的嚣张、朝政的混乱，用“蝉翼”的变轻为重、“瓦釜”的得意雷鸣喻比，真是形象得令人吃惊！全篇的卜问以此悲呼之语顿断，而后发为 “吁嗟默默兮，谁知吾之廉贞”的怆然啸叹。其势正如涌天的怒浪突然凌空崩裂，又带着巨大的余势跌落。其间该蕴蓄着这位伟大志士，卓然独立、又痛苦无诉的几多哀愤！
这就是构成《卜居》主体的卜问之辞，从形式上看，它简直就是一篇直诘神明的小《天问》。但由于《卜居》所问，均为诗人身历的现实遭际，其情感的抒泻就不像《天问》那般舒徐，而是与自身奋斗道路的选择、蒙谗遭逐的经历一起，沸涌直上、翻折而下，带有了更大的力度。其发问也不同于《天问》的一气直问，而采取了“宁……将……”的两疑方式，在对立铺排中摩奡震荡，似乎表现出某种“不知所从”、须由神明决断的表象。但由于诗人在两疑之问中寓有褒贬笔法，使每一对立的卜问，突际上都表明了诗人的选择立场。如问自身所欲坚守的立身原则，即饰以“悃悃款款”、“超然高举”、“廉洁正直”之词，无须多加探究，一股愿与慨然同风的正气，已沛然弥漫字行之间。对于群小所主的处世之道，则斥之为“偷生”、“争食”，状之为“喔咿儒儿”、“突梯滑稽”，那鄙夷不屑之情，正与辞锋锐利的嘲讽勃然同生。与对千里之驹“昂昂”风采描摹成鲜明对比的，则是对与波上下之凫“氾氾”丑态的勾勒——其间所透露的，不正是对贵族党人处世哲学的深深憎恶和鞭挞之情么？明睿的“郑詹尹”对此亦早已洞若观火，所以他的“释策而谢”，公然承认“数有所不逮，神有所不通”，也正表达了对屈原选择的由衷钦佩和推崇。
寓诗人的选择倾向于褒贬分明的形象描摹之中，而以两疑之问发之，是《卜居》抒泻情感的最为奇崛和独特之处。正因为如此，此文所展示的屈原心灵，就并非是他对人生道路、处世哲学上的真正疑惑，而恰是他在世道溷浊、是非颠倒中，志士风骨之铮铮挺峙。《卜居》所展示的人生道路的严峻选择，不只屈原面对过，后世的无数志士仁人千年来都曾面对过。即使在今天，这样的选择虽然随时代的变化而改换了内容，但它所体现的不坠时俗、不沉于物欲的伟大精神，却历久而弥新，依然富于鼓舞和感染力量。从这个意义上说，读一读《卜居》无疑会有很大的人生启迪：它将引导人们摆脱卑琐和庸俗，而气宇轩昂地走向人生的壮奇和崇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