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愈(768年-824年12月25日),字退之,河南河阳(今河南省孟州市)人,自称“祖籍昌黎郡”,世称“韩昌黎”、“昌黎先生”。唐代中期大臣,文学家、思想家、政治家,秘书郎韩仲卿之子。元和十二年(817年),出任宰相裴度行军司马,从平“淮西之乱”。直言谏迎佛骨,贬为潮州刺史。宦海沉浮,累迁吏部侍郎,人称“韩吏部”。长庆四年(824年),韩愈病逝,年五十七,追赠礼部尚书,谥号为“文”,故称“韩文公”。元丰元年(1078年),追封昌黎郡伯,并从祀孔庙。韩愈作为唐代古文运动的倡导者,名列“唐宋八大家”之首,有“文章巨公”和“百代文宗”之名。与柳宗元并称“韩柳”,与柳宗元、欧阳修和苏轼并称“千古文章四大家”。倡导“文道合一”、“气盛言宜”、“务去陈言”、“文从字顺”等写作理论,对后人具有指导意义。著有《韩昌黎集》等。 ▶ 428篇诗文
本文是一片游记。作者借记述龙兴寺东南的小丘,阐发其自然美学观。全文语言精炼优美,结构严谨,记事、抒情、议论自然结合,融为一体,含义深刻,富有启发性。
文章第一段先就“游之适”发表议论,总领全文。作者认为,适宜于游历的景致大致分为两种。一种是“旷如”即开阔远大的境界,一种是“奥如”即深邃荫蔽的境界。接着讲“旷如”和“奥如”的具体内容。 “凌阻峭”,“出幽郁”,写的是景;“廖廓悠长”,写的是情。 “抵”和“伏”两个动词,赋予“丘垤”和“灌莽”两种自然的景观以动态。然后写人工改造应该遵循的原则:“因其旷,虽增以崇台延阁,回环日星,临瞰风雨,不可病其敞也;因其奥,虽增以茂树丛石,穹若洞谷,蓊若林麓,不可病其邃也。”这一段文字,运用整齐对称的对偶句,表达相对的内容,读起来琅琅上口,细细品味,富有诗意。
文章第二段紧接上文,直接写东丘的景色是“奥之宜者也”。具体写作者自己如何因其“奥”对它进行改建。“其始龛之外弃地,余得而合焉,以属于堂之北陲。”原先东丘是龙兴寺外边的一块荒地,作者得到后,就将它同寺庙北堂的北阶连在一起。即作者所说的“余得而合焉”,这是现在东丘的规模。“凡坳洼坻岸之状,无废其故”,意思是仍保持原来地形的特点,从而照应了第一段的“不可病其邃”。再后,细致叙述美化东丘的具体做法:“屏以密竹,联以曲梁。桂桧松杉楩楠之植,几三百本,嘉卉美石,又经纬之。俛入绿缛,幽荫荟蔚”,这几句又照应了第一段“增以茂树蒙石”。最后几句写作者在改建后的东丘游览时的感受。作者触景生情,内心的幽怨惆怅同环境的清冷发生共鸣,发出“以邃为病”的感叹。
文章第三段紧接第二段,发表议论、抒发感情。作者赞叹永兴寺之“旷”:“登高殿可以望南极,辟大门可以瞰湘流,若是其旷也”;接着,内容一转:“若是其旷也。而于是小丘,又将披而攘之”,作者对于小丘的珍爱之情,对其命运的担心溢于言表。”丘之幽幽,可以处休。丘之窅窅,可以观妙。溽暑遁去,兹丘之下。大和不迁,兹丘之巅。奥乎兹丘,孰从我游”,这组韵文,字里行间流露着柳宗元的寂寞孤独的情绪。“余无召公之德,惧翦伐之及也,故书以祈后之君子”,运用了《诗经·召南·甘棠》中“蔽芾甘棠,勿翦勿伐,召伯所芨”的诗句。作者引用这个典故,含义深刻。从字面上看,是要人们爱护小丘,不要损坏它。实际上是借此曲折地表述自己的心情:身为谬人,处境困难,前途渺茫,常存隐忧。文中的一个“惧”字,反应了作者当时的心境,最后几句是文章的主旨。
文章由“游之适”之二境引出治理东丘,由东丘之景引出议论,结构严谨;句法参差变化,有散句,有韵句,读来抑扬有致,有音乐之美。
这是一首比兴体的作品,诗人借橘柚为比,来写自己的遭际和心愿。咏橘见志,屈原早年就写有《橘颂》,其开头几句写道:“后皇嘉树,橘徕服兮。受命不迁,生南国兮。深固难徙,更壹志兮。”意思是说,天地孕育的美好的橘树,它只适应南方的水土,它把根深深扎入南国的土地,再也不愿意迁徙。这显然是借以表现自己的独立不阿、洁身自好的品格。这首“古诗”的写法当受到屈原的启发,但用意却不同。
此诗开头写道:“橘柚垂华实,乃在深山侧。”前句着一“垂”字,见出佳果累累,后句以一“乃”字转折,见出所生非地、难为人知的遗憾。可见此橘并不“壹志”于“不迁”,而是觉得自己具备这样的美质,就要见食、见用。这是比喻自己本是怀才而隐居的人。
“闻君好我甘,窃独自雕饰。”这里用第一人称。这表现了橘为人知时的欣喜、投其所好的心计。一旦听说就如此这般,也见出它的急不可待。由不为人知到为人知,这是橘的命运的一大转折。
“委身玉盘中,历年冀见食。”果然得以进献于某公了,托身于珍美光洁的玉盘中,更觉得殊荣莫比,这句顺承前句,有一种如愿以偿的快意。下句略作顿挫,说经历年月期待主人品尝,这既见它心情的迫切、专注,又微露主人的倦怠、冷淡,似有不祥的预兆。
“芳菲不相投,青黄忽改色。”到底愿望还是落空了,主人不赏识它的美质。“芳菲”,是香气,“青黄”,是美色,也就是《橘颂》所云“纷媪宜修”“青黄杂糅”。一个“忽”字见出打击的沉重。似为人知、终究还不见用,这又是一大转折,也是它命运挣扎中的失败。这两句以橘柚具芳香而不能中人之意,比喻自己虽怀才而不见用,年华空掷。
“人倘欲我知,因君为羽翼。”这两句是在“青黄忽改色”时还希望主人见食,主人见食它才能广为人知,若否,那就没有指望了.这是它忍着满腔的痛愤向主人恳求,见出心中的委屈、痛苦。这是希望在位者推荐的意思。此时它还没有完全绝望,用语也显得较委婉,可谓哀切。
此诗通篇将橘人格化,除头两句外,都用第一人称,让橘自我表白,它的希冀,它的用心,它的颀喜,它的怨望,表现得很是真切。《橘颂》的橘还是居于客体位置,此处已为主体,就便于曲曲传出它的内心了。此诗仅十句,组织得法,两个波折,显示了命运的挣扎情状,也易动人观感。其作者的志趣与屈原相较,自有高尚鄙俗之分,却也是那个时代士人的常情常态。吏治的腐败,察举的荒谬,士人为求进身,只得投靠当权者。攀附请托,因人成事,是汉末吏治一大特征,所以有这种诗的出现,有“何不策高足,先据要路津”的呼喊。
这是一首咏物词,作品通过红梅傲然挺立的性格,来书写自己迁谪后的艰难处境和复杂心情,表现了作者不愿屈节从流的态度和达观洒脱的品格。
作品的显著特点是融写物、抒情、议论于一体,并通过意境来表达思想感情。词以“好睡”发端,以“自怜”相承,从红梅的特征来展示红梅清冷、自爱的形象。红梅的一个明显特点,是苞芽期相当漫长,因谓“好睡”;虽然红梅好睡,但并非沉睡不醒,而是深藏暗香,有所期待,故曰“莫厌迟“。句中一“慵”字,悄悄透露了红梅的孤寂苦衷和艰难处境。红梅自身也明白,在这百花凋残的严寒时节,唯独自己含苞育蕾,岂非有不合时宜之感。苞蕾外部过着密集光洁的白茸,尽管如同玉兔霜花般的洁白可爱,也只能自我顾恋,悲叹“名花苦幽独”(作者《寓居定惠院之东,杂花满山,有海棠一枝,土人不知贵也》)罢了。词以“冰脸”来刻画红梅的玉洁冰清,既恰如其分的写出了红梅的仪表,也生动地写出了红梅不流习俗的超然之气,它赋予了红梅以生命和丰富的感情,形象逼真,发人深思。
“偶作小红桃杏色,闲雅,尚馀孤瘦雪霜姿。”这三句是“词眼”,绘形绘神,正面画出红梅的美姿丰神。“小红桃杏色”,说她色如桃杏,鲜艳娇丽,切红梅的一个“红”字。“孤瘦雪霜姿”,说她斗雪凌霜,归结到梅花孤傲瘦劲的本性。“偶作”一词上下关联,天生妙语。不说红梅天生红色,却说美人因“自怜冰脸不时宜”,才“偶作”红色以趋时风。但以下之意立转,虽偶露红妆,光彩照人,却仍保留雪霜之姿质,依然还她“冰脸”本色。形神兼备,尤贵于神,这才是真正的“梅格”!
下片三句续对红梅作渲染,笔转而意仍承。“休把闲心随物态”,承“尚余孤瘦雪霜姿”;“酒生微晕沁瑶肌”,承“偶作小红桃杏色”。“闲心”、“瑶肌”,仍以美人喻花,言心性本是闲淡雅致,不应随世态而转移;肌肤本是洁白如玉,何以酒晕生红?“休把”二字一责,“何事”二字一诘,其辞若有憾焉,其意仍为红梅作回护。“物态”,指桃杏娇柔媚人的春态。石氏《红梅》诗云“寒心未肯随春态,酒晕无端上玉肌”,其意昭然。这里是词体,故笔意婉转,不像做诗那样明白说出罢了。下面“诗老不知梅格在”,补笔点明,一纵一收,回到本意。红梅之所以不同于桃杏者,岂在于青枝绿叶之有无哉!这正是东坡咏红梅之慧眼独具、匠心独运处,也是他超越石延年《红梅》诗的真谛所在。
此词着意刻绘的红梅,与词人另一首词《卜算子·黄州定慧院寓居作》中“拣尽寒枝不肯栖”的缥缈孤鸿一样,是苏轼身处穷厄而不苟于世、洁身自守的人生态度的写照。花格、人格的契合,造就了作品超绝尘俗、冰清玉洁的词格。
《阮裕焚车》是一篇质朴的散文,用的虽是口语,但短小精悍、意味隽永、耐人回味。本文在晋宋人文章中也颇具特色,历来为人们所喜读,成了诗词中常用的典故。其所述的阮裕这一人物事迹,也多为后世作者所取材引用,影响很大。
文章中阮裕的形象,首先无私助人,让人尊敬。一个与阮裕没有很大交情的人因某件旁人看来较为晦气的事向阮裕借车他都肯借,可以看出阮裕的爱心。其次,阮裕不愿意保留不能体现使用价值的东西。阮裕焚烧了马车,使自己的私心绝灭。阮裕有着直率、助人为乐以及对自己要求很严格的性格,是一个品德高尚的人。最后,通过阮裕的正面形象,本文还讽刺了因吝惜自己的钱财而不肯去帮助他人的人。这也体现了《世说新语》一贯的风格。
这首诗题旨在于讽刺南朝君主的荒淫失政。
首联“玄武湖中玉漏催,鸡鸣埭口绣襦回”,点地纪游。这二句是说天未破晓,犹能听到静夜中玉漏一声声的滴响,而玄武湖中,鸡鸣埭口,绣襦宫人又已纷至沓来了。这一联的上句涉及宋(因玄武湖宋文帝时方建成,并改今名),下句用齐事,但实际上是泛咏南朝君主游幸频繁,不拘某一代。所谓“玄武开新花,龙舟宴幸频”(《陈后宫》),不言宋、齐、梁、陈,而自可包在其中了二再看一个“催”字,写其游幸之急之沉浸,南朝君主既如此沉于此、忙于此、醉于此,如果不失政,倒是咄咄怪事了。颔联“谁言琼树朝朝见,不及金莲步步来”,这一联言陈后主荒淫比齐废帝有过之而无不及,而其中又寓荒淫相继,后代更胜前朝之意。“谁言”“不及”用反诘的语调加以嘲笑。诗人就是用最为跌宕的句法,由面及点,转入后半首对陈事的重点咏写,因此接着颈联说“敌国军营漂木柿,前朝神庙锁烟煤”,其谓隋军造战船的木片已经飘了过来,意谓隋军压境,形势已十分险恶,然而全无心肝的陈后主却依旧沉湎于女色,荒淫享乐,不祭祖庙,连祖宗也忘记了。这也就暗示着陈朝祖宗之统绪已绝,其覆亡的历史命运绝对是难以逃脱的。陈后主如此,其臣子又是如何:“满宫学士皆莲色,江令当年只费才”,这就是诗的尾联所告诉读者的:后主嫔妃、学士都姿容艳丽,使得当年江总为歌咏她们的姿容而费尽了才华。江总位当宰辅,充尚书令,却被当作“狎客”使用,可见后主荒淫、废弃政事到何种程度。而身为尚书令,位当宰辅的江总,其才华仅用于歌咏妇人容色,又是何等可悲。大小臣工甚众,仅一大市令吴兴章华出来极言强谏,他严正指出:“陛下即位于今五年,不思先帝之艰难,不知天命之可畏,溺于嬖宠,惑于酒色,祠七庙而不出,拜三妃而临轩。”这是内。而外他则说:“疆场日蹙,隋军压境。”这真是振聋发聩之忠良之声。然而这严峻存在的内忧外患却统统被陈叔宝这个昏君和江总这帮佞臣忘记得一干二净。陈叔宝与江总们在演戏,君臣都在串演陈朝亡国的悲剧,既毁灭了国家,也毁灭了自己。姚培谦说:“学士满宫,而狎客作相,所贵于才华者,乃只为覆亡之具也乎?”也看到了末联不只仅是讽刺,而是还含有深深的感慨。也正因此,讽刺之意义则更为深刻。
这首诗前半通过典故串合,追括六代,后半专咏陈朝事。其构思以南朝为一整体,点面结合。叙次错综善变,寓讽意于叙述描写之中。清冯浩评曰:“案而不断,荒淫败亡,一一毕露。”诗人虽意在揭示南朝君主荒淫亡国的史实,也不啻是对晚唐统治者的一种严重警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