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愈(768年-824年12月25日),字退之,河南河阳(今河南省孟州市)人,自称“祖籍昌黎郡”,世称“韩昌黎”、“昌黎先生”。唐代中期大臣,文学家、思想家、政治家,秘书郎韩仲卿之子。元和十二年(817年),出任宰相裴度行军司马,从平“淮西之乱”。直言谏迎佛骨,贬为潮州刺史。宦海沉浮,累迁吏部侍郎,人称“韩吏部”。长庆四年(824年),韩愈病逝,年五十七,追赠礼部尚书,谥号为“文”,故称“韩文公”。元丰元年(1078年),追封昌黎郡伯,并从祀孔庙。韩愈作为唐代古文运动的倡导者,名列“唐宋八大家”之首,有“文章巨公”和“百代文宗”之名。与柳宗元并称“韩柳”,与柳宗元、欧阳修和苏轼并称“千古文章四大家”。倡导“文道合一”、“气盛言宜”、“务去陈言”、“文从字顺”等写作理论,对后人具有指导意义。著有《韩昌黎集》等。 ▶ 428篇诗文
“德也狂生耳”,起句十分奇兀,使人陡然一惊;因为纳兰性德的父亲明珠,是当时权倾朝野的宰辅。纳兰性德风华正茂,文武双全,在他面前正铺设着一条荣华富贵的坦途。然而,他竟劈头自称“狂生”,而且还带着颇为不屑的语气,这一下就抓住了读者的心,使人不得不注意品味。
跟着三句,是他对自己身世的看法,“偶然间,缁尘京国,乌衣门第。”缁尘即尘污,比喻世俗的污垢。纳兰性德化用谢朓“谁能久京洛,缁尘染素衣”的诗意,说自己生长在京师的富贵人家,蒙受尘世的污浊。“偶然间”三字。表明他并不希罕金粉世家繁华喧嚣的生活。在词的开头,他就坦率地把自己鄙薄富贵家庭的心境,告诉给顾贞观,是希望出身寒素的朋友们理解他,不要把他看成是一般的贵介公子。
“有酒惟浇赵州土”。原是唐代诗人李贺的诗句:“买丝绣作平原君,有酒惟浇赵州土。”平原君即战国时代赵国的公子赵胜,此人平生喜欢结纳宾客。李贺写这两句诗,对那些能够赏识贤士的人表示怀念。他举起酒杯,浇向赵州,觉得茫茫宇内,惟独平原君值得景仰。纳兰性德径用李诗入词,同样是表示对爱惜人才者的敬佩。当然,他和李贺的心情不尽相同。李贺怀才不遇,攀附无门;纳兰性德生长名门,青云有路。但是,他从顾贞观、吴兆骞等人的遭遇里,深深感到社会的不平,感到人才总是无法逃脱遭受排挤的厄运,因而忧思重重,满怀悲愤。他也知道,他的心境,很难得到世人的理解,他呼喊:“谁会成生此意”,透露出孤独落寞的悲哀。总之,他的失望、彷徨、牢骚之情,统统包含在反诘的口吻之中。
前几句,作者极写心情的抑郁,这正好为得遇知己朋友的兴奋预作蓄势。就在感到山穷水尽的时候,他遇到梁汾了。“不信道,遂成知己”。骤然看来,在“不信道”之后,又加上“遂”字,显得有点累赘,但重复强调意外之感,是为了表达得友的狂喜。这几句,笔势驰骤,极尽腾挪变化之妙。
接下去是写知己相逢的情景。“青眼高歌俱未老,向尊前,拭尽英雄泪。”青眼是高兴的眼色,据说晋代阮籍能为青白眼,遇见意气相投的人,便露出青色的眼珠。杜甫《短歌行》有句云:“青眼高歌望吾子,眼中之人我老矣。”纳兰性德翻用其意,说他们相遇时彼此正当盛年,都还未老,于是青眼相向,慷慨高歌。不过,在举杯痛饮之余,又不禁涕泪滂沱。英雄失路,惺惺相惜,得友的喜悦、落拓的悲哀,一齐涌上心头。辛稼轩曾有句云:“倩何人,唤取翠袖红巾,揾英雄泪。”纳兰性德的心情,与此相类。不过,辛词“揾”字比较含蓄,纳兰用“拭尽”一语,却是淋漓尽致地宣泄情感。这几句,诗人把歌哭笑啼交错在一起,比杜、辛的诗句显得更鲜明更奔放。
以“君不见,月如水”作收束。它是全篇唯一的景语。那一夜,月儿皎洁,凉浸浸的,似是映衬着他们悲凉的情怀,又似是他们纯洁友谊的见证。
一般人写词,包括纳兰性德在内,总喜欢较多敷写眼前或内中看到的景色。因情写景,情景相生,会收到形象生动境界隽永的艺术效果。象〔金缕曲〕这样体制较长的词调,完全不入景语,则易流于粗率。纳兰性德这首词着眼于传情,诗人直抒胸臆,但也注意顺手拈来一二景语,约略点染。沈谦在《堪词杂说》中认为:“长调要操纵自如,忌粗率,能于豪爽中著一二精微语,绵缠中著一二激厉语,尤见错综。”这是颇有见地的经验之谈。纳兰性德在歇拍中稍作跌宕,略写月色,正是在豪爽中夹入工细之笔。这似乎是闲笔,却使人感到,诗人极度激动的感情,又蕴含着深沉的意味。
纳兰从同情顾贞观、吴兆骞的坎坷遭遇着笔。“共君此夜须沉醉。”这里的“须”字很值得玩味。它表明,诗人要有意识地使自己神经麻木。从写法上看,此句与杜甫的名句“白日放歌须纵酒”也颇相似,但意境大不相同。“纵酒”未必大醉,“沉醉”却是醉得不省人事。为什么必须烂醉如泥?下面跟着作答。“且由他,蛾眉谣诼,古今同忌。”屈原说过:“众女嫉余之蛾眉兮,谣诼谓余以善淫。”在纳兰性德看来,古往今来,有才识之士被排斥不用者多如牛毛,顾贞观等受到不公的待遇也自不可避免。不合理的现实既已无法改变,他便劝慰好友,大家懒得去管,一醉了事。这种一醉解千愁的作法,固然是逃避现实的表现,但诗人冷峭的情绪,乃是愤怒与消极的混合物。
“身世悠悠何足问,冷笑置之而已”。从顾贞观等今古才人的遭遇中,诗人想到自己。在污浊的社会中,过去的生涯,毫无意趣,将来的命运,也不值一晒,因而他发出了“寻思起,从头翻悔”的感叹。在词的开头,诗人已透露出他对门阀出身的不屑,这里再一次申明,是强调他和顾贞观有着同样的烦恼,对现实有着同样的认识,他和顾贞观一起承受着不合理社会给予的压力。在这里,通过诗人对朋友安慰体贴相濡以沫的态度,我们也看到了他对现实生活的不满和激忿。
在激动之余,纳兰性德把笔锋拉回,用沉着坚定的调子抒写他对友情的珍惜。“一日心期千劫在,后生缘,恐结在他生里。”劫是梵语劫簸的省略,是计算时间的数量词。在不期然得遇知己的时刻。他郑重表示,一旦倾心相许,友谊便地久天长,可以经历千年万载。同时,彼此相见恨晚,只好期望来世补足今生错过的时间。用不着剖析,这番誓言,灼热如火。结句“然诺重,君须记”。再三叮咛,强烈地表达与顾贞观世世为友的愿望。
纳兰性德有些词,写得悲凉顽艳,象“春云吹散湘帘雨,絮粘蝴蝶飞还住”。象“急雪乍翻香阁絮,轻风吹到胆瓶梅”。使人读来觉得香留齿颊。但是,纳兰词最大的特点是直抒性灵,感情直率,他一贯认为,“诗乃心声,性情之事也。”这种主张,体现在创作中,便显得不事雕饰,天籁自鸣。王国维说:“纳兰容若以自然之眼观物,以自然之舌言情。”这比较准确地概括出纳兰性德的创作风格。就〔金缕曲〕《赠梁汾》而言,我们可以看到诗人运笔如流水行云,一任真纯充沛的感情在笔端酣畅地抒发。不过,纳兰性德的诗歌直写怀抱,又非不注意艺术锤炼,一味粗头乱服。从〔金缕曲〕的分析中,我们发现作者经常化用名句,运用典故。刘熙载在《艺概》中说:“词中用事,贵无事障。晦也,肤也,多也,板也,此类皆障也。姜白石用事入妙,其要诀所在,可于其《诗说》见之,曰:‘僻事实用,熟事虚用。学有余而约用之,善用事者也。乍叙事而间以理言,得活法者也。’”纳兰性德天衣无缝地流畅地运用故实,就是善与活的一例。正因如此,这首〔金缕曲〕显得既酣畅,又深沉;既慷慨淋漓,又耐人寻味。这首词没有华丽的词藻,却使人读来五内沸腾,神摇魄荡,感觉到作者字字句句,出自肺腑。它的成就,证实了一条创作的真理:真情实感,是诗歌的生命。
其二
第一、二句人指出,即使是李白、杜甫这样伟大的诗人,他们的诗篇也有历史局限性。
第三、四句诗人呼唤创新意识,希望诗歌写作要有时代精神和个性特点,大胆创新,反对演习守旧。
世人常常用这句诗来赞美人才辈出,或表示一代新人替换旧人,或新一代的崛起,就如滚滚长江,无法阻拦。
此反映了作者诗歌创作贵在创新的主张。他认为诗歌随时代不断发展,诗人在创作的时候也应求新求变,并非只有古人的作品才是最好的,每个时代都有属于自己的风格的诗人。写出了后人继承前人。本诗虽语言直白,但寓意深刻。“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一句表达了文学创作随着时代变化发展的主题思想与中心。
赵翼论诗提倡创新,反对机械模式。他通过对诗家李白、杜甫成就的回顾,以历史发展的眼光来看,各个时代都有其标领风骚的人物,不必为古人是从。诗歌也应随着时代不断发展。
其三
这是一首作者表白自己的艺术主张的诗。指出文艺批评应提倡有独到的见解,不可鹦鹉学舌,人云亦云。
作者一针见血地指出:评论诗词的好坏优劣,应当有自己的见解和主张哪个,而不能像文坛艺苑中的某些人一样,心口雌黄。马克思哲学认为,要做到独具慧眼,深刻地认识、把握事物的本质,一是必须在实践中占有大量的感性材料;而是必须善于对感性材料进行“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加工,实现由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的飞跃和发展。
前二句点出在纷纷的艺苑里各种说法鱼龙混杂,这时 需要的是独具慧眼,有自己的视角和观点。当然这是相当不容易的,需要自己有深厚的学养和阅历,成为“高人”。
后二句作一形象的比喻,用矮人看戏作比,矮人看戏时被前边的人挡住目光,哪里能看到戏台上的场景?戏散大家一起谈起来时,只能是附和人家的说法。这就好比我们自己对“艺苑”的看法,如果自己学力浅薄,不能“独具只眼”,那就只能“随人说短长”了,这种鹦鹉学舌,拾人牙慧的行为作者是坚决反对的。
这首诗继承以诗歌体裁论诗歌的传统,见解卓异,说理畅达。全诗看似佶手拈来、随手而出,但却具有极为精辟深刻的理论内涵。李白、杜甫被称为诗中仙圣,在唐代即受到推崇,如韩愈在仕由逝世时才3岁,后来他熟读李杜诗篇,作有《调张籍》一诗,其中有“李杜文章在,光芒万丈长”“伊我生其后,举颈遥相望”等语,可谓敬佩得五体投地。而后世特别是明清两代,对李杜的崇拜更是前所未有,并且普遍地认为诗自唐以来诗道不振,一代不如一代。甚至有人还提出从《诗经》以来每况愈下、自宋元以来无诗之论,这种看法在明清诗歌理论中占有主导地位。
诗人开篇即总论概述了这一普遍现象,以李杜为代表指出了他们的诗作固然光耀千秋,流传万古,其崇高地位与普及程度已是脸炙人家传户诵。接下来却陡然转笔,尖锐地指出了这种情况带来的另外的弊端:熟极而流,不仅令人觉得从内容到形式都没有新意,而且还隐隐含有这一现象在某一程度上阻碍了后世诗人的创新之意,其见解之深刻,笔触之辛辣,思虑之周到,足以发人深省。前两句并非真足在贬低李杜,而是为下文略作铺垫而已,以下即转入主题的抒发。
这首诗写的诗是诗人在门楼上凭高四望所见的景色,句句写远,却又始终未着“远”字,表现出形象描绘的高超技巧。
“城中烟树绿波漫,几万楼台树影间。”两句展开一幅长沙城内的夏日风光图。画面的中心是树。登楼一望,远树如烟,故称“烟树”。万木葱茏,层层叠叠,如同水波浩荡,所以喻为“绿波”。“漫”本来是一个极为平常的字眼,用在这里却很新鲜,使人们清晰地看到,绿树如海,无所不在,仿佛不仅充满了整个长沙,并且正在漫溢出去。这就给人一种置身于无边浓绿之中的感觉。“几万楼台树影间”是进一步点染。“几万”,可见数量之多。如此众多的崇楼高台,却若隐若现于“树影”之间。这一衬托,这一装点,“城中烟树”的壮美景象就更加鲜明,也更富于立体感。
“天阔鸟行疑没草”句把目光移向城外,着一“疑”字,意味深长地表明所写的是远望的错觉。鸟行最初出现在上空时,还需要仰视,而当渐渐地飞向远处,虽然实际上并未降低高度,但显得越来越低,仿佛是在贴地而飞,以至于没入草中。这里,“鸟行没草”是一个缓慢的过程,是动景,用以衬托“天阔”这一静景。因为没有“天阔”,就不见鸟行的远飞,也就决不会有这般错觉。此句以“天阔”领起,用意表现得很明显。
古代诗人在表现空阔辽远的意境时,常常并不扫尽景物,而是有意用小小点缀加以衬托,如鲍照《芜城赋》:“直视千里外,唯见起黄埃。”《还都道中作》:“绝目尽平原,唯见远烟浮。”王维《使至塞上》:“大漠孤烟直。”等等。所以,如果作者仅仅配置几行飞鸟来反衬“天阔”,就缺少新颖之处,而他的匠心正在于写出了鸟行远飞、缓缓消失的过程,让读者进一步从时间的推移感受到空间的苍茫无垠。
第四句写远望中的“江”,即湘江。王维《山水论》:“远水无波,高与云齐。”这一带地势本来就“卑”(低),与远水相形,如同陷进去一般,所以,就连那些山峦也仿佛要被淹没似的。“沉”是经过锤炼所得的诗眼。陶弼另一首《公安县》诗也有一句说:“远水欲沉城。”诗人重复使用这个字,用它来描写远水浩茫的情景,和王维《汉江临泛》中“郡邑浮前浦”的“浮”字异曲同工,意义相反的字眼同样真切地写出了水势之盛。“欲沉”,指将沉而未沉,既传达了远水浩茫给诗人的强烈主观感受,又恰当地把握住了描写的分寸。看似寻常却奇崛。
在句法上,这首诗采用“对结”(后联对偶)格。这种结尾虽有对仗工稳之美,却易流于板滞,故较为少见。但作者用得自然贴切:前二句单行,合写一景;后二句对偶,分写二景。景物的层次通过句式的变化显得清晰,内容和形式和谐统一。
在封建社会,尤其是在统治阶级内部,人与人之间尔虞我诈、互相争夺。有的人表面上装得一片赤诚,满面笑容,花言巧语,而在背后却什么坏事都干得出来。这首诗对人心险恶进行了揭露,诗人让人们警惕,不要上他们的当。
这首诗可分为两个部分。这两部分的结构非常相似,都是先阐明观点,然后分别用典加以论证。自“天可度”至“使君父子成豺狼”为第一段,写奸人的伪言可离间夫妇、父子的关系。开篇用天地和人心对比,说明人心难测,不可不防。天地本来不能被度量,诗人却言之凿凿地说可以衡量,原来是因为人心的关系。由此可见,揣摩人心的难度高于度量天地。当然这里的“人心”不是指所有的人,而是指小序里的“诈人”,也就是那些阴险狡诈之辈。“但见丹诚赤如血”二句言人世间的某些人,表面看起来热血喷涌,丹心赤诚,实际上他们善于伪装,巧言惑众。这里用“但见”与“谁知”搭配,十分巧妙,加上用比,深刻揭露了这类人两面派阴险丑恶的嘴脸。紧跟“劝君掩鼻君莫掩”四句,连用“掩鼻”“掇蜂”两个典故,揭露了楚怀王夫人郑袖和尹吉甫后妻内心阴暗,巧施奸计,最终达到了她们“割美人鼻”和“放伯奇于野”的目的。诗人巧用比喻,用参商二星比喻夫妇离散,用豺狼野兽比喻父子成仇。这两个典故说明,即便是最亲近的人也会因为“诈人”的挑拨而反目。
自“海底鱼兮天上鸟”至“不测人间笑是瞋”为第二段,深入一层,将笔触及官僚阶层中的阴险奸诈之辈,揭露他们人性的极端卑劣丑恶。“海底鱼兮天上鸟”以下四句以高鸟可射、深鱼可钓来衬托人心不可预料。“君不见李义府之辈笑欣欣”二句用李义府笑里藏刀、暗中杀人的历史典故,说明专制政体下政治运作的黑暗和人性的险恶。这说明不管在官场还是生活中,阴险狡诈、笑里藏刀的人是很难提防的。末二句则自然得出变化神奇的阴阳皆可以测定,而人间的“笑是瞋”不能测定的结论。这样,就使人们认识到阴险奸诈之辈的可畏、可恨,对此类人必须高度警惕。
这首诗巧用典故,写出了诗人在生活、官场中的重要感受,批评了言行不一的狡诈小人,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这是诗人对世态人情细微观察的结果,是他人生经验的总结,从中可以看出诗人蕴蓄着一股难以遏止的愤世之情。通篇全用议论,语言短促有力,明白如话,对世态人情的描摹刻画入木三分,设喻生动贴切,增强了全诗的形象性,使这首说理性很强的诗变得生动活泼,而道理又说得明白透彻。
篇文章讲述了一个江西金溪人名叫“方仲永”的神童因后天父亲不让他学习和被父亲当作造钱工具而沦落到一个普通人的故事。文章借仲永为例,告诫人们决不可单纯依靠天资而不去学习新知识,必须注重后天的教育和学习,强调了后天教育和学习对成才的重要性。这篇文章言简意深,说理严谨。
文题为“伤仲永”,文中却未见一个“伤”字,然而全篇写的正是一个“伤”字。这正如《王荆公年谱考略》所评:“余谓仲水始而通悟,终焉为泯然众人,见于荆公悼叹者详矣!”由此可见,此文契合照应不在形式上而在内容中。这篇议论文,先叙后议,在事实叙述的基础上立论,事实成为立论的依据。第一、二两段只叙不议,为第三段的议论服务,后面的议论,集中强烈,言简意赅,如画龙点睛,使前面所叙的事实立即升华具有典型意义。全文仅二百字,叙事之简洁。说理之透彻,安石散文风格在此已露出端倪。
第一段叙述神童方仲永的故事。
方仲永为金溪民,世代耕田。金溪是王安石外祖父吴玫的家乡。“荆公少年,往来外家甚数”《王荆公年谱考略》文中说“于舅家见之”,仲永当是实有其人。所记仲永五岁不识纸笔砚墨,忽啼求,其父借来给他,他立即写了四句诗,并题了自己的名字,这首诗是以供养父母、团结族人为内容。此事传出后,一乡的秀才都来观看。从此,人们指着东西让他作诗,他挥笔而就,文采与道理都有可取之处。县里人听说,亦很惊奇,渐渐有人请他父亲带他去作客,也有人拿钱帛请他作诗的。他父亲认为此有利可图,便每天拉着他到处拜见县里人,不让他学习。这里所记仲永的特异才能是传闻,与真实情形或有出入。然而作者真正用意并不在此,所以免不了用夸张的笔墨,处处耍突出仲永天斌的特异。其一,不仅生五年不识文具,给纸笔即可写诗,而且能以“养父母”团结同族为主旨,“传一乡秀才观之”,可见影响之大。其二,仲永才思如涌,“指物作诗”一挥而就,而且文采、内容均佳,博得“邑人奇之”,有请他作客的,有向他求诗的,真是誉满全乡。作者如此描写突出了神童仲永的特异天资,为下文的因不后学而“泯然众人”作了很好的铺垫,为全文的知识才干“受之人”立论打下了基础。文中的“利”字很有份量,突出其父‘不使学”的原因,更暗示给人们急功近利对人才的危害。“不使学”是仲永由夭才变为平庸的关键,是本文议论的中心。
第二段段,从作者亲自见闻的角度简略交待了仲永从神童沦为“众人”的过程。
开头的“余闻之也久”,束上起下,一方面显示上段所写的内容即据传闻而得,另一方面又引出亲识其面的愿望。作者写了两次见闻:一次是仲永十二三岁时,“令作诗,不能称前时之闻”,暗示在这六七年中,仲永的诗毫无长进。如果说,五六岁儿童作的诗尽管稚拙,人们尚觉可观,那么六七年后写得反而不如以前听说的那样好,人们便非但不以为奇,且因先时之闻名而感到其名不副实了。第二次是仲永二十岁时。这次并未见面,只是听亲戚说:“泯然众人矣!”一句话就交待了这位从前的神童的结局。两次写法不同,但都极简练而有含蕴。“泯然众人矣”一语,把说话人漠然视之的态度生动地表现出来,与先前“邑人奇之”的情况恰成对照,而作者的惋惜感慨之意也隐见言外。
最后一段是作者对方仲永由一邑称奇的神童变成无声无息的普通人一事所发的议论,也是本篇思想的集中体现。
作者首先指出,仲永的聪明颖悟是“受之天”,即来自天赋,而且他的天赋远超于一般的有才能的人。这正是为了反跌出下面的正意:“卒之为众人,则其受于人者不至也。”关键原因是缺乏后天的教育和学习。到这里,已将上两段所叙述的情事都议论到了。但作者却就势转进一层,指出天赋这样好的仲永,没有受到后天的培养教育,尚且沦为众人;那么天赋本属平常的一般人,如果再不受教育,连做一个普普通通的人都不行。前者是宾,后者是主,在对比中更突出了一般人学习的重要性。就方仲永的情况看,这层议论仿佛是余波,但作者主要的用意正在这里。因为在现实生活中,资质平常的人总是多数。方仲永这一典型事例的意义主要不在于说后天赋好的人不学习会造成什么后果,而在于说明后天教育对一个人成长的决定意义。
题内的“伤”字就具有多层意蕴。首先是表层的,为仲永这样一个天资聪颖的儿童最终沦为众人感到惋惜;进一层,是感慨仲永虽有天赋,却没有遇上有利于他成长提高的环境。文中对其父以仲永为获利之资的叙写,就含有对泯灭天才的人为环境的批评。更进一层,从仲永的具体事例生发开来,感慨社会上许多资质平常的人不去努力学习提高,以致连成为众人都不可得。这样,作者所“伤”的就不再局限于仲永个人,而是许许多多不“受之天”又“不受之人”的众人,作者的感慨和文章的思想意义也就深刻多了。
这篇文章的语言十分精当。叙事部分仅以一百五十多字就完整地叙述了方仲永从五岁到二十岁间才能变化的过程,议论部分也不过七十余字,文中的每一词、句都有其确切的表达作用,而不是可有可无。例如第一段,首句交代籍贯、身份、姓名、家世,这不仅是必不可少的一般介绍,而且“世隶耕”三字是对“未尝识书具”“不使学”的必要铺垫,既衬托了方仲永的非凡天资,又暗示了造成他命运的家庭背景;一个“啼”字,生动地写出方仲永索求书具的儿童情态;“忽”“即”“立”三个副词,使一个天资非凡、文思敏捷的神童形象跃然纸上;“日扳仲永环谒于邑人”,仅一句话就刻画出方仲永父亲贪图小利而自得的可悲可叹的愚昧无知之态;“不使学”三字,看似平淡,却为方仲永的变化埋下伏笔,点出方仲永命运变化的关键。第二段叙事极为简要,仅以一“见”一“闻”一“问”就交代了方仲永后来的变化和结局。结尾的议论部分,言简意深,说理严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