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愈(768年-824年12月25日),字退之,河南河阳(今河南省孟州市)人,自称“祖籍昌黎郡”,世称“韩昌黎”、“昌黎先生”。唐代中期大臣,文学家、思想家、政治家,秘书郎韩仲卿之子。元和十二年(817年),出任宰相裴度行军司马,从平“淮西之乱”。直言谏迎佛骨,贬为潮州刺史。宦海沉浮,累迁吏部侍郎,人称“韩吏部”。长庆四年(824年),韩愈病逝,年五十七,追赠礼部尚书,谥号为“文”,故称“韩文公”。元丰元年(1078年),追封昌黎郡伯,并从祀孔庙。韩愈作为唐代古文运动的倡导者,名列“唐宋八大家”之首,有“文章巨公”和“百代文宗”之名。与柳宗元并称“韩柳”,与柳宗元、欧阳修和苏轼并称“千古文章四大家”。倡导“文道合一”、“气盛言宜”、“务去陈言”、“文从字顺”等写作理论,对后人具有指导意义。著有《韩昌黎集》等。 ▶ 428篇诗文
此赋记叙了作者与朋友们月夜泛舟游赤壁的所见所感,以作者的主观感受为线索,通过主客问答的形式,反映了作者由月夜泛舟的舒畅,到怀古伤今的悲咽,再到精神解脱的达观。全赋在布局与结构安排中映现了其独特的艺术构思,情韵深致、理意透辟,在中国文学上有着很高的文学地位,并对之后的赋、散文、诗产生了重大影响。
第一段,写夜游赤壁的情景。作者“与客泛舟游于赤壁之下”,投入大自然怀抱之中,尽情领略其间的清风、白露、高山、流水、月色、天光之美,兴之所至,信口吟诵《诗经·月出》首章“月出皎兮,佼人僚兮。舒窈纠兮,劳心悄兮。”把明月比喻成体态娇好的美人,期盼着她的冉冉升起。与《月出》诗相回应,“少焉,月出于东山之上,徘徊于斗牛之间。”并引出下文作者所自作的歌云:“望美人兮天一方”,情感、文气一贯。“徘徊”二字,生动、形象地描绘出柔和的月光似对游人极为依恋和脉脉含情。在皎洁的月光照耀下白茫茫的雾气笼罩江面,天光、水色连成一片,正所谓“秋水共长天一色”(王勃《滕王阁序》)。游人这时心胸开阔,舒畅,无拘无束,因而“纵一苇之所如,凌万顷之茫然”,乘着一叶扁舟,在“水波不兴”浩瀚无涯的江面上,随波飘荡,悠悠忽忽地离开世间,超然独立。浩瀚的江水与洒脱的胸怀,在作者的笔下腾跃而出,泛舟而游之乐,溢于言表。这是此文正面描写“泛舟”游赏景物的一段,以景抒情,融情入景,情景俱佳。
第二段,写作者饮酒放歌的欢乐和客人悲凉的箫声。作者饮酒乐极,扣舷而歌,以抒发其思“美人”而不得见的怅惘、失意的胸怀。这里所说的“美人”实际上乃是作者的理想和一切美好事物的化身。歌曰:“桂棹兮兰桨,击空明兮溯流光。渺渺兮予怀,望美人兮天一方。”这段歌词全是化用《楚辞·少司命》:“望美人兮未来,临风恍兮浩歌”之意,并将上文“诵明月之诗,歌窈窕之章”的内容具体化了。由于想望美人而不得见,已流露了失意和哀伤情绪,加之客吹洞箫,依其歌而和之,箫的音调悲凉、幽怨,“如怨如慕,如泣如诉,余音袅袅,不绝如缕”,竟引得潜藏在沟壑里的蛟龙起舞,使独处在孤舟中的寡妇悲泣。一曲洞箫,凄切婉转,其悲咽低回的音调感人至深,致使作者的感情骤然变化,由欢乐转入悲凉,文章也因之波澜起伏,文气一振。
第三段写客的回答,表现一种消极的人生观和虚无主义思想。把人类社会同宇宙自然对立起来,又把个体的人同社会整体加以分割,那当然看不到全部历史舞台上威武雄壮剧的持续演出,也看不到人类虽然依赖自然但更有改造自然的能动性和创造力,这就是悲观厌世或消极出世思想的认识论根源。对于封建社会的文人士大夫来说,当他们政治失意或生活上遇到挫折的时候,往往就陷入这样的苦闷与迷惘。苏轼也是如此。客的回答,其实正是苏轼自己贬谪黄州后思想感情的一个方面。《念奴娇》词不也说“人生如梦”么?而这样的思想感情,作为社会人生的抽象认识,却被苏轼结合着景物地点的特征,从历史到现实,从具体到一般,用诗一般的语言表现出来,使读者一点也不感到任何枯燥的说教意味。更为重要的是苏轼同样结合着景物、地点的特征,同样用诗一般的语言,批评了客的回答,表现了苏轼当时思想感情的另一个主导方面,全文至此遂以“苏子曰”开始而进入第四段。
第四段,是苏轼针对客之人生无常的感慨陈述自己的见解,以宽解对方。客曾“羡长江之无穷”,愿“抱明月而长终”。苏轼即以江水、明月为喻,提出“逝者如斯,而未尝往也;盈虚者如彼,而卒莫消长也”的认识。如果从事物变化的角度看,天地的存在不过是转瞬之间;如果从不变的角度看,则事物和人类都是无穷尽的,不必羡慕江水、明月和天地。自然也就不必“哀吾生之须臾”了。这表现了苏轼豁达的宇宙观和人生观,他赞成从多角度看问题而不同意把问题绝对化,因此,他在身处逆境中也能保持豁达、超脱、乐观和随缘自适的精神状态,并能从人生无常的怅惘中解脱出来,理性地对待生活。而后,作者又从天地间万物各有其主、个人不能强求予以进一步的说明。江上的清风有声,山间的明月有色,江山无穷,风月长存,天地无私,声色娱人,作者恰恰可以徘徊其间而自得其乐。此情此景乃缘于李白的《襄阳歌》:“清风明月不用一钱买,玉山自倒非人推”,进而深化之。
因为客曾表示“羡长江之无穷”,又希望“抱明月而长终”,所以苏轼还是拾取眼前景物,从地面上的江水和天空里的月亮说起:“客亦知夫水与月乎?”这一句仿佛京剧行腔中的“导板”,将引出一节精彩的唱段,而那种疑问式的语调则又表明客其实不能从江水、月亮得出关于短暂与永恒这一哲学范畴的正确认识。关于江水,苏轼认为“逝者如斯,而未尝往也”,意思是江水不舍昼夜地滔滔流去,作为某一段江水,确乎从这里消失了,而作为整个江水,则始终长流不绝,因此可以说“未尝往也”。关于月亮,苏轼认为“盈虚者如彼,而年莫消长也”,意思是月亮有时圆满,有时缺损,但它缺了之后又恢复圆,这样周而复始,终究无所增减,因此可以说“莫消长也”。列举江水、月亮说明去留、增减的辩证关系,作者再归纳到一般的认识原理:“盖将自其变者而观之,则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变者而观之,则物与我皆无尽也……”就是说,变与不变,无论宇宙还是人生,都是相对的。如果从变的角度来看,岂但人生百年,顷刻即逝,就是向来认定的天长地久,其实也是连一眨眼的工夫都不曾保持常态;而如果从不变的角度来看,则宇宙万物固然无穷无尽,其实人生也一样绵延不息。因此,对人生而言,那天地宇宙万事万物,“而又何羡乎?”自然也不必“哀吾生之须臾”了。前人说过“清风明月不用一钱买”,恰好切合苏轼眼前的景物,“江上之清风”有声,“山间之明月”有色,江山无尽,天地无私,风月长存,声色俱美,他正可以徘徊其间而自得其乐。这,又回到了“乐”字上来。
文章写了主客对话,表达了正反两方面的观点,最后以第五段作结。第五段写客被苏轼说服了,满面春风,换却愁颜。“客喜而笑,洗盏更酌。”这次更加欢快,不免开怀畅饮,直到“肴核既尽,杯盘狼藉”。客解决了思想问题,心情舒畅,无所忧虑,于是同苏轼“相与枕藉乎舟中,不知东方之既白”,跟文章开头的“泛舟”“月出”遥相呼应。一枕好睡醒来了,一宿晚景过去了,一次赤壁之游结束了,一篇《赤壁赋》也随之收尾了。而读者则在经历了一番江上月夜泛舟,听取了一场关于宇宙人生的对话之后,却还久久地沉浸在作者优美笔调所表现的诗一般的意境之中。
苏轼这种宇宙观和人生观只能说包含有一定的合理性,因为作者不同意看问题绝对化,注意到事物相反相成的辩证关系;但不能认为是科学的,因为作者沿袭了庄子的相对主义观点,而相对主义否认衡量事物的客观标准,抹煞事物与量的实际界限。同时,苏轼这种宇宙观和人生观固然表现了他对政治迫害的蔑视,对于所追求的理想的坚持,身处逆境依然那么豁达、开朗、乐观、自信,但也表现了他随缘自适、随遇而安的超然物外的生活态度。这种生活态度往往包含着无可奈何的自我安慰,从流连光景中寻求精神寄托。所以他在“而又何羡乎”一句之后,掉转笔锋写道:“且夫天地之间,物各有主,苟非吾之所有,虽一毫而莫取。惟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耳得之而为声,目遇之而成色,取之无禁,用之不竭,是造物者之无尽藏也,而吾与子之所共适。”苏轼认为人对自然万物,非但不必因“吾生之须臾”而羡慕其“无穷”,反倒要使“无穷”的自然万物为“吾生”所享受,从中得到乐趣。
这篇赋在艺术手法上有如下特点:
“情、景、理”融合。全文不论抒情还是议论始终不离江上风光和赤壁故事,形成了情、景、理的融合。通篇以景来贯串,风和月是主景,山和水辅之。作者抓住风和月展开描写与议论。文章分三层来表现作者复杂矛盾的内心世界:首先写月夜泛舟大江,饮酒赋诗,使人沉浸在美好景色之中而忘怀世俗的快乐心情;再从凭吊历史人物的兴亡,感到人生短促,变动不居,因而跌入现实的苦闷;最后阐发变与不变的哲理,申述人类和万物同样是永久地存在,表现了旷达乐观的人生态度。写景、抒情、说理达到了水乳交融的程度。
“以文为赋”的体裁形式。此文既保留了传统赋体的那种诗的特质与情韵,同时又吸取了散文的笔调和手法,打破了赋在句式、声律的对偶等方面的束缚,更多是散文的成分,使文章兼具诗歌的深致情韵,又有散文的透辟理念。散文的笔势笔调,使全篇文情郁郁顿挫,如“万斛泉涌”喷薄而出。与赋的讲究对偶不同,它相对更为自由,如开头的一段“壬戌之秋,七月既望,苏子与客泛舟游于赤壁之下”,全是散句,参差疏落之中又有整饬之致。以下直至篇末,大多押韵,但换韵较快,而且换韵处往往就是文意的一个段落,这就使本文特别宜于诵读,并且极富声韵之美,体现了韵文的长处。
意象连贯,结构严谨。景物的连贯,不仅在结构上使全文俨然一体,精湛缜密,而且还沟通了全篇的感情脉络,起伏变化。起始时写景,是作者旷达、乐观情状的外观;“扣舷而歌之”则是因“空明”、“流光”之景而生,由“乐甚”向“愀然”的过渡;客人寄悲哀于风月,情绪转入低沉消极;最后仍是从眼前的明月、清风引出对万物变异、人生哲理的议论,从而消释了心中的感伤。景物的反复穿插,丝毫没有给人以重复拖沓的感觉,反而在表现人物悲与喜的消长的同时再现了作者矛盾心理的变化过程,最终达到了全文诗情画意与议论理趣的完美统一。
此诗只有二十个字,但诗歌意境非常壮阔,可以说是描写鹳雀楼风光的上乘之作。
前二句写楼高以寄胸怀。诗人站在鹳雀楼上,望远空飞鸟仿佛低在楼下,觉得自己高瞻远瞩,眼界超出了人世尘俗。从艺术表现看,这里把视觉反差运用到景物描写中,以远处物体似低小的感觉来反衬近处物体的高大,饶有意趣。从思想境界看,则诗人自有一种清高、俊逸的情怀,志气凌云,而飘飘欲仙,大有出世之想。第二句一作“高谢世人间”,则高蹈的情怀更明确。
后二句写四围景象以抒激情。中条山脉西接华山。从鹳雀楼四望,天然形势似乎本来要以连绵山峦围住平原田野,但奔腾咆哮的黄河却使山脉中开,流入断山,浩荡奔去。这概括的描写,勾勒出山河的形势和气势,同时也显示出诗人开阔的胸襟和奔放的激情,目光远大,志向无羁。这二句与前二句一气相贯,既以显出楼高望远,更以见出诗人志高气逸的情怀。
宋人沈括称赞这诗和王之涣诗都“能状其景”(《梦溪笔谈》)。但景以情见,物由志显,能状壮阔山河,正因诗人胸怀高尚。这诗和王诗都是这样的情景交融的好诗。由于时代、遭遇、处境的不同,因而两诗的意境不同。王之涣是盛唐诗人,而畅当则是经历战乱的中唐诗人。他在唐代宗大历七年(772)进士擢第后,仕途淹滞,有志不骋,也曾隐游,“拙昧难容世,贫闲别有情”(《天柱隐所重答韦江州》)。他自视清高,志不苟俗,又不甘困顿,有一股冲决樊篱的激情。因而登临赋诗,抒怀励志,瞩目高远,激情迸发。从当时历史条件看,应当说,这诗的思想内容是进步的。而这种励进的精神,在今天也是可取的。
“修蛇横洞庭,吞象临江岛。积骨成巴陵,遗言闻楚老。”古代流传过这样一个神话故事:尧曾派后羿在洞庭斩杀巴蛇(即修蛇,大蛇)。这条大蛇死后,蛇骨堆积得像臣陵一样,因此人们把这个地方取名为巴陵。古代还传说,巴蛇能吞食巨象:“巴蛇食象,三岁而出其骨。”(《山海经·海内南经》)诗一开始,诗人就用这些传说作了一个比喻:襄州将领康楚元、张嘉延在荆州叛乱,就像那大蛇一样吞食巨象,在洞庭湖一带横行无忌,作恶多端。
“水穷三苗成,地窄三湘道。岁晏天峥嵘,时危人枯槁。思归阻丧乱,去成伤怀抱。”这几句写诗人当时的心情和处境。是说自己正流落在穷乡僻壤,加上岁暮将至,气候阴寒,时局充满危机。诗人被困居在这里,形容枯槁,憔悴不堪,虽然归心似箭,无奈又为动乱的现实所阻隔,真是有家难投,报成无门。
“郢路方丘墟,意华亦倾倒。风悲猿啸苦,木落鸿飞早。”前两句写社会环境:由于当时荆州一带战乱纷扰,破坏严重。昔日繁华的章华台亦已倒塌。后两句写自然环境,点出时令和节气。时值深秋,秋风萧瑟,猿啸声声,落叶纷纷。鸿雁早已自北而南,飞回南方了。这几句写的都是客观现实和自然景物,但诗人愁苦忧伤的心情却在字里行间处处流露,不能自已,大有物尚如此,人何以堪的深沉感慨。
“日隐西亦沙,月明东城草。关河望已绝。氛雾行当扫。长叫天可闻?吾将问苍吴!”《水经注》有这样的记载:“洞庭湖水广圆五百余里,日月若出没于其中。”看来诗人“临洞庭”的时间已经不短,太阳已被洞庭湖西的赤沙湖所吞没。一轮明月却从东方冉冉升起,照完了青草湖。
末尾四句,诗人写得尤其沉痛:天色已晚,山河逐渐望不见了。有如烟氛迷雾的“荆州贼乱”理应统统一扫而光!我要高声地问问苍天:我的呼叫声你到底听得见还是听不见?由于时代动乱和个人坎坷的经历,在这首诗里,忧愤不平和感伤的情绪不免流露,但与此同时,也可窥见已是垂暮之年的诗人,仍然密切关注时局,把批判的矛头直指封建上层统治集团,他那豪迈不羁的性格和炽烈奔放的感情不减当年。
全诗对“洞庭”的自然景物没有作精细的刻画和描写,只是选择了“荆州贼乱”这一客观事实来抒发自己内心的感受和强烈的爱憎,达到“言怀”的目的。诗中运用神话传说作比喻,使诗意增添了浪漫主义的情调和色彩。这首诗除了首尾几句外,也有不少对偶的句子,但都自然而毫无斧凿痕迹,充分显示出诗人功力的深厚。
该词上片以议论开始,后又转叙述,表达了词人对妻子的离去的悲痛之情。下片则亦情亦景,直白率真地描写自己孤单的情景,孤凄婉转,妩媚动人。全词语言直白率露,明白如话,但情韵不减,其孤凄婉转之情溢于言表,仍不失为一篇佳作。
“肯把离情容易看,要从容易见艰难。”词人说得直白,旧时情怀若能说忘便忘,这世问不知道要减去多少百结愁肠,即使几番平和了心态去面对过往,也经不住点滴回忆从不胜防的缝隙里一路叫嚣而来。而所有离别情绪中最令人不堪忍受的,便是生死之隔;所有陈年过往中最折磨人的,便是对亡者的记忆。
纳兰在妻子卢氏死后虽然没有追随而去,以后的生命里也有过别的女人,但他的伤痛和寂寞,却没有得到一丝一毫的减少。毕竟,死亡是终极的解脱,而活着,就要选择与寂寞和绝望为伍,在潮水一般的往事里独自忍受,甚至没有一双可以握着的手。
“难抛往事一般般”这句则是说有些痛苦,隐藏在内心的角落,不为人知却深入骨髓,轻轻一碰,就会撕扯血脉一样地疼痛。无可告解,无法遗忘。细碎的往事一件又一件,想要抛开实在太难。
“今夜灯前形共影,枕函虚置翠衾单”,话说到这已是字中带泪,词人仿佛做了一场短暂的梦,醒来之后,世界已经不是原来的样子,孤窗明月,寂寂书案,冰冷而难耐:他知道,从此以后再也没有妻子对他殷勤问暖,为他深夜挑灯,再也没有罗香偎人,盈盈笑语,牵挂他在外的脚步。
夜晚,灯光,总是能勾起人无限思绪。 “今夜”、 “灯前”,纳兰遥想起过往,也是自然。而当时独坐灯前的词人,看这夜晚,灯光满满的,记忆满满的,屋里却是空空的——妻子已经死了——“更无人与共春寒”,如花美眷,已做尘土,风雨消磨生死别,要他如何熬过那些枯竹冷雨的不眠长夜,如何面对孤灯明灭的客里茕茕。
比起历代悼亡词,纳兰词语句间总有种超出生活更高层次的追求,他所愿只是一双料峭春寒时能握住的手,只是一个能陪他走到天荒地老的人,这样的情绪反应在词句里,就不同于元稹的“贫贱夫妻百事哀”,也没有苏东坡夹杂的政治失意,诚如叶嘉莹先生所说, “没有大挫折,有清纯的一份纤柔婉转的词心”。
这首小令将悼亡的情绪在夜晚灯火的映照下肆意铺张,在寥寥言语间蜿蜒流转的是一种渗透骨髓的纯粹伤感,一种无法摆脱的心灵痛苦,一种幸福与爱情一去不复返的遗憾。而在这篇以及纳兰几乎所有的悼亡词中,又都有着一种对青春与爱情能够永生的渴望。或许,他的悲剧不在于卢氏的死亡,也不在于卢氏死亡所带来的悲伤,而在于卢氏死亡后他心灵无法摆脱的幻灭状态。字面上心死如灰的背后,是纳兰的迷惘,也是存活于这世间的人们都未看透的,人生的大真实与大虚幻,大欢乐与大悲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