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愈(768年-824年12月25日),字退之,河南河阳(今河南省孟州市)人,自称“祖籍昌黎郡”,世称“韩昌黎”、“昌黎先生”。唐代中期大臣,文学家、思想家、政治家,秘书郎韩仲卿之子。元和十二年(817年),出任宰相裴度行军司马,从平“淮西之乱”。直言谏迎佛骨,贬为潮州刺史。宦海沉浮,累迁吏部侍郎,人称“韩吏部”。长庆四年(824年),韩愈病逝,年五十七,追赠礼部尚书,谥号为“文”,故称“韩文公”。元丰元年(1078年),追封昌黎郡伯,并从祀孔庙。韩愈作为唐代古文运动的倡导者,名列“唐宋八大家”之首,有“文章巨公”和“百代文宗”之名。与柳宗元并称“韩柳”,与柳宗元、欧阳修和苏轼并称“千古文章四大家”。倡导“文道合一”、“气盛言宜”、“务去陈言”、“文从字顺”等写作理论,对后人具有指导意义。著有《韩昌黎集》等。 ▶ 428篇诗文
此诗首句点出人物,以“轻薄儿”三字,恰如其分地概括出了王孙公子的特性。“面如玉”一般形容女子容颜美,这里用来描画“紫陌春风”中的轻薄儿,有揭露和讽刺的意味。接着交代时间是春日,地点是京城。公子哥儿日日游冶,恣情玩乐,仿佛他们所骑的马的脚也被都城的春风缠住了似的。再接下去写公子的坐骑和服饰:坐的是绣有鹘鸟飞翔的马鞍,蹬的是发出耀眼光芒的脚踏,身着丝绸绣花长衫,还系上华贵的犀牛皮腰带。这就初步勾画出一个冠盖华美、意气骄横的纨袴儿形象。这是第一层。
中间四句是第二层,通过两个典型细节,进一步揭露轻薄儿的骄奢。一是写轻薄儿拿起缀着珊瑚的马鞭,在绿荫覆盖的大道上,当空挥舞,光彩四溢,比流星飞过夜空还要灿烂夺目。另一个细节是“背拉金吾”,写这位公子一脸酒气,满眼凶光,带着一帮家奴,在大街上横冲直撞,为所欲为,甚至倚仗权势,当众把维持治安的官吏金吾也推搡开去。可见其飞扬跋扈、骄横放肆已到了何等程度。
第三层,即结尾四句,进一步写公子恣意冶游、荒淫无耻、夜以继日的浪荡生活。末句更以由美人扶入内室的细节,将其腐朽生活揭露无遗。全诗以出游始,以归家结,通过公子一天内的所作所为,集中概括了这一阶层声色犬马的腐朽生活,从一个侧面揭露了中唐时期上层社会的腐败。
全诗只“轻薄儿”三字是作者的直接评述,其余全是客观描述,让事实说话。作者的倾向性只是在描写中自然地显现。如首句中的“面如玉”三字,暗示出这位公子哥儿一贯过着锦衣玉食、养尊处优的寄生生活。作者始写其面如美玉,继而写其花天酒地的狰狞丑态,最后把藏在华丽躯壳中的肮脏灵魂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从前后映照中,一个金玉其外、败絮其中的王孙公子形象呈现在读者眼前。作者的揶揄嘲弄之情亦含蕴其中了。又如,末句的“入门不肯自升堂”的“不肯”二字,刻画轻薄儿在美人面前的矫揉造作和丑恶心灵,都显得辛辣有力,鞭辟入里,透露出作者深深的憎恶和鄙视。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是一首别具一格的讽刺诗。
这首诗,色彩秾丽而风格冷峻,造语生新面而笔锋犀利。奇特的想象,典型的细节和精妙的比喻,使诗中人物形象突出。如“紫陌春风缠马足”的“缠”字,极富想象力,而又新颖贴切。诗人让春风都来追随、趋奉公子,为其催送马蹄,则其炙手可热、骄矜得意之态,自是不言而喻的了。皇甫湜曾说顾况“偏于逸歌长句,骏发啅厉,往往若穿天心,出月胁,意外惊人语,非寻常所能及,最为快也。”(《顾况诗集序》)于此诗中,可见一斑。
词的上片“百五佳期过也未”,清明寒食时节,柳絮千条,阴雨霏霏,更容易惹出愁绪万端。然而今年更是不同,词人所遇之事,使他更平添愁绪百倍。词的上片徐徐写出事情根由,接着描写军笳声起,催动千骑,然而这千万铁骑却并非去浴血疆场,而是调防。词人原任两广总督,直接负责查禁洋船,禁毁鸦片事。后清廷将他调任两江总督,由林则徐继任其职。“看珠澥盈盈分两地”即指这件事。一条珠江,竟将两人隔离两地。尽管林则徐是词人好友,且又是禁烟骁将,但自已失去了与帝国主义对垒、失去了为国家、人民效力的机会,总不免心中万分惆怅,不免对朝廷不满。词中连用两个问句:“君住也,缘何意?侬去也,缘何意?”,表现了这种强烈情绪。词人由于这种恼人的复杂情绪萦绕于怀,以至连时日都搞不清楚,不知“百五佳期过也未”了。
词的下片着重表现词人对国事的感叹。“召缓征和医并至”,这是暗喻当时朝廷忽而想和,忽而想战,举棋不定的状况。当时朝廷大臣琦善、伊里布之流十分害怕英帝国主义的武力,极力主和,而朝廷则在战和之间拿不定主意,就如病笃乱投医,忽而请这个医生医治,忽而请那个医生医治,莫哀一是。朝廷如此,词人“眼下病,肩头事。怕愁重如春担不起”,以国事为己任,这是沉重的担子。然而这个担子倒是好担,就是朝廷不允许他来担这担子,唯留下沉重的“愁”字,却叫词人感到难以担起,只有将这满腔国愁留于心底。既有能力,也有强烈的欲望要去担当国事的重任,然而却为朝廷所不允许,词人的心境可想而知。于是在词的结尾,词人不由自主地发出“心应碎”的喊声。结句和上片结束处的句式完全一样,这当然是词牌所规定的,但词人有意将词语和句意重复,造成反复、强调的效果,这却又是表现内容的需要了。去留两依依,词人与林则徐之所以两愁相对,正由于他们都先天下之忧而忧,为国家和民族的存亡忧心如焚;正因为他们眼见朝廷的暖昧态度,感到国事渐不可为而哀伤至切。
这首词采用白描手法,除“召缓征和医并至”是唯一用典处,其余都明白如家常语,读来丝毫不觉隔膜。词写忧愁意绪却不使人感到消沉,表现的是热血男儿之愁,因此充满阳刚之气,即使愁也显得激烈,即使愁也显得豪壮,也能催发人的悲愤激昂之气。
全诗四章,其中第三章最重要也最精采,其他各章如众星之拱月,绿叶之衬花。第三章实写丰收,前二章起铺垫作用,末章是祭祀套话式的余波。
农业丰收不是从天而降神赐的。诗首章追叙了对春耕的高度重视与精心准备。起句“大田多稼”虽是平淡的直赋其事,然而画面雄阔,涵盖了下文春耕夏耘秋收种种繁复场景,为之提供了纵情挥写的大舞台,气势不凡。由此可窥见当时绝非是一家一户的小农经济,而是井田制下的原始大生产耕作。第二句“既种既戒”,实是抓住了农业生产的“牛鼻子”,即选择良种与修缮农具。有了良种,播种的“百谷”才能“既庭且硕”;而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所以农奴以“覃耜”去犁田,才能收到事半功倍之效。“覃耜”只是“既戒”工作的举隅,其它可以想见。除了选种与修具外,还需有其他一系列次要的准备工作,诗用“既备乃事”一笔带过,笔墨精简,疏而不漏。用三个“既”字表示准备工作完成,干脆利落,要言不烦。末句冒出“曾孙是若”,好像很突兀,其实有非常紧密的内在联系。“曾孙”是当时政治、经济舞台的主角,也是此篇的核心人物,农奴一切卖力的活动都是为了顺应“曾孙”的欢心。春耕开局不错,最愉悦的人,当然是主角“曾孙”。这句客观上明确无误地展示了当时社会的主奴关系。从全篇看,第四章曾孙将出场巡视和主祭,这里先提一句作伏笔,也起到了贯通全篇血脉的作用,所谓着一子而满盘皆活。
次章追叙夏耘,即田间管理,主要写除杂草与去虫害。播种后倘让作物自生自灭,那秋收就很渺茫,因此必须加强管理,而且要贯穿百谷成长的全过程。“既方既皁,既坚既好。”四个“既”像电影中的慢镜头特写,将作物阶段性生长的典型画面作了逐步推进的忠实记录,很有农业科学性,不谙农事的人是很难如此简练精确表述的。而“不稂不莠”却是关键句,即除尽了稂莠,才使粮食长势旺盛,这是略去了种种艰辛劳动过程而提炼出来的重要经验。另一条经验是灭虫。百谷有螟螣蟊贼以及蝗虫等许多天敌,如果不加清除,“田稚”难保,也许会导致粮食颗粒无收。除虫的办法,主要用火攻。让害虫在“炎火”中葬生。由于虫害在一定程度上不像除草那样可以完全由人工加以控制,所以先民又搬出了被称作“田祖”的农神,祈求田祖的神灵将虫害去尽。虽然带有迷信色彩,反映了当时生产力的低下,但也表现了农夫们的迫切愿望。《诗经》中此处提到的除虫方法,后世继续奉行沿用,典型例子是唐代姚崇驱蝗。开元四年(716年),山东蝗虫大起,姚崇奏道:“《毛诗》云:‘秉彼蟊贼,以付炎火。’……蝗既解飞,夜必赴火。夜中设火,火边掘坑,且焚且瘗,除之可尽。”(《旧唐书·姚崇传》)于是遣使分道杀蝗,终于扑灭虫害,保住庄稼。这明显是受了《小雅·大田》诗的启发。
如果说上二章写的是尽人事,那么天时对于农业也至关重要,所以第三章前四句就写了风调雨顺情况。阴云弥漫,细雨绵绵,真是好雨知时节,“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公田、私田都有充沛雨水。外界景观与内心感受打成一片,农夫的喜悦在这四句中表现得淋漓尽致,从“公田”、“私田”的先后关系中,展现了社会矛盾缓和时期农夫们的忠悃厚道心情,在特定历史条件下,那是非常真率自然的。
三章其余五句写丰产丰收。若从正面写,谷穗金黄一片,农夫挥汗如雨干得热火朝天,肩挑车载沉甸甸,大囤小囤满满装,也可以写得沸沸扬扬,动人心目,但那毕竟是寻常蹊径,易于雷同俗套。此诗之妙在于侧写,在于烘托,在于细节描写,不写收,而写不收,从不收中反映丰收,构思之妙,令人拍案叫绝。你看,有长得欠壮实故意不割的,有割了来不及捆束的,有已捆束而来不及装载的,还有许多飘洒散落在各处的谷穗。这些镜头读者闭目想像一下,是丰收还是歉收,不言而喻。至于怎么个丰收法,那就由读者各自去驰骋想像。该实的地方却留下一片空白,让人自行补充,这才是炉火纯青的艺术妙谛。对于此点,历代论者均赞赏不已。
三章的末句“伊寡妇之利”,又使诗的意境得到升华。如果没有这末句,人们或会有疑问:大田里散落漏收那么多粮食,是不是农夫们偷懒和不珍惜呢?也或会作如是想。有了脱颖而出的此句,人们才恍然意识到农夫们故意不收割殆尽是有良苦用心的。为了让鳏寡孤独无依无靠者糊口活命,又免于他们沿街挨户乞讨的窘辱,农人有意留下一小部分丰收果实让他们自行去采拾,那种细腻熨贴,那种宅心仁厚,体现了中华民族自古有拯溺帮困的恻隐之心,那是一种宽广胸怀和崇高美德,至今读来仍令人感动不已。此诗中的“寡妇”,比之唐代杜荀鹤诗中写到兵荒马乱时世的“山中寡妇”那“时挑野菜和根煮,旋斫生柴带叶烧”的境况来,真是幸运多多。关于此句,还引发过一场怎样理解此诗主旨的论辩。《毛诗序》谓此诗“剌幽王也。言矜寡不能自存焉”。而朱熹《诗序辨说》则驳道:“此序专以‘寡妇之利’一句生说。”至于两者优劣,应当说,寡妇之拾穗,也确实反映了贫民生活的无保障,从侧面反映了社会的黑暗不公,说诗有“刺”的含意也并不太离谱。但从诗的整体意向而言,是“美”的成分居多,即赞美农夫通过辛勤劳动而喜得丰收。《毛序》以偏概全,朱子所驳也属平允。
田间劳动大军正在收割捆载,忙得不亦乐乎,田头有农官“田畯”在第一线指挥督察,后方有妇女孩子提筐来送饭食,整个画面一片繁忙热闹景象。这时最高统治者“曾孙”来了,其热气腾腾场面顿时达于沸点,至少从田畯的“至喜”表情上能让人领悟到这一点。第四章实写曾孙省敛,与首章春耕时“曾孙是若”相呼应。更与上篇《甫田》描写“省耕”时情景密合无间,是一模一样的四句。这大约是当时颂扬王权的套话吧。接着是曾孙祭祀田祖,祭祀四方神,牺牲粢盛恭敬祗奉,肃穆虔诚,为黎民为国祚祈福求佑。王权与神权互相依傍而彼此更为尊崇显赫,这大约也是曾孙省敛时所能做的最正儿八经的事吧。其实这都是歌功颂德的冠冕堂皇话,无甚精义,后世捧场诗文的层出不穷,其源头也可追溯到《诗经》上,正可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了。
此诗在艺术上造诣颇深。诗主要运用白描手法,为后世勾勒了一幅上古时代农业生产方面的民情风俗画卷。其中的人物,如农人、妇子、寡妇、田畯、曾孙,虽着墨无多,但各有各的身份动作,给人以真实感受。凡此均体现出诗作的艺术魅力,给人无穷回味。
此文讲述了一则非常有教育意义的寓言故事,表达了作者对学者之类一知半解而又自以为是之人的嘲讽,亦告诉了人物认识事物需要全面深入地调查探究这一道理。全文层次分明,围绕石兽的搜寻工作展开叙述,在戏剧性的情节中挖掘出生活中的哲理,情节简单、语言简练,读来却耐人寻味。
全文层次清晰,其行文结构主要围绕石兽的搜寻工作展开,在戏剧性的情节中挖掘出生活中的哲理。庙里的和尚和普通人一样,因为对外界事物的认识有限,按照常规思维划着几只小船,顺着河流去寻找石兽,当然是找不到;可是学者按照自己从书本上学来的知识进行推理也不正确,他的一套理论也许能让众人暂时信服,但是事实还是事实,按照学者的理论和方法向地下挖掘,肯定也是找不到石兽的。老河兵因为常年与河流打交道,对河流的水、石、泥沙等习性有更细致的了解,因而能得出正确的结论:石头逆流而上了。按照老河兵的方法在上游寻找,果然找到了石兽。
文章结尾揭示了主旨:“然则天下之事,但知其一,不知其二者多矣,可凭主观猜测而下判断欤!”像和尚和道学家那样“但知其一,不知其二者”的情况是很多的,在日常生活中是屡见不鲜的。作者对此类一知半解而又自以为是的人进行了辛辣的嘲讽,又指明了认识事物的方法和途径:不能片面地理解,更不能主观臆断,而要全面深入地调查探究事物的特性。文章寓理于事,给了人们非常深刻的启示。
此文的故事,情节虽然简单,但其中所蕴含的哲理,却是耐人寻味的。它说明天下的事物虽有其共同规律,但更有其殊性。而事物的特殊性,又是和它所处的环境、条件是密不可分的,因此它更是发展变化的。现实中的许多生活经验,其实都能证明这一点。这也就是这篇文章的现实意义之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