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愈(768年-824年12月25日),字退之,河南河阳(今河南省孟州市)人,自称“祖籍昌黎郡”,世称“韩昌黎”、“昌黎先生”。唐代中期大臣,文学家、思想家、政治家,秘书郎韩仲卿之子。元和十二年(817年),出任宰相裴度行军司马,从平“淮西之乱”。直言谏迎佛骨,贬为潮州刺史。宦海沉浮,累迁吏部侍郎,人称“韩吏部”。长庆四年(824年),韩愈病逝,年五十七,追赠礼部尚书,谥号为“文”,故称“韩文公”。元丰元年(1078年),追封昌黎郡伯,并从祀孔庙。韩愈作为唐代古文运动的倡导者,名列“唐宋八大家”之首,有“文章巨公”和“百代文宗”之名。与柳宗元并称“韩柳”,与柳宗元、欧阳修和苏轼并称“千古文章四大家”。倡导“文道合一”、“气盛言宜”、“务去陈言”、“文从字顺”等写作理论,对后人具有指导意义。著有《韩昌黎集》等。 ▶ 428篇诗文
这一首诗七次提到“待日”,劝告迷失的世人珍惜每一天活在当下,不要永远等待待日而浪费时间,蹉跎光阴。诗歌的意思浅显,语言待白如话,说理通俗易懂,很有教育意义。
《待日歌》两个待显的优点:一是思想内容有新意。它不是空泛的珍惜时光的教诲,而是针对人们的拖延症,围绕“待日”二字展开说理。二是语言形象生动。杂言歌谣形式,使用口语化、形象化的词语,读起来朗朗上口,听起来顺耳好记。其中“朝看水东流,暮看日西坠”两个写景句子,穿插在议论当中,使全诗活泼生动不少。
《待日歌》自问世至今,数百年来广为世人传颂,经久不衰。诗人在作品中告诫和劝勉人们要牢牢地抓住稍纵即逝的今天,今天能做的事一定要在今天做,不要把任何计划和希望寄托在未知的待天。今天才是最宝贵的,只有紧紧抓住今天,才能有充实的待天,才能有所作为,有所成就。否则,“待日复待日,”到头来只会落得个“万事成蹉跎”,一事无成,悔恨莫及。因此,无论做什么事都应该牢牢铭记:一切从今天开始,一切从现在开始。
这首诗内容充实,语言流畅,释理通俗待了,说服力强。
此诗首联“林风纤月落,衣露净琴张”二句自然而脱俗。上句点明夜景,下句紧承宴事,意象和谐而又形容妥帖。“林风”有本作“风林”,《杜臆》以与下文“衣露”相偶之故,认为当作“林风”,《杜诗详注》更以说理加以论证:“‘林风’相微,‘风林’则大,只颠倒一字,而轻重不同”,大约是说作“风林”的话会妨害意境的和谐,叨扰春夜的静谧,又和“纤月”等意象有失协调。另外,杜甫还有“湖月林风相与清”(《书堂既夜饮复邀李尚书下马月下赋绝句》)的诗句,也是夜宴情景,以“林风”、“湖月”对举,考虑到诗人的思维习惯,或可作为“林风”的佐证。纤月,则是月初新生的月牙儿,黄昏而生,所以才能中夜而落。成善楷判断该诗写的是早景(《杜诗详注》),就不仅颠倒了时序,亦且错会了诗意,他由此生发的别解,颇乖诗义。正如黄生所云“夜景有月易佳,无月难佳,按此偏于无月中领趣”(《杜诗详注》),即是全诗所描写的是夜景而非早景之意。
衣露,一般解为中夜露下沾衣,《说苑》有“孺子操弹于后园,露沾其衣”的典故,联系到弹琴事,杜甫或正用此事,但也让人极易联想到《诗经》中“胡为乎中露”(《诗经·邶风·式微》)的诗句。露能沾衣,可知湛露其繁,时当春夜,或可拟于李白“春风拂槛露华浓”的景象,但生机略似,杜诗则多一种简素。净琴,一作静琴。《诗经》有“琴瑟在御,莫不静好”(《诗经·郑风·女曰鸡鸣》),谢朓也有诗云:“静瑟怆复伤”(《谢宣城集·奉和随王殿下·其六》),似乎作“静琴”才是,意为静好之琴,但“净琴”也不妨为杜甫别出心裁。“净琴”显示了素琴横陈,曲如山泉,潺湲叮咚泻出幽谷,顿时脆响盈耳,清新扑面的景象。且杜甫又是极钟爱“净”字的,诗如“明涵客衣净”(《太平寺泉眼》)、“天宇清霜净”(《九日杨奉先会白水崔明府》)、“雨洗娟娟净”(《严郑公宅同咏竹》)等,都是他用“净”字的出色例证。“张”,又像是设势,同时巧妙地点出了夜宴的开始。一个“张”字,不待言曲而音声之妙已浃人情思,李白有诗“蜀僧抱绿绮,西下峨眉峰。为我一挥手,如听万壑松”(《听蜀僧濬弹琴》)。“张”与“挥”字一般,不仅形象妙肖,而且意味无穷。首联干净洗练,一段雅致,在林风、纤月的映衬下,在中庭静夜悠扬的琴声里,油然升起。
如果说首联意境超然、高蹈尘外的话,颌联“暗水流花径,春星带草堂”二句则涉笔成趣,翩接人间。当夜而能辨出“暗水”,应当是闻其淙淙细流之声;而“花径”为黑暗所遮没,也是非其芬芳馥郁之气所不能察觉到的,暗水流花径,虽然不言声味,而声味隐然毕现。纤月既落,春星当繁,“满天星斗焕文章”,自然会有星垂檐低的错觉,一个“带”字,被杜甫锤炼得精当熨帖,妙义入神。然而承上文成善楷误以为是早晨而对“带”字别有新解,他认为“带”字音义同“逝”,流逝而去的意思,盖谓黎明时分,月落星沉,虽似也合文意,但颇违春水繁星的意境。“带”字含义,且如《吴都赋》“带朝夕之濬池,佩长洲之茂苑”,李善注云:“带、佩,犹近也”,而杜甫又有“翳翳月沉雾,辉辉星近楼”(《不寐》)的诗句,那么“带”约略可以训为“近”的意思,描绘的是星垂接宇的景象。“带”的这种用法在杜诗中还有诸如“ 江城带素月”(《听杨氏歌》)等,也可知杜甫是惯常这样描写和表现的。“春星带草堂”,作为诗人的主观感受,描绘的是灿烂星空笼罩下的奇幻夜景: 暗水,溶溶脉脉地沿着花径流转;春星,辉辉煌煌地映带着茅椽草堂。全联正如黄生所评:“上句妙在一‘ 暗’字,觉水声之入耳”,“下句妙在一‘带’字,觉星光之遥映。”(《杜诗详注》)杜甫选取这样的情景和物象形诸笔端,不仅雅致非常,而且野趣盎然。
铺叙停当了,颈联“检书水烛短,看剑引杯长”二句便转笔描写夜宴的场景,宾主雅宜,乐在其中。检书,大约是宾主赋诗而寻检书籍。之所以选取“检书”的意象,也许在应景的同时,杜甫也寄寓了自己的一种偏好和情趣,从杜诗喜欢用事可以推知杜甫十分看重才学,自然而不免热爱读书,“读书破万卷”(《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床上书连屋”(《陪郑广文游何将军山林十首》之一)等诗句都是他的自纪。这里清夜水烛检书的意象,对读书人而言,有特殊的亲切感,四壁寂然,青灯黄卷,众人不堪其清冷落寞,读书人也不改其读书之乐,更何况与诸同志“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陶渊明集·移居二首·其一》),自然更是其乐融融,不觉烛短了,另外杜甫还有“晓漏追趋青琐闼,晴窗检点白云篇”的诗句,也足见他“检书”的乐趣。
看剑,有本作“煎茗”,一作“说剑”。作“煎茗”在格律上既不合乎平仄,在诗意上又与当句“引杯”有复,意境平常,当非杜甫原诗。作“说剑”则与《庄子》外篇《说剑》篇名有复,而杜甫此处似乎并非想用《庄子》的典故,当系后世传抄中浅人所臆改,但看杜诗其他篇目,可以得知杜甫实有中夜“看剑”的喜好,如《蕃剑》诗中描写道:“如何有奇怪,每夜吐光芒。虎气必腾上,龙身宁久藏?”在《夜》诗中又有“独坐亲雄剑,哀歌叹短衣”;在《重送刘判官》诗中又云:“经过辨丰剑,意气逐吴钩”;再到苏轼化用杜诗有“引杯看剑话偏长”的诗句,均表明当是“看剑”。杜甫所以喜好看剑,其实不难从他致君尧舜的抱负和其性格中慷慨磊落的特点看出,雄剑、虎气、龙身,未尝不是杜甫自况,虽是一介寒儒,但当其意兴勃发,便自有心雄万夫的气概,《杜诗详注》云:“因看剑而豪气生于此,快饮亦宜引杯长矣”,言颇中肯。至于清夜引杯,似乎是杜甫的一大嗜好,杜诗有“邻人有美酒,稚子夜能赊”(《遣意》)的句子。 酒兴偶动,便不可支,若遇贫困潦倒之际,自然难免“酒债寻常行处有”了,而检书论文看剑,又是无酒不欢的。诗酒流连,对于古代文士而言是极适意的享受,杜甫有诗:“何当一樽酒,重与细论文”(《春日忆李白》);“说诗能累夜,醉酒或连朝”(《赠卢参谋》);“醒酒微风入,听诗静夜分”(《陪郑广文游何将军山林十首》之一),似乎以诗文侑觞,才能畅情恣性。而《新唐书》记载杜甫“放旷不自检”、“好论天下事”,那看剑引杯,不亦宜乎?
颈联上句检书恬淡虚静,下句看剑引杯挥洒灵动,表现出夜宴气氛渐趋热烈,而宾主欢洽之情透在字间,“顾宸曰:一章之中,鼓琴看剑,检书赋诗,乐事皆兴”(《杜诗详注》),正是此意。
尾联“诗罢闻吴咏,扁舟意不忘”写宴席上勾念起作者以前泛舟吴越的记忆,即事作诗。开元十九年(731年),二十岁的杜甫开始了历时四年的吴越之游,他登金陵、下姑苏、渡浙江、游鉴湖、泛剡溪,历览了诸多名胜古迹,领略了江南水乡的无限秀美,反映在杜甫的诗篇如《壮游》,就用大量的笔墨来追忆吴越之游,且充满眷恋、略带遗憾,而想往之情不能自已,如“东下姑苏台,已具浮海航。到今有遗恨,不得穷扶桑”、“剡溪蕴秀异,欲罢不能忘”,再如《夜三首》之一写道:“向夜月休弦,灯花半委眠……暂忆江东鲙,兼怀雪下船”(《题郑监湖亭》),可知吴越之游给杜甫留下了十分美好而深刻的印象,或者简直可以说吴越已经成为他心中的一方乐土。此时此景此地,在相距千里的齐赵之地听到吴音吟哦,杜甫心中很自然地会油然升起一种异样的亲切感,而联想回忆起自己泛舟吴越的情景。《史记》有范蠡乘扁舟游五湖的故事,杜甫若心存此典故,大约也透露他委心自然、形神萧散的人生追求。《夜宴左氏庄》是杜甫早期的作品,尚未为忧愁和烦恼所累,尾联所反映的,也许正是杜甫自然流露出的向往自由的超脱心境。
全诗取象自然而脱俗,林风、纤月、湛露、净琴、暗水、花径、春星、草堂,使诗篇透着隐隐的生气和散着丝丝的野趣;而叙事如检书、看剑、引杯、咏诗,又不辜负风月,极切于情景,可谓良辰美景、赏心乐事,四美毕具;不单如此,再经由杜甫笔夺造化的炼字工夫,用“落、张、流、带”等字将上述意象巧妙地点缀联接,不觉句句清新逼人,妙不可言;而末一联杜甫又用含蓄不尽的笔法点出自我感受,既应景又情真意切,自然容易引起读者共鸣,不禁陶醉在全诗的和谐之美中。《唐诗近体》赞此诗曰:“写景浓至,结意亦远。杜律如此种,气骨有余,不乏风韵。虽雅近王、孟,实为盛唐独步。”全诗结构如《杜诗详注》所说,“时地景物重叠铺叙,却浑然不见痕迹,而逐联递接,八句总如一句,俱从‘夜宴’二字蓦写尽情”,知是丝丝扣题而又浑如天成,最是上乘。此诗确实如杜甫所推崇“诗清立意新”(《奉和严中丞西城晚眺》)的标准,《夜宴左氏庄》称得上杜甫清丽诗篇的典范之作。
此诗虽仅寥寥十句,但写得波澜起伏,神采飞动。此诗不仅以最经济的手法分合交错地描写了射者、射技、观射者和被射物,而且暗示了诗人的“诗法”,即査晚晴所谓“以留取势,以快取胜”。宋代苏轼非常喜爱这诗,亲自用大字书写,以为妙绝。评论韩诗的人,多以这首诗作为韩诗的范例之一。
首句写猎场的情境:原野上猎火熊熊燃烧,四周围静悄悄的。一个“静”字,传出画面之神,烘托猎前肃穆的气氛,由此可以想见从猎人员屏气静息,全神贯注地伫伺猎物的情态。这是猎射前的静态,与下文猎射时和猎射后的动态,成强烈的对照。次句写猎射的对象雉鸡,笔墨简捷精炼,衔接自然紧密。野雉被猎火驱出草木丛,一见猎鹰,吓得急忙又躲藏起来。“出复没”三字形容逼肖,活现出野雉惊惶逃窜的窘态,与下边“惜不发”呼应。阁本李谢校改作“伏欲没”,就索然无味了。两句是猎射前的情景。
三、四句转入猎射,写将军的心理活动和猎射时的风度、神采。将军出猎自然不是单纯为了觅取野味,而是要显示自己的神功巧技。所以,他骑出盘旋不进,拉满强劲的弓,又舍不得轻易发箭。近人程学恂《韩诗臆说》评道:“二句写射之妙处,全在未射时,是能于空际得神。”所谓空际得神,就是不在实处作穷形极相之语。诗人不写将军如何勇猛敢决,也不写他如何纵横驰骤,呼鹰嗾犬,白羽交飞,围场中惯见的情景全部略去不提,而只选取了“盘出弯弓”这一特定的镜头,以突出将军矜持、自信、踌躇满志的神态。这里的巧,不仅指射技的精巧,更主要的是写人的智谋,写将军运筹的巧妙。这位将军不专恃武功取胜,他盘出弯弓,审情度势,选择着最能表现自己精湛射技的时机。他要像汉朝飞将军李广那样,“度不中不发,发必应弦而倒”,要一举使众人折服。一位有血有肉、有着鲜明性格特征的将军形象,便显现出来。两句笔势顿挫,用意精深。
接着两句写“巧”。野雉隐没之处,地势渐渐狭窄,野雉处于“人稠网密,地迫势胁”(曹植《七启》)的窘境,要继续窜伏已不可能;观猎的人越来越多,大家都饶有兴味地观赏将军猎射。这是将军一显身手的时机。正当野雉受惊乍飞的一刹那,将军从容地引满弓,“嗖”的一声,强有力的箭,迅猛而准确地命中雉鸡。“雉惊弓满箭加”,一“惊”一“满”一“劲”一“加”,紧凑简练,干脆有力,“巧”字之意于此全出。
诗写到这里,似乎意已尽了。然而诗中忽起波澜,那只受伤的野雉带箭“冲人决起百余尺”,向着人猛地冲起百多尺高,可见这是只勇猛的雉鸡。侧写一笔,更显出将军的绝妙射技。“红翎白镞随倾斜”,野雉强作挣扎之后,终于筋疲力尽,带箭悠悠而堕,染血的翎毛和雪亮的箭镞也随之倾斜落下。这正是非亲历其境者不能道。诗写到这里,才直接点题,真是一波三折,盘屈跳荡。以写长篇古风的笔法来写小诗,更觉丰神超迈,情趣横生。
末两句在热烈的气氛中关合全诗。先以“仰笑”二字,极为传神地突现将军个人的性格特征,一位地方主帅骄矜得意的神气跃然纸上,接着以“军吏贺”照应前面“伏人”,写出围观的军吏敬服将军绝妙的射技,为他的成功庆贺。末句接写“雉带箭”——一只五彩缤纷的野雉,毛羽散乱地堕向将军的出前。诗戛然而止,然余响不绝,韵味无穷。
满井是明清两朝北京近郊的一个风景区。文章用精简的文字记游绘景、抒情寓理。历历如画的景物描写,透出京郊早春的芬芳气息,写出了作者对春回大地的喜悦和对早春的欣赏和赞美,寓情于景,借景抒情,表达了作者旷达、乐观的人生态度,以及对自由的向往。
文章的开头就不俗,充分反映了作者“不拘格套”和“发人所不能发”的文学主张。
作者在文中是写春游,但一开头却写不能游;作者在文中要表现的是早春时节那将舒未舒的柳条和如浅鬣寸许的麦苗,但开头却大写气候恶劣,“余寒犹厉,冻风时作,作则飞砂走砾”。
在这种气候下,即使有心去郊游也无法成行:“每冒风驰行,未百步辄返。”作者用恶劣气候和不能出游作一篇游记的开头,在立意和结构上起了这样两个作用:其一,是用城内的枯燥局促与后面将要描述的城外春色春意形成对比,从而得出作者要得出的结论:“始知田郊之外,未始无春,而城居者未之知也”。当然,结论之外又有深意,它实际上是反映了作者对城市、官场的厌弃和投身于大自然怀抱的欣喜之情。如没有第一段的飞砂走砾、枯坐一风,这个创作意图就不能很好地表现出来。其二,在结构上更能体现出作者“不拘格套”“发人所不能发”的创作主张。这段文字作为游记开头却大写其不能游,这种出人意料的新奇笔法当然不同于常格,既反映出作者随笔写来、兴之所至的性灵和意趣,也在新奇之中看出作者不同于常规的文学追求。
从第二段开始,作者突然笔锋一转去写春游,这中间没有过渡性的语句,显得很突兀,反映了作者思绪的跳跃。“二十日,天稍和,偕数友出东直,至满井。”短短一句之中,交待了出游日期、春游地点及行走路线,显得干净利落。下面即进入对满井春色的正面描绘。作者描绘的步骤是按游人的观赏习惯由远及近、由面及点。作者先写远景:“高柳夹堤,土膏微润,一望空阔,如脱笼之鹄”。这是对郊外早春的总体印象,也是对满井一带的泛写和纵览。作者虽未提早春,但早春景色自现。正因为春天到了,冰雪消融,春雨蒙蒙,大地才会变得滋润,但春天毕竟才刚刚开始,所以又是“微润”。同样地,正因为是早春,草木尚未繁茂,人的视线无遮无拦,才会“一望空阔”。作者驾驭语言的功力,于此可见一斑。另外,作者又用“脱笼之鹄”来形容他乍见郊外早春景色的感奋和摆脱了城中局促的欢欣,也显得生动传神,使景和情很好地交融为一体。下面,转入近景的描绘,作者选择三组优美的镜头来表现早春二月满井一带的旖旎风光。首先写水:“于时,冰皮始解,波色乍明,鳞浪层层,清澈见底。晶晶然如镜之新开,而冷光之乍出于匣也。”“始解”与“乍明”,说明春天已到,但又是刚到;“鳞浪层层”,既明写春风,又暗示河冰已经消融;“晶晶然如镜之新开”,是形容春天到来时河水之清澈,而“冷光之乍出于匣”,则又清澈之中加上寒意,更形象而准确地道出二月春水的典型特征。作者正是通过这形象的比喻和特别准确的副词来描写二月春水的形态、颜色、温度的。写山时,作者则又变换手法,用拟人的方法来表现。春天来了,山上的积雪消融了,但作者不说积雪消融,而说“山峦为晴雪所洗”。积雪由被动地消融变为主动地为山川梳妆打扮,山峰也由一个沉寂的静物变成一个梳洗打扮、髻鬟始掠的美女。这种拟人手法不但生动形象地描绘出春临大地、山峰转翠这个变化过程,而且也使积雪和山峰在拟人的手法中显得更加娇艳动人,充满春的气息。写田野,则抓住柳条和麦苗,柳条是将舒未舒,麦苗像野兽身上浅浅的鬣毛。我们读后不能不叹服作者观察的细致和比喻的生动准确。“将舒未舒”和“浅鬣寸许”,不但准确地写出了柳条和麦苗在早春二月时的形状,而且也把它们时时变化着的动态表现了出来。时时在吐芽,这才会将舒未舒;时时在拔节,这才会像兽身上不时生长着的鬣毛。这样的比喻更能体现出春天是个生长的季节、向上的季节这个典型的季节特征。
唐代画家张彦远在谈山水画技法时说:“夫画物特忌形貌采章,历历俱足,甚谨甚细而外露巧密。”(《论画体》)也就是说画山水时要“以少总多”,以点带面,切忌全面而细密。看来,袁宏道是深谙此道的。他写满井之春,并没有全面地去细描密绘,而是抓住水、山、田野这三组镜头,通过冰皮、水波、山峦、晴雪、柳条、麦苗这几个典型事物来以点带面,从内在气质上把满井初春的气息写活了。
如果只一味地描景,即使把景物写得再逼真,也算不上山水小品的上乘。更为重要的还要融情入景、情景交融,正像黑格尔所说的那样,必须把“人的心灵的定性纳入大自然物理”(《美学》),让山水景物都带上作者的主观感情,成为王国维所称赞的“有我之境”。袁宏道在这篇游记中就是这样做的。在作者的笔下,不但那些泉而茗者、罍而歌者、红装而蹇者的游人都是兴之所至、自得其乐,而且曝沙之鸟,呷浪之鱼,也悠然自得,都有一种摆脱拘牵,放情于春光中的喜气。这种情志,实际上是作者厌弃官场,欣慕大自然的主观感觉的折射,而这种主观感觉又随着草木向荣,禽鸟的欢叫,春风的鼓荡变得更浓更深。情与景、主观与客观便浑融到一起分不清孰宾孰主了。
本文作于万历二十七年(1599)。满井是北京安定门东三里外的一口古井,井中飞泉喷礴,冬夏不竭。井旁苍藤丰草,掩映着清清的渠水,错落的亭台,景色优美,是当时京郊探胜的好地方。
开首点出时地节令。燕地,指现在的北京和河北省北部,古代属燕国。旧俗以阴历二月十五(一说为二月十二或二月初二)为百花生日,称为花朝节。这一天人们要到野外去玩赏春光。可是,这一年过了花朝节,百花还没有消息,余寒仍然很厉害,可见北方天气寒冷,春天来迟了。
下接几句承上文“馀寒犹厉”,着重写风沙的厉害。风是“冻风”,有起冻结冰之感;而且时常刮,一刮风,就沙砾飞扬,简直没法出门。一出门,冒风快走,不到百来步就挡不住要回头。这是写渴望出游与不能出游的矛盾。作者是一位喜游爱动的人,如今花朝节已经过了,也不知花事如何,因而探春出游之意早已按捺不住,但却被寒风沙砾所阻,不得不“局促一风之内”,其懊丧和郁闷可想而知。
以下,作者记叙了廿二日偕友游满井时所见的融融春光。“廿二日天稍和”几句,状写天气和心情。一个“和”字,既写天气的和暖,也透露出作者心情的解冻,于是立即同几位朋友出东直门,到满井去。“高柳夹堤,土膏微润”,是出郊所见;一个“局促风内,欲出不得”的人,忽然来到野外,看到堤岸两旁高高的柳树,闻到滋润的泥土芳香,心头不禁漾出一股春天的喜悦。他四望郊原,一片空阔,快活的心情就像脱笼之鸟之样,飞向那辽阔的春天原野。“若脱笼之鹄”,鹄就是天鹅,这是着力描写从局促困居的境况下解脱出来的喜悦。
“冰皮始解”几句写春水之美。“冰皮解,波色乍明”,用对偶的句式,点出余寒已退,薄冰初消,春水开始呈现出澄明的色泽。“始”、“乍”二字扣紧早春景象,十分贴切。“鳞浪层层,清澈见底,晶晶然如镜之新开而冷光乍出于匣也”,是写微风吹过水面,漾起鱼鳞般的波纹,清澈的流水闪闪发光,好像清晨刚打开镜匣,反射出镜子的清光一样。“镜之新开”、“冷光乍出”的“新开”、“乍出”,与“冰以始解,波色乍明”的“始解”、“乍明”,一是形容一天的起点,一是形容一年的起点,相互呼应,同一机杼,很有节候感,足见作者观察的细致和刻画的工巧。另外,用新开匣的明镜来比喻明亮的春水,也显得优美熨贴;同时还可以使人联想到晨妆对镜的美人,从而具有表里相关的两层意蕴。
“山峦为晴雪所洗”几句,是写春山之美。山峦的积雪被晴日所融化,青葱的山色如同经过洗试一般,显得格外鲜妍明媚,好像刚洗过脸的美人正在梳掠她的发髻。“始掠”的“始”字,表明美人晨妆刚罢。这个比喻,与上面开匣明镜的春水的比喻,虽然分别指山和水,却一气相通,由明镜而带出对镜梳妆的美人,这就把春山春水融成一体,给人以相互生发的和谐美感。
写水写山之后,转笔写植物。杨柳是敏感的春天使者,也是春色的象征。“柳条将舒未舒”,写柳芽刚吐,枝头鹅黄嫩绿,宛如朵朵蓓蕾,欲开还闭,别有一种风韵。“柔梢披风”,则写出杨柳的动态美。轻柔的柳梢,虽然还没有垂下万缕金丝,却已经迎着和暖的春风低昂而舞了。用一“柔”字、“披”字,写早春杨柳的风姿,很传神。这几句写杨柳,回应前面“高柳夹堤”一句,而作进一步的领略观赏。“麦田浅鬣寸许”,则回应前面“土膏微润”一句,视线由高而低:那一望无际的平畴上,浅绿的麦苗已经从芳润的泥土中探出头来,刚刚只有寸把长呢,整齐得像短短的马鬃一样。作者以极其简练的文字,把景物的特征和自己的审美感受鲜明地表现出来,每一句都渗透着明朗而喜悦的感情色彩。
以上几小段,从初到野外的第一印象写起,进而逐层展示春水之美,春山之美,杨柳之美,麦苗之美,构成了一幅北国郊原的早春风光图,令人目不暇接,心旷神怡。这是描写早春风光的第一大层次。
接着写早春的游人。余寒刚过,盛春未到,游人也还不多。但是春天毕竟来了,第一批郊游者也跟着来了。作者写了游人的几种情态:“泉而茗者”,是饮泉水煮茶的,显得清雅而悠闲;“罍而歌者”,是边喝酒边唱歌的,显得豪爽而痛快;“红装而蹇者”,写穿着艳丽服装的女子,骑着毛驴缓缓而得,显得从容而舒适。“亦时时有”,是说经常可以看到。这一句反接“游人虽未盛”一句,说明游春者已颇有人在。作者对这些最早到郊外来寻春的游人,显然是欣赏而怀有好感的。“风力虽未劲,然徒步则汗出浃背”,这两句是抒写自己的感受,尽管郊原的风还很有点劲道,但徒步而游,从背上沁出的汗水中,却分明可以感到暖融融的春意了。这一节从游人着笔,写出各得其乐的种种情态,无异是一幅郊原春游图。他们既领略着最早的春光,又给余寒初退、大地回春的景色增添了不少的生气和暖意。这一倒叙之笔,成为描写早春风光的第二大层次。
“凡曝沙之鸟”几句,写大自然中的生物。“曝沙之鸟”,指在沙滩上晒太阳的鸟儿;“呷浪之鳞”,指在水波中呼吸的鱼儿。曝沙,描写鸟的安闲恬静;呷浪,刻画鱼的自由天真。作者通过鱼鸟一动一静的情态,概括了大自然一切生物在春光中的悠然自得之感。他甚至发现和感受到鸟的羽毛和鱼的鳞鳍之间,都洋溢着一股“喜气”。这真是体察入微,化身为鱼鸟的代言人了。所谓“替山川写照,为鱼鸟传神”,作者以画工的手段、诗人的敏感,把早春景色写活了。这一节着眼于大自然的生物,构成了春光描写的第三大层次。
通过以上三个层次描写,得出一个审美结论:“始知郊田之外,未始无春,而城居者未之知也。”春在郊田之外,而居住在城里的人还不知道。辜负春光,岂不可惜!这几句与开头“局促一风之内,欲出不得”对照,可以感到作者由衷的欣慰之情。他在郊田之外,呼吸领略到初春的气息和大自然的蓬勃生机,心头的郁闷荒寒到这时便为之一扫。另外这与前面的“冻风时作,作则飞沙走砾”的景象,也恰好形成鲜明的对比。“始知郊田之外,未始无春”,这是作者郊游满井的结论。“始知”二字,得之于目接神遇的深切感受,也就是说,当他站立在郊田之外,沐浴着大好春光的时候,对于那些长期蛰居城内,感受不到早春气息的人,很有几分感慨。辛弃疾《鹧鸪天》词中说“城中桃李愁风雨,春在溪头荠菜花。”袁中郎的感慨在这一点上颇有共同之处,因而其寓意似乎也不局限在感知春色上,而含有引发人们摆脱尘俗,向往大自然的美好情怀。
以上写景,写人,旁及鱼鸟,然后拍入到人自身。“夫能不以游堕事,而潇然于山石草木之间者,惟此官也。”这几句是说:能够自由自在地遨游于山石草木之间,而不至于因为游玩而耽误公事的,只有我这个官员啊。当时他正在作顺天府学教官,是个闲职,因而有时间纵情遨游,不怕耽误公事。“惟此官也”的“惟”字,颇有自傲和自慰之感,他不因官小职闲而懊恼,反而为此深自庆幸没有那种庸俗的封建官场习气,流露出袁中郎独特的性情与个性。
结尾“此地适与余近”,从字面上是说此地刚好与我的住处接近,但这个“近”字,不仅指空间距离的相近,也指性情品格的相近。山水也有性情,辛弃疾说:“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应如是”(《贺新郎》)。这里就体现了物我交融、如逢知己之感。“余之游将自此始”,表示这一次满井之游,将成为一个值得纪念的开端,怎么能不记下这美好的第一印象呢?把感受化为文字,是为了巩固记忆,时时回顾,充分流露了作者的眷眷珍惜之情。事实上,作者在写这篇游记的前一年(万历二十六年),已经游过满井,而且写了一首诗;但他在这里却说“余之游将自此始”。这大概是因为这一次的感受特别深刻,所以把它作为一个美好的开端吧。最后点明写这篇游记的时间是“己亥二月”,也就是万历二十七年(1599)二月。篇末记时,是古代游记的一种常见格式。
这篇游记描写北国早春气象,既能传达出山川景物之神,又处处洋溢着作者悠然神往的情感。作者从城居不见春叙起,接着写郊外探春,并逐层写出郊原早春景色的诱人,而最后归结道:“始知郊田之外,未始无春,而城居者未之知也。” 回应开头困居局促之状,迥然有苦乐之异和天渊之别,表现了作者厌弃喧嚣尘俗的城市生活,寄意于山川草木的潇洒情怀。通篇写景都渗透着这种洒脱而悠然的感情,使文字具有一种清新恬静的田园节奏。而简练的白描和贴切的比喻,更为行文增添了不少诗情画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