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浩然（689年—740年），字浩然，号孟山人，襄州襄阳（今湖北襄阳）人，唐代著名的山水田园派诗人，世称“孟襄阳”。因他未曾入仕，又称之为“孟山人”。孟浩然生于盛唐，早年有志用世，在仕途困顿、痛苦失望后，尚能自重，不媚俗世，修道归隐终身。曾隐居鹿门山。40岁时，游长安，应进士举不第。曾在太学赋诗，名动公卿，一座倾服，为之搁笔。开元二十五年（737）张九龄招致幕府，后隐居。孟诗绝大部分为五言短篇，多写山水田园和隐居的逸兴以及羁旅行役的心情。其中虽不无愤世嫉俗之词，而更多属于诗人的自我表现。孟浩然的诗在艺术上有独特的造诣，后人把孟浩然与盛唐另一山水诗人王维并称为“王孟”，有《孟浩然集》三卷传世。 ▶ 316篇诗文
上阕首二句，点明了作者自己从湓口坐船而来，到了黄昏时，就停留在散花洲准备夜宿。散花洲这个地名，是有典故的。陆游的一生中，曾在散花洲夜宿过两次，写这首词时，是第二次。陆游是爱国诗人，是很想收回金国所占失地的有理想、有抱负的爱国诗人。而当他到了散花洲时，应该会对孙权在散花洲犒劳赤壁之战大胜的周瑜及将士这段历史有很深的感慨。陆游的抱负一直到他80多岁去世时，都是没有实现的。而且，这段时期陆游在从福建专管茶盐的提举改任到江西做提举，应该是离朝廷又近了一点，心中是有希翼在的，可提举又并不是个什么很大的官职。同时，陆游在这段时间，是个被同僚认为“不拘礼法，恃酒颓放”的人，那么，他对实现抱负，又的确是抱有怀疑的态度。他应该一直都有一种矛盾的心理。
次两句，就描绘了陆游欣赏到的薄暮中散花洲两岸的美丽风景。这里应该是写的春夏之交时的景色。白苹和红蓼，色彩就很醒目了，再加上新绿的大背景，多么地美。蓑，这里是指的船上覆盖的草顶。也有可能是人身上穿的蓑衣。但全首词都没有写有雨，没有雨，就一般不会穿蓑衣。“映一蓑新绿”的意思，应该是绿色的大背景，绿树、绿草、绿水映衬着这一艘小船（一蓑就是代指小船了），把小船都映衬得似乎染上了一层新绿。色彩明快、对比强烈的美，在这二句中表现得非常好，可以想象出画面，像一幅山水画。读到这里，可以想象陆游的心情应该是闲适遣玩般的兴致。
到了下阕，作者的心情转变了，变得低回沉郁起来。首先谈到了“酒”，只要有“酒”的地方，那就是“家”。这不过是借酒消愁而已。“菱芡四时足”，是对上一句的补充。陆游幻想就这样坐着船，到处漂泊，喝喝酒，反正有吃的，就这么什么也不想，什么也不用想不用做，放纵生涯算了，不管什么理想、抱负了就好。等夜宿一晚，到明天又顺着风前行，那前面江南江北是什么样子的，就随它去吧，懒得想了。这里“江南江北”仍是有含义的。江南是南宋管辖，江北大部分地区被金国所占。那么，陆游是真的什么也不想了吗？他的理想抱负，想收回故地的理想，就这么轻易地放弃了？他并没有，一直到老，他都是积极的。他并没有像苏轼、欧阳修那样的旷达自适的心情。下阕写得沉郁，在表面词意下，还隐藏着更多的难言的心情。从“任”字就可以看出这点，如果很自适，他不会使用这个“任”字。平时口头语有“任他去”，“不管他”的意思。这里带有一点无可奈何又赌气的意味。而且，他仍是为官的，而且一直都在做官，到他70多岁了，皇帝诏他仍是出来做了官的。他不是范蠡，他并不是那种无所求的人。
整首词表达了陆游当时矛盾的心理。这种矛盾的心理，是陆游无意识中从词句中表达出来的，有叶嘉莹先生所说的“具含了花间词之深微幽隐富含言外意蕴的特色”。
这是首笔触细致而风格明秀的春日之作。
词篇幅一开，便春意盎然。“水涨鱼天拍柳桥”。水涨，点春讯。以下五字渲染之。春来涨潮，浮起了鱼天，不反水与岸齐，拍打着柳桥而已。鱼天一辞，妙不可言。鱼游于水，如翔于天，可见当涨潮托起春水之后，那春水仍是空明莹澈。“云鸠拖雨过江皋”，云鸠形容墨云行雨，其色如鸠。这又是一个妙手偶得的好辞。上句写春水空明，此句写春江烟雨，一阴一晴，阴晴不定，正是春天的特征之一。“一番春信入东郊”，春从东来，东郊先得春信。这又是词人下笔极细致有味之处。
过片二句，词境从江郊转为室内。“闲碾凤团消短梦，静看燕子垒新巢。”上句写自己沏茶。凤团是宋时一种名茶。春日人常渴睡，短梦也是常有的。饮茶之意，在破睡提神。句首虽下一“闲”字，语似不经意，实则方才一饷短梦，竟大有难以遣除了却之愁，故须饮茶以消其一份梦后的惘然。下句写燕子垒巢。燕子不辞辛苦飞来飞去，一次又一次衔泥而来，眼看着就渐渐营造成了新巢。燕子极忙，词人则静。句首一下“静”字，暗示的实是词人并不平静的心绪。大好时光白白流逝而不能有所作为的悲哀，隐约见于此二句之言外。结句转为室外。“又看日影上花梢”时光流转，不知觉间，日影又已移上花梢。句首下一“又”字，则日日空对春光之意亦隐然可见。挽合下片三句首字所下之“闲”字、“静”字、“又”字，词人心头不忍时光白白流逝的愁怨不难体味。这种淡淡的哀怨，实是一种普遍的人生情绪。而词中表现得极精微、含蓄。
“笛声三弄，梅心惊破，多少春情意。”以汉代横吹曲中的《梅花落》照应咏梅的命题，让人联想到园中的梅花，好像一声笛曲，催绽万树梅花，带来春天的消息。然“梅心惊破”一语更奇，不仅说明词人语言的运用上有所发展，而且显示出她感情上曾被激起一刹那的波澜，然而意思很含蓄。闻笛怀人，因梅思春，她词中是不止一次用过。这是一歇拍，词从这一句开始自然地过渡到下片，上片主要写自己的凄冷孤苦，下片则着重写对爱侣赵明诚的思念。
下阕正面抒写悼亡之情，词境由晴而雨，跌宕之中意脉相续。“小风”句，将外境与内境融为一体。门外细雨潇潇，下个不停；门内伊人枯坐，泪下千行。以雨催泪，以雨衬泪，写感情的变化，层次鲜明，步步开掘，愈写愈深刻；但为什么“无佳思”，为什么“情怀如水”和泪下千行，却没有言明。直至“吹箫人去玉楼空，肠断与谁同倚”，才点明怀念丈夫的主旨。“吹箫人去”用的是秦穆公女弄玉与其夫箫史的典故，见《列仙传》。这里的“吹箫人”是说箫史，比拟赵明诚。明诚既逝，人去楼空，纵有梅花好景，又有谁与她倚阑同赏呢？词人回想当年循城远览，踏雪寻梅的情景，心中不由怆然感伤。
结尾三句化用陆凯赠梅与范晔的故事，表达了深重的哀思。陆凯当年思念远长安的友人范晔，曾折下梅花赋诗以赠。可是词人今天折下梅花，找遍人间天上，四处茫茫，没有一人可供寄赠。其中“人间天上”一语，写尽了寻觅苦：“没个人堪寄”，写尽了怅然若失之伤。全词至此，戛然而止，而一曲哀音，却缭绕不绝。
这首词妙在化用典故，婉若已出；咏梅悼亡，浑然一体；口语入词，以俗写雅，独树一枝。
在这封信中作者根据切身体会，畅谈了自己对于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的看法。由于曹植本人是文学大家，深知文学创作的甘苦，因此他认为批评家既要有较高的文学修养，又得有创作实践的体验。书信最后谈到他自己的文章，称视辞赋为“小道”，这是因为曹植在政治上很有抱负，希望“戮力上国，流惠下民，建永世之业，流金石之功”，不甘心为文人。曹植本人的诗文做得很好，称“小道”，亦自谦之辞，并非真的看不起文学。全文辞意恳切，娓娓道来，一如与好友促膝谈心，给人以亲切感。
文章意在嘱托杨修对作者所作辞赋刊削点定，同时纵论当代才人优劣，抒发本身怀抱所系，意到笔随，情文并茂，是魏晋时代有特色的一篇论文。这封信评论时人创作的得失，先从文坛盛况说起。作者以神采飞扬的笔触、错综排比的句式，大致勾勒了当时邺下文苑的繁兴局面，历数“独步汉南”“鹰扬河朔”“擅名青土”“振藻海隅”“发迹此魏”“高视上京”的王、陈、徐、刘、应、杨等建安诸杰，描写他们以“握灵蛇之珠”“抱荆山之玉”的极度自信，齐驱并驾，在曹操网罗文士、广开材路的政策感召之下，群聚魏都，形成了彬彬之盛、大备于时的繁荣景况。在此基础上，作者提出更高的要求，指出此数子尚未达到“飞轩绝迹，一举千里”的顶峰，各自都还存在局限与弱点。这就开始突出了此文的一个基本观点：著述不能无病，作家应当精益求精，不惮修改。信中先以陈琳为例，说明他在辞赋创作方面本不熟谙精通，而他却过高地自我估价，乃至将别人的讥嘲也当作了赞美。作家未必是全才，有这样那样的缺陷本不足怪（曹丕《典论·论文》：“文非一体，鲜能备善”），问题在于是否有自知之明，是否真正欢迎别人的批评意见。曹植又举了两个例子，一是自己“常好人讥弹其文，有不善者，应时改定”的习惯，一是丁廙作小文请求自己润饰的事例。世人著述不能无病，需要批评改定，曹植不仅阐述这一颠扑不破的道理，而且付诸身体力行，嘱请杨修刊定自己的辞赋。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建安文坛不自满、不妄赞，重视修改意见的严肃创作态度与良好批评风气，在曹植此信与曹丕《典论·论文》中均可窥见一斑。
紧接着对作家提出的要求之后，作者又从批评家的角度来提问题，指出高度的艺术才能与素养是批评者必具的条件。“有南威之容，乃可以论于淑媛；有龙渊之利，乃可以议于断割。”依同理推断：有屈宋之才，乃可以衡其文笔。这一要求对批评者说来该是不切实际的。文学史上，长于议论而短于创作者大有人在。例如钟嵘《诗品》下评陆厥，曾谓其“自制未优，非言之失也”，即可以说明理论批评与艺术创作在文人一身得失不齐。准此而言，曹植对批评家似求之过苛。但是也应注意，曹植提出创作的行家才有资格议论创作这一观点，是针对刘季绪之流才庸行妄、随意诋诃他人的情况而发，是有的放矢的。另外，曹植还指出：人各有好尚，每相异殊途，海畔有逐臭之夫，墨翟有非乐之论，因此批评者在评论文章时，不可以一己的偏好，强求别人认同迁就。
信的最后，作者叙说送去辞作请求审阅的意图，同时申明了自己的政治理想与事业追求。这一段文字的表述，用意曲折，语气亦自偏激。表面上看，曹植对辞赋创作贬得很低，视为“未足以揄扬大义，彰示来世”的“小道”，与建安时兴起的“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曹丕《典论·论文》）的文学新观念完全矛盾。然而应当看到，曹植是将辞赋、翰墨之事与他视为更重要的事业相提并论、权衡轻重的：首先追求功名勋业的建树，“建永世之业，流金石之功”是他毕生以求、最具吸引力的事业；其次，是采实录，辩得失，定仁义之衷，成一家之言，完成政治学术思想的著述；再次，行有余力，则以学文，仕而优则赋，余事作辞人。这也恰是他少小以来乐此而不疲的爱好，绝不可能放弃。信中说“街谈巷说，必有可采；击辕之歌，有应风雅。匹夫之思，未易轻弃”，明明是将辞赋之作置于“未易轻弃”的“匹夫之思”之列的。鲁迅曾指出，曹植说文章小道大概是违心之论。因为人总是不满自己所做而羡慕他人所为的，曹植的文章已经做得够好，便敢说文章是小道；他活动的目标又是在政治方面，政治不甚得志，遂说文章无用。这对曹植的心态不失为一种中肯的分析。总之，览文如诡，寻理即畅，后世的读者应当揣摩体察，理解作者的真正命意所在。
此信为送上辞赋的附言，本可以寥寥数语即交代清楚请托之事；但由于对方是秉意相投的知友，又是才博思颖、“高视上京”的文家，所以信中即兴挥翰，论文言志，洋洋洒洒地说了开去。纵论时人得失，略无拘忌；抒写衷心抱负，和盘托出。自许甚高而又虚怀请益，真实的心态自然呈露于纸上。议论虽间有过激处，致贻“辩而无当”（《文心雕龙·序志》）之讥；而通篇读来，“文藻条流，托在笔札”，条畅以任气，通脱以述怀，舒布其言，达而后已。作为心声的献酬，依然是达到了《文心雕龙·书记》对书体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