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48古诗词

　　这首诗第一句写养蚕的辛勤劳苦。诗人在这里没有过多地描写养蚕的过程，只是用“辛勤”与“得茧不盈筐”互相对照，突出了蚕事的艰辛。人们心中充满了怨恨，因此诗人在下句说这些养蚕人“灯下缥丝恨更长”。这句诗用茧丝来比喻蚕农的恨，既形象又贴切。劳动人民每天深夜都要抽丝织布，每一缕丝都是蚕农辛酸的记录，但是他们享受不到自己劳动的果实。劳动果实被统治者白白拿去，所以在他们心中充满了怨恨，那每一声织机的声响都是劳动人民的叹息，都是劳动人民的诉说。

　　第三句诗锋一转，写穿绫罗绸缎的贵人。他们穿着华美的衣服，然而他们哪里知道蚕农和织妇的辛酸，他们只知贪爱绣在绸缎上的鸳鸯图案。这样，这首诗的中心思想就更为明显，更清楚地点明封建社会贫富的对立，写出劳动人民对那些不劳而获的寄生虫的愤恨和鄙视，诗的社会意义就更深刻，社会作用更广泛了。

　　全诗语言通俗，明白如话，前两句同后两句构成对比，使诗意更加鲜明，加强了诗的表现力，使诗的主题揭示得更加深刻。

、　　此诗开头两句写自己胸怀壮志，寻找救国救民的革命真理。接着四句转入正题，就日俄战争图抒发感慨。最后两句表示诗人不惜牺牲生命，誓将用鲜血拯救祖国于水深火热之中的决心。全诗篇幅不长，却情辞激越，令人为之动容。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秋瑾在浙江绍兴起义，失败后不幸被捕，在绍兴轩亭口英勇就义，她以自己的热血履行了自己的誓言。

　　这是一首七言律诗。首联大气磅礴，展现出意气风发的诗人主体形象。颔联点出观图之事，从而引发对日俄横行东北的极大愤恨。干宝《搜神记》说，汉武帝开凿昆明池，挖到深处全是灰墨，问学识渊博的东方朔是怎么回事，东方朔说要西域人才知道。到了东汉明帝时，西域有道人来，问道人，回答是：圣经上说，天地大劫将尽，着劫烧，灰墨便是劫烧的余灰。这里借指战火的灰烬，说岂能把大好河山给人作战场，遭受战火的破坏。这两句写忧国怀抱，渴望有救国的志士能出现，也含有以出群之才自期的意思。颈联两句充分表现诗人的忧国之情，并由忧国而思济世。尾联表达愿为祖国而抛头颅洒热血的崇高志向。

　　全篇所写，都是忧国的思想和救时的抱负，充满动人的爱国激情。语言朴素自然，直抒胸臆，不假雕饰，“忍看”“拚将”“须把”等词语的运用，将悲愤而激昂的感情，表达得淋漓尽致，劲健有力。全诗语言浅显明快，风格刚健豪放。情愫真率，披襟见怀；字重千钧，力能扛鼎。一腔豪气喷薄而出，丝毫不见女儿态。

　　诗序说：“连州城下，俯接村墟。偶登郡楼，适有所感，遂书其事为俚歌，以俟采诗者。”此诗有感而发，且借用俚歌形式，其目的在于明确表示诗人作诗是为了讽谕朝政、匡正时阙，等待中央派官吏来采集歌谣。采诗之说起于《诗经》，兴盛于汉魏以来的乐府，是指中央乐府机构将民间诗作采集整理，一方面可以使这些优秀的民间诗作得以流传，另一方面，也可以使得统治者借以体察民情。中唐新乐府诗虽然大都有意仿效乐府民歌通俗浅显的风格，但像《插田歌》这样富于民歌天然神韵的作品也并不多见。这首诗将乐府长于叙事和对话的特点与山歌俚曲流畅清新的风格相结合，融进诗人善于谐谑的幽默感，创造出别具一格的诗歌意境。

　　诗中前六句可以作为一小节来看，用清淡的色彩和简洁的线条勾勒出插秧时节春光明媚，农夫农妇插秧时整个田野间一派生机盎然的景象。而且诗人在工整的构图上穿插进活泼的动态：冈头花草崭齐、燕子穿梭飞舞、田埂笔直如线、清水粼粼闪光以及穿着白麻布做的衣裙的农妇和披着绿草编的蓑衣的农夫，白裙绿衣与绿苗白水的鲜明色彩分外调和，传达出一种朴素的人文美，也展示了自然生机的美与明媚春光的和谐统一。

　　接下来的六句中，诗人进一步通过听觉来描写农民劳动的热闹景象。前一节的景物描写可看作是一种静态背景的铺叙，而这一节则主要刻画了人物的活动。诗人抓住农人的歌声进行细致刻画，虽然诗人远在郡楼之上，又加之农夫农妇们是以地方俚语唱和，必然使诗人无法辨清其词，却亦能欣赏其旋律，这些歌虽然是俚歌，也缠绵柔媚、如琢如磨。“怨响音”是农民们在繁重劳动和艰难生活的重压下自然流出的痛苦呻吟，但由于唱的人心境之宽，整个气象是洋溢着欢乐与舒畅的。“时时一大笑，此必相嘲嗤”十分传神，在农夫们一片整齐的哼唱中时时穿插进一阵阵嘲嗤的大笑，忧郁的情调与活跃的气氛奇妙地融合在一起，因而歌声虽然哀怨，但并无沉闷之感。歌声与笑声渲染了浓烈的气氛，传达的情感感染了作为听者的诗人。农民们毫无机心的欢乐与热情毫发毕现、洋溢笔端。

　　诗人没有描写劳动时间的推移过程，而仅用“水平苗漠漠”一句景物描写点明插秧已毕，使场景自然地从水田转移到村落，处理得圆融机巧，不露生硬痕迹。以水田插完后“苗漠漠”的情景直接转向墟里烟火，既表现了地点的变更，也将时间的推移显现出来，时空转换得巧妙无痕。并且诗人也将村落里富有生活气息的情景，不着痕迹地展现出来，此间并未用新奇的语句，而是套用田园诗的一贯意象与写法，令人有一种熟悉感。同时这种套用不是毫无创意的搬用，其中渗透了作者自己的观察。同时，他在对村落描写的过程中非常自然地引出了此诗的主人公——上计吏，将全诗前后两部分对比的内容天衣无缝地接合成一个完整的场面。对上计吏的形象刻画，也是始于对其衣饰的描写，乌帽长衫的打扮同农妇农夫的白裙绿衣区分开来，不但显示出上计吏与农夫身份地位的差别，而且使人联想到它好像一个小小的黑点玷污了这美好的田野，正如他的庸俗污染了田间辛勤劳动的纯朴气氛一样。上计吏自我介绍的一个“自”字、谎称自己本生于帝乡，巧妙地表现了上计吏急于自炫身份的心理，这些使他的登场成了与前半部分完全不和谐的音符。

　　诗歌自上计吏出场后，便以他与农人对话的方式将诗的主旨缓缓道来。汉乐府诗以对话的形式叙述情节、表达感情的比比皆是。刘禹锡借用这种古法与他反映时事、讽喻时政的写作目的相得益彰。然淳朴的农夫并未屈媚于他的特殊身份，对上计吏的应酬颇含深意，一言揭穿了他的底细。“君家侬定谙”可谓快人快语，说明农夫知道上计吏本来也是出身于附近乡村的，反驳了上计吏吹嘘自己的谎话。“一来长安道，眼大不相参”刻画了计吏自从当上小官、去过一趟长安后便自谓身份高贵、不认故人的作派。话虽是对“这一个”计吏而发，却也概括了封建社会世态炎凉的普遍现象，揭示了官贵民贱的社会关系的本质。计吏没有听出田夫话里的讽刺意味，反而“笑”着致辞，仍极力炫耀自己。这一“笑”正显出他的愚蠢。“长安真大处。省门高轲峨，侬入无度数”，活画出尚未脱掉土气的计吏鄙俗可笑的神情和虚荣浅薄的性格。然计吏的夸耀揭露出了朝廷卖官鬻爵的现象。“昨来补卫士，唯用筒竹布”是全诗讽刺的重点。既然计吏的姓名补入朝廷禁军的缺额，只须拿出些筒竹布便贿赂得来，那么官职当然也可随意买卖了，一个“唯”道出了官位的不值钱。“君看二三年，我作官人去”，这种推测既是计吏的自夸，也道出了诗人的忧虑——一个毫无见识，等同于农人的计吏凭借微薄的付出，竟然可以作朝廷官员。但让这话出自一个小小的计吏之口，则收到比诗人直接议论更强烈的效果。连计吏都觉得官价便宜，更可见出皇家卫士名额之贱，朝廷卖官鬻爵之滥，朝廷不看重能力，甚至连身份也不再看重，眼中唯有铜臭二字。全诗写到计吏得意忘形地预卜自己将会高升的前途时便戛然而止。听了这一席话农夫的反应如何，则让读者自己去想象，这就留下了无穷的余味。这一段对话全用口语，寥寥数言，朴素无华，却传神地表现出农夫与计吏这两个不同身份的人物不同的心理状态和性格特征，体现了诗人通俗活泼而又具有高度概括力的语言特色。

　　这首诗前面的写景、后半部分巧借对话委婉传达讽喻主旨，朴实简练，继承汉乐府缘事而发的优秀传统，未及一语表达诗人的观点，也没有评论的陈述和激动的抒情，只有白描式的叙述，但讽谏的意旨已达，痛心的感情已然力透纸背。这首诗表情达意、深入浅出、题旨深远，在诙谐嘲嗤中寄寓严肃的政治意义，以平凡真实的生活显示深刻的主题思想，从艺术结构、叙事方式、细节描写到人物对话都深得汉乐府民歌的真髓，但又表现出诗人明快简洁幽默的独特风格，因而以高度的思想艺术价值为中唐新乐府运动增添了光彩，是新乐府运动中的一株奇葩。

　　“十里”两句，状柳枝。“十里”，极言柳树之多。言在和煦的东风吹拂下，无数柳枝临风袅袅飘飞，这多么像那些舞女翩翩而舞时婀娜多姿的瘦腰身啊。“翠馆”三句，赞春天。言在春天里，楼馆增色，巷陌闹盈，艳阳之下到处莺歌燕舞，喜气洋洋。句中“翠”、“朱”、“紫”、“青”色彩缤纷，“燕莺闹盈”，满目动态，所有这些都是为了突出繁华春日的多彩景色。“乍看”两句，述柳色。此言纤细的柳枝上长着金黄色的茸茸嫩芽，在春阳掩映下迎风摇曳，冷眼一见，能会联想起鹅黄似的酒色。“嫩阴里”三句，描述柳树下的花草。言柳枝刚刚发芽，柳荫浅淡，树底下的花草经过烟霞、露水的滋润，显得愈加娇翠鲜红。

　　“此际”两句，由“柳”字引申出“留”不住的游子。言游子从这儿出发，羁游在外已经很久了。留在这里的伊人，只能不时来到这离别时的邮亭边，手抚柳树上折柳送别的断枝处，昂首盼望那游子早日归来。“海角”三句，述伊人苦候游子不至的哀痛。当寒食清明时节，柳絮漫天飘扬，伊人仍来柳树下苦候远隔天涯海角的游子归来，但却始终杳无音讯。因此悲伤得泪点和着柳絮沾满了衣袖。“去年”四句，承上，状思念游子的伊人。此言她去年就在这邮亭边折柳赠别游子，并且嘱咐他早日归来。可恨今年她仍旧站在这儿抚摸断枝盼望着，但他却仍未归来。这种“生别离、思断肠”的愁绪，占去了她全部的空馀时间，甚至连妇女们日常应做的梳洗、画眉的打扮工作，也顾不上去做了。

　　《长恨歌》是白居易诗作中脍炙人口的名篇，作于元和元年（806），当时诗人正在盩厔县（今陕西周至）任县尉。这首诗是他和友人陈鸿、王质夫同游仙游寺，有感于唐玄宗、杨贵妃的故事而创作的。在这首长篇叙事诗里，作者以精炼的语言，优美的形象，叙事和抒情结合的手法，叙述了唐玄　宗、杨贵妃在安史之乱中的爱情悲剧：他们的爱情被自己酿成的叛乱断送了，正在没完没了地吃着这一精神的苦果。唐玄宗、杨贵妃都是历史上的人物，诗人并不拘泥于历史，而是借着历史的一点影子，根据当时人们的传说，街坊的歌唱，从中蜕化出一个回旋曲折、宛转动人的故事，用回环往复、缠绵悱恻的艺术形式，描摹、歌咏出来。由于诗中的故事、人物都是艺术化的，是现实中人的复杂真实的再现，所以能够在历代读者的心中漾起阵阵涟漪。　

　　《长恨歌》就是歌“长恨”，“长恨”是诗歌的主题，故事的焦点，也是埋在诗里的一颗牵动人心的种子。而“恨”什么，为什么要“长恨”，诗人不是直接铺叙、抒写出来，而是通过他笔下诗化的故事，一层一层地展示给读者，让人们自己去揣摸，去回味，去感受。　诗歌开卷第一句：“汉皇重色思倾国”，看来很寻常，好像故事原就应该从这里写起，不需要作者花什么心思似的，事实上这七个字含量极大，是全篇纲领，它既揭示了故事的悲剧因素，又唤起和统领着全诗。紧接着，诗人用极其省俭的语言，叙述了安史之乱前，唐玄宗如何重色、求色，终于得到了“回眸一笑百媚生，六宫粉黛无颜色”的杨贵妃。描写了杨贵妃的美貌、娇媚，进宫后因有色而得宠，不但自己“新承恩泽”，而且“姊妹弟兄皆列土”。反复渲染唐玄宗得贵妃以后在宫中如何纵欲，如何行乐，如何终日沉湎于歌舞酒色之中。所有这些，就酿成了安史之乱：“渔阳鼙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曲”。这一部分写出了“长恨”的内因，是悲剧故事的基础。诗人通过这一段宫中生活的写实，不无讽刺地向我们介绍了故事的男女主人公：一个重色轻国的帝王，一个娇媚恃宠的妃子。还形象地暗示我们，唐玄宗的迷色误国，就是这一悲剧的根源。　

　　下面，诗人具体的描述了安史之乱发生后，皇帝兵马仓皇逃入西南的情景，特别是在这一动乱中唐玄宗和杨贵妃爱情的毁灭。“六军不发无奈何，宛转蛾眉马前死。花钿委地无人收，翠翘金雀玉搔头。君王掩面救不得，回看血泪相和流”，写的就是他们在马嵬坡生离死别的一幕。“六军不发”，要求处死杨贵妃，是愤于唐玄宗迷恋女色，祸国殃民。杨贵妃的死，在整个故事中，是一个关键性的情节，在这之后，他们的爱情才成为一场悲剧，接着，从“黄埃散漫风萧索”起至“魂魄不曾来入梦”，诗人抓住了人物精神世界里揪心的“恨”，用酸恻动人的语调，宛转形容和描述了杨贵妃死后唐玄宗在蜀中的寂寞悲伤，还都路上的追怀忆旧，回宫以后睹物思人，触景生情，一年四季物是人非事事休的种种感触。缠绵悱恻的相思之情，使人觉得回肠荡气。正由于诗人把人物的感情渲染到这样的程度，后面道士的到来，仙境的出现，便给人一种真实感，不以为纯粹是一种空中楼阁了。　

　　从“临邛道士鸿都客”至诗的末尾，写道士帮助唐玄宗寻找杨贵妃。诗人采用的是浪漫主义的手法，忽而上天，忽而入地，“上穷碧落下黄泉，两处茫茫皆不见”。后来，在海上虚无缥缈的仙山上找到了杨贵妃，让她以“玉容寂寞泪阑干，梨花一枝春带雨”的形象在仙境中再现，殷勤迎接汉家的使者，含情脉脉，托物寄词，重申前誓，照应唐玄宗对她的思念，进一步深化、渲染“长恨”的主题。诗歌的末尾，用“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结笔，点明题旨，回应开头，而且做到“清音有余”，给读者以联想、回味的余地。　

　　《长恨歌》首先给我们艺术美的享受的是诗中那个宛转动人的故事，是诗歌精巧独特的艺术构思。全篇中心是歌“长恨”，但诗人却从“重色”说起，并且予以极力铺写和渲染。“日高起”、“不早朝”、“夜专夜”、“看不足”等等，看来是乐到了极点，象是一幕喜剧，然而，极度的乐，正反衬出后面无穷无尽的恨。唐玄宗的荒淫误国，引出了政治上的悲剧，反过来又导致了他和杨贵妃的爱情悲剧。悲剧的制造者最后成为悲剧的主人公，这是故事的特殊、曲折处，也是诗中男女主人公之所以要“长恨”的原因。过去许多人说《长恨歌》有讽喻意味，这首诗的讽喻意味就在这里。那么，诗人又是如何表现“长恨”的呢？马嵬坡杨贵妃之死一场，诗人刻画极其细腻，把唐玄宗那种不忍割爱但又欲救不得的内心矛盾和痛苦感情，都具体形象地表现出来了。由于这“血泪相和流”的死别，才会有那没完没了的恨。随后，诗人用许多笔墨从各个方面反复渲染唐玄宗对杨贵妃的思念，但诗歌的故事情节并没有停止在一个感情点上，而是随着人物内心世界的层层展示，感应他的景物的不断变化，把时间和故事向前推移，用人物的思想感情来开拓和推动情节的发展。唐玄宗奔蜀，是在死别之后，内心十分酸楚愁惨；还都路上，旧地重经，又勾起了伤心的回忆；回宫后，白天睹物伤情，夜晚辗转难眠。日思夜想而不得，所以寄希望于梦境，却又是“悠悠生死别经年，魂魄不曾来入梦”。诗至此，已经把“长恨”之“恨”写得十分动人心魄，故事到此结束似乎也可以。然而诗人笔锋一折，别开境界，借助想象的彩翼，构思了一个妩媚动人的仙境，把悲剧故事的情节推向高潮，使故事更加回环曲折，有起伏，有波澜。这一转折，既出人意料，又尽在情理之中。由于主观愿望和客观现实不断发生矛盾、碰撞，诗歌把人物千回百转的心理表现得淋漓尽致，故事也因此而显得更为宛转动人。　

　　《长恨歌》是一首抒情成份很浓的叙事诗，诗人在叙述故事和人物塑造上，采用了中国传统诗歌擅长的抒写手法，将叙事、写景和抒情和谐地结合在一起，形成诗歌抒情上回环往复的特点。诗人时而把人物的思想感情注入景物，用景物的折光来烘托人物的心境；时而抓住人物周围富有特征性的景物、事物，通过人物对它们的感受来表现内心的感情，层层渲染，恰如其分地表达人物蕴蓄在内心深处的难达之情。唐玄宗逃往西南的路上，四处是黄尘、栈道、高山，日色暗淡，旌旗无光，秋景凄凉，这是以悲凉的秋景来烘托人物的悲思。在蜀地，面对着青山绿水，还是朝夕不能忘情，蜀中的山山水水原是很美的，但是在寂寞悲哀的唐玄宗眼中，那山的“青”，水的“碧”，也都惹人伤心，大自然的美应该有恬静的心境才能享受，他却没有，所以就更增加了内心的痛苦。这是透过美景来写哀情，使感情又深入一层。行宫中的月色，雨夜里的铃声，本来就很撩人意绪，诗人抓住这些寻常但是富有特征性的事物，把人带进伤心、断肠的境界，再加上那一见一闻，一色一声，互相交错，在语言上、声调上也表现出人物内心的愁苦凄清，这又是一层。还都路上，“天旋地转”，本来是高兴的事，但旧地重过，玉颜不见，不由伤心泪下。叙事中，又增加了一层痛苦的回忆。回长安后，“归来池苑皆依旧，太液芙蓉未央柳。芙蓉如面柳如眉，对此如何不泪垂”。白日里，由于环境和景物的触发，从景物联想到人，景物依旧，人却不在了，禁不住就潸然泪下，从太液池的芙蓉花和未央宫的垂柳仿佛看到了杨贵妃的容貌，展示了人物极其复杂微妙的内心活动。“夕殿萤飞思悄然，孤灯挑尽未成眠。迟迟钟鼓初长夜，耿耿星河欲曙天”。从黄昏写到黎明，集中地表现了夜间被情思萦绕久久不能入睡的情景。这种苦苦的思恋，“春风桃李花开日”是这样，“秋雨梧桐叶落时”也是这样。及至看到当年的“梨园弟子”、“阿监青娥”都已白发衰颜，更勾引起对往日欢娱的思念，自是黯然神伤。从黄埃散漫到蜀山青青，从行宫夜雨到凯旋回归，从白日到黑夜，从春天到秋天，处处触物伤情，时时睹物思人，从各个方面反复渲染诗中主人公的苦苦追求和寻觅。现实生活中找不到，到梦中去找，梦中找不到，又到仙境中去找。如此跌宕回环，层层渲染，使人物感情回旋上升，达到了高潮。诗人正是通过这样的层层渲染，反复抒情，回环往复，让人物的思想感情蕴蓄得更深邃丰富，使诗歌“肌理细腻”，更富有艺术的感染力。　

　　人们对白居易《长恨歌》的主题思想历来争论不休，有所谓爱情说、政治主题说、双重主题说等等。本文作者持爱情说。首先从作品的四个层次来分析，肯定白居易并非像陈鸿写《长恨歌传》那样板着说教的脸孔去描写李杨故事，而是以“情”作为主旋律，让主人公的情去感动读者，使之产生共鸣，取得审美上的极大成功。本文还结合作者生平经历和社会历史分析他在处理历史题材、政治题材和来自民间的人性题材、心理题材的关系问题上的独到之处，进一步说明唐明皇杨贵妃形象的审美意义。　

　　《长恨歌》一出，关于其主题，便成为历来读者争论的焦点。观点也颇具分歧。大抵分三种：其一为爱情主题。是颂扬李杨的爱情诗作。并肯定他们对爱情的真挚与执著；其二为政治主题说。认为诗的重点在于讽喻，在于揭露“汉皇重色思倾国”必然带来的“绵绵长恨”，谴责唐明皇荒淫导致安史之乱以垂诫后世君主；其三为双重主题说。认为它是揭露与歌颂统一，讽谕和同情交织，既洒一掬同情泪，又责失政遗恨。究竟如何，还需从作品本身去分析。

　　可将诗分为四个层次：

　　第一层从“汉皇重色思倾国”至“尽日君王看不足”，叙述了安史之乱前，唐玄宗如何重色、求色，终于得到了“回眸一笑百媚生”的杨贵妃。贵妃进宫后恃宠而骄，不但自己“新承恩泽”，而且“姊妹弟兄皆列土”，反复渲染唐玄宗得贵妃后完全沉湎于歌舞酒色。开卷首句既提示了故事的悲剧因素，又唤起和统领着全诗。

　　第二层从“渔阳鼙鼓动地来”至“回看血泪相和流”，写安史之乱，玄宗逃难，被迫赐死贵妃，写出了“长恨”的内因，是悲剧故事的基础。诗人有意将因玄宗荒淫误国所造成的安史之乱进行了淡化处理，对二人的生离死别则着意形容，读者受到的是悲剧气氛的感染而不是历史的理性批判。陈鸿《长恨歌传》“惩尤物，窒乱阶”之说是板着面孔做文章，故不能视为此诗的写作动机。

　　第三层从“黄埃散漫风萧索”至“魂魄不曾来入梦”，描述了杨贵妃死后，唐玄宗在蜀中的寂寞悲伤还都路上的追怀忆旧，行宫见月，夜雨闻铃，是一片“伤心色”和“断肠声”。长安收复以后回朝时，重过马嵬，“不见玉颜空死处”。回宫后，池苑依旧，物是人非，缠绵悱恻的相思之情，使人觉得荡气回肠。

　　第四层从“临邛道士鸿都客”至“此恨绵绵无绝期”，写玄宗派方士觅杨贵妃之魂魄，重在表现唐玄宗的孤寂和对往日爱情生活的忧伤追忆。诗人运用浪漫主义手法，上天入地，后终在虚无缥缈的仙山上让贵妃以“玉容寂寞泪阑干，梨花一枝春带雨”的形象再现于仙境。“情”的宣泄已超脱于帝王妃子间的感情纠葛，而更多地带有诗人的主观的理想成分，并早已超出了历史事实的范围，将主观愿望与客观现实的矛盾冲突表现无余。结尾“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二句，是爱情的叹息与呼声，是对于爱情受命运播弄，和爱情被政治伦理摧残的痛惜，此恨之深，已超越时空而进入无极之境。这样，诗人便以“长恨”表现了爱情的长存，亦即点明全诗的主题。　

　　应该说，写作之初，白居易至少在主观上是同意陈鸿的“惩尤物、窒乱阶”之说的，后来在《新乐府》的《李夫人》、《古家狐》中还重复强调了“尤物惑人”、“狐媚害人”的主题，明确宣扬性爱之为害，但是又承认“人非木石皆有情”，性爱是消灭不了的，所以解决问题的途径只好是“不如不遇倾城色”。但在《长恨歌》的实际写作当中，他又服从了民间爱情故事所表达的人类的向美本能和情感欲望。这样，整个故事便具有了更为深刻复杂的涵义：既写了真美，又写了真恶，并将两者直接联系在一起；《丽情集》本《长恨歌传》有一段话：叔向母曰：“甚美必甚恶。”李延年歌曰：“倾国复倾城。”此之谓也。　这段话大概可以代表中唐士人对这一　问题的最后思考。白居易写作《长恨歌》时遵循的一条基本原则是：不因为“甚恶”而抹煞“甚美”。尽管其主题最后似偏离了对“甚恶”的谴责，但“甚恶”内容本身毕竟没有被抹煞，反过来又丰富了“甚美”的涵义。　

　　《长恨歌》一方面是一个重大的历史题材和政治题材，另一方面又是一个来自民间的具有悠久传统的人性题材、心理题材。白居易在创作中服从于民族的文化心理和诗人的个性思想，即传统模式与作者主观能动作用同时并存，这固然是与诗人的生活经历和人生观是分不开的。白居易一生跨中晚唐，他的思想以贬官江州司马为界，经历了由积极入世到消极出世两个阶段，实践了他所信奉的“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儒家人生模式。白居易所谓“独善”的基本内涵是乐天知命、知足保和，并由此而与释、老相通，以随缘任运、委顺自然为应世态度。在他的整个思想体系中，“独善”与“兼济”并行不悖，“施之乃伊吕事业，蓄之则庄老道德”(《君子不器赋》)，它们是一个完整人生观的两个侧面。还在遭贬以前，他努力为云龙、为风鹏，并与元稹大力倡导新乐府运动。也正是因为他年轻时候的胸怀大志，颇有挽唐室于既衰，拯生民于水火的政治气概，才使得他有足够的气魄处理这样一个重大的历史题材，并以“不惑”来总结唐明皇后半生的政治得失，写就了《长恨歌》。这样，在他心目中对唐明皇的一分为二，必然要在塑造形象中反映出来。正是因为一往情深的唐明皇同重色轻国的唐明皇是对立统一体，所以，白居易把这个故事写成一个好皇帝的悲剧。好皇帝有所惑，终于造成了自己和百姓的悲哀。我们从作品中看到的唐明皇性格的塑造已排斥了理想化，乃是另一种理想化的结果。排斥的是封建统治阶级为皇帝们头上加足光圈使其上升为半神的理想化。而这排斥本身，就包含了城市居民的另一种理想在内，他们从现实生活中皇帝权威下降的土壤出发，把封建统治阶级的头子想象为和他们自己一样的普通人，一个有爱欲、有苦恼、有错误、有缺点的人情味十足的痴情皇帝，简直同一般爱情故事中的主人公并无差别！他们从另一角度把皇帝理想化了，理想化的皇帝应该和百姓一样是有血有肉的人，不是神！而白居易从民本思想出发，有条件、并有所扬弃地接受了城市居民的这种对唐明皇的理想化，这样完成了对唐明皇形象的塑造。诗人被贬江州以后，“独善”与“兼济”的地位才发生了转化，他的精神生活与仕宦生涯逐渐转轨，终于以“独善”消释了“兼济”，在精神自救的过程中，白居易逐渐从关注社会政治转向关注个体生命，对于自由人格的钟爱逐渐超越了对道德人格的执著。

　　作为一首千古绝唱的叙事诗，《长恨歌》在艺术上的成就是很高的。古往今来，许多人都肯定这首诗的特殊的艺术魅力。《长恨歌》在艺术上以什么感染和诱惑着读者呢？宛转动人，缠绵悱恻，恐怕是它最大的艺术个性，也是它能吸住千百年来的读者，使他们受感染、被诱惑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