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商隐(约813年-约858年),字义山,号玉溪(谿)生、樊南生,唐代著名诗人,祖籍河内(今河南省焦作市)沁阳,出生于郑州荥阳。他擅长诗歌写作,骈文文学价值也很高,是晚唐最出色的诗人之一,和杜牧合称“小李杜”,与温庭筠合称为“温李”,因诗文与同时期的段成式、温庭筠风格相近,且三人都在家族里排行第十六,故并称为“三十六体”。其诗构思新奇,风格秾丽,尤其是一些爱情诗和无题诗写得缠绵悱恻,优美动人,广为传诵。但部分诗歌过于隐晦迷离,难于索解,至有“诗家总爱西昆好,独恨无人作郑笺”之说。因处于牛李党争的夹缝之中,一生很不得志。死后葬于家乡沁阳(今河南焦作市沁阳与博爱县交界之处)。作品收录为《李义山诗集》。 ▶ 534篇诗文
这首词围绕“愁听残漏”这一生活细节,展现了幽闺梦醒的思妇怀念远人的绵绵愁思和万转离肠。词的上片由写景到写人,下片着重表现思妇的心理活动。整首词熔抒情、叙事于一炉,用笔直中有曲。
上片起首两句为景语,既点明初春时节、夜雨过后的节令、时间,又描绘出一派略带寒意、莺倦停啼的清寂气氛,为主人公布置了一个与情怀恰相契合的环境。“愁听”反接“早莺啼歇”,说明思妇醒来很早,因为她已经听过了早莺的歌唱,也许她的愁肠曾和着淅沥的夜雨声一起颤抖。天刚破晓,她就起身独坐,隔溪传来夜尽的更鼓声,更添无限孤寂凄恻之感。“正一声凄咽”与“愁听”相应,更鼓声染上了主人公的感情色彩,使她回想起和情人离别的情景,这就暗中为下片写怀远人作了铺垫。词的上片,由写景自然过渡到写人。
词的下片进一步写内心活动:亲人西去,迢迢千里,分别时的缱绻、留恋、泪眼相看的情景无不历历目,直到如今,仍不堪回首,简直不敢注目西去路。然而,她毕竟又不由自主地了望亲人奔向他方的路衢。正因为“西望”,她才“不堪”,才惹起了“离肠万回结”,“不堪”二句,写出了左右为难的极端矛盾的心绪。“去程赊”说明与行人间隔之远,“万回结”极言离情愁苦之状,重笔渲染,已把别离苦写到极致。结拍二句宕开,追忆往日与亲人相处时令人难忘的一个生活场景,以反衬当日独处的悲凉,她想起了与亲人团聚之日,两人曾坐海棠花下,演奏《凉州曲》时,彼时的心情较之今朝,真有天壤之别了。
《凉州曲》,为唐代边塞之乐,当时属于新声,声情是比较悲凉的。不过,那时两人都幸福地沉浸艺术境界之中,这时却是自己孤独地承受着现实的孤独的折磨,心中之苦不言而自现。
朱熹曾将魏夫人与李清照并提,说是“本朝妇人能文者,唯魏夫人及李易安者。”清人陈廷焯也说:“魏夫人词笔颇有超迈处,虽非易安之敌,亦未易才也。”从包括此词内的魏夫人作品来看,这些评价是颇为中肯的。
这是一首记梦诗,也是一首游仙诗。此诗以记梦为由,抒写了对光明、自由的渴求,对黑暗现实的不满,表现了蔑视权贵、不卑不屈的叛逆精神。诗人运用丰富奇特的想象和大胆夸张的手法,组成一幅亦虚亦实、亦幻亦真的梦游图。全诗构思精密,意境雄伟,内容丰富曲折,形象辉煌流丽,感慨深沉激烈,富有浪漫主义色彩。其在形式上杂言相间,兼用骚体,不受律束,笔随兴至,体制解放,堪称绝世名作。
这首诗的题目一作《别东鲁诸公》。其时李白虽然出翰林已有年月了,而政治上遭受挫折的愤怨仍然郁结于怀,所以在诗的最后发出那样激越的呼声。
“海客谈瀛洲,烟涛微茫信难求;越人语天姥,云霞明灭或可睹。”诗一开始先说古代传说中的海外仙境──瀛洲,虚无缥缈,不可寻求;而现实中的天姥山在浮云彩霓中时隐时现,真是胜似仙境。以虚衬实,突出了天姥胜景,暗蕴着诗人对天姥山的向往,写得富有神奇色彩,引人入胜。
天姥山临近剡溪,传说登山的人听到过仙人天姥的歌唱,因此得名。天姥山与天台山相对,峰峦峭峙,仰望如在天表,冥茫如堕仙境,容易引起游者想入非非的幻觉。浙东山水是李白青年时代就向往的地方,初出川时曾说“此行不为鲈鱼鲙,自爱名山入剡中”。入翰林前曾不止一次往游,他对这里的山水不但非常热爱,也是非常熟悉的。
天姥山号称奇绝,是越东灵秀之地。但比之其他崇山峻岭如我国的五大名山──五岳,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仍有小巫见大巫之别。可是李白却在诗中夸说它“势拔五岳掩赤城”,比五岳还更挺拔。有名的天台山则倾斜着如拜倒在天姥的足下一样。这个天姥山,被写得耸立天外,直插云霄,巍巍然非同凡比。这座梦中的天姥山,应该说是李白平生所经历的奇山峻岭的幻影,它是现实中的天姥山在李白笔下夸大了的影子。
接着展现出的是一幅一幅瑰丽变幻的奇景:天姥山隐于云霓明灭之中,引起了诗人探求的想望。诗人进入了梦幻之中,仿佛在月夜清光的照射下,他飞渡过明镜一样的镜湖。明月把他的影子映照在镜湖之上,又送他降落在谢灵运当年曾经歇宿过的地方。他穿上谢灵运当年特制的木屐,登上谢公当年曾经攀登过的石径──青云梯。
只见:“半壁见海日,空中闻天鸡。千岩万转路不定,迷花倚石忽已暝。熊咆龙吟殷岩泉,栗深林兮惊层巅。云青青兮欲雨,水澹澹兮生烟。”继飞渡而写山中所见,石径盘旋,深山中光线幽暗,看到海日升空,天鸡高唱,这本是一片曙色;却又于山花迷人、倚石暂憩之中,忽觉暮色降临,旦暮之变何其倏忽。暮色中熊咆龙吟,震响于山谷之间,深林为之战栗,层巅为之惊动。不止有生命的熊与龙以吟、咆表示情感,就连层巅、深林也能战栗、惊动,烟、水、青云都满含阴郁,与诗人的情感,协成一体,形成统一的氛围。前面是浪漫主义地描写天姥山,既高且奇;这里又是浪漫主义地抒情,既深且远。这奇异的境界,已经使人够惊骇的了,但诗人并未到此止步,而诗境却由奇异而转入荒唐,全诗也更进入高潮。
在令人惊悚不已的幽深暮色之中,霎时间“丘峦崩摧”,一个神仙世界“訇然中开”,“青冥浩荡不见底,日月照耀金银台。霓为衣兮风为马,云之君兮纷纷而来下。”洞天福地,于此出现。“云之君”披彩虹为衣,驱长风为马,虎为之鼓瑟,鸾为之驾车,皆受命于诗人之笔,奔赴仙山的盛会来了。这是多么盛大而热烈的场面。“仙之人兮列如麻”!群仙好象列队迎接诗人的到来。金台、银台与日月交相辉映,景色壮丽,异彩缤纷,何等的惊心眩目,光耀夺人!仙山的盛会正是人世间生活的反映。这里除了有他长期漫游经历过的万壑千山的印象、古代传说、屈原诗歌的启发与影响,也有长安三年宫廷生活的迹印,这一切通过浪漫主义的非凡想象凝聚在一起,才有这般辉煌灿烂、气象万千的描绘。
值得注意的是,这首诗写梦游奇境,不同于一般游仙诗,它感慨深沉,抗议激烈,并非真正依托于虚幻之中,而是在神仙世界虚无飘渺的描述中,依然着眼于现实。神游天上仙境,而心觉“世间行乐亦如此”。
仙境倏忽消失,梦境旋亦破灭,诗人终于在惊悸中返回现实。梦境破灭后,人,不是随心所欲地轻飘飘地在梦幻中翱翔了,而是沉甸甸地躺在枕席之上。“古来万事东流水”,其中包含着诗人对人生的几多失意和深沉的感慨。此时此刻诗人感到最能抚慰心灵的是“且放白鹿青崖间,须行即骑访名山”。
徜徉山水的乐趣,才是最快意的,也就是在《春夜宴从弟桃花园序》中所说:“古人秉烛夜游,良有以也。”本来诗意到此似乎已尽,可是最后却愤愤然加添了两句“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一吐长安三年的郁闷之气。天外飞来之笔,点亮了全诗的主题:对于名山仙境的向往,是出之于对权贵的抗争,它唱出封建社会中多少怀才不遇的人的心声。在等级森严的封建社会中,多少人屈身权贵,多少人埋没无闻!唐朝比之其他朝代是比较开明的,较为重视人才,但也只是比较而言。人才在当时仍然摆脱不了“臣妾气态间”的屈辱地位。“折腰”一词出之于东晋的陶渊明,他由于不愿忍辱而赋“归去来”。李白虽然受帝王优宠,也不过是个词臣,在宫廷中所受到的屈辱,大约可以从这两句诗中得到一些消息。封建君主把自己称“天子”,君临天下,把自己升高到至高无上的地位,却抹煞了一切人的尊严。李白在这里所表示的决绝态度,是向封建统治者所投过去的一瞥蔑视。在封建社会,敢于这样想、敢于这样说的人并不多。李白说了,也做了,这是他异乎常人的伟大之处。
这首诗的内容丰富、曲折、奇谲、多变,它的形象辉煌流丽,缤纷多彩,构成了全诗的浪漫主义华赡情调。它的主观意图本来在于宣扬“古来万事东流水”这样颇有消极意味的思想,可是它的格调却是昂扬振奋的,潇洒出尘的,有一种不卑不屈的气概流贯其间,并无消沉之感。
《吴山图》是作者的朋友魏用晦离任吴县县令时,当地百姓送给他的一幅山水画。《吴山图记》即以这幅画为线索,先寥寥数笔概写吴县的风物名胜和湖光山色,然后自然而然地写出魏用晦在担任县令时与当地百姓结下的难以忘怀的深厚感情,并以北宋苏轼和韩琦的故事,揭示出“然后知贤者于其所至,不独使其人之不忍忘,而己亦不能自忘于其人也”,以此来称颂魏用晦对吴县的缱绻深情。作者不刻意雕饰文字而写得清新淡雅,着眼吴县山水画而寓意于山水画外,构思颇为新巧。
文章首先介绍了吴县诸多的崇山峻岭、吴王故宫、西子遗迹、名胜风景以及沉浸着七十二座山峰的广阔太湖,给读者展示了一派“海内之奇观”的吴县秀丽风光。作者在这里并非为写景而写景,而是为下文中颂扬“君于吴之山川,盖增重矣”作好铺垫。接下来记叙了魏用晦做了不到三年的吴县县令,因考绩优等,被召入朝做给事中,吴县百姓念其恩德想挽留他没有成功,便赠《吴山图》以作为纪念。作者在这儿记叙的是临别赠图而不是赠送其他贵重物品,这既表明了吴县百姓对其思德惠政的感谢,也表明了魏用晦为官清廉的品德。
第二段,归有光以极为感慨的口气,论述了县令对于百姓的重要。“令诚贤也,其地之山川草木,亦被其泽而有荣也;令诚不贤也,其地之山川草木,亦被其殃而有辱也。”县令如果贤明,那地方的山川草木也叨他的恩泽而享有荣耀;县令如果不贤明,那地方的山川草木也遭到他的祸殃而蒙受耻辱。这些议论是为了直接引出下一句“君于吴之山川,盖增重矣”。魏君之于吴县的山川,实在是为山河增添了光彩。这一句与文章开头写吴县秀丽山川、名胜古迹的文字相互照应,使议论和写景有机地配合在一起,将魏用晦治理吴县的功绩形象地表现出来。最后以“而君则亦既去矣,何复惓惓于此山哉?”结束此段,不仅写出了魏用晦对吴民的怀念之情,也起到了承上起下的作用。
末一段,归有光以苏轼称赞韩琦不忘情于黄州,并替黄州人将韩琦的《思黄州》诗刻在石碑上的故事,引出“贤者于其所至,不独使其人之不忍忘而已,亦不能自忘于其人也”的道理。并以魏用晦已离开吴县三年,仍时常拿出《吴山图》深情地叹息,来说明魏用晦为官贤明,不忘百姓的品德。文章最后紧扣主题,深深地感叹道:“噫!君之于吾吴有情如此,如之何而使吾民能忘之也!”使对魏用晦的颂扬之情达到高潮。文章写得婉转情深,意蕴悠远,笔墨更在山水之外,颇具情韵。
从这篇不长的散文中可以看出归有光把握此类文章的功力。他以县令和吴民相互思念之情作为文章之魂,以《吴山图》作为贯穿全篇的线索,无论是描写吴县秀丽山川、抒发感慨的议论,还是记叙古代贤人的故事,都离不开烘托魏用晦的贤明和政绩。文章以舒缓的语气叙说平平常常的事,却又紧扣着抒发深情这个中心,因而不使人觉得他颂扬好友牵强、琐屑。从文章中还可以看出归有光善于把生活小事引摄到“载道”的“古文”上来,以及善于以触景生情、见物思人等方式来抒发情致的为文特点。
韩愈《进学解》,旧说作于唐宪宗元和八年(813)。是年韩愈四十六岁,在长安任国子学博士,教授生徒。进学,意谓勉励生徒刻苦学习,求取进步。解,解说,分析。全文假托先生劝学、生徒质问、先生再予解答,故名《进学解》;实际上是感叹不遇、自抒愤懑之作。
文章分三段。第一段是国子先生勉励生徒的话。大意谓方今圣主贤臣,励精图治,注意选拔和造就人才。故诸生只须在“业”和“行”两方面刻苦努力,便不愁不被录用,无须担忧用人部门的不明不公。“业”指学业,读书、作文都属于“业”。“行”指为人行事,所谓“立言”即发表重要见解也属于“行”。韩愈认为这二者是主观修养的重要方面。例如他曾作《五箴》以儆戒自己。其中《游箴》感叹自己少年时学习的劲头和精力很足,而如今年岁大了,便不如少时了;痛心地说:“呜呼余乎!其无知乎!君子之弃,而小人之归乎?”可见他始终念念不忘学业之重。又《行箴》要求自己的言行合乎正义,认为这样做了,便虽死犹生。还说“思而斯得”,要求自己一言一行都须认真思考。可见《进学解》中关于“业”和“行”的教诲都不是泛泛之语,而确是韩愈所执著的立身处世之大端。
第二段是生徒对上述教诲提出质问。大意谓先生的“业”、“行”均很有成就,却遭际坎坷,则业精行成又有何用呢?先说先生为学非常勤勉,六经诸子无不熟读精研,叙事之文必记其要略,论说之文必究其深义,夜以继日,孜孜不倦;次说先生批判佛、老,力挽狂澜,大有功于儒道;再说先生博取先秦西汉诸家文字之长,写作古文已得心应手;最后说先生敢作敢为,通晓治道,为人处事,可谓有成。这四个方面,一、三相当于“业”,二、四相当于“行”。验之韩愈其他诗文,可知这里生徒所说实际上是韩愈的自我评价。以学而言,他曾说自己“究穷于经传史记百家之说”,“凡自唐虞以来,编简所存……奇辞奥旨,靡不通达”(《上兵部李侍郎书》),并能穷究奥妙,达于出神入化之境。以文而言,他以“文书自传道,不仗史笔垂”(《寄崔二十六立之》)自许,欲以古文明道,传世不朽。以捍卫儒道而言,他说道统久已不传,即使荀子、扬雄也还有小疵,隐然以上继孟子、振兴儒学自期(见《原道》等文)。以为人行事而言,他自称“矫矫亢亢,恶圆喜方,羞为奸欺,不忍害伤” (《送穷文》),即坚持原则,正直不苟;又颇自负其政治才干,青年时便说己潜究天下形势得失,欲进之于君相(见《答崔立之书》)。这些评价,虽有的受到后人讥评,如有人批评他儒道不纯,但大体说来,他在这几方面确实都相当有成绩。可是其遭遇并不顺遂。下文生徒所说“跋前踬后,动辄得咎”云云,就是概述其坎坷困窘之状。他青年时本以为功名唾手可得,然而经四次进士试方才及第,其后三次于吏部调试,都未能得官,只得走投靠方镇为幕僚的道路。至三十五岁时才被授以四门博士(其地位低于国子博士)之职。次年为监察御史,同年冬即贬为连州阳山(今属广东)县令。三年后始召回长安,任国子博士。当时宪宗新即位,讨平夏州、剑南藩镇叛乱,显示出中兴气象。可是韩愈并未能展其怀抱,却困于谗方诽谤,次年即不得不要求离开长安,到洛阳任东都的国子博士。其后曾任河南县令、尚书省职方员外郎之职,至元和七年四十五岁时又因事黜为国子博士。生徒所谓“三为博士,冗不见治”,即指一为四门博士、两为国子博士而言。冗,闲散之意。博士被视为闲官。不见治,不能表现其治政之才。“头童齿豁”,也是真实情况的写照。韩愈早衰,三十五岁时已自叹齿落发白,作《进学解》时更已发秃力羸,只剩下十来个牙齿在那里摇摇欲坠了。仕途失意和体力衰退,使他愤慨而悲哀。生徒的这一大段话,其实正是他“不平而鸣”,借以一吐其胸中块垒而已。
第三段是先生回答生徒的话。先以工匠、医师为喻,说明“宰相之方”在于用人能兼收并蓄,量才录用。次说孟轲、荀况乃圣人之徒,尚且不遇于世;则自己被投闲置散,也没有什么可抱怨。最后说若还不知止足,不自量力,岂不等于是要求宰相以小材充大用吗?这里说自己“学虽勤而不繇其统”云云,显然不是韩愈的由衷之言,实际上是反语泄愤。“动而得谤,名亦随之”,是说自己动辄遭受诽谤,而同时却名声益彰。这就更有讽刺意味了。这里所谓“名”,主要是指写作和传授“古文”的名声。其《五箴·知名箴》就说过,由于自己文章写得好,又好为人师(其实是宣传“古文”理论),因而招致怨恨。《答刘正夫书》也说:“愈不幸独有接后辈名,名之所存,谤之所归也。”据柳宗元《答韦中立论师道书》说,韩愈就是因“奋不顾流俗”,作《师说》,教后学,而遭受谤言,不得不匆匆忙忙离开长安的。至于说孟、荀不遇云云,看来是归之于运命,借以自慰;实际上也包含着对于古往今来此种不合理社会现象的愤慨。他看到不论是历史上还是现实生活中,总是“贤者少,不肖者多”,而贤者总是坎坷不遇,甚至无以自存,不贤者却“比肩青紫”,“志满气得”。他愤慨地问:“不知造物者意竟如何!”(均见《与崔群书》)这正是封建时代比较正直的知识分子常有的感慨。可贵的是韩愈并未因此而同流合污。他说:“小人君子,其心不同。唯乖于时,乃与天通。”(《送穷文》)决心坚持操守,宁可穷于当时,也要追求“百世不磨”的声名。
《进学解》表现了封建时代正直而有才华、有抱负的知识分子的苦闷,批判了不合理的社会现象,具有典型意义,故而传诵不绝。此外,第二段中谈古文写作一节,可供了解其古文理论和文学好尚,也值得注意。其所举取法对象止于西汉,那是因东汉以后文章骈偶成分渐多,与古文家崇尚散体的主张不合之故。所举除儒家经典外,尚有子书《庄子》、史书《史记》以及《楚辞》和司马相如、扬雄的赋、杂文等。这数家作品往往雄深宏伟,奇崛不凡,韩愈好尚正在于此。他曾称屈原、孟轲、司马迁、司马相如、扬雄为“古之豪杰之士”(《答崔立之书》)。这与古文运动前期某些论者片面地将“道”与文学的审美特性对立起来,以至鄙视屈原、宋玉以下作家是很不相同的。
《进学解》以问答形式抒发不遇之感,此种写法古已有之。西汉东方朔作《答客难》,扬雄仿之而作《解嘲》,其后继作者甚多。但《进学解》仍能给人以新鲜感。这与它善于出没变化有关。如第二段先大段铺写先生之能,浩瀚奔放;再以寥寥数语写其不遇之状,语气强烈。其间自然形成大幅度的转折,而全段总的气势是酣畅淋漓的。第三段则平和谦退,似乎火气消尽;而细味之下,又感到有辛酸、无奈、愤懑、嘲讽种种情绪包孕其中,其文气与第二段形成对比。又如通篇使人悲慨,使人深思,但有的地方又似有谐趣。如先生谆谆教诲,态度庄重,而生徒却以嬉笑对之;先生为说服生徒,不得不痛自贬抑,甚至自称盗窃陈编。这些地方见出先生实处于被动,而具有滑稽意味。总之,全文结构虽简单,但其内在的气势、意趣却多变化,耐咀嚼。它之所以使人感到新鲜,又与其语言的形象、新颖有关。如以“口不绝吟”、“手不停披”状先生之勤学,以“踵常途之促促,窥陈编以盗窃”形容其碌碌无为,以“爬罗剔抉,刮垢磨光”写选拔培育人才等等,不但化抽象为具体,而且其形象都自出机杼。至于“贪多务得”、“细大不捐”、“含英咀华”、“佶屈聱牙”、“同工异曲”、“动辄得咎”、“俱收并蓄”、“投闲置散”等词语,既富于独创性,又贴切凝练,今天都已成为常用成语。又如“业精于勤,荒于嬉;行成于思,毁于随”等,将丰富的人生体验提炼为短句,发人深思,有如格言。在一篇不长的文章中,此类具有独创性的语句却如此之多,实在使人不能不惊叹作者在文学语言方面的创造能力。此外,本文文体系沿袭扬雄《解嘲》,采押韵的赋体,又大量使用整齐排比的句式,读来声韵铿锵,琅琅上口,也增加了其艺术的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