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首伤春诗，实质上却在感伤时势，表现出作者爱国主义的思想感情。全篇雄浑沉郁，忧愤深广，跌宕起伏，深得杜诗同类题材的神韵。
首联“庙堂无策可平戎，坐使甘泉照夕烽”二句，上句是因，下句是果。采用借古喻今的手法，直叙国事的危急。上句“庙堂无策可平戎”，是说朝廷对于金兵的侵略不能也不敢抵抗，下句“坐使甘泉照夕烽”，是以汉代匈奴入侵，晚间烽火一直照到甘泉宫，来表示由于南宋统治集团的不抵抗，因此使得金兵长驱直入，从边境到达内地。这两句感叹朝廷无策抗金，直将矛头指向皇帝，此为首顿。
颔联“初怪”二句，承上直写南宋小朝廷狼狈逃奔的可悲行径，把“坐使甘泉照夕烽”具体化。对这种敌人步步进逼、朝廷节节败退的局面，诗人忧心如焚，春回大地，万象更新，而国势却如此危急，就更增加了诗人的伤感。这两句以“初怪”、“岂知”的语气，造成更强烈的惊叹效果，显得感情动荡，表达了局势出人意料之外的恶化，流露了诗人对高宗的失望之情，再次跌宕。
颈联“孤臣”二句，是借用李白和杜甫的名句，直接抒发感慨，扣着题目写“伤春”。“孤臣霜发三千丈，每岁烟花一万重。”上句写伤，下句写春，由“每岁烟花一万重”的春，引起“孤臣霜发三千丈”的伤。作者用“孤臣”自指，一是表示流落无依，二是表示失去了皇帝。诗人把“白发三千丈”与“烟花一万重”两句李白，杜甫的名句合为一联，对仗贴切、工整，表现了诗人伤时忧国的感情。杜甫有诗说：“天下兵虽满，春光日至浓”、“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锦江春色来天地，玉垒浮云变古今”。陈与义在别的诗中也说：“天翻地覆伤春色。”都是由春光烂漫与家国残破的对比之中，产生了莫大的忧伤。这也可以看出陈与义学习杜甫与江西诗派的不同之处。杜甫伤春，一方面说“花近高楼伤客心，万方多难此登临”，一方面说“北极朝廷终不改，西山寇盗莫相侵”，尽管为外族的入侵深深地忧虑，但还是相信国家终究是会恢复的。陈与义在这首《伤春》诗中，也从“万方多难”的现状中看到了希望。
尾联 “稍喜长沙向延阁，疲兵敢犯犬羊锋” 二句，落笔很有力量。诗人对向子諲是歌颂的，向子諲以疲惫、力弱的部队，敢于冒犯野兽一般的金国侵略军的锋锐之气，是具有爱国精神和牺牲精神的。诗人在这里显然是以在长沙的向子諲与在“庙堂”的当权派作对比，向子諲“疲兵敢犯犬羊锋”，而“庙堂”都是“无策可平戎”。所以对向子諲的歌颂，就包含了对“庙堂”当权派的批判。“疲兵敢犯犬羊锋”，不仅笔调苍凉悲壮，而且字里行间充满了对向子諲卫国精神的无限崇敬之情。“敢犯”二字，气势凌云。诗人用“稍喜”二字就表明了他的讥讽的意图。“稍喜”并不是说向子諲的抗金值不得大喜，而是说在“庙堂无策可平戎”的局面下，还有向子諲的“疲兵敢犯犬羊锋”，使人看到了—线希望，在忧伤之中带来了一点欣慰。
这首诗作也深刻地反映了南宋前期战乱动荡的社会现实。诗中一方面对南宋朝廷不采取抵抗政策，一味退却逃跑，表示出极大的不满，另一方面对向子諲等官兵纷起抗敌的爱国壮举，进行热情地讴歌。这种鲜明的主战态度，在当时是十分可贵的。这首《伤春》体现了陈与义南渡后的诗风开始转变，能卓然成家而自辟蹊径。宋代刘克庄《后村诗话》前集卷二，说陈与义“建炎以后，避地湖峤，行路万里，诗益奇壮。……以简洁扫繁缛，以雄浑代尖巧，第其品格，故当在诸家之上。”这些评语并非溢美之辞，而是符合南渡后陈与义的诗风特征的。“此诗真有杜忠”这是极有见地的。尽管诗人的爱国感情没有杜甫那样的深厚和强烈，但是在这首七律中显露出来的爱国情思，沉雄浑成的艺术风格，已经不是在形貌上与杜甫相似，而是在气味上逼近杜甫。
另外，整首诗雄浑沉郁、忧愤深广，也有“江西诗派”作品的影子，但又突破了江西诗风。
《孔子世家赞》开篇借用《诗经·车舝》里的两句诗，云：巍峨的高山可以仰望，宽广的大道可以行走。自己虽然不能到达那里，但心中对它却充满向往。——使人可望而不可即，这是太史公对孔子的总体评价。这种评价，很容易使人想起颜回、子贡等人对孔子的看法。颜回曾经感慨：“仰之弥高，钻之弥坚；瞻之在前，忽焉在后。”子贡则说：其他贤人仅如丘岭，而孔子则如日、月，世人无法逾越。夫子仿佛数仞宫墙，不得其门而入，则无以发现其内部的富丽和华美。非深知孔子，不能有此种决断。
赞语又云：“余读孔氏书，想见其为人。”对于司马迁来说，读孔子书即如面对孔子本人。读其谈坟羊、楛矢，可以见其渊博；读其意欲“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可以见其风雅；读其“以不义之富且贵为天边之浮云”，可以见其闲淡；读其“席不正，不坐”、“割不正，不食”，可以见其整饬赞语用一个“读”字、一个“想”字，传达出作者对孔子人格的深深憧憬。“读”乃是投入地读，“想”乃是深情地想。尽管从时间上说，司马迁与孔子相差几百年，但从精神上说，司马迁与孔子之间却似乎没有丝毫间隔。司马迁尝云：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自孔子卒，至今又五百岁矣。司马迁似乎认定要做孔子第二。他创作《史记》五十余万言，其本意正在于继承孔子之《春秋》赞语接下来说：“适鲁，观仲尼庙堂、车服、礼器，诸生以时习礼其家。余低回留之，不能去云。”仲尼虽逝，然其遗物依然，其遗教犹在司马迁面对这一切，恍若重逢故人，不忍离去。一“低回留之”，一“不能去云”，写出了作者眷眷的深情。
然而，生死是最最真实的问题，人鬼殊途是最最真实的分离。孔子那“太山坏乎，梁柱摧乎，哲人萎乎”的悲歌，早已成为司马迁深志不忘的绝响司马迁意识到：恰恰是一个人在后世影响的大小，增损着其生命本身的意义。天下君王、贤人众矣，他们生前的荣耀与其自身的生命一起完结；孔子身为平民百姓，可其思想学说在后世却一直广为流传，从天子王侯到其他所有研究六经的人，都以孔子的学说为准则。正是在这种意义上，司马迁给孔子无以复加的赞誉，即孔子“可谓至圣矣”。
赞语开篇以总评揭出自己对孔子的无限景仰；继而从遗书、遗物、遗教三个方面，极言自己对孔子的向往；结篇再以总评写自己对孔子的崇奉。前一总评，主要是立足于孔子与作者自身的比照，主要从作者自身的感情落笔，因此显得亲切；后一总评，主要是立足于孔子与天子、王侯以及后世儒家学者的比照，主要从孔子的历史影响着墨，因此显得得体。二者相互映衬，而各有韵味。另外，赞语第一层主要是描写，第二层主要是叙事，第三层主要是议论。但描写含情，叙事含情，议论亦含情。读之，觉字里行间，深情无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