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甫的这首长篇叙事诗共有一百四十句，它像是用诗歌体裁来写的陈情表，是他这位在职的左拾遗向肃宗皇帝汇报他探亲路上及到家以后的见闻感想。它的结构自然而精当，笔调朴实而深沉，充满忧国忧民的情思，怀抱中兴国家的希望，反映了当时的政治形势和社会现实，表达了人民的情绪和愿望。
全诗分五大段，按照“北作”，即从朝廷所在的凤翔到杜甫家人所在的鄜州的历程，依次叙述了蒙恩放归探亲、辞别朝廷登程时的忧虑情怀；归途所见景象和引起的感慨；到家后与妻子儿女团聚的悲喜交集情景；在家中关切国家形势和提出如何借用回纥兵力的建议；最后回顾了朝廷在安禄山叛乱后的可喜变化和表达了他对国家前途的信心、对肃宗中兴的期望。这首诗像上表的奏章一样，写明年月日，谨称“臣甫”，恪守臣节，忠悃陈情，先说离职的不安，次叙作途的观感，再述家室的情形，更论国策的得失，而归结到歌功颂德。这一结构合乎礼数，尽其谏职，顺理成章，而见美刺。读者不难看到，诗人采用这样的陈情表的构思，是出于他“奉儒守官”的思想修养和“别裁伪体”的创作要求，更凝聚着他与国家、人民休戚与共的深厚感情。
“乾坤含疮痍，忧虞何时毕！”痛心山河破碎，深忧民生涂炭，这是全诗反复咏叹的主题思想，也是诗人自我形象的主要特作。诗人深深懂得，当他在苍茫暮色中踏上归途时，国家正处危难，朝野都无闲暇，一个忠诚的谏官是不该离职的，与他的本心也是相违的。因而他忧虞不安，留恋恍惚。正由于满怀忧国忧民，他沿途穿过田野，翻越山冈，夜经战场，看见的是战争创伤和苦难现实，想到的是人生甘苦和身世浮沉，忧虑的是将帅失策和人民遭难。总之，满目疮痍，触处忧虞，遥望前途，作程艰难，他深切希望皇帝和朝廷了解这一切，汲取这教训。因此，回到家里，他虽然获得家室团聚的欢乐，却更体会到一个封建士大夫在战乱年代的辛酸苦涩，不能忘怀被叛军拘留长安的日子，而心里仍关切国家大事，考虑政策得失，急于为君拾遗。可见贯穿全诗的主题思想便是忧虑国家前途、人民生活，而体现出来的诗人形象主要是这样一位忠心耿耿、忧国忧民的封建士大夫。
“缅思桃源内，益叹身世拙。”诗人遥想桃源中人避乱世外，深叹自己身世遭遇艰难。这是全诗伴随着忧国忧民主题思想而交织起伏的个人感慨，也是诗人自我形象的重要特作。肃宗皇帝放他回家探亲，其实是厌弃他，冷落他。这是诗人心中有数的，但他无奈，有所怨望，而只能感慨。他痛心而苦涩地叙述、议论、描写这次皇恩放回的格外优遇：在国家危难、人民伤亡的时刻，他竟能有闲专程探亲，有兴观赏秋色，有幸全家团聚。这一切都违反他爱国的志节和爱民的情操，使他哭笑不得，尴尬难堪。因而在看到山间丛生的野果时，他不禁感慨天赐雨露相同，而果实苦甜各别；人生于世一样，而安危遭遇迥异；他自己却偏要选择艰难道路，自甘其苦。所以回到家中，诗人看到妻子儿女穷困的生活，饥瘦的身容，体会到老妻和爱子对他的体贴，天真幼女在父前的娇痴，回想到他自己舍家赴难以来的种种遭遇，不由得把一腔辛酸化为生聚的欣慰。这里，诗人的另一种处境和性格，一个艰难度日、爱怜家小的平民当家人的形象，便生动地显现出来。
“煌煌太宗业，树立甚宏达！”坚信大唐国家的基础坚实，期望唐肃宗能够中兴。这是贯穿全诗的思想信念和衷心愿望，也是诗人的政治立场和出发点。因此他虽然正视国家战乱、人民伤亡的苦难现实，虽然受到厌弃冷落的待遇，虽然一家老小过着饥寒的生活，但是他并不因此而灰心失望，更不逃避现实，而是坚持大义，顾全大局。他受到形势好转的鼓舞，积极考虑决策的得失，并且语重心长地回顾了事变以后的历史发展，强调指出事变使奸佞荡析，热情赞美忠臣除奸的功绩，表达了人民爱国的意愿，歌颂了唐太宗奠定的国家基业，从而表明了对唐肃宗中兴国家的殷切期望。由于阶级和时代的局限，诗人的社会理想不过是恢复唐太宗的业绩，对唐玄宗有所美化，对唐肃宗有所不言，然而应当承认，诗人的爱国主义思想情操是达到时代的高度、站在时代的前列的。
综上可见，这首长篇叙事诗，实则是政治抒情诗，是一位忠心耿耿、忧国忧民的封建士大夫履职的陈情，是一位艰难度日、爱怜家小的平民当家人忧生的感慨，是一位坚持大义、顾全大局的爱国志士仁人述怀的长歌。从艺术上说，它既要通过叙事来抒情达志，又要明确表达思想倾向，因而主要用赋的方法来写，是自然而恰当的。它也确像一篇陈情表，慷慨陈辞，长歌浩叹，然而谨严写实，指点有据。从开头到结尾，对所见所闻，一一道来，指事议论，即景抒情，充分发挥了赋的长处，具体表达了陈情表的内容。但是为了更形象地表达思想感情，也由于有的思想感情不宜直接道破，诗中又灵活地运用了各种比兴方法，即使叙事具有形象，意味深长，不致枯燥；又使语言精炼，结构紧密，避免行文拖沓。例如诗人登上山冈，描写了战士饮马的泉眼，鄜州郊野山水地形势态，以及那突如其来的“猛虎”、“苍崖”，含有感慨和寄托，读者自可意会。又如诗人用观察天象方式概括当时平叛形势，实际上也是一种比兴。天色好转，妖气消散，豁然开朗，是指叛军失败；而阴风飘来则暗示了诗人对回纥军的态度。诸如此类，倘使都用直陈，势必繁复而无诗味，那便和章表没有区别了。因而诗人采用以赋为主、有比有兴的方法，恰可适应于表现这首诗所包括的宏大的历史内容，也显示出诗人在诗歌艺术上的高度才能和浑熟技巧，足以得心应手、运用自如地用诗歌体裁来写出这样一篇“博大精深、沉郁顿挫”的陈情表。
风没有生命，本无雄雌之分，但王宫空气清新，贫民窟空气恶浊，这乃是事实。作者从听觉、视觉、嗅觉对风的感知不同，生动、形象、逼真地描述了“雄风”与“雌风”的截然不同，反映了帝王与贫民生活的天壤之别。前者骄奢淫逸，后者凄惨悲凉。寓讽刺于描述之中，意在言外。
帝王幽居深宫，生存环境优越，肆虐的狂风进了高城深宫，早已化为清凉治病的和风；而生活在穷巷贫窟的庶民生存环境恶劣，没有防护实施，狂风肆意侵凌，无奈的遭受着风的凄苦。正如文中指出“枳勾来巢，空穴来风，所托者然也，则风气也殊焉。”因为生存条件的不同，所以对风的感受也就不同，风带给帝王的是享受，带给贫民的是灾难。不管宋玉是插科打诨，逗帝王开心，还是暗藏讽谏，风带给不同条件的人的祸福感受是客观存在的。
文章从开头到“臣闻於师：枳句来巢，空穴来风。其所托者然，则风气殊焉。”为第一段。这段通过引起“雄风”和“雌风”论辩的背景，提出风气带给人不同感受的论点。
第二段论述了风的形成、起源以及由弱到强、由强衰弱直至进入深宫化为清风四处飘散吸取万物精华而后带给帝王享受的过程。肆虐的狂风在入城前飘散为清风乘越高墙入於深宫，摇动华叶，徘徊香木之间，寻取其幽香；临池采芙蓉芳香；出水掠蕙草浓香；劈开秦衡，摆动新夷掠取清香，景开荑杨收取嫩香，然后带着五香的新鲜徜徉中庭，北上玉宫，又通过层层帷幕进入深宫。这段描写颇为生动，像是描写一个殷情而又谨慎的君王侍臣，小心的调制着君王需求的和风。这里对风的描写暗喻了帝王贪欲的神圣特权，以及臣民伺候帝王的恭敬与虔诚。帝王得到的不像是自然的风，而是精心调制的服务。这风带给帝王的享受，好像是一付神药，这种轻松与愉悦像是病愈酒醒，耳聪目明，舒服至极，使得帝王不由的感叹“好痛快！”这就是帝王享受的雄风。这也是对帝王的生活侧面写照，揭示了帝王生活的奢求与贪欲。
第三段论述了庶人的风。突然起於闭塞的巷道中，扬起沙尘，像愤怒的冤魂恶鬼叫嚣着冲孔袭门。光这来势，就让人感觉这风对于贫民不怀好意的侵犯是何等的嚣张可怕啊！继而卷起沙粒，吹起死灰，搅起污秽肮脏的垃圾，扬起腐臭的气味，斜插进破瓮做的窗户，直冲茅庐。这阴风在贫窟里肆意妄为，使得贫民头昏胸闷，伤心劳神，疲软无力，继而发烧生病，吹到嘴上生口疮，吹到眼上害红眼病，进而嘴巴抽搐吮动，咿呀叫喊，说不出话来，得了中风病。这就是庶人的雌风。通过这段描写，我们可以深切感受的庶民生存环境的恶劣，以及庶民生存的艰难与痛苦。
通过帝王的雄风与贫民的雌风，我们深切感受到同在一片蓝天下的生命是如此的不平等。这不平等的根源不是自然灾害，而是人权的肆意践踏。因为生存环境的不同，造成雄风带来的是无与伦比的享受，而雌风带来的是欲哭无泪的灾殃。
唐宣宗大中初年，诗人由山西太原幕府掌书记，被贬为龙阳尉。自江北来江南，行于洞庭湖畔，触景生情，追慕先贤，感伤身世，而写下了《楚江怀古》五律三章，这是第一首。
这一首诗虽题“怀古”，却泛咏洞庭景致。诗人履楚江而临晚秋，时值晚唐，不免“发思古之幽情”，感伤自身不遇。首联先点明薄暮时分；颔联上句承接“暮”字，下句才点出人来，颈联就山水两方面写夜景，“夹”字犹见凝练；尾联才写出“怀古”的主旨，为后两首开题，而以悲愁作结。
全诗风格清丽婉约，感情细腻低徊。李元洛评曰：“在艺术上清超而不质实，深微而不粗放，词华淡远而不艳抹浓妆，含蓄蕴籍而不直露奔迸。”
据有关文献记载，1281年（元至元十八年）三月，姜彧作为河东山西提刑按察使，借视察水利的机会拜谒了晋祠（晋祠在山西太原西南悬瓮山麓，为周初唐叔虞的封地，其正殿之右有泉，为晋水发源处），曾作《浣溪沙》二首，写“目前之胜概”，后来词被刻成石碑立于晋祠内。此处所选为其中第二首。本词虽为游晋祠而作，但并没有正面描写晋祠本身，而是放眼于祠外的山水，极言山水风光之美，抒发作者为此而陶醉的美好感受。晋祠本身在词中虽未一字写及，但其令人向往之佳处已尽在词中了。
上片写山水的清秀。作品首先从山峰上的云岚写起，一个别出心裁的“滴”字，将山上云朵那鲜润洁净且不断飘浮的质感和动感极为形象地呈现了出来。作者的视线由远而近，接着描写拍岸的河水以及岸边的春草与沙滩。写草言其“香”，状沙称其“暖”与“净”，这些字眼同上句的“滴”字一样，不仅准确地写出了自然物象的特性，更表现出了作者欣喜、畅快的心境。寥寥十余字，已使一处远离尘嚣的山水胜境清晰地展示在了人们面前。至此，作者的欣喜之情也难再自禁，于是发出了“只疑误入武林溪”的由衷赞叹。武林，即今杭州。杭州山水佳称天下，其风光之秀丽是北方一般的地方难以相比的，而词中着一“疑”字，将眼前景色径与江南名胜并提，其秀美程度便也不言自明。
下片写林木的繁茂。作品着意选取了桃与柳这两种北方最常见的树木，描绘了一幅色彩绚丽、生机盎然的春景图。首句写桃，次句写柳。一鲜红，一碧绿。一蓬勃向上，一茁壮下垂。二者形色迥异而相映成趣，从而将一个充满着生命力的锦绣春天捧给了读者。其中“桃无烘日”的描写尤显得新颖别致：一片鲜红的桃林之上一轮红日冉冉升起，好像不是太阳自己在上升，而是由红艳艳的桃无将其烘托上去的，这是一种非常富于诗意的境界。如此胜境，让词人情愿老于是乡。词末“一尊心事百年期”所表达的即是这样一种心愿。无酒不成欢，面对这般美景，词人自然要开尊畅饮，这不免又勾起了他一直不能释怀的“心事”。他此次游晋祠是以朝臣视察政务的名义而来的，只能是个短暂的驻留，于是遗憾之感也由此悄然而生。所谓“心事”也就是词人尚无法实现的归隐田园寄身山林的心愿。词人将这心愿称为“百年期”，即终生的期待。词人要把眼前这绝佳的山水，作为自己人生的归宿。词人之所以有这样挚切的期盼，固然是因为这山水的美好，同时在他心目中更有一个相比衬的参照系，那就是俗世的喧嚣和官场的污浊。
小词短短六句，以写景为主，描摹物象鲜明生动，且极富层次感，同时善于融情于景而了无痕迹，虽也直写情语，然皆出于自然流露。其语言平易而简洁，风格清新而明快，颇有唐人绝句之意境。
这是一首怀古诗。诗的首联点出怀古之地；颔联用往昔的繁华，来突出今日的荒凉残败；颈联由写景物转入写人事；尾联发出诘问，批判晚明统治者不能吸取六朝兴亡的深刻教训，致使国破家亡、重蹈历史覆辙。全诗言筒意深，蕴含丰富，寓情于景，真切动人。
首联运用“工对”之“地名对”起，既点出怀古之地，又写出南京形胜：“牛首开天阙，龙冈抱地宫。”十个字对偶工稳精整，而景象又雄奇壮阔。一“开”一“抱”两个动词，用得也十分形象有力，极见炼字之功。两句诗把南京为帝王之都的山形地势，突兀地展现在读者面前，从而为下面进入怀古预先作了有力的铺垫。
“六朝春草里，万井落花中。”颔联两句运用当句对比手法，把往昔“六朝”、“万井”同今日“春草”、“落花”加以对照，从而用往昔之繁华，来突出今日之荒凉残败，以见人世沧桑巨变，语极沉郁。“春草”、“落花”，形容现在城市之衰败残破，好像现在整个南京到处都是杂草丛生，野花飘零。过去作为六朝古都的南京不胜繁华，而今日却残破不全，一种“过春风十里，尽麦青青”（《扬州慢·淮左名都》）的黍离之悲便油然而生。诗人写这种内心悲痛的感受，却又显得毫不粘滞，似乎是随意地把古之历史、当时城市人口情况，同现在的春草、落花并列在一起，而让对比鲜明的形象，自己来透露朝代兴废的瞬息万变。“六朝”、“万井”又有双重意义，暗中亦指南明，南明小朝廷亦建都南京。南京经清兵的掳掠烧杀后，已是满目疮痍，一派凋敝景象。十几年后，诗人到此，断垣残壁犹在，不禁悲慨万分，因而借用怀古之情以喻伤今之意。所以，这两句诗言虽少而意却多。
“访旧乌衣少，听歌玉树空。”颈联两句推进一步，由写景物转入写人事。乌衣巷是六朝繁华之象征，《玉树后庭花》曲是六朝亡国之象征。这里，乌衣用以代指南明时朝中之显贵，玉树则用以暗指南明福王朱由崧荒淫误国的丑行。福王朱由崧在清兵大军压境的情况下，不思进取，纵情声色，选优排戏，完全置国家社稷于不顾，最后落得国破身亡，“临去秋波泪数行”（孔尚任《桃花扇·余韵》）的下场。两句诗均有话外暗示之音：拜访旧时之显贵，现在人已无多；而过去笙歌迭唱的舞榭歌台，现已人去楼空，微微透露了南明小朝廷之覆亡。这一联中，诗人以“少”和“空”来概括“访旧”和“听歌”的结果，可见现在人事已非，用得十分准确贴切。尤其是“空”字，更显现出一种空虚渺茫之感。
古之六朝，今之南明，均遭到社稷倾覆、江山易主的惩罚，这使诗人不能不对这种历史悲剧疾首蹙额，怅恨不已，故诗人在尾联里，发出似乎不可理解的慨叹。“尽”字表示有亡国恨者不仅仅是六朝，也包含了南明。这两句既反映了诗人内心深沉的悲痛，也表现了作者对明王朝的眷恋之情。
历朝历代都不乏咏秣陵之作，但大都以历史的旁观者身份进行创作。有的是总结教训，指出险不足恃，如刘禹锡《金陵怀古》诗：“兴废由人事，山川空地形”；有的是叹息世事如梦，如韦庄《台城》诗：“江雨霏霏江草齐，六朝如梦鸟空啼。”此诗则不然。作为明室遗民，屈大均直接目睹和经历了改朝换代的历史变迁。这种天翻地覆的变化，对一位有爱国思想的诗人来说，是不堪忍受的。因此，诗人不是把自己作为历史的旁观者，而是以历史变迁中的受屈辱者的身份，写个人切肤之痛，故情真意切，感人良深。
此诗以写南京为帝王之都始，而以哀叹一个朝代接一个朝代的帝王覆亡终。其写法上最大的特点，是把写景、怀古和抒情融为一体，而于怀古之中又暗藏伤今之绪，亦怀古亦伤今。无论是写景、叙事、抒情，均寓有深层的意蕴，却又浑然无迹，藏而不露，使诗增添了无限的情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