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商隐(约813年-约858年),字义山,号玉溪(谿)生、樊南生,唐代著名诗人,祖籍河内(今河南省焦作市)沁阳,出生于郑州荥阳。他擅长诗歌写作,骈文文学价值也很高,是晚唐最出色的诗人之一,和杜牧合称“小李杜”,与温庭筠合称为“温李”,因诗文与同时期的段成式、温庭筠风格相近,且三人都在家族里排行第十六,故并称为“三十六体”。其诗构思新奇,风格秾丽,尤其是一些爱情诗和无题诗写得缠绵悱恻,优美动人,广为传诵。但部分诗歌过于隐晦迷离,难于索解,至有“诗家总爱西昆好,独恨无人作郑笺”之说。因处于牛李党争的夹缝之中,一生很不得志。死后葬于家乡沁阳(今河南焦作市沁阳与博爱县交界之处)。作品收录为《李义山诗集》。 ▶ 534篇诗文
这首诗的开篇,干脆利索,开门见山,一气呵成,将诗人内心愤懑苦恼的矛盾心理悉数展现在读者眼前。前八句直抒感慨,亦是对诗人前半生仕途的总结。少年气盛之时,不谙世事,尽力苦学只为求取功名利禄。行至途中,回首走过的仕途,却是那般苦不堪言。“强学”、“徒闻”、“苦无”、“闻徒言”、“累官”、“寡”、“恐遭”,这一连串如泻闸之水般喷涌而出的用词,无不流露出诗人的苦闷之情。在这开门见山的畅吐背后,不难想象出诗人仕途跋涉中的艰辛与烦恼,那苦不堪言的心情,身心俱碎的状态。然处在这样的仕途漩涡里,又是闻能奈何得了的。想要“遂性欢”,却又害怕遭来“负时累”。面对世俗纷繁的厌倦,对现实世界的进退维谷,矛盾交织的内心挣扎,低首徘徊的他,究竟又该何去何从。前八句一泻而下的倾诉,将诗人的内心世界展现得遗漏无疑,在读者面前勾画出一位茫然徘徊,为人生追求而苦闷的仕者形象。
诗的后八句,诗人笔锋一转,转而描绘出一幅清新高渺、晶莹剔透的画面,压抑沉重的氛围戛然而止,取而代之的是焕然一新的画面,清冬的远山,清晰可见,晶莹的雪花,将苍翠的山林覆盖,天地间一片白雪皑皑的景象,几许透亮,几许静穆。如此心旷神怡之境,将尘世的繁杂与诗人内心的苦闷化为乌有,这才是他真正渴望追求的境界。“皓然出东林,发我遗事意。”这是此番自然景象给诗人的启迪,亦是诗人内心最深的夙愿。末两句是劝诫堂弟之语,堂弟素来追求高雅之趣,早年极言追求“尘外”之意,却仍陷世俗之中,诗人想与堂弟携手共同隐退而居,却怎奈世俗纷扰,仍有故得延缓归期,然时光却转瞬即逝,匆匆而过。末句看似对堂弟的规劝,实则也是对自己进退两难境地的慨叹,忧谗畏祸的心情溢于言表。
此诗发言旷远,用笔委婉。前后部分的巧妙转折,是一个诗人心灵与自然对话的过程,自然的开阔之境将他从苦闷之际释放出来。
这篇文章作于作者辞官之初,叙述了他辞官归隐后的生活情趣和内心感受,表现了他对官场的认识以及对人生的思索,表达了他洁身自好、不同流合污的精神情操。作品通过描写具体的景物和活动,创造出一种宁静恬适、乐天自然的意境,寄托了他的生活理想。语言朴素,辞意畅达,匠心独运而又通脱自然,感情真挚,意境深远,有很强的感染力。结构安排严谨周密,散体序文重在叙述,韵文辞赋则全力抒情,二者各司其职,成“双美”之势。
辞前有序,是一篇优秀的小品文。从“余家贫”到“故便求之”这上半幅,略述自己因家贫而出仕的曲折经历。其中“亲故多劝余为长吏,脱然有怀”,及“彭泽去家百里,公田之利,足以为酒,故便求之”,写出过去出仕时一度真实有过的欣然向往,足见诗人天性之坦诚。从“及少日”到“乙巳岁十一月也”这后半幅,写出自己决意弃官归田的原因。“质性自然,非矫厉所得”,是弃官的根本原因。几经出仕,诗人深知为“口腹自役”而出仕,即是丧失自我,“深愧平生之志”。因此,“饥冻虽切”,也决不愿再“违己交病”。语言虽然和婉,意志却是坚如金石,义无反顾。至于因妹丧而“自免去职”,只是一表面原因。序是对前半生道路的省思。辞则是渊明在脱离官场之际,对新生活的想象和向往。
“归去来兮,田园将芜胡不归!”起二句无异对自己的当头棒喝,正表现人生之大彻大悟。在诗人的深层意识中,田园,是人类生命的根,自由生活的象征。田园将芜,意味着根的失落,自由的失落。归去来兮,是田园的召唤。也是诗人本性的召唤。“既自以心为形役,奚惆怅而独悲。”是说自己使心为身所驱役,既然自作自受,那又何必怅惘而独自悲戚呢。过去的让它过去就是了。诗人的人生态度是坚实的。“悟已往之不谏,知来者之可追。实迷途其未远,觉今是而昨非。”过去不可挽回,未来则可把握,出仕已错,归隐未晚。这一“悟”、一“知”、一“觉”,显示着诗人把握了自己,获得了新生。“舟遥遥以轻飏,风飘飘而吹衣。问征夫以前路,恨晨光之熹微。”此四句写诗人想像取道水陆,日夜兼程归去时的满心喜悦。舟之轻飏,风之吹衣,见得弃官之如释重负。晨光熹微,恨不见路,则见出还家之归心似箭。这是出了樊笼向自由的奔赴呵。连陆行问道于行人,那小事也真实可喜。
“乃瞻衡宇,载欣载奔。僮仆欢迎,稚子候门。”一望见家门,高兴得奔跑,四十一岁的诗人,仍是这样的天真。僮仆欢喜地相迎,那是因为诗人视之为“人子”而“善遇之”(萧统《陶渊明传》)。孩儿们迎候于门,那是因为爹爹从此与他们在一起。从这番隆重欢迎的安排中,已隐然可见诗人妻子之形象。“其妻翟氏亦能安勤苦,与其同志”(出处同上)。在欢呼雀跃的孩子们的背后,是她怡静喜悦的微笑。“三径就荒,松菊犹存。携幼入室,有酒盈樽。”望见隐居时常踏的小径已然荒凉,诗人心头乍然涌上了对误入仕途的悔意;只是那傲然于荒径中的松菊,又使诗人欣慰于自己本性的犹存。携幼入室,见得妻子理家抚幼,能干贤淑。那有酒盈樽,分明是妻子之一片温情。多么温馨的家庭,这是归隐的保证。“引壶觞以自酌,眄庭柯以怡颜。倚南窗以寄傲,审容膝之易安。”饮酒开怀,陋室易安,写出诗人之知足长乐。斜视庭柯,傲倚南窗,则写诗人之孤介傲岸。
“园日涉以成趣,门虽设而常关。策扶老以流憩,时矫首而遐观。”诗人的心灵与生活,已与世俗隔绝,而向自然开放。日日园中散步,其乐无穷。拄杖或游或息,时时昂首远望,也只有高天阔地的大自然,才容得下诗人的傲岸呵。“云无心以出岫,鸟倦飞而知还。景翳翳以将入,抚孤松而盘桓。”此四句之描写,显然寄托深远。宋叶梦得《避暑录话》评上二句:“此陶渊明出处大节。非胸中实有此境,不能为此言也。”云“无心”而“出”,鸟“倦飞”“知还”,确乎喻说了诗人由出仕而归隐的心路历程。清陶澍集注《靖节先生集》评下二句:“闵晋祚之将终,深知时不可为,思以岩栖谷隐,置身理乱之外,庶得全其后凋之节也。”日光暗淡,日将西沉,是否哀悯晋祚,姑且不论,流连孤松则显然象征诗人的耿介之志。本辞中言“松菊”,言“庭柯”,言“孤松”,一篇之中,三致意矣。“归去来兮,请息交以绝游。世与我而相违,复驾言兮焉求。”诗人与世俗既格格不入,还出游往求什么呢。“悦亲戚之情话,乐琴书以消忧。农人告余以春及,将有事于西畴。”亲人之情话,农人谈庄稼,是多么悦耳,多么真实。什么“应束带见”官的讨厌话,再也听不见啦。除了琴书可乐,大自然本来也是一部读不尽的奇书,何况正逢上充满希望的春天。“或命巾车,或棹孤舟。既窈窕以寻壑,亦崎岖而经丘。”
驾车乘舟,深入山水,山道深幽,山路崎岖,皆使人兴致盎然。“木欣欣以向荣,泉涓涓而始流。善万物之得时,感吾生之行休。”大自然充满了生机、韵律,令人欢欣鼓舞,亦令人低徊感慨。万物畅育,正当青春,而自己呢,已近老年。“已矣乎,寓形宇内复几时。曷不委心任去留,胡为乎遑遑兮欲何之。”省察生命之有限,愈觉自由之可贵。生年无多,何不顺从心愿而行,又何须汲汲外求?“富贵非吾愿,帝乡不可期。”帝乡即仙乡,指道教所说神仙世界,其实亦可兼指佛教所说西方净土。富贵功名非我心愿,彼岸世界也不可信。由此即可透视渊明的人生哲学。他既否定了世俗政治社会,亦摒弃了宗教彼岸世界。在士风热衷官职、同时佛老盛行的东晋时代,其境界不可谓不高明。他的人生态度是认真的、现世的。他要在自己的生活中,求得人生之意义,实现人生之价值。“怀良辰以孤往,或植杖而耘耔。登东皋以舒啸,临清流而赋诗。”此四句是诗人理想人生的集中描写。天好则出游,农忙则耕种,登高则长啸,临水则赋诗。劳动、自然、人文,构成诗人充实的全幅生命。“聊乘化以归尽,乐夫天命复奚疑。”结二句是诗人人生哲学的高度概括。《周易·系辞》云:“乐天知命故不忧。”化、天命,皆指自然之道。让自己的生命始终顺应自然之道,即实现了人生的意义,此足可快乐,此即为快乐,还有何疑虑呢!这是超越的境界,同时又是足踏实地的。
《归去来兮辞》是辞体抒情诗。辞体源头是《楚辞》,尤其是《离骚》。《楚辞》的境界,是热心用世的悲剧境界。《归去来兮辞》的境界,则是隐退避世的超越境界。中国传统士人受到儒家思想教育,以积极用世为人生理想。在政治极端黑暗的历史时代,士人理想无从实现,甚至生命亦无保障,这时,弃仕归隐就有了其真实意义。其意义是拒绝与黑暗势力合作,提起独立自由之精神。陶渊明,是以诗歌将这种归隐意识作了真实、深刻、全面表达的第一人。《归去来兮辞》在辞史和文学史上的重要意义,即在于此。
在两宋时代,《归去来兮辞》被人们所再发现、再认识。欧阳修说:“晋无文章,唯陶渊明《归去来辞》而已。”宋庠说:“陶公《归来》是南北文章之绝唱。”评量了此辞在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李格非说:“《归去来辞》,沛然如肺腑中流出,殊不见有斧凿痕。”朱熹说:“其词意夷旷萧散,虽托楚声,而无尤怨切蹙之病。”(上引文见陶澍集注本)则指出了此辞真实、自然、冲和的风格特色。宋人这些评论,是符合实际的。(邓小军)
读《归去来兮辞》,并不能给人一种轻松感,因为在诗人看似逍遥的背后是一种忧愁和无奈。陶渊明本质上不是一个只喜欢游山玩水而不关心时事的纯隐士,虽然他说“性本爱丘山”,但他的骨子里是想有益于社会的。鲁迅先生在谈到陶渊明时说:“就是诗,除论客所佩服的‘悠然见南山’之外,也还有‘精卫衔微木,将以填沧海,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之类的‘金刚怒目’式,在证明着他并非整天整夜的飘飘然。”(《题未定草》)透过“请息交以绝游”、“世与我而相违”这些愤激之语,我们感到了沉重。
《归去来兮辞》的写景是实写还是虚写?钱钟书先生说:“《序》称《辞》作于十一月,尚在仲冬;倘为追述、直录,岂有‘木欣欣以向荣’,‘善万物之得时’等物色?亦岂有‘农人告余以春及,将有事于西畴’、‘或植杖而耘耔’等人事?其为未归前之想象,不言而可喻矣。”(参见钱钟书《管锥编》1225~1226,中华书局,1979)如此说来,本文第一大写作特色就是想象。作者写的不是眼前之景,而是想象之景,心中之景。那么,写心中之景与眼前之景有什么不同吗?眼前之景,为目之所见,先有其景后有其文,文景相符,重在写真;心中之景,为创造之景,随心之所好,随情之所至,心到景到,未必有其景,有其景则未必符其实,抒情表意而已。
本文语言十分精美。诗句以六字句为主,间以三字句、四字句、七字句和八字句,朗朗上口,韵律悠扬。句中衬以“之”、“以”、“而”等字,舒缓雅致。有时用叠音词,音乐感很强。如“舟遥遥以轻飏,风飘飘而吹衣”、“木欣欣以向荣,泉涓涓而始流”。多用对偶句,或正对,或反对,都恰到好处。描写和抒情、议论相结合,时而写景,时而抒情,时而议论,有景,有情,有理,有趣。
语文人生 ·最后说明一点,就是陶渊明虽然归隐田园,且不论他这种做法是积极还是消极,但他毕竟不同于劳动人民。他写《归园田居》也罢,写《归去来兮辞》也罢,实际上是那个时代的一种现象,归隐田园的也并非他一人。然而他的归隐造就了一个文学家,形成了一种文学风格,在中国文学史上熠熠生辉,光照千秋。欧阳修说:“晋无文章,惟陶渊明《归去来兮辞》一篇而已。”此话虽过,但可以见出它在文学史中的地位。
南宋丞相文天祥抗元失败被杀后八年,即元世祖至元二十七年(1290年),谢翱与其友人登西台祭之,并作此文以记其事。文章以唐代忠烈之臣颜真卿隐喻文天祥,以张巡、颜杲卿在安史之乱中奋力守卫睢阳常山城陷而惨遭杀害隐喻文天祥的英勇就义,通过对文天祥殉国的祭奠哭悼,展现了文天祥义无反顾的爱国之志,表达了作者对民族英雄殉难的悲恸之情。全文寄意幽深,托辞婉曲,为避元朝统治者的文网,用语多隐蔽,但悲哀沉痛、泣血吞声之情,不能自掩。
这是一篇缅怀抗元英雄、高扬民族正气的记叙性散文。文章是文天祥就义多年之后所写,作者情感因长期积淀,历久弥深;加之在元人的高压统治之下,有许多话不敢明言,内心极度压抑,一旦形诸文字,愈觉悲壮动人。在文中,作者通过不同时间、不同地点的“三哭”,来展示这种情感:始哭于姑苏夫差之台,是因为文天祥曾在苏州开府执事,他的临难死节,也在始哭的这一年;继哭于会稽越王之台,因为当年文天祥奉命使元,经过越王台,曾为勾践兴越灭吴事迹而赋诗述志;又哭于子陵之台,表明文天祥对严子陵这位古人高风亮节的无比景仰之情。
谢翱的拜祭是对殉国英雄的哭悼,而且是在元人统治下的元朝哭悼一个反元的宋国将士,这既需要一定的勇气,而且还冒着杀头的危险。哭殉国英雄, 其实质是在哭已亡的故国。所以,谢翱的哭悼,自有他的为时为地为环境所限的特色。谢翱的恸哭基本上是无法出声,是尽量避免让外人听到,是自己的心灵在独自泣血。元朝建立后,统治大网铺天盖地,统治者对民众防范甚严,以防故国人民起反抗之心。就在谢翱在西台对文天祥进行哭悼时,“适有逻舟之过也”,可见形势之险恶。险象环生的环境决定了文章行文上的扑朔迷离,出语时的欲说还休。被奠者为谁,并不明示,而托名为唐宰相鲁国公颜真卿,通篇以无特指的“公”指代,绝不提文天祥的名字;同往西台者为谁,也不明示,而只是以甲、乙、丙代替。愈是扑朔迷离,愈能表现出情感的深切绵长。所以,谢翱的拜祭基本上是对形式竭尽完备之能事,而且对整个拜祭过程述说得极为细致,如哭悼分祭前、祭中、祭后三个层次,祭前又可分邀约和探路两个小层次。
“先是一日”,即与友人邀约,不是暂时凑和,以表悼祭专诚;当天在风雨凄厉中先行探路,以备不测,在“毁垣枯甃,如入墟墓”中确证无元兵出入,“还,与榜人治祭具”,一个“还”字充分体现了拜祭者的心机缜密细致。然后进入正式的哭祭过程的描写,文词简略而又情浓意切。号恸再三, 跪拜有二,极备祭礼之程序。念及故人,念及自己,念及故国,“眷焉若失”、“泣拜不止”, 感情达到了悲怆的地步。而此时,就感到“有云从南方来”,仿佛阴云有意,万物同悼,越发让人感觉到情之深、意之浓。而“以竹如意击石”,作“楚歌”招魂,则是悲怆到了欲绝的地步。竹石都碎了,殉国英雄也玉石俱焚,现实让人无可奈何,绝望到了无所希望。“榜人”的惊问和“移榜中流”的建议,构现出险象环生的环境。两次风雪描述,渲染了氛围,景中传情,表现了作者凄冷的悲心。薄暮舟中赋诗,夜复赋诗,又凡两次,则以诗情添浓了文情。奠后四人相别交代一笔不苟,但“与丙独归”,具体归处,又显得吞吐迷茫。行文之迷茫则折射出时局之险恶。“甲”渡江疑有神助的感觉是心灵的幻觉,反转来透现出哭悼之情的精诚深挚。别后的“甲”书引起作者的悲慨:“呜呼!阮步兵死,空山无哭声且千年矣。”这次西台恸哭正是承响于阮籍。阮籍于晋代魏的险局中,佯狂烂饮,“时率意独驾,不由径路,车迹所穷,辄恸哭而反”,迷狂的行为方式包含着悲恸深沉的意识。谢翱正是引阮籍为同调,于千载之前找到自己的知音,表达了一腔愤激情绪。对于“神之助”,作者居于可信可疑之问,但视“兹游亦良伟”,因为这次哭奠祭悼的是民族英灵,作者及其友人又情尽意满地表达了自己的感受。作者试图摹仿司马迁著《季汉月表》,撰《季宋月表》,以示宋亡,正统已绝,再次表现了他强烈的民族立场。尽管血沃中原,腥风四起中,“今人不有知余心”,怀着深深的寂寞感,但放眼未来,“后之人必有知余者”,情绪复归于坚定昂扬。作者对未来仍充满期待。
对文天祥铭心刻骨的悼念和对元统治血腥专制环境的怵惕,这一对巨大矛盾,规定了这篇文章艺术上独特的表现形式,欲言又止,欲吐还休,隐晦曲折。这种“春秋笔法”更有助于表现作者悲恸情绪和民族精神。承题旨之“哭”,数反其言,使人悲不自胜。托名汉唐,隐姓匿名,不书元之年号,唯以甲子称之,等等,都表现了作者的难言隐衷和决不臣服元朝的鲜明立场。行文风格堪称沉郁顿挫,一字三叹,痛泪激溅满纸,铁钩银勒,成就了这篇声泪交并的泣血之作。
这首诗虽称“题农父庐舍”,所写内容却与农舍无关而是反映了农家春耕时节忙碌的生活。春风吹绿了湖边的山野,田家也开始了春耕,平整土地,喂养耕牛,整日不得闲暇。而诗中田家实际上是归耕的隐士,春耕之余闭门谢客,体现了一种隐逸情怀。通篇语言清新自然。
起句看似平易,实具巧思。“东风何时至?已绿湖上山”,以平易质朴,明白如话的诗句,表现在不知不觉之间,春风悄然而至,带给漫山遍野一片春色盎然的景象。诗句如口头语、家常话,却写出了物候特点和人们的普遍感觉,诗意盎然。特别是一个“绿”字,似漫不经心,信手拈来,实见出作者驾轻就熟的“炼字”功夫。王安石《泊船瓜洲》中的名句“春风又绿江南岸”大概就是受此启发。
紧接下来的四句是写农家春忙。“湖上青既早,田家日不闲”是概括地写。“沟塍流水处,耒耜平芜间”是具体地写。湖色青青,农人们在田间躬耕不辍。这两句字面上虽没写人,但实际上正是写人,写的是农人正在田间渠边劳作的景象。这是一对联语,对仗工整。
结尾两句是写农人结束了一天的劳动,收工回家休息。饭牛就是喂牛。关即门闩,闭关就是闭门。傍晚时分,农人们给勤劳,一天的耕牛喂饮后,关上柴门回到家中休息。结句“归来还闭关”,一方面是写农人劳累了一天,第二天还要早起出工,需要及早休息,这从一个侧面含蓄地写出了春忙;另一方面也表现出了农人们无事不相往来、互不相扰、闭关自守的心理状态。整首诗生动地展示了在社会安定时期,农民“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宁静生活。
从诗题和诗的内容看,诗人是以一个旁观者的欣赏态度来赞美农家生活的。他对农民生活作了诗化、美化、理想化,可以说这是一曲“田园牧歌”。从这首诗的情调,读者也可隐约看出诗人与世无争的向往一种宁静闲适的生活的心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