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48古诗词

　　诗从“今日乐上乐”写起，先点出今日之乐不同寻常，乃乐上之乐。第二句“相从步云衢”写求乐的地点。相从，谓互相伴随，见得不是一人。步云衢，即踏上登天大路。以下即展开对天上宴会场面的描写，把“乐上乐”的情景具体化。先写酒席：美酒是天公出的，鲤鱼是河伯出的，东方青龙七星来铺排筵席，西方白虎七星来把壶斟酒。天公是天上的主宰者，他也对宴席有奉献，可见宴上的“我们”地位之高。次写歌舞：工于鼓瑟的南斗星，长于吹笙竽的北斗星，都前来表演他们的拿手好戏；耳垂明月珰的嫦娥前来献舞，身穿彩衣的织女奉上了美石与佩玉；这时苍霞和清风也放开美妙的歌喉，唱起齐地、吴地的歌曲助兴。这情景，真令人眼花缭乱，耳不暇听。在这里，既没有对神仙神物的神秘感和恐惧感，也没有羡慕和乞求，相反，倒是一切皆服务于“我们”，“我们”是宴会的主人。最后两句是宴会结束，当“我们”登车而去时，流星前来驾车，正在下滴的露珠便成了车盖的帷幕。可以想见，“我们”是多么快意，“我们”是多么自豪，只有“我们”，才是顶天立地的一群，俨然如天地间的主宰。

　　这首诗写的是天上宴乐，但仔细一玩味，诗中所涉及的一切，不管是酒、鱼、席、壶，还是明珰瑛琚、东讴西歈，无一不是人间的、不是人间的人们特别是富有者们所享受的。所以这场盛宴，不过是人间盛宴的折射。汉乐府中某些作品的首尾往往有“今日乐相乐，延年万岁期”这样的套语，不一定与内容相关，因为这类诗都是用来在宴会上娱人的，为了取悦宴会的主人们，便加上这样祝颂性的诗句。这首诗亦是如此。所以，它实际上体现了人间享乐者们的欲求，他们并不满足于人间的口耳之福，还要上天堂享乐，并让天上的神仙也为自己服务；主宰天上的世界，无所拘限地扩大自己的作用和影响。这首诗歌颂了这些享乐者，所以其思想性并不足取。但从另一角度看，由于诗写得恢宏恣肆，显得很有气势，意态不凡，因而在客观上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汉代社会国力强盛时期人们的一种昂扬而又自信的心态和气度，具有一定的社会认识价值。

　　此诗写法上的主要特点是以赋的笔法，借助天文学的知识，发挥想象，尽情铺张，同时又层次井然，纷繁而不乱。其次，诗歌运用拟人手法，把神话中人物和天上星宿都“驱遣”到酒席宴会上来，让它们各司其职，并都切合其特点，“个性”鲜明，“面目”可见。这些都非富于想象、善于想象者不能为之。诗中除开头二句外，其他皆为对偶句，共六组十二句，连连排比，使赋法的优势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在这些对偶句中，又善用互文，上下句各举一边，合则互相补充，既语言简炼，又文意丰厚。

伪作论据
　　（一）良史陈寿修《三国志》，编《诸葛亮集》，在材料的取舍上是经过审慎斟酌的，但其均未收录此表
　　（二）此表气绥调低，与《前出师表》辞气迥异，非出自一人之手，盖诸葛亮侄儿东吴大将军诸葛恪伪作，目的在于以”此表为他的伐魏主张制造有力的旁证“，因为诸葛恪在《论征魏》一文中曾说：”每览荆邯说公孙述以进取之图，近见家叔父表陈与贼争竞之计，未尝不喟然叹息也"。而“陈与贼争竞之计”的只能是《后出师表》。（或说是张俨伪作）。
　　（三）表中所列史实有误。《赵云传》载云卒于建兴七年，而六年十一月的《后表》却说云已死。

肯定观点
　　（一） 陈寿《亮集》未载此表，不足为伪作之证。
　　陈氏修史编集对史料取舍，确实是经过审慎斟酌的，但却不是完备详尽的。将《亮传》与《武帝纪》相较，前者显然简略的多，诸如伐吴、南征、八阵、渭南之战等理应明确详述的内容，他都一笔带过，或未作记载。
　　又陈寿编《亮集》，主要依据司马氏从成都接收运回洛阳的蜀汉政府档案，这个档案经公元264年钟会成都兵变后已不完整。又考裴注所引诸葛亮“言教书奏”，有一部分明确谓“《亮集》载“；而有一部分非出自《亮集》，如《绝盟好议》出自《汉晋春秋》，《与陆逊书》出自《江表传》等；还有一部分未注明出处，如《公文上尚书》《与李丰教》等。这些都说明陈寿所编《亮集》并不完备。《后表》或因重在分析形势，关乎军情机密，不宜公开宣示，故流传不广；或因成都之乱散失，陈寿未见到。
　　裴松之就是针对《三国志》这种“失在于略，时有脱漏”的情况注补之，且对本文及注引材料每每刻意惩妄论辩，但对《汉晋春秋》所载《后表》只存录而并无疑义，看来裴氏相信这是诸葛亮所作。
　　（二） 所谓前、后表词气迥异、风格不同字观点也是不能令人信服的。
　　《后表》所谓“才弱敌强”，既是诸葛亮转述当初刘备的看法，也是他把蜀汉的总体人才质量、军事力量跟曹操及其庞大的人才群和军事力量作对比后实事求是的结论，它与《前表》中的“今天下三分，益州疲弊，此诚危急存亡之秋也”语义类似。
　　《后表》所谓“夫难平者，事也”，“至于成败利钝，非臣之明所能逆睹也”等语，是在首次北伐失利后，针对议者非料度“必胜”绝不出兵的观点而讲，是就即将二次北伐的战役而言，并不是对兴复汉室、统一全国的长远目标丧失信心，诸葛亮所列举的曹、刘集团成败浮沉的曲折历史完全证明诸葛亮“凡事如是，难可逆见”乃清醒客观之言。所以《后表》并无“志衰气丧”的情调。
　　再看二表的用辞风格也基本一致：《前表》所谓“今南方已定，兵甲已足，当奖率三军，北定中原”，说的是当前的任务，与《后表》“今贼适疲於西，又务於东，兵法乘劳，此进趋之时也”辞义仿佛，所谓“庶竭驽钝，攘除奸凶”，说的是自己的职责和决心，与《后表》“鞠躬尽力，死而后已”之心志一脉相承；所谓“兴复汉室，还于旧都”，指长远的目标，非认为一举大胜，它与《后表》并不矛盾。
　　《后表》与《前表》及诸葛亮其他文章，都有如下共同的特点：讲究对仗排比、有汉赋骈偶特色；音节铿锵，纵横捭阖，回转层叠，说理透彻；感情真挚，语言酣畅平易。所不同的只是，《前表》偏重叙事抒情，《后表》专注于论述批驳，互为补充映照，合之为一完璧，故当出自一人之手。
　　（三） 诸葛恪不可能伪作。
　　建兴六年冬诸葛亮二次伐魏前曾向其兄吴公安督诸葛瑾致书通报军情，言“与贼争竞之计”的《后表》应是此时传送到诸葛瑾手中，而后其子诸葛恪看到，再有吴大鸿胪张俨撰《默记》时收录。
　　假使诸葛恪伪作，他当会大赞叔父，贬抑曹魏，决不会造“难可逆见”一类有余之辞；假使他做伪作的目的是为自己伐魏的乐观主张做“旁证”，则会转引其辞以说服他人，然诸葛恪“见家叔父表”，只是“喟然叹息”而已；诸葛恪“见家叔父表”，在公元253年，时蜀汉尚在，两国使者频往，知情者均在；又诸葛恪作为吴臣，安肯曰“孙策做大，遂并江东乎？”所以，诸葛恪伪作叔父表章是不可能的。而如系张俨伪作，起码首先骗不了诸葛恪这位知情者。
　　至于张俨将《后表》收入《默记》，一则因为俨是主战派（由裴注引《默记·述佐篇》）可见，二则因为《后表》与《默记·述佐篇》体例相符。张俨曰：“余观彼治国之体，当时既肃整，遗教在后，及其辞意恳切，陈进取之图，忠谋謇謇，义形於主。”显然，其“陈进取之图”的，主要当指《后表》，他之所以主战并对诸葛亮屡以弱攻强的进取方针予以肯定，受《后表》的感染当是一个重要原因。
　　（四） 关于赵云死亡时间，可能是《三国志》有误。今但知建兴六年夏初赵云箕谷失利退回褒谷道，其秋子赤崖屯田，其后活动一概不见史载，即使建兴七年春取武都、阴平二郡之重大战事亦不见有赵云出现。由此窥测，赵云有可能卒于建兴六年冬诸葛亮上《后表》前，灵柩运回大邑县（蜀汉蜀郡江原县境）安葬时至七年春，陈寿或有可能因此误记卒年。

　　刘蕡是一个勇于直言，刚正不阿，绝不趋炎附势的忠良，他写得一手好文章，并且很有政治主张。在中唐大和二年（公元828年）的一次科举考试中，刘蕡秉笔直书，痛斥宦官专权，建议皇帝诛杀干涉朝政的宦官。考官虽然赞善刘蕡的才华，但是迫于宦官集团的权势，不敢录用他。所以刘蕡一生怀才不遇。官职只做到了秘书郎，最后还是被宦官诬陷，惨遭贬谪，客死异乡。

　　毛泽东在读到《新唐书·刘蕡传》时，很赞赏刘蕡犀利俊逸的文风，旁批“起特奇”。因此，毛泽东在这首诗中赞扬刘蕡主张正义，敢于向黑暗势力挑战的斗争精神，抨击宦官专权的黑暗统治。

　　“千载长天起大云”，首句劈空而来，是起兴。因为起得突兀，也可以说是“起特奇”。古谚云：“云从龙，风从虎。”这一句的关键词是“起大云”，有点刘邦《大风歌》首句“大风起兮云飞扬”的意思，是写天人感应。“大风起兮云飞扬”，是对“威加海内兮归故乡”的感应。“千载长天起大云”，则是对“万马齐喑叫一声”的感应——这首诗首尾呼应，是一气贯注的。联想到1958年4月，毛泽东在广州写的《介绍一个合作社》一文中引用了龚自珍《己亥杂诗》中的一首诗，那首诗的开头两句是“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那么，“千载长天起大云”还有一重意思，就是出现了风雷、出现了生气，沉闷的空气被打破了。出现风雷、出现生气，又是因为出现了一个人！

　　“中唐俊伟有刘蕡”，次句对上句为承接。然而，如果把这两句掉个个儿读呢——“中唐俊伟有刘蕡，千载长天起大云”，前因后果，是不是更顺呢？顺则顺矣，却平了许多，觉得没劲。用书面语说，就是缺乏艺术张力。可见诗句的倒装有时是必须的。

　　全诗的一二句气势磅礴，力度恢弘，盛赞中国历史长河中有诸多像刘蕡这样的“大云”，豪杰、斗士形象高大，令人敬仰和佩服。

　　“孤鸿铩羽悲鸣镝”，第三句是一转。刘蕡的遭遇是一个悲剧。按鲁迅的定义，悲剧是把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据唐人笔记记载：“刘蕡，杨嗣复门生也。对策以直言忤时，中官尤所妒忌。中尉仇士良谓嗣复曰：‘奈何以国家科第放此风（疯）汉耶？’嗣复惧而答曰：‘嗣复昔与刘蕡及第时，犹未风耳。’”（佚名《玉泉子》）又据史传记载，刘蕡应贤良方正直言极谏科考，对策呈上后，三位考官叹服嗟叹，以为汉之晁（错）、董（仲舒）无以过也。当年登科者共二十二人，因为宦官当道，考官叹服归叹服，却不敢录取刘蕡。从这两件事，可以想见当时朝官对宦官怕成什么样子。用“万马齐喑”来形容当时的政治局面，真不为过。总之，诗中用“孤鸿”来形容刘蕡孤立无援的处境，是恰当的；用“铩羽”来形容他的结局，是形象的；用“鸣镝”来象征宦官对刘蕡迫害的凶残，是生动的。

　　“万马齐喑叫一声”，末句回应首句，是合。悲剧美往往能提升到崇高美，崇高体现在何处呢？质言之，就是它表现了人的自尊意识——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宁为玉碎，不愿瓦全。这一句就表达了类似的抗争精神。三四两句的关系，仍有逆折的关系。如倒过来，作“万马齐喑叫一声，孤鸿铩羽悲鸣镝”，且不管韵字的平仄，虽然更觉可悲，悲剧美反而消失了。因为七绝的末句，乃是诗人的强调所在。强调“万马齐喑叫一声”（“叫一声”喻指刘蕡冒死攻讦宦官），突出人的抗争精神，才能彰显悲剧美，彰显崇高美。“一声”，与“万马齐喑”在量上形成极大反差。然而，正是这种反差，才凸显了那“一声”的可贵——因为它打破了沉寂，因为它叫出了生气。《史记·商君列传》云“千人之诺诺，不如一士之谔谔”（谔谔，直言争辩的样子），就是这个道理。通过以上分析，可见这首诗在艺术上之富于张力，逆折的手法起了不小的作用。

　　全诗的三四句描述了刘蕡在封建统治的环境中不可避免的悲剧命运，对刘蕡的深切同情和对宦官的切齿痛恨，对刘蕡在“万马齐喑”的沉闷境遇里敢于挺身而出，孤军奋战，大叫一声痛斥宦官的专横，表示由衷的敬慕和赞赏。“万马齐喑”借用清朝诗人龚自珍的名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