词的上半阕主要是刻画王长官的高洁人品,下半阕则描绘会见王长官时的环境、气氛,以及东坡当时的思绪和情态。
上阕全就王长官其人而发,描绘了一个饱经沧桑、令人神往的高士形象。前三句“三十三年,今谁存者,算只君与长江”,一开篇就语出惊人不同凡响,在将长江拟人化的同时,以比拟的方式将王长官高洁的人品与长江共论,予以高度评价。“凛然苍桧,霜干苦难双”二句喻其人品格之高,通过“苍桧”的形象比喻,其人傲干奇节,风骨凛然如见。王长官当时居住黄陂(今武汉市黄陂区),唐代武德初以黄陂置南司州,故词云“闻道司州古县,云溪上、竹坞松窗”。后四字以竹松比喻托衬他的正直耿介。“江南岸”三句是说倘非王先生送陈慥来黄州,恐终不得见面。语中既有词人的自谦,也饱含作者对于王先生人品的仰慕之情。
过片到“相对残釭”句写三人会饮。“摐摐”二字拟(雨)声,其韵铿然,有风雨骤至之感。“疏雨过,风林舞破,烟盖云幢”几句,既写当日气候景色,又通过自然景象的不凡,暗示作者与贵客的遇合之脱俗。“愿持此邀君,一饮空缸”,充满了酒逢知己千杯少的豪情。“居士先生老矣”,是生命短促、人生无常的感叹。“真梦里,相对残缸”,写主客通宵达旦相饮欢谈,彼此情投意合。
末三句写天明分手,船鼓催发,主客双方话未尽,情未尽,满怀惜别之意。
全词“健句入词,更奇峰特出”,“不事雕凿,字字苍寒”(郑之焯《手批东坡府府》),语言干净简练之极,而内容,含义隐括极多,熔叙事,写人、状景、抒情于一炉,既写一方奇人之品格,又抒旷达豪放之情感,实远出于一般描写离合情怀的诗词之上。词中凛然如苍桧的王先生这一形象,可谓东坡理想人格追求的绝妙写照。
这首送陈子华的词,写法特别。“北望神州路,试平章、这场公事,怎生分付?”突如其来地提出一个因北望中原而产生的问题,起势突兀,引人注目。
“记得太行山百事,曾入宗爷驾驭。今把作握蛇骑虎。”接着才指出问题的具体内容:即是该怎样对待沦陷区的义军。问题从南、北宋之际说起,当时的爱国将领宗泽为抗击金军,招抚了义军首领王善、杨进等人,他敢于招抚被人视为“寇盗”的义军,有能力“驾驭”他们,依靠他们壮大抗金的力量,所以宗泽声威大震,军民都敬重他,喊他为宗爷爷。宗泽在政治上、军事上采取正确的立场和措施,在抗敌方面收到了巨大的效果。
作者写这首词时,宗泽逝世已久,但在北方金人统治地区,仍有义军活动。其中红袄军力量最大,首领杨安儿被杀后,余众归附南宋,可惜朝廷不信任他们,把抗金民众武装看成是手上拿的蛇和跨下骑的虎,甩掉又不是,用又不敢用。作者送行的友人陈子华,他曾主张积极招抚中原地区的义军。他出知真州(治今江苏仪征),在公元一二二七年(宋理宗宝庆三年)四月,当时李全还未叛降蒙古。宋朝如果能够正确团结、运用义军的力量,抗金是大有可为的。所以作者送陈子华赴江北前线的真州时,要他认真地考虑这个关系国家安危存亡的重大问题。这里前二句歌颂宗泽正确对待义军,声威极大;后一句用《魏书。彭城王勰传》的典故,批判昏聩无能的投降派。两种不同的形象,形成鲜明、强烈的对照,笔力遒壮。“君去京东豪杰喜,想投戈拜真吾父。谈笑里,定齐鲁。”希望陈子华到真州要效法宗泽,使京东路(指今山东一带)的豪杰,欢欣鼓舞,做到谈笑之间,能够收复、安定齐鲁北方失地。既是勉友,更抒发自己延纳俊杰、收复河山的热切愿望,写得酣畅乐观,富于豪情壮志。
下片情感波澜起伏,一会儿奇峰突兀,一会儿陡转直下,沉郁凝重。“两淮萧瑟惟狐兔。问当年、祖生去后,有人来否?”面对当时现实:国土沦丧,人烟稀少,狐兔出入;父老长久盼望,然而看不到祖逖那样的志士。笔调跌宕,感情变为悲愤。“多少新亭挥泪客,谁梦中原块土?”说当时不但丧心麻木、公然卖国的投降派不想念中原,连以名流自命的士大夫们也没有意志去收复失地。笔调和前三句相同,用南宋统治区域的现实去补充前三句,进一步浓化前三句的感情。“算事业须由人做。”指出事在人为,不须颓丧,又转为充满信心的乐观,和上片的思想感情相呼应。单句回斡,陡然而来,戛然而止,这是词中表现豪迈之气的顶点。“应笑书生心胆怯,向车中、闭置如新妇。”用《梁书·曹景宗传》的典故,嘲笑书生气短,言外之意,也是希望陈子华要振作豪气勇于作为,似自嘲而实是勉励陈子华。“空目送,塞鸿去。”
以写送别作结。全词正面写送别,只有这两句话;又不直接写送人,却言写目送塞鸿并去,仍与北国河山联系在一起。既点题,又围绕全词的中心内容,有余味,有力量。
历史上的反动统治者,都是敌视人民的力量,勇于对内,怯于对外。在这首词中,作者要陈子华正确对待义军,招抚义军,思想是进步的。他的词,发展了辛弃疾词的散文化、议论化的倾向,雄放畅达,继承辛派的爱国主义词风,又有自己的风格。这首词气势磅礴,一气贯之,是名词的显著特色。立意高远,大处落墨,又曲折跌宕,不同于那些一味讲究直率的人。
这是杜甫反映现实情况最早的诗歌;开头叙暴雨成灾,郡国嗷嗷,堤防之患,主事所忧;接着描写想象中山东、河北洪水汹涌情状,也是河南一带惨重灾情的真实反映;最后戏为大言以宽慰其弟。全诗铺写灾情的严重,表达了治服水患的理想,夹杂了个人遭遇的阴郁苍凉的情绪。相较于杜甫成熟时期的作品,此诗在情感表达上还显得空泛。
杜甫写这首诗时虽然也尝到了考进土落第的痛苦,但他的经济生活还是比较优裕的,用他自已的话来说是“放荡齐越间,裘马颇清狂”,“快意八九年”。正是这种裘马清狂的快意生活,使他脱离了人民,因而他对人民疾苦的体验就不如日后那么深切。《临邑舍弟书至苦雨黄河泛溢堤防之患簿领所忧因寄此诗用宽其意》这首诗便充分说明了这个问题。诗中诚然对黄河水灾作了较为形象生动的描绘,但应当指出,这种描绘只是客观地再现了水势之大以及人民房屋被淹、庄稼受灾等表面现象,面没有深入展示灾民的具体苦难,特别是看不出诗人关怀灾民的强烈感情色彩。后面四句,诗人只是用制平息水患这种神语传说来勉励弟弟,显得空泛无力,看不出有何对人民同情之处:即便说这是同情的话,那么,这种同情是很不强烈的。只要比较一下十三年之后,也就是天宝十三年秋(754年),长安霖雨为灾,杜甫写的《秋雨叹》这一组诗,问题便很清楚。《秋雨叹》共有三首,其中第一首是写人民苦难的:“禾头生耳素穂黑,农夫田父无消息。城中斗米换衾绸,相许宁论两相值。”前面两句是说庄稼受到涝灾,但农夫田父没有消息,生死存亡,无人过问,这是因为当时奸相杨国忠报喜不报优,在唐玄宗面前隐瞒灾情。房琯反映了所在地的灾情,结果遭受打击,所以史载“天下无敢言灾者”,上面这两句诗,便是这一情况的真实反映。后两句则写城市贫民的情况。据史载,“秋霖雨,物价暴贵,人多乏食,令出太仓米一百万石,开十场,以济民。”诗人揭露官吏们利用所谓“贼”乘机剥削人民,进行不等价交换,斗米换衾绸。人民出于无奈,只要官员“相许得粮借以活命,根本不考虑衾绸和斗米是否“相值”了,杜甫这几句诗,不仅具体地反映了人民的苦难,而且揭露了造成人民苦难的因素,除了天灾之外,还有人祸一一政治黑暗腐败,官府更趁火打劫,盘剥人民,和《临邑舍弟书至苦雨》相比,《秋雨叹》这首诗对人民的同情就更加鲜明了。
再看杜甫同时写的另一首诗《九日寄岑参》,这首诗开头写到诗人为雨所阻,不能外出访问岑参,对他表示怀念。接着便写到霖雨给人民造成的灾难:“吁嗟乎苍生,稼穑不可数,安得诛云师,时能补天漏!”将这四句和《临邑舍弟书至苦雨》结尾四句相比,前者的感情是强烈的,而后者是空泛的。这除了前面提到过的生活地位的不同,接近人民还是脱离人民等原因外,还有一个直接原因,即对描写对象是否具有生活实。杜甫写《临邑舍弟书至苦雨》是在东都洛阳,他并未目睹临色黄河水灾惨状,更没有直接受到水灾的痛苦,缺乏生活实感.所以体现在《临邑舍弟书至苦雨》这首诗中的感情显得空泛。
上述情况说明,即使是杜甫这样伟大的诗人,也有一个成长和发展的过程,他早期的诗作还带有过渡性和不成熟性。无论从思想上还是从艺术上看,不能和困守长安十年这一时期的诗作相比,特别是不能和日后离开朝庭走向人民时的诗作,如“三吏”“三别”等相比。
这首词的上片描写诗人收到他人所馈赠樱桃的感激之情,下片则表达对赠送樱桃之人的关切和珍重。全词多处用典,化典故于文字之中,浑然一体,情真意切。
上阙开篇词人就用到杜牧与少女之母十年约定的典故。在这首词中,纳兰将杜诗中的“绿叶成阴子满枝”化用为“绿叶成阴春尽也”,其中所表达的悲惜之情也就不言而喻了。
“守宫偏护星星”,纳兰在这里用到“守宫”的典故,很可能他思念之人是一个宫女,而与他有过一段情缘,很可能是纳兰的表妹,因为被迫入宫的女子,除了他的表妹,就没有其他人了。
“留将颜色慰多情,分明千点泪,贮留玉壶冰”,在这句中,纳兰叉用到“红泪”的典故,魏文帝曹丕所爱的美人薛灵芸在被迎娶时,因为舍不得离开父母而痛哭流涕,她以玉唾壶盛泪,泪水落在壶中成了红色,还没有到京师,壶中的泪已凝如血色,后世称女子的眼泪为“红泪”。在纳兰的眼中,表妹赠予他宫中的樱桃,就仿佛是点点泪水,这泪水就像苦酒一样积聚,让他沉醉其中。纳兰是皇帝的贴身侍卫,但两人不可能频繁见面,更不可能互诉相思之情,所以心中才会有无限的相恋之苦。但也有观点认为,樱桃是老师对自己错过科考惋惜而流下泪水,这泪水又化留了浓香的醇酒,这更进一步体现了师生情的浓厚和珍贵。
下阙“独卧文园方病渴,强拈红豆酬卿”,纳兰又用到了典故。纳兰在这里自比司马相如,说自己正失意病卧,收到盛情馈送的樱桃,于是强忍着病痛吃了它,以示酬答。
“感卿珍重报流莺,惜花须自爱,休只为花疼”,在这黄莺啼遍的季节,纳兰十分感谢表妹还能如此珍重情谊。同时也劝慰表妹怜惜花落时也要自爱,不要总是为花落而生悲。但也有观点认为,这是在表达感谢老师的垂爱,说明纳兰是个懂得感恩、谦逊有礼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