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之文长于说理,往往“昭晰无疑”(《艺概·文概》),长篇论说文是这样,短小精悍的杂说也莫不如此。而且杂说较之正式的议论文更灵活,笔调更从容,“能道意所欲言”(《答王庠书》),充满了诗一样的情趣和哲理,愈加耐人寻味咀嚼。本文就是其杂说中的代表作。
文章一开头就叙述故事,这种故事中的人物、时间、地点,都不明确(即使虚拟的也没有),其结构是抽象的,是作为论据的“寓言”。因其描写生动,故而显得具体实在,说服力极强。可以得出,任何知识都来源于感性经验,如果撇开感性经验而单靠间接经验,就像瞎子那样“未尝见而求之人也”,那么势必会“转而相之”,混淆这一事物与他事物的各种属性,加以臆测,杜撰,闹出“闻钟以为日”“扪烛以为日”的笑话,那就差之毫厘,失之千里了。作者指出:“道之难见也甚于日,而人之求达也无以异于眇。”如果单凭“达者告之”,“虽有巧譬善导,亦无以过于盘与烛也”。
然而单有感性经验还不够,还得亲自实践,多次探索,方能掌握道;作者认为“道可致而不可求”。而“致”与“求”的区别,作者引古人语对“致”作了解释:“孙武曰:‘善战者致人,不致于人’。子夏曰:‘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学,以致其道。’”这里的“致”就是一种“循序渐进”,平时积学,自然得“道”的意思,学至则道自致。譬如军队能够掌握主动权,可进则进,可退则退,待时机成熟就行出击,才能获胜,若牵“求”胜利,就成了“致于人”了,就会失败。求道也是如此,如果经过平时不断的实践,而不是急于求成,那么道是可致的。
作者为了论证这个观点,又讲了另一个寓言故事。作者发现“南方多没人”,而北方则少有,原因就在于“南人”“日与水居也。七岁而能涉,十岁而能浮,十五而能没矣”。因为“日与水居”,故能渐识水性,“夫没者岂苟然哉?必将有得水之道者。”懂得水性(“水之道”)方才能“没”,“日与水居,则十五而得其道;生不识水,则虽壮见舟而畏之”。可见求“道”单凭勇气是不行的,还得经过长期的实践。如果想一蹴而就,“不学而务求道”,走捷径,投机取巧,那就只能像北方学“没”者那样,没有不被溺死的。
作者运用寓言阐述道理时,夹叙夹议,深入浅出,寓言讲完,道理也就清楚了。而且作者连续运用两个寓言说明认识过程的两个阶段,丝丝入扣,环环相接,可称之为“螺旋式”的比喻方式——即运用两个内容相近但有连续性发展性的寓言故事构成层出不穷、变化多端的结构,使寓言的主旨和理念更趋深入和加强,这是苏轼的创新。
最后一段联系实际并交代为文的目的。“昔者以声律取士,士杂学而不志于道”;相反,“今也以经术取士,士知求道而不务学。”经术本来就是载道的,所以“士知求道而不务学”,他们不知道“道”是与社会生活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要想真正理解“道”,不能单靠读几本经书,应该杂学旁收,既不能忽略感性经验,又要经过长期的摸索思考,以渐进于道。这里,作者是针对王安石以经术取士而发的。《御选唐宋文醇》卷三十八云:“宋自王安石始以经术取士,一时求仕者皆改其妃青媲白,而谈道德仁义;及致之于用,则茫然失据,亦与妃青媲白无二焉,此苏轼《日喻》所以作也。”
总之,作者运轻灵之笔娓娓道来,仿佛与人对面而谈,亲切动人,语浅道明,毫无论说文的板滞之弊。且本文还继承了战国议论文的优点,以寓言作为论据,使行文简洁明了,形象生动。
该词寄托了天涯行役之苦,如雪花之漂泊无依般,体现了词人心中的清高孤傲无人同与的悲凉之感。词中词人抛开了咏雪的成规,把雪花当作跟牡丹一样的“花儿”来歌咏,营造一种新奇的错位,表现了词人天马行空、自由挥洒而独出机杼的高超才调。
首句倒卷而出。先设想一种责诘,然后对此责难作出答复:自己所爱者不只是雪花的轻倩飘洒,而且更是她那种冰雪精神。再跃进一层,雪花似花非花,她以无根为有根,其六出之姿,空灵莹洁,若有若无,丝毫没有人间富贵花——牡丹那种深根、茂叶和丰腴的体态。这,既是词人的审美选择,又是他对于富贵门阀种种束缚的逆反心态的反射。
下片以谢娘关合雪花。晋王凝之的妻子谢道韫有文才,后代常以谢娘借指才女。又一说,谢娘常用来泛指自己所思念的女子。纳兰词中多次出现“谢桥”、“谢家庭院”,其《采桑子·谢家庭院残更立》的下片更有“此情已自成追忆,零落鸳鸯。雨歇微凉。十一年前梦一场”的描述。蜘丝马迹,似以第二解为宜。词从咏雪转到谢娘,其连接点应是雪花的轻盈妩媚、莹洁玲珑,它令词人联想到和某一女子的纯洁、朦胧的轻怜密爱。以下一转,又从雪花的飘洒联想到自己的天涯飘泊。然后宕开,让这份相思羁旅的悲愁,融入寒月悲笳,浩荡西风,蔽日黄沙的龙荒瀚海之中。
在这里,爱情的憾恨与人生的憾恨合成为一体。爱情得到升华,它决不仅仅意味着某人某事的男欢女爱,它还是一种生命追求的审美化。故而“既轻盈倩丽,又沉郁苍凉”。
这首咏雪词,写得颖异别致,“冷处偏佳,别有根芽,不是人间富贵花”超逸了历来咏雪诗词曾经有过的意象格局,神韵天纵。词中对于塞外的茫茫飞雪,别具视角眼界,其中隐含着词人自己的意态情怀:深切的身世心性之慨,在其中若隐若现,一种浓郁的凄楚苍凉,回荡其间。此词景象阔大,气韵沉厚,情境深邃,是纳兰性德边塞词的又一卓异之作。
纳兰的这首词,有着他一贯的忧郁风范。
上片斟月光为茗,看林梢轻影,无须整理的心事。随着殷殷低唤,拂去轻尘,来到眼前 “愁痕满地无人省,露湿琅玕影”,纳兰小令中的白描总是十分动人。信步竹林间,满地竹叶恰似愁痕点点。纳兰词里这样的情境有很多,夜寒露重时独立小院,衣衫必是不足御寒的,心境也必是凄凉无依的。而在这里,词人也不绕圈子,自己说得清楚明白,“闲阶小立倍荒凉”,空荡寂寞的台阶显得十分荒凉。
而下一句,纳兰却又隐晦了,“还剩旧时月闲在潇湘”,万千情意都浓缩在“潇湘”两字。潇湘喻指生死相隔。词句到了这里,纳兰的心迹也都铺显了出来,干言万语,还是悼亡。月亮还是当年的月亮,只是如今,它却孤零零照在一个人清冷孤寂的身影上。
下片写万籁俱寂,已寐难眠,此时正是“薄情转是多情累,曲曲柔肠碎”。是薄情吧,才会彼时那样不珍惜,是多情吧,才会如今这样放不下,生怕挂着笑的嘴角一垂下来,眼泪就会忍不住跟着倾泻而出。黯然神伤中,借黑夜盖住内心的忐忑不安。
这首词里,正是最后一句“忆共灯前呵手为伊书”最牵人心,想起当年和她一起在灯前写字的情景,往事历历在目。其实何曾薄情,淡淡一句清言,二人缱绻深情便呼之欲出。故事完结,谢幕散场,但总有白纸黑字,文辞依然。
从全词看,本词采用前写景后抒情的常用手法,即由眼前实景追忆曾经的情景。结句描写一细节,使小词顿生妙趣,意韵悠长,情趣悠远。
这第三首,叙述邻里携酒深情慰问及诗人致谢的情景。通过父老们的话,反映出广大人民的生活。
前鸡句先安排了一个有趣的序曲:“客至”的当儿,庭院里发生着一场鸡斗,群鸡乱叫,于是主人把鸡赶到它们栖息的庭树上。养鸡之法,今古不同,南北亦异。《诗经》说“鸡栖于埘”。汉乐府却说“鸡鸣高树颠”,又似栖于树。石声汉《齐民要术今释》谓“黄河流域养鸡,到唐代还一直有让它们栖息在树上的,所以杜甫诗中还有‘驱鸡上树木’的句子”。杜甫《湖城东遇孟云卿复归刘颢宅宿宴饮散因为醉歌》末云“庭树鸡鸣泪如线”,湖城在潼关附近,属黄河流域,诗作于将晓时,而云“庭树鸡鸣”,尤足为证。驱鸡上树,等于赶鸡回窝,自然就安静下来。待到院内安静下来时,这才听见客人叩柴门的声音。这开篇不但颇具村野生活情趣,同时也表现出意外值客的欣喜。
“父老鸡五人,问我久远行”,“父老”说明了家里只有老人,没有稍微年轻的人,这位后文父老感伤的话张本,同时为下文的“兵戈既未息,儿童尽东征”作铺垫“问”有问候、慰问之义,同时在古代还有“馈赠”的进一步含义,于是又出现“手中各有携,倾榼浊复清”两句,乡亲们各自携酒为赠,前来庆贺杜甫的生还,尽管这些酒清浊不一,但体现了父老乡亲的深情厚意。由于拿不出好酒,乡亲们再三地表示歉意,并说明原因:苦辞“酒味薄,黍地无人耕。兵革既未息,儿童尽东征。”连年战祸,年轻人都被被征上了前线,由此体现出战乱的危害,短短鸡句,环环相扣,层层深入。由小小的“酒味薄”一事折射出“安史之乱”的全貌,这首诗也由此表现了高度的概括力。
最后鸡句写诗人以歌作答,表示自己的感激之情。“请为父老歌,艰难愧深情”,父老乡邻的关怀慰问令诗人万分感动,为表示自己的谢意,诗人即兴作诗,以歌作答。“愧”字含义丰富,既有“惭愧”意,又有“感激”、“感谢”意,而“惭愧”和“愧疚”的成分更多一些。面对淳朴诚实的父老乡亲,诗人深感时局危难,生活艰困,可又未能为国家为乡亲造福出力,所以不但心存感激,而且感到惭愧。结局两句将诗情推向极至,“歌罢仰天叹,鸡座泪纵横”,诗人长歌当哭,义愤填膺,悲怆感慨之情骤然高涨。“百虑”化作长歌咏叹,这一声长叹意味深长,饱含无奈和痛楚,诗人对国事家事的沉痛忧虑让鸡座乡邻大受感染,产生共鸣,举座皆是涕泪纵横。听者与歌者所悲感者不尽相同,但究其根源皆由是安史之乱引发。诗人的情感思绪已不仅仅是个人的,它能代表千千万万黎民苍生、爱国志士的心声。杜甫的诗人形象在作品中已经由“小我”升华为“大我”,“纵横”之泪是感时局伤乱世之泪,是悲国破悼家亡之泪,组诗潜藏着的情感暗流在结尾处如破堤之水奔涌而出,悲怆之情推倒了最高点,表现出强烈的艺术感染力。
杜甫的《羌村》三首与“三吏”、“三别”等代表作一样,具有高度的典型意义。虽然作品讲述的只是诗人乱后回乡的个人经历,但诗中所写的“妻孥怪我在,惊定还拭泪”,“夜阑更秉烛,相对如梦寐”等亲人相逢的情景,以及“邻人满墙头,感叹亦唏嘘”的场面,绝不只是诗人一家特有的生活经历,它具有普遍意义。这组诗真实地再现了唐代“安史之乱”后的部分社会现实:世乱飘荡,兵革未息,儿童东征,妻离子散,具有浓烈的“诗史”意味。
在艺术上,诗人熔叙事、抒情、写景于一炉,结构严谨,语言质朴,运用今昔对比,高度概括等手法,表达了诗人崇高的爱国情怀,集中体现了杜甫沉郁顿挫的诗风。三章诗不仅在形式上连绵一体,而且很好地引导读者进行联想和想象,使得这组诗的意蕴超越了其文字本身而显得丰富深厚。杜甫的《羌村》三首用诗人的亲身经历和体验反映出安史之乱的严重危害,具有高度的艺术概括力,体现了作者深厚的诗文功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