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诗可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自首句到“吏能”句,是讥时,讥刺宋神宗,王安石对外开边,对内变法,本想富国强兵,结果事与愿违。神宗即位不久,鉴于宋王朝同辽国和西夏的屈辱和约,有增强兵备,“鞭笞四夷”之意,先后对西夏和南方少数民族用兵,故此诗前八句首先讥刺开边。为了铸造铜制虎符,调发军队。已“椎破(以椎击破)铜山”,大量采铜,可见征调军队之多,这是夸张的写法;但熙宁七年(1074)九月置三十七将,皆给虎符,则史有明文记载;这一年八月遣内侍征调民车以备边,十一月又令军器监制造战车,“伐木作车轴”也是事实;取鼍皮以张战鼓,虽史无明文,但征集牛皮以供军用却与此相似。而这一切征调,谁也不敢怠慢,否则就有资斧(利斧)之诛。苏轼并不反对抵抗辽国和西夏,他青年时代就表示要“与虏试周旋”(《和子由苦寒见寄》),就在写这首诗前不久还表示“圣朝若用西凉簿,白羽就能效一挥”(《祭常山回小猎》);但是,他反对“首开边隙”,反对为此而开矿、置将、伐木、取鼍,加重百姓负担,闹得鸡犬不宁。
“保甲”四句是讥刺新法的。“团未遍”,写保甲法因遭到一些老百姓的抵制(有人为了不作保丁而截指断腕),还未完全组织起来。“方田”写方田均税法,丈量土地,均定献税,引起民间诉讼纷纭。“手实”写令民自报土地财产,作为征税根据,“尺椽寸土,检括无余”(《宋史·吕惠卿传》),这就是“抉剔根株穷脉缕”的具体内容。“诏书”二句是对第一部分的小结。这些诏书表现了宋神宗对民间疾苦有深厚的哀怜同情之心,但这些新法一个接一个地颁布,事目繁多,吏能浅薄,并未取得实效。纪昀称这两句是“诗人之笔”,意思是说它怨而不怒,哀而不伤,没有把矛头直接指向皇帝。但却深刻地揭示了宋神宗、王安石的主观愿望同客观效果的矛盾。
第二部分自“平生”句至“更望”句,是自嘲。熙宁二年(1069),苏辙因反对王安石变法而罢制置三司条例司检详文字,神宗问王安石:“苏轼如何,可使代辙否?”王安石不赞成,认为他们兄弟“学本流俗”。“众里笙竽”,即《韩非子·内储说》所载滥竽充数一典的活用。第二部分的前四句是说:他早被王安石判为“学本流俗”,像滥竽充数一样,平庸得无可比拟;现在突然要他担任密州知州,作地方长官,独奏一曲,这就像要南郭先生单独吹竽一样,怎么吹得好呢?这是从主观上说的,接着又以“况”字领起,进一步讲客观上的困难:密州仍然旱灾、蝗灾不断,老百姓饿得以草木泥土充饥,作为知州的诗人自己也“斋厨索然,不堪其优,日与通守刘君廷式,循古城废圃,求杞菊食之”,过着“揽草木以诳口”的生活(《后杞菊斌》),更谈不上置酒宴、赏舞听歌了。“红裙踏筵舞”,是从韩愈《感春》“艳姬踏筵舞,清眸刺剑戟”句化出。
“故人”句至末句为诗的最后一部分,是答“故人”(刘孝叔),戏语连篇,尤为曲折多姿。当时,已经提举崇禧观,过着隐居生活的刘孝叔多次寄书劝苏轼“当归”。苏轼同朋友开玩笑说:他虽“学本流俗”,是“众里笙竽”,但总比那些盗食太仓之粟的雀鼠即贪官污吏好得多。他们都做得官,却要他像南朝陶弘景那样脱朝服挂神武门,辞官不干了。这既回答了故人“当归”之劝,又嘲笑了当时一些无能的官吏。接着他称颂刘孝叔在朝直言敢谏,有补于世,及见朝廷遗使(冠盖)扰民,就立即自请提举宫观,归隐湖山;但“小隐隐陵薮,大隐隐朝市”(晋代王康琚《反招隐诗》),要过隐士生活也不一定非弃官不可。这样既赞美了刘孝叔的“高踪”,又为他暂不归隐作了辩护。最后又转圆说,前一年相聚时已闻其道之大略,他定将弃官,到刘孝叔处完成这段学业,只怕俗缘未尽,未必能睹刘孝叔之大道。或进或退,他正惶惶不定,有望故人教以安心之法。据《景德传灯录》载,慧可对达摩说:“我心未宁,乞师与安。”达摩说:“吾与安心竟。”末句即用这一佛典。
这是一首七古。范梈说:“七言古诗······须是波澜开合,如江海之波,一波未平,一波复起。又如兵家之阵,方以为正,又复为奇,方以为奇,忽复为正,奇正出入,变化不可纪极。”(见《仇注杜诗》卷一引)苏轼这篇七古就具有上述特点。第一部分讥刺新法,语言相当尖锐,却以“诏书”二句收住,揭露既深刻,又不失诗人忠厚之旨。然后顺手拈出王安石对他的职责,转入自嘲,转得既陡峭又自然。既是流俗、滥竿,就难于胜任独当一面的知州,何况又是灾伤连年的地方。苏轼的话看似自谦,实际却回驳了“流俗”的指责。时局和他的处境既是这样艰难,原本应接受故人“当归”的劝告,但作者却一波三折地反复申诉“未肯衣冠挂神武”,这就是“变化不可纪极”,这就是“东坡诗推倒扶起,无施不可。”(刘熙载《艺概》卷二)苏轼诗长于比喻,这首也不例外,如以“纷如雨”喻诉讼之多,以“抉剔根株穷脉缕”喻“手实之祸,下及鸡豚”,以白羽喻白云等。特别是“平生所学”四句,纪昀特别称许说:“妙于用比,便不露激讦之气。前人立比体,原为一种难着语处开法门。”这四句本来牢骚甚重,但由作者以“众里笙竽”坐实“流俗”的指责,以“独奏凤将雏”比喻任知州,反而显得风趣、幽默,“不露激讦之气”了。
这首词指出了潮汐涨落的规律和巨大力量,潮汐不断冲击着海岸,使海岸不断发生变迁。尽管这种变化不易测量,但洪涛变平野,绿岛成桑田在不知不觉地发生着。
这首诗写春游的欢乐情景,表达了诗人由春游产生悲愁的独特感受。前两句写春城儿女春游的欢乐情景,后两句写诗人对春光无限珍惜的悲愁。用语平平,但能传达出意味深长之感。
“春城儿女纵春游,醉倚层台笑上楼。”写春游之景。王令家居扬州,乃繁华之地。春天的扬州更是满城春风春景,春柳春花。杜牧有诗“春风十里扬州路”,韩拥有句“春城无处不飞花”,诗以“春城”以首,接之以“春游”,无限恣游之景,尽在一“纵”字之中。具体“纵”意,接下来“醉倚层台笑上楼”便展开一幅明媚春光下春城儿女纵情春游的热闹画卷。当此春情,渐上层台,渐倚高楼,如斯风光,好不醉人。一“醉”字,既可理解为春酒小酌,酒意使然,又可理解为春风化人,春景使醉。正是:莫问春情几许,但看春情如醉。
“满眼落花多少意,若何无个解春愁?”诗人笔锋一转,由满城春花骤至满眼落花,感伤之意,倏忽袭来,令人防不胜防。此等落花,非被风雨所摧,故无苏轼“西园落红难缀”之恨;非因暮春所取,故亦无曹雪芹“嫁与东风春不管,凭尔去,忍淹留”之怨。此处落花,落在繁华时节,落在盛春之际。韶光未逝,我独凋零,众人皆欢,我独悲婉。诗人‘偷穷心狂高,不肯束世程。揭欲望丘轲,今昔相招迎”(《谢束丈见赠》),空怀抱负在身,奈何世不相容。王令逝时年未三十,作此诗时亦正当二十余岁的大好年华,而忧愁苦闷如斯,决非偶然。“满眼落花多少意,若何无个解春愁”,用语平平,未有奇字,与其《假山》诗“旧山风老狂云根,重湖冻脱秋波骨”之奇险风格绝不相类,然而用意别出,自有机杼,故亦能传达出意味深长之感。
此词里描写了沦陷区的荒凉景象和敌人的骄横残暴,抒发了反对议和的激昂情绪。
上阕,描写江淮区域宋金对峙的态势。“长淮”二字,指出当时的国境线,含有感慨之意。自绍兴十一年十一月,宋“与金国和议成,立盟书,约以淮水中流画疆”(《宋史·高宗纪》)。昔日曾是动脉的淮河,如今变成边境。这正如后来杨万里《初入淮河》诗所感叹的:“人到淮河意不佳”,“中流以北即天涯!”国境已收缩至此,只剩下半壁江山。极目千里淮河,南岸一线的防御无屏障可守,只是莽莽平野而已。江淮之间,征尘暗淡,霜风凄紧,更增战后的荒凉景象。
“黯销凝”一语,揭示出词人的壮怀,黯然神伤。追想当年靖康之变,二帝被掳,宋室南渡。谁实为之?天耶?人耶?语意分明而着以“殆”、“非”两字,便觉摇曳生姿。洙、泗二水经流的山东,是孔子当年讲学的地方,如今也为金人所占,这对于词人来说,不禁从内心深处激起震撼、痛苦和愤慨。自“隔水毡乡”直贯到歇拍,写隔岸金兵的活动。一水之隔,昔日耕稼之地,此时已变为游牧之乡。帐幕遍野,日夕吆喝着成群的牛羊回栏。“落日”句,语本于《诗经·王风·君子于役》,更应警觉的是,金兵的哨所纵横,防备严密。尤以猎火照野,凄厉的笳鼓可闻,令人惊心动魄。金人南下之心未死,国势仍是可危。
下阕,抒写复国的壮志难酬,朝廷当政者苟安于和议现状,中原人民空盼光复,词情更加悲壮。换头一段,词人倾诉自己空有杀敌的武器,只落得尘封虫蛀而无用武之地。时不,徒具雄心,却等闲虚度。绍兴三十一年的秋冬,孝祥闲居往来于宣城、芜湖间,闻采石大捷,曾在《水调歌头·和庞佑甫》一首词里写道:“我欲乘风去,击楫誓中流。”但到建康观察形势,仍感报国无门。所以“渺神京”以下一段,悲愤的词人把词笔犀利锋鋩直指偏安的小朝廷。汴京渺远,何时光复!所谓渺远,岂但指空间距离之遥远,更是指光复时间之渺茫。这不能不归罪于一味偷安的朝廷。“干羽方怀远”活用《尚书·大禹谟》“舞干羽于两阶”故事。据说舜大修礼乐,曾使远方的有苗族来归顺。词人借以辛辣地讽刺朝廷放弃失地,安于现状。所以下面一针见血揭穿说,自绍兴和议成后,每年派遣贺正旦、贺金主生辰的使者、交割岁币银绢的交币使以及有事交涉的国信使、祈请使等,充满道路,在金受尽屈辱,忠直之士,更有被扣留或被杀害的危险。即如使者至金,在礼节方面仍须居于下风。岳珂《桯史》记载:“……礼文之际,多可议者,而受书之仪特甚。逆亮(金主完颜亮)渝平,孝皇(宋孝宗)以奉亲之故,与雍(金世宗完颜雍)继定和好,虽易称叔侄为与国,而此仪尚因循未改,上(孝宗)常悔之。”这就是“若为情”——何以为情一句的事实背景,词人所以叹息痛恨者。“闻道”两句写金人统治下的父老同胞,年年盼望王师早日北伐收复失地。“翠葆霓旌”,即饰以鸟羽的车盖和彩旗,是皇帝的仪仗,这里借指宋帝车驾。词人的朋友范成大八年后使金,过故都汴京,有《州桥》一诗:“州桥南北是天街,父老年年等驾回。忍泪失声询使者,几时真有六军来!”曾在陕西前线战斗过的陆游,其《秋夜将晓出篱门迎凉有感》一诗中也写道:“遗民泪尽胡尘里,南望王师又一年!”皆可印证。这些爱国诗人、词人说到中原父老,真是同深感慨。作者举出中原人民向往故国,殷切盼望复国的事实,就更深刻地揭露偏安之局是多么违反人民意愿,更使人感到无比气愤的事。结尾三句顺势所至,更把出使者的心情写出来。孝祥伯父张邵于建炎三年使金,以不屈被拘留幽燕十五年。任何一位爱国者出使渡淮北去,就都要为中原大地的长期不能收复而激起满腔忠愤,为中原人民的年年伤心失望而倾泻出热泪。“使行人到此”一句,“行人”或解作路过之人,亦可通。北宋刘潜、李冠两首《六州歌头》,一咏项羽事,一咏唐玄宗、杨贵妃事,末皆用此句格。刘作曰“遣行入到此,追念痛伤情,胜负难凭”;李作曰“使行人到此,千古只伤歌,事往愁多”。孝祥此语大概亦袭自前人。
纵观全词,上阕又可各分为三小段,作者在章法上也颇费心思。宴会的地点在建康,词人唱出“长淮望断”,他不让听者停留在淮河为界的苦痛眼前现实,而且紧接着以“追想当年事”一语把大家的心绪推向北方更广大的被占区,加重其山河破碎之感。这时又突然以“隔水毡乡”提出警告,把众宾的注意力再引回到“胡儿打围涂塘北,烟火穹庐一江隔”(张孝祥《和沈教授子寿赋雪》诗句)的现实中来。一阕之内,波澜迭起。换头以后的写法又有变化。承上阕指明的危急形势,首述恢复无期、报国无门的失望;继斥朝廷的忍辱求和;最后指出连过往的人(包括赴金使者)见到中原遗老也同样悲愤。这样高歌慷慨,愈转愈深,不仅充分表达了词人的无限悲愤之情,更有力地激发起人们的爱国热情。据南宋无名氏《朝野遗记》说:“歌阕,魏公(张浚)为罢席而入”,可见其感人之深。
这首词的强大生命力就在于词人“扫开河洛之氛祲,荡洙泗之膻腥者,未尝一日而忘胸中”的爱国精神。正如词中所显示,熔铸了民族的与文化的、现实的与历史的、人民的与个人的因素,是一种极其深厚的爱国主义精神。所以一旦倾吐为词,发抒忠义就有“如惊涛出壑”的气魄(南宋滕仲固跋郭应祥《笑笑词》语,据称于湖一传而得吴镒,再传而得郭)。同时,《六州歌头》篇幅长,格局阔大。多用三言、四言的短句,构成激越紧张的促节,声情激壮,正是词人抒发满腔爱国激情的极佳艺术形式。词中,把宋金双方的对峙局面,朝廷与人民之间的尖锐矛盾,加以鲜明对比。多层次、多角度地展示了那个时代的宏观历史画卷,强有力地表达出人民的心声。就像杜甫诗历来被称为诗史一样,这首《六州歌头》,也完全可以被称为词史。
1、夸父是一位怎样的人物?你如何理解(怎样认识)这一人物形象?
答:夸父是位神奇的人物,他是一位善于奔跑的巨人,与太阳“逐走”。 夸父有明确追求,他勇敢、执着;有理想、有抱负、有牺牲精神、甘为人类造福。这一人物形象,具有超现实的,夸张的浪漫主义色彩。
2、 “逐日”的意思是:追逐太阳 怎样理解这一行为?
这一行为体现了夸父的英雄气概,表现了一种勇敢追求、死而不已、甘为人类造福的精神,使整个神话更具有浪漫主义的魅力。反映了古代人民探索、征服大自然的强烈愿望和顽强意志。
3、怎样看待夸父敢于“与日逐走”?( 夸父敢于逐日,你如何看待他?)
答:此题为开放题,① 从积极角度看:表现了夸父宏大的志向、勇敢追求,巨大的力量和气魄。英勇的气概。为人类造福死而后已的积极意义 ② 从消极角度看:表现了夸父不自量力。
4、不是,“夸父与日逐走”,夸父是不是自不量力?
答:这个神话主要是表现夸父宏大的志向和豪壮的气魄,也正是因为日不可以逐,才更加显现出夸父那令人赞叹和佩服的勇气。
5、如何理解“弃其仗,化为邓林。”的结尾?
答:丰富了这一神话的内涵,丰满了夸父的形象,表现了一种勇敢追求、死而不已、甘为人类造福的精神,使整个神话更具有浪漫主义色彩。(2分)
6、若夸父没有渴死在半路上,他最终能赶上太阳吗?说说理由。
答:不能。因为太阳和地球是不同的两个星球,没有一条供夸父赶到太阳的路。这样写具有超现实的理想,夸张的浪漫主义魅力。
7、《山海经》中保存了一些人们熟知的神话,你还能写出一个吗?神话故事中还有夸父一样的人物吗?说说看 答①《精卫填海》。②《精卫填海》中的精卫,《后羿射日》中的后羿。
8、从这个故事中,你看到了夸父哪些优秀品质?
答:有胆量有决心,目标远大,气魄非凡,意志坚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