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首贵族男女的恋歌。诗以男子的语气，赞美了女子容貌的美丽和品德的美好。
时当夏秋之际，木槿花盛开，诗中的男女一同出外游览。他们一会儿赶着车子，在乡间道路上飞快地奔驰；一会儿又下车行走，健步如飞。诗中洋溢着欢乐的情绪，明快的节奏。
这个女孩姓姜，“孟”是老大的意思，即这个孟姜在家里排行第一，就是姜家的大姑娘。中国有句古话：“情人眼里出西施”，在那男人看来，孟姜真是“细看诸处好”，美不可言。她的面颊像木槿花一样又红又白；她走起路来像鸟儿飞翔一样，十分轻盈；她身上还佩带着珍贵的环佩，行动起来，环佩轻摇，发出悦耳的响声。她不但外貌美丽，而且品德高尚，风度娴雅。总之，诗人以无比的热情，从容颜、行动、穿戴以及内在品质诸方面，描写了这位少女的形象，同《诗经》中写平民的恋爱迥然有别。这也可以说是此诗的主要特色。
木槿花朝开暮谢，所以白居易有“槿枝无宿花”的说法，李商隐对之也有“风露凄凄秋景繁，可怜荣落在朝昏”的叹息。这是文人心中的木槿花，带着伤逝的美。所谓“舜华”，是描述这花朝开暮谢的瞬息之美。有人认为，诗中描述的这两情相悦的欣喜在“舜华”这一美丽的词汇中蕴含了危机。
此诗二章，自宋范处义《诗补传》以下皆以之为赋体。也就是说它是用叙事或铺陈的方法进行描写的，但作者在叙写时是饱含感情的。两章字数、句数完全相等，意思也大致一样，唯有所押的韵不同。第一章“舜华”之“华”，朱熹《诗集传》谓“叶芳无反”，用反切的方法说明这个“华”字音“夫”，因此与以下的“琚”“都”属于一个韵部。《说文通训定声》将“华”字归入“豫部”，与《诗集传》相同，可证。第二章的“行”字，《诗集传》注云：“叶户郎反”，即音杭（háng） ；“英”字“叶於良反”，即音央（yāng），皆与以下的“将”“忘”属于一个韵部。从首章“六鱼”韵到次章“七阳”韵的转换，也反映了诗中情绪的变化，它更为欢快和昂扬了。
这是一首赞美春天的诗，安排合理，描写细腻，充满情趣。
首联叙述诗人迫不及待亟欲回归人自然和回归后的形象：“下山阁”、“携酒对河梁”。额联具体写诗人见到的美景，写河水、花香，这是静态描写。颈联写动态景物，写莺水燕舞，有声有态。两联动静结合，抓住春天景物欣欣向荣的特点，写出它们的勃勃生机，流露出诗人喜悦轻松的心情。如同谢朓诗句“香风蕊上发，好鸟叶间鸣”（《送江兵曹檀主簿朱孝廉还上国》）一样清新优美。尾联抒发诗人的陶醉之情，与首联呼应。
诗人尤其擅长调用多种感觉从多方面描写春天的景物。额联从视觉、嗅觉两个角度写春水、花香，颇似宋代王安石诗中的意境“一陂春水绕花身，身影妖挠各占春”（《北陂杏花》）。但“长镜”、“断香”充分展示出春水和花香的特点，比王安石的诗句写得更细腻传种，角度更新颖。颈联从听觉、视觉两个角度写春天的莺水燕舞，恰似杜甫诗句“留连戏蝶时时舞，自在娇莺恰恰啼”（《江畔独步寻花》），生机盎然，其乐融融。
此诗笔致疏朗，色彩明丽，诗人的兴致、感触通过景物表现出来，情趣盎然，淋漓尽致。
这首诗作于公元755年（天宝十四载）。这是一首典型的咏物诗，呈给友人，是用以互相勉励之意。
开篇二句叙述移栽柏树的原因，言辞极为朴实、淡雅，颇有古韵。“爱尔青青色，移根此地来”，以如此恬静、闲适的笔触引领全文，令人如处炎炎夏日，避身于柏树浓阴之下，一股清凉之气溢满全身，令人心驰神往。
颔联二句是诗人对这株柏树命运的叹惜：“不曾台上种，留向碛中栽。”很明显这是诗人引以自喻，即自己不能被任用于朝堂，只好兀兀效力于边塞。其实，柏树无论栽于何处，那“青青”秀色是不变的，也正如诗人不论身处庙堂之高还是居身于边塞之远，都能时时以报国为己任，其高风亮节如翠柏常青，千载而后浓阴仍能荫庇后人。
“脆叶欺门柳，狂花笑院梅”二句运用了拟人和倒装的修辞手法，十分生动传神地表达了诗人对那些窃居高位，却不思加强自身修养、为国为民，只是一味地饰言媚上、互相倾轧、争权夺势的无耻之徒的蔑视与嘲笑。
最后，“不须愁岁晚，霜露岂能摧”，夸赞柏树有四季常青的优良品质，足以傲视严寒。同时也是诗人自明心志，表达了任何挫折困难都无从磨灭自己一心为国的志向。
全诗清新、秀雅，颇有建安风骨之气象。先写移栽的原因，饱含着对柏树青葱本色的赞赏；承此而叹惜柏树的命运，又蕴涵对其不弃沙漠之地，仍然茁壮成长的钦佩之情，转而贬斥杨柳与梅花的无聊、纤弱，更衬出柏树的不同凡响；最后高扬柏树的岁寒本色。全诗的意境也同这柏树之品质的升华一样登上更高的台阶。
这是一首积淀着无限深情的悼念亡友的诗作。在中华民国时期，悼亡，对革命者来说是常事，因而，它也就成了鲁迅诗作的一个重要的主题。和一般性的悼亡之作不同的是，鲁迅在此诗中除使用“健儿”一词外，基本上不涉及被悼念者的身世、人品和才学，而主要是写诗人自己的心境和感情。
诗的前两句乍看起来和悼念挚友似无关联，全然是在写自己的感受；而就情绪的格调来看，仿佛还不免有些压抑和低回。“岂有豪情似旧时，花开花落两由之。’’说明诗人近时的心境不如过去亢奋，已经被压抑到低沉、麻木的境地，甚至连花开花落、人事荣枯也激不起心中的一点微波和涟漪了。这显然是反语，是极言压迫已经超出了可以负荷的程度；只好听之任之。作者鲁迅在《南腔北调集（守常全集）题记》一文中说过：“革命的先驱者的血，现在已经并不希奇了。单就我自己说罢，七年前为了几个人，就发过不少激昂的空论，后来听惯了电刑，枪毙斩决，暗杀的故事，神经渐渐麻木，毫不吃惊，也无言说了。我想，就是报上所记的“人山人海”去看枭首示众的头颅的人们，恐怕也未必觉得更兴奋于看赛花灯的罢。血是流得太多了。”他在《集外集拾遗·上海所感》中又说过“初看见血，心里是不舒服的，不过久住在杀人的名胜之区，则即使见了挂着的头颅，也不怎么诧异。这就是因为能够习惯的缘故。”鲁迅的这些话；可以印证他的“豪情”之所以锐减完全是因为压迫无比惨烈、社会极其黑暗的缘故。从艺术的表现角度来讲，前两句感情低回，似现木然，则是一种蓄势待发、欲扬先抑的手法。作为革命家的鲁迅，他决不会对时 势的变化、斗争的起伏、革命的成败以及革命者的生死置之度外， 漠不关心的。1926年，他在抨击旧军阀时，曾说过：“人们的痛苦是不容易相通的。因为不易相通，杀人者便以杀人为唯一要道，甚至于还当作快乐。然而也因为不容易相通，所以杀人者所显示的‘死之恐怖’，仍然不能够儆戒后来，使人们永远变作牛马”（《华盖集续编·死地》）杨铨死后不久，作者鲁迅在写给友人台静农的信中说：“仆生长危邦，年逾大衍，天灾人祸，所见多矣，无怨于生，亦无怖于死，即将投我琼瑶，依然弄此笔墨，夙心旧习，不能改也，惟较之春初，匿亦颇自摄养耳”。既然“无怨于生”、“固亦颇自摄养”；既然“无怖于死”，则旧习不改，“依然弄此笔墨”，决不会被白色恐怖所吓退，“豪情”也决不会真的减遇，就是减退了，也必当再度焕发。所以在写给友人的信中他多次表示：“继杨杏佛而该死之榜，的确有之”，“据闻在‘白名单’中，我也荣获入选”，但作者却正义凛然、勇敢无畏地宣告：“只要我还活着，就要拿起笔，去回敬他们的手枪。’’
“何期泪洒江南雨，又为疑民哭健儿。”笔锋突然一转，豪情再度昂奋，更加焕发。蓄势待发的感情，冲破了前所罕见的大黑暗迸发了出来，在这江南大雨之日，作者也涕泪滂沱地哭吊这位人民的健儿。末二句即融景入情，表达了作者沉痛真挚的感情。一个“又”字，既说明了暗杀革命者的事件的不断上演，反映国民政府统治下的严酷。又说明了前两句所表达到的“麻木”心情的所由来的原因，前后照应。诗的前后各半部分表现的感情，先抑后扬，又以当前景，融入当时情，情景交融，浑然一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