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联“芦叶梢梢夏景深，邮亭暂欲洒尘襟”平平写起，写芦叶，写邮亭，紧贴题面。既点明时令和驿馆，时逢深夏，地处荒僻，一路征尘，景物与行状的描写即透出内心的烦燥郁闷。
颔联“昔年曾是江南客，此日初为关外心”回顾自己漂泊流离一生。这联以昔年的“江南客”与今日的“关外心”作为鲜明对比：昔年江南之客，年少气盛，充满自信，自然也洋溢着许多美妙的希望；想不到二十年后仍要出关，去从事微不足道的弘农尉之职，这才令人深深体会到汉代楼船将军杨仆何以耻为关外之民的心态。冠盖满京华，斯人独憔悴，仆仆风尘，来到这荒野孤驿，让老母思子，娇妻念夫，人生至此，百感交集。
颈联“思子台边风自急，玉娘湖上月应沉”，“思子台边”等近景，“风自急”与首句“梢梢”和下句“清声”呼应，渲染夕暮景色的凄凉。“玉娘湖上月应沉’’，从“应”字可见不是写近景。这句应是承三句“江南客”，因此“湖”应指“浙水"而言，这是诗人的想象之景，由近景联想到远地，“风急”与嚣月沉”都是凄清昏冥之景，仍是喻半生生涯坎坷不顺和暗淡无光。
尾联“清声不远行人去，一世荒城伴夜砧”归结到“丛芦”，以行人断绝只有丛芦喧响应和着荒城的砧声，抒写途中的寂寞和郁闷。诗题是对丛芦有感，因而全诗写“丛芦”贯穿始终，通过映衬渲染，萧瑟的芦叶喧声的描写蕴含深远的情致，抒发了诗人不尽的怅惘。
诗的前四句由丛芦而忆及江南，再由江南折出“关外心”，在曲折的思绪活动中，回溯了漫长悠远的时间、空间和有关生活内容。这种回忆，以及暂时因环境清幽而尘烦乍释的心境，对于逐渐萌生的“关外心”，起着引发和映衬的作用。后四句则由“关外心”扩展开去，思绪连绵，融合了对亲人的思念和长夜难眠之中对外在环境的感受，使“关外心”表现得更加充分和形象。纯粹写因丛芦触发而引起的种种感慨，这就为诗营造出一种哀感优柔的意境，体现出李商隐诗情绪色彩的特征所在。
词作当写于宣和三年（1121）秋天，时赵明诚为莱州守，李清照从青州赴莱州途中宿昌乐县驿馆时寄给其家乡姊妹的。它通过词人自青州赴莱州途中的感受，表达她希望姐妹寄书东莱、互相联系的深厚感情。
眼泪湿了衣服，脸上胭脂妆容化开。词开头作者便直接表露出了难分难舍的情感。四叠阳关唱了几千遍但是还不足以形容自己内心对妹妹的万种离情。“千千遍”则以夸张手法，极力渲染离别场面之难堪。“人道山长山又断，萧萧微雨闻孤馆”，妹妹此行路途遥远，而自己已经到了“山断”之处，离妹妹更加遥远了，加上又有潇潇微雨，自己又是独处孤馆，更是愁上加愁。
“惜别伤离方寸乱，忘了临行，酒盏深和浅”，自己在临别之际，由于极度伤感，心绪不宁，以致在饯别宴席上喝了多少杯酒，酒杯的深浅也没有印象。词人以这一细节，真切形象地展现了当时难别的心境。“好把音书凭过雁，东莱不似蓬莱远。”词人告慰姊妹们，东莱并不象蓬莱那么遥远，只要鱼雁频传，音讯常通，姊妹们还是如同在一起。至此，已不仅仅表现的是离情别绪，更表现了词人深挚感人的骨肉手足之情。
李清照是婉约派代表人物，通过这一诗词，看出李清照词细腻生动，而又不乏姿放的特点。
诗题“荣木”，是取诗的前两字作为篇名，并不是专写荣木。《荣木》一诗共三十二句，分四章，每章八句。第一章慨叹人生若寄，第二章写要坚持正确的做人道理，第三章责己无所作为，第四章表示不坠先师之训而奋起。全诗表达了一种自强不息的功业追求。
这首诗提出了世间一个永恒的主题：人生苦短。陶渊明把“荣木”已化为一种意象——人生美丽却苦短。他忧于人生短暂，认为人若不勤奋，即使“总角闻道”也会“白首不成”，这是人生的悲哀。他告诫人们，人生就像匆匆过客，到时都会憔悴、衰老、死亡；人的寿命、祸福取决于自己。他也自责自己曾废学而乐饮。
从此诗第四章中可以见出作者内心郁勃着昂扬的进取之心、功业之志。“四十无闻，斯不足畏”，这句话活脱了陶渊明另一面孔，它与后人心目中那位吟唱着“复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隐者形象，相距实在太远。人们以往对陶渊明的印象只是其中年思想成熟以后的形象，是陶渊明丰富人格之一角。以“一斑”而概其“全豹”有时会出现以偏概全的弊病。陶渊明早期功业之心，主要是传统文化的熏陶、影响使然。对于古代大多数知识分子，“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是他们最大的梦想，在“学而优则仕”的时代，谁也难以天生就超越历史的局限而对功业荣名不屑一顾、视如粪土。
人生短暂，只有为功名而奋斗才有意义。陶渊明没有忘记儒家先师孔子的教导，一个人到了四五十岁还没有什么名望，这不值得惧怕。他自信有取得功名的天赋，不管要经历多少苦难，也没有任何理由放弃。
“晨趋紫禁中，夕待金门诏。”诗歌的开始，使用了虚中带实的手法，概言自己在宫禁中的生活和感受。翰林院、集贤殿都在宫禁中，故言“晨趋紫禁中”。从表面看，又是“紫禁”，又是“金门”，不仅说明职务之重要，还更带有一种显赫的威势、甚至炫耀的口吻。的确，当时翰林供奉的地位是十分重要而又显赫的。据《新唐书·百官志》载，玄宗初，置翰林待诏，以张说、陆坚、张九龄等为之，掌四方表疏批答应和文章。既又选文学之士号翰林供奉，与集贤院学士分掌制诏书敕。开元二十六年（738）又改翰林供奉为学士，专掌内命，包括拜免将相、号令征伐诸大事。以后选用益重而礼遇益亲，所以当时有“号为内相”或“天子私人”之称。李白夙怀“申管晏之谈，谋帝王之术，奋其智能，愿为辅弼，使寰区大定，海县清一”（《代寿山答孟少府移文书》）的宏图，当他被诏供奉翰林时，内心是异常激动的，而且初入宫禁时，他也的确曾为自己所受的殊宠与显赫的地位而自豪。他在《赠从弟南平太守之遥二首》其一中曾以自诩的口吻说：“天门九重谒圣人，龙颜一解四海春。彤庭左右呼万岁，拜贺明主收沉沦。翰林秉笔回英盼，麟阁峥嵘谁可见？承恩初入银台门，著书独在金銮殿。龙驹雕镫白玉鞍，象床绮席黄金盘。当时笑我微贱者，却来请谒为交欢。”然而，时隔不久，当李白发现现实并非如此，这种天真浪漫的情绪也就惭惭消沉了。所以尽管这两句诗表面上带有显赫的威势和炫耀的语气，但从“晨趋”与“夕待”两个词中，已向我们暗示了一种投闲置散而又焦虑如焚的心态。可以说“晨趋”、“夕待”也正是李白自入宫禁以来的形象写照。
接下来具体写投闲置散的读书生活：“观书散遗帙，探古穷至妙。片言苟会心，掩卷忽而笑。”这几句的意思是说：我博览珍秘的群书，深入钻研其中的奥妙所在；如果发现有只言片语恰恰道出心曲之事，便会乐不自持、掩卷而笑。这几句写得轻松自如，可谓一片清机。但是，这种轻闲的读书生活与一个身居翰林供奉之职的人来说，却是极不协调、极不相称的。作为翰林供奉本来所应该做的事，已如前述，而事实上李白入宫之后，只不过被视为文学弄臣，是供奉帝王后妃遣兴愉乐的玩物。这对于李白来说，是痛心的，也更是悲哀的。
“青蝇易相点，白雪难同调。本是疏散人，屡贻褊促诮。”“青蝇”句本陈子昂《宴胡楚真禁所》诗：“青蝇一相点，白璧遂成冤。”“白雪”句本宋玉《对楚王问》：“其为《阳春》《白雪》，国中属而和者，不过数十人。”这两句在章法上是上承“片言”二字，可以说是“片言”的具体内容。这两句是说：我本来就是爱好自由，无拘无束之人，可每每总是遭到心胸狭隘之人的责骂。这是上承“会心”二字，从古人的至理名言中，领悟到自身遭遇的缘由所在。李白本是性格傲岸，行为放达不拘之人，但是入宫之后，却遭到高力士、张垍等奸臣的嫉妒与谗毁。“丑正同列，害能成谤，格言不入，帝用疏之”（李阳冰《草堂集序》），愈来愈受到皇帝的疏远与冷落。李白在《感遇四首》其四中也说：“宋玉事楚王，立身本高洁。巫山赋彩云，郢路歌白雪。举国莫能和，巴人皆卷舌。一惑登徒言，恩情遂中绝。”尽管此时“恩情”尚未完全中绝，但李白早已预感到了。严酷现实的打击，迫使诗人不能不考虑自己的前程与人格的完善，因而诗歌的下半部分，就着重表白对另一种生活的渴望与追求。
“云天属清朗，林壑忆游眺。或时清风来，闲倚栏下啸。”局促在宫禁之中，整日在嫉妒与谗毁中度日，不仅是对人格的迫害，也是对人性的压抑。此时此刻，诗人不禁回忆起昔日委运自然、遨游林壑的布衣生活。那是何等的惬意：在大自然的怀抱里，面对明媚的云天与幽静的林壑，清风徐来，倚栏长啸。一个“闲”字，道出了诗人的心境与大自然相融合的契机所在。
接下来诗人继续写道：“严光桐庐溪，谢客临海峤。功成谢人间，从此一投钓。”这两句反映了李白对严光和谢灵运的企慕，希望自己将来能象他们那样，摆脱世俗的烦恼，寄迹林下，度安闲隐逸的生活。因而诗歌的最后两句说：“功成谢人间，从此一投钓。”功成身退，是李白为自己设计的人生道路，也是他毕生的生活理想。他早在二十七岁时所写的《代寿山答孟少府移文书》中就表示过：“奋其智能，愿为辅弼，使寰区大定，海县清一。事君之道成，荣亲之义毕，然后与陶朱、留侯浮五湖、戏沧州，不足为难矣。”其《驾去温泉宫后赠杨山人》诗亦云：“待吾尽节报明主，然后相携卧白云。”可以看出，李白对理想信念的追求是何等的执着，尽管在遭谗受谤，皇帝疏远的情况下，仍抱定功成然后身退的信念。因而在政治上的期待，暂时战胜了寄迹林下的愿望。但是，如果换一个角度来看，即从李白此时的心态与他初入宫禁时相比，则可以明显看出其心理的变化。上文所引《赠从弟南平太守之遥》诗中，已可以看出诗人当初那种春风得意、喜不自胜的情态。此外，李白在《效古二首》其一中也以相同的情调写道：“朝入天苑中，谒帝蓬莱宫。青山映辇道，碧树摇烟空。谬题金闺籍，得与银台通。待诏奉明主，抽毫颂清风。……快意切为乐，列筵坐群公。光景不可留，生世如转蓬。早达胜晚遇，羞比垂钓翁。”但是此时此刻，诗人已不再是“羞比垂钓翁”，而是希望要在“功成”之后，决绝地表示“从此一投钓”，要像严光那样，远离尘嚣，过着安闲自乐的隐居生活。
总之，这首诗突出表现了诗人那傲岸不屈、不同流俗的高洁品质，其中有对好佞小人的斥责，也有对自身遭遇及仕途的深深忧虑。尽管诗人此时仍怀有建功立业的愿望，对朝廷也还抱有一线的希望，但此后不久，诗人尚未及“功成”，便愤然离开了朝廷，踏上了自得其乐的布衣漫游生涯。可以说这首诗正是李白在长安为官时期心理转变的一个重要标志。
这是一首“言怀”之作，像是在同“诸学士”们娓娓而谈。它一反李白所常用的那种奔放的激情与奇特的夸张，而是将眼前之事及心中之想如实地一一道来，在婉转清爽的背后，蕴籍着十分深刻而又复杂的情感。这一特点的形成，与诗人当时所处的地位及其所特有的心理状态是密不可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