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贞元年（805），柳宗元曾溯湘江上行到永州贬所，度过了难熬的困顿生活。十年之后又要逆湘江而上去到比永州更加遥远偏僻的柳州任职，柳宗元想到重返京城施展抱负的希望更加渺茫，不禁思绪万千．悲愁满腔，发出了“不知从此去，更遣几时回”的深沉慨叹。虽然诗只有短短二十个字，但却透露了虽一再被贬，仍斗争不屈的意志。
“好在湘江水，今朝又上来”这两句，紧扣题目中的“再上湘江"四字。此时是春末夏初，湘江水暖，江水碧绿，两岸杂花生树，青山叠翠，柳宗元对众山之会的湘水之流早就醉心过。可是此时此地，他却无心欣赏，只用“好在湘江水”一句带过，便回到他的再度被贬这一令人伤心的事件上来，所以次句诗，便紧接首句，顶前补足，用“今朝又上来”承接，不着议论，不写景物．满腔悲愤，藏而不露。
“不知从此去，更遣几年回”这两句，转笔写对前途的忧虑。不知此去要经过几度春秋？贬在离京城万里之外的荒远边州，何时才能被召还？瞻望前途，真是不寒而栗啊！柳宗元离开京城长安以后，对京城是眷恋的，那里是政治中心，是实现自己政治抱负的地方，而柳州当时是一片开垦很少的荒凉之地，古树参天，杂草丛生，毒蛇猛兽，比比皆是，而且瘴疠之气盛行，中原人士一向把这里视为畏途，从秦汉以来，这里一直是谪放罪人的地方。想到这些，他自然盼望被召回京。
在《衡阳与梦得分路赠别》诗中，从“翁仲遗墟草树平”一句看来，他已流露出“长安不见使人愁”的情怀。刘禹锡酬赠诗中的“归目并随回雁尽”，也同样流露出对京城的眷恋和对北归的企望，但是柳宗元此去却再没有回来。元和十年六月二十七日柳宗元到达柳州；七月十七日，随他同去的同祖弟柳宗直便突然患暴病去世了。柳宗元由于长期被贬远州，精神上受到压抑，已经是未老先衰。元和十四年(819)，宪宗因受尊号，实行大赦，经裴度说情，宪宗才决定在这次大赦中召回柳宗元。然而此时柳宗元已经病人沉疴，诏书未到柳州，宗元便在这年的十一月八日含冤长逝了。 “更遣几年回”的希望，晚年盼望与好友刘禹锡作邻居的心愿，一切都落空了。 “不知从此去，更遣几年回”的诗句，已经成为诗谶，一代大文学家柳宗元只活了四十七岁。读此诗，对他的悲剧生涯，读者会感到痛借的。
《再上湘江》是一首五言绝句，语言朴素无华，如对友人说家常话，毫无斧凿痕迹，通俗而又自然。后两句诗用虚拟的手法来表现前途未卜的情景，用一句设问“更遣几年回”来作结，把思维活动表现得很真切，颇有情趣。虽篇幅短小，仍不失为一篇清新隽永的小诗。
词的上阕领起于登楼所见的萧索秋景。“寒眼”并非冷眼，而是“眼寒”，是冷落的景物使眼睛生出寒意，其实就是心寒、情寒。“乱空阔”初看颇不合情理，因为“乱”似乎与空阔关系不大。词人借秋天的背景将“乱”字与落叶相结合。秋天到来，落叶处处，使空阔的江天看起来零乱而萧条，如此理解，“乱空阔”自然就合情合理了。而萧条的愁情是由萧条的秋景引起。所以词人云“客意不胜秋”。不过词人并没有继续这种低沉的情绪，而是强行振作，越是愁恨低回，他越是要“强呼斗酒，发兴特上最高楼”，这显示了他的倔强和自信。在词人这种精心设计中，他在“最高楼”上目睹了“江山图画”的可舒可卷，听到了长江波涛汹涌中的“龙鱼悲啸”，并无余暇顾及小家子气的“诗愁”。可是，江山虽然壮美，却挡不住南宋国势日渐衰微。词人虽然倔强，壮志仍然难酬，此时的豪情，壮则壮矣，而悲愤却是掩在深处抹不去，勉强的豪情无法长久。当强提的那口硬气逐渐消退，一阵秋风秋露，此时词人寒意顿生，情绪再次低沉下来。
下阕抒情。在情绪跌宕起伏的登楼“望神州”之后，词人忽然有所悟继而感叹。国势衰微，有志者理应报国，可像词人这样的智勇双全人士却报国无门。他为此忧愤白头，平生的抱负理想、壮志豪情，只剩下今时的失落黯然。时光流逝，词人垂垂老亦，他壮志难酬。念至于此，词人虽不甘心，却也无可奈何，只有“此意仗江月，分付与沙鸥”，陪伴他的只有江月和沙鸥。情绪承接上阕结尾处的低回，显得不平、无奈、凄凉。
整首词气象阔大，语意爽直，悲壮激越，在历代登楼作品中别具一格。
这是一首“寄兴深微”的艳词。
上片写眼中所见的景象，是在梦醒后睡眼惺忪时见到的。它给人一种迷离恍惚、依稀隐约的审美感受。是现实中的生活，也是幻想中的追求；像是别有寄托，又像是纯粹抒情。词的上片，情景交融，浮现在人们眼前的画面是：一座高高的小楼，有个蒙着碧纱的小窗，反射出照在壁上的一线灯光，笼罩在朦胧的月色中。一个惆怅自怜的青年，正凝望着那反射出灯光的窗口，原来这就是绝代佳人“谢娘”的住房。“谢娘”，在韦庄的诗词中常用来指意中人，不过这首词中的“谢娘”，完全是词人心造的幻影，并不是现实生活中的某个佳人。只是词中抒情主人公看到那碧纱窗下，孤灯荧荧，便驰骋着丰富的想象，幻想出一个背灯斜坐、含情脉脉的深闺丽人来，反映了词人一种朦胧的理想和追求。寄托在若有若无之间，情趣在若隐若显之际。乍看起来，似乎只是寻常的艳语；细味之后，又觉得语言之外，还有一些值得咀嚼的东西。与词人同时期的张泌也有一首《浣溪沙》，跟这首词的意境很相似。词云：“独立寒阶望月华，露浓香泛小庭花，绣屏愁背一灯斜。 云雨自从分散后，人间无路到仙家，但凭魂梦访天涯。”画面同样出现了楼和月，人和灯，梦和花，皆景中含情，深得风人之旨。然而一个是对往事的回忆，一个是对未来的追求；一个是写曾经热恋过的对象，一个是写素未谋面的佳人；一个把重温旧好，寄托在梦魂的访问，一个是把朦胧的追求，付诸驰骋的想象。两相对照，张词写的只是爱情的纠葛，别离的愁绪；而韦词却在男女之外，别有兴寄，更加耐人寻味，更加富有深意。
下片抒情主人公继续展开想象的翅膀，对背灯坐在碧纱窗下的美人进行浪漫主义的描绘。把花的精神赋予美人，把美人的“玉容”写成花，使花成为美人的倩影，美人成为花的化身。一支生花的妙笔，出神入化，为花锡宠，为人争春，在艳语之中，寓比兴之意，确是大家笔墨。“一枝春雪冻梅花，满身香雾簇朝霞”，可见他理想中的美人，容貌像雪一样的洁白，梅一样的疏淡。衣裳像雾一般的飘逸，霞一般的鲜艳。词人把自己朦胧中的追求，写得如此高洁，如此淡雅，使人自然联想到“制芰荷以为衣兮，集芙蓉以为裳”的爱国诗人屈原的自画像，其言外自有寄托，自有高致，绝不同于寻常的艳词。张炎说得好：“簸弄风月，陶写性情，词婉于诗”（《词源》）。读者若试拿韦庄这首词的下片，跟李白的“云想衣裳花想容”、“一枝被艳露凝香”（《清平调》），白居易的“芙蓉如面柳如眉”、“梨花一枝春带雨”（《长恨歌》），对照来看，既可以发现它们之间的继承关系，又可以寻绎出它们之间的“新变”轨迹。太白和乐天是以花柳来喻其貌，用“朝露凝香”和“梨花带雨”传其神，自然是千秋妙笔。然其意止于“以形写神”，“以景传情”，把杨妃的“天生丽质”形容得形神俱肖而已。至于韦词所描写的那个美人，则是雪里梅花，具有冰清玉洁的高尚情操；霞中仙子，具有超凡绝俗的潇洒风韵，象外有象，景外有景，作为物化于作品中的艺术形象，具有极大的启发性和诱发力，既能给人们以真实的感知，又能给人们以丰富的联想。以朦胧的美，含无穷的趣，正是它的艺术生命和灵魂之所在。月下观景，雨中看山，雾里赏花，隔帘望美人，往往能够引起人们更好的审美情趣，其奥秘就在于它以有限表无限，以实境带虚境，以朦胧代显露，能使人以丰富的想象补充具体的情景，从而取得了“韵外之致”、“味外之旨”的艺术效果。这也就是韦庄这首词所追求的审美趣味，所发出的艺术光辉。
这篇征行赋作于汉安帝永初七年（公元113年），斯年班昭随儿子曹成（字子谷）去陈留赴任。本赋主要是抒写沿途的所见所感，注重四个方面：
一是写离开京城的悲伤之情；当“去故就新”时，想到身寄异地，悲伤不已，彻夜难眠。随着行程的推进，离京城越来越远，而“怀土”念故之情越发沉重，由此表达了身不由已的悲情。
二是写长途跋涉的劳苦之情。班昭历经七邑，风餐露宿，跋山涉水之劳，在所难免。赋文直言其事，既有巩县多艰，又有河洛险阻，更有桑间露宿。由此不能不追怀上古安居乐业的时代生活。
三是写缅怀先贤之情。过匡地而同情孔子受困的厄运，过卫地赞美子路的勇义精神，过蘧乡时追怀伯玉的美德不朽。这些怀古之情，既是表明自己的情感志趣的高尚，也是借古人“衰徴遭患”的命运来宽慰自我，聊以解忧。
四是写体察民难之情。这方面的文字虽然只有四句，而从蒲城丘墟、荆棘丛生的荒凉景象的描写，表明了东汉末年的时乱所带来的灾难。作者有意识的“察农野之居民”，可见班昭对灾难深重的农民是寄予同情的。
时隔十六年后，蔡邕由陈留赴京，正好与班昭的行程逆向而动，但同样呼出“民露处而寝湿”的共同心声，这不能否认此赋所产生的影响。
赋末“乱辞”直抒其情，强化了赋文的抒情主题，将个人富贵难求、俟时难得的命运，与东汉末年愚智不分、吉凶莫测的社会命运相联系在一起，其深刻性就在于，在交待自身遭受厄运的同时，透露了对社会的批判之情。
本赋的语言简明畅达，一气呵成，读来感人至深。
此外，其乱辞称：“ 先君行止，则有作兮，虽其不敏，敢不法兮。”这表明班昭的《东征赋》是效法其父班彪的《北征赋》而作。赋中记叙自洛阳至陈留的经历，对于孔子、子路、 蘧伯玉等先哲前贤多有称颂，都是触景生情，发为感慨。和班彪的《北征赋》相比，《东征赋》的感情描写更为细腻，作者把自己内心的矛盾和苦闷曲折而真实地反映出来，强自开解而又无可奈何，低徊往复，而又有古淡的文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