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唐绝句自杜牧、李商隐以后，单纯议论之风渐炽，抒情性、形象性和音乐性都大为减弱。而郑谷的这首七绝则仍然保持了长于抒情、富于风韵的特点。
“扬子江头杨柳春，杨花愁杀渡江人。”这首小诗的前两句是说，扬子江边的岸边杨柳依依，那乱飞的柳絮，愁坏了渡江的游子。
前两句即景抒情，点醒别离，写得潇洒不着力，读来别具一种天然的风韵。画面很疏朗：扬子江头的渡口，杨柳青青；晚风中，柳丝轻拂，杨花飘荡。岸边停泊着待发的小船，友人即将渡江难去。淡淡几笔，像一幅清新秀丽的水墨画，景中寓情，富于含蕴。依依袅袅的柳丝牵曳着依依惜别的深情，唤起一种伤离意绪；蒙蒙飘荡的杨花惹动着双方缭乱不宁的离绪，所以说“愁杀渡江人”。诗人用淡墨点染景色，用重笔抒写愁绪，初看似不甚协调，细味方感到两者和谐统一。两句中“扬子江头”、“杨柳春”、“杨花”等词语同音字（扬、杨）的有意重复，构成了一种既轻爽流利，又回环往复，富于情韵美的风调，使人读来既感到感情的深永，又不显得过于沉重和伤感。次句虽单提“渡江人”，但彼此羁旅漂泊，南北乖离，君愁我亦愁，原是不言自明的。
“数声风笛离亭晚，君向潇湘我向秦。”三、四两句，从江头景色收转到离亭别宴，正面抒写握别时情景。驿亭宴别，酒酣情浓，席间吹奏起了凄清怨慕的笛曲。即景抒情，所奏的也许正是象征着别离的《折杨柳》。这笛声正倾诉出彼此的离衷，使两位即将分手的友人耳接神驰，默默相对，思绪萦绕，随风远扬。离笛声中，天色仿佛不知不觉地暗了下来，握别的时间到了。两位朋友在沉沉暮霭中互道珍重，各奔前程——“君向潇湘我向秦”。诗到这里，突然停止，富有韵味。
这首诗的成功，和有这样一个别开生面，富于情韵的结尾有密切关系。末句只是交代各自行程的叙述语，既缺乏寓情于景的描写，也无一唱三叹的抒情；实际上，这首诗的深长韵味钧蕴含在这朴质的不结之结中。由于前面已经通过江头春色、杨花柳丝、离亭宴饯、风笛暮霭等一系列的物象情景进行反复渲染，结句的截然而止，更显示出分手握别的黯然神伤，天各一方的无限愁绪，南北异途的深长思念，乃至在这漫长旅程中的无边寂寞，都在不言中得到充分表达。“君”、“我”对举，“向”字重出，更使得这句诗增添了咏叹的情味。
“杜陵叟，杜陵居，岁种薄田一顷余。”杜陵，地名，即汉宣帝陵，在今陕西省西安市东南的少陵原上。白居易这首新乐府诗的主角是一位家住在长安市郊的土生土长的农民，他世世代代以种地为业，守着一顷多的薄田，过着衣食不继的日子。中国文人的诗歌中，少不了风花雪月，也有的是闲情雅致，但是有意识地不但以农民作为作品的主人公，而且真正站在劳苦大众的立场上，为他们鸣冤叫屈、打抱不平的作品，还是不多见的。在这一点上，白居易可以说是做得非常突出的一位了。他所以能够在诗歌中大声疾呼地为民请命，并不是想在题材上猎奇出新，而是源于他对朝廷政治前景和国计民生的高度责任感和使命感。作者一再把视角投向生活在最底层的群众，他们的生活过得十分悲惨，而且向来是无人过问的。这位不知姓甚名谁的杜陵叟处在水深火热的困境中而不能自拔。
“三月无雨旱风起，麦苗不秀多黄死。九月降霜秋早寒，禾穗未熟皆青乾。”三月无雨，并不是指的农历三月整整一个月不下雨，而是说从808年冬天到第二年春天连续三个月没有下雪和下雨。据史料记载，这一年直到闰三月才下了一场像样的雨，为此，白居易还专门写了一首《贺雨》诗表达他当时喜悦的心情。在靠天吃饭的日子里，长安市郊的“杜陵叟”去年秋天辛辛苦苦播下的冬小麦，从下种到返青就没有一滴雨水的滋润，结果还没有到秀穗的时候大多已经干黄枯死了。夏粮既然没有收成，只有指望秋粮了，可是农民们万万没有想到，秋天九月一场早来的霜降，却使得“杜陵叟”可怜的愿望又一次成为了泡影，地里的秋庄稼还没有成熟就都被冻死而干枯了。两季粮食几乎颗粒无收，这就是白居易在序中所交待的“农夫之困”，也是“天灾之困”。
“长吏明知不申破，急敛暴征求考课。”长吏，泛指上级长官，这里是指的杜陵所在地的地方官。考课，指古代考查官员政绩的好坏，以此作为升降的标准。原来这位地方官大人明知手下的“农夫”受了天灾，却不向上方报告灾情，而是愈发加紧横征暴敛，强行收取租税。他要造成一个“大灾之年不减税收”的政绩，以取悦上方，给朝廷留下一个称职的印象，为他以后的加官晋爵打下基础。
“典桑卖地纳官租，明年衣食将如何？”这两句诗是说，“杜陵叟”在大荒之年，遇上这样不顾百姓死活的“长吏”，叫天天不应，喊地地不理，只好忍痛把家中仅有的几棵桑树典当出去，可是仍然不够缴纳“官租”，迫不得已，再把赖以为生的土地卖了来纳税完粮。可是桑树典了，“薄田”卖了，到时候连“男耕女织”的本钱都没有，第二年的生计也没有办法了。这种来自“长吏”的人祸，让“农夫之困”愈发雪上加霜。
看到“杜陵叟”面对的“人祸之困”比“天灾之困”更加无情、更加残酷时，白居易的心情再也无法平静了。本来从诗歌的一开始，他是以第三人称的面目出现的，可是写到这里，他义愤填膺，转而以第一人称的身份出场控诉起来，“剥我身上帛，夺我口中粟。”意思是：“典了桑树，卖了薄田，织不了布，种不上地，到时候没吃没穿，我们怎么生活啊？”这种由第三人称到第一人称的转换，实际上是作者内心感情的真实流露，他已经全然忘记了他是朝中大夫的尊贵身份，而自觉地站在了无依无靠的“杜陵叟”一边，这对于一个封建文人来说，是非常难能可贵的。在著名的汉乐府《陌上桑》中有这样的诗句：“日出东南隅，照我秦氏楼。秦氏有好女，自名为罗敷。”那也是站在诗中主人公同一立场的第一人称的口吻，不过，因为那首诗本来就是乐府民歌，所以不足为奇，它所表达的是劳动人民对他们这个阶级的优秀女子的由衷自豪与热爱，可白居易并不是穷苦百姓中的一员，而是一位名符其实的士大夫，所以这种感情角色的自然换位，对于封建社会的官僚阶层的绝大多数成员来说，是根本不可想像的，而白居易这种古道热肠、侠肝义胆，完全是“诗圣”杜甫“民胞物予”精神的直接继承，而且这也是他能在后来接过杜甫现实主义诗歌的优良传统，发起新乐府运动的重要主观因素。
“虐人害物即豺狼，何必钩爪锯牙食人肉？”这是白居易站在“杜陵叟”的立场上，对那些统治阶级中，只管个人升官而不顾百姓死活的贪官污吏而进行的面对面的严厉痛斥，情急之中，竟把他们比喻成了“钩爪锯牙食人肉”的“豺狼”，而且采用了语气极为强烈的反问句式，激愤之情跃然纸上而溢于言表。作为一个衣食无忧的政府官吏，能够对“农夫之困”如此感同身受，能够如此直接激烈地为人民鸣不平，在当时实在是不多见的。
诗歌的前半部分，作者的内心是很沉痛的。而在诗歌后半部分的一开始，苦不堪言的“农夫”的命运似乎出现了一丝转机，“不知何人奏皇帝，帝心恻隐知人弊。白麻纸上放德音，京畿尽放今年税。”白麻纸，古时诏书用白纸颁布，到了674年——676年期间（唐高宗上元年间），因为白纸容易被虫蛀蚀，所以一律改用麻纸。放德音，宣布恩诏，即下文所言减免赋税的诏令。京畿，古时称国都周围的地区。杜陵所在地属国都长安的郊区。白居易在诗里只说了“不知何人”，其实这位关心民生疾苦、视民如子的“何人”，根据史料记载正是白居易“本人”，是他上书宪宗，痛陈灾情之重，才使深居九重的皇帝动了恻隐之心，大笔一挥，居然免去了京城灾区当年的赋税。读者看到这里，也会为颗粒无收的“杜陵叟”的命运松了一口气。可是令作者万万没有想到的是，这一切只不过是障眼法而已，不管皇帝的免税是否出于真心，但是官吏却是绝不肯照章办事的，因为这样一来，他们的政绩就要受到影响，他们的官路也会不再亨通。所以，他们自有一套阳奉阴违的“锦囊妙计”，那就是拖延不办，对此，白居易也是莫可奈何的了。
“昨日里胥方到门，手持尺牒榜乡村。”里胥是乡镇中的低级官吏；这里的“榜”是张贴的意思。皇帝的免税诏书才刚刚由那班“里胥”们神气活现地公布到家家户户，可这一切已经无济于事了，因为“十家租税九家毕，虚受吾君蠲免恩。”一直要到绝大多数人家都“典桑卖地”，纳完租税之后，才将已经成为“一纸空文”的“尺牒”在乡村中张贴公布，这已经没有意义了。“里胥”们原本是没有那么大的胆量，敢于欺上瞒下到如此地步的，其实是朝廷上下，沆瀣一气，朋比为奸。白居易对此心知肚明，吃苦的还是那些无依无靠的贫苦百姓。他们一苦天灾，二苦黑官，这正是“苛政猛于虎”。
这首诗体现了作者视民如子的情怀，揭露了封建社会的黑暗与腐败。作者在《轻肥》诗中曾一针见血地控诉“是岁江南旱，衢州人食人！”在这首《杜陵叟》中，他更写到“虐人害物即豺狼，何必钩爪锯牙食人肉！”白居易在义愤填膺地写下上述的控诉时，并没有意识到，他实际上已经触及了封建社会那人吃人的凶残野蛮的社会本质。事实上，每当灾荒严重之际，由皇帝下诏蠲免租税，而地方官照样加紧盘剥勒索，不过是封建社会经常上演的双簧戏而已。宋代诗人范成大就有一首《后催租行》中提到：“黄纸放尽白纸催，卖衣得钱都纳却。”说的也是一回事，在宋代，皇帝的诏书用黄纸写，而地方官的公文用白纸写，在封建社会中，能够对这种免的白免、催的照催的吃人双簧戏进行最早、最有力的批判的，正是唐代新乐府运动的旗手——白居易。
这首诗的前两句写景，首句用重彩描绘出一幅枫叶烂漫的秋景图，次句渲染了一种宁静幽邃的氛围；后两句抒情，表现女主人公对曾经有过的美好日子一去不复返的遗憾，写尽了她未来日子的苦难。
首句“红叶醉秋色”五字，用重彩绘出一幅枫叶烂漫、秋色正浓的画面。那优美的景色，宜人的气候，令人心醉神驰。“霜叶红于二月花”是描写秋色的名句，然“红叶醉秋色”的境界，却也别具韵味。诗人用一“醉”字，把“红叶”与“秋色”联系起来，使抽象的秋色具体可感，描绘了一幅美丽绚烂的秋景图。用字精炼，以少总多。
“碧溪弹夜弦”，也写得情韵萦绕，优美动人。白昼消逝，夜幕降临，枫林隐去，碧蓝澄澈的溪水，潺潺流动，宛然在弹奏一支乐曲，如泣如诉，打破了这也的寂静。夜色如水，不可能不动人情思。这里，“碧”是个诉诸视觉的颜色字。在一般的夜晚，是无法分辨水色的。只有凭借天空的明月，身临溪畔的人，才有可能见得真实，辨得清楚。“弹”字下得也很妙。它不仅写出溪流富有音乐般的诗韵，而且以动衬静，把一个万籁俱寂的夜色，烘托得更加幽深。诗虽未写月，却自有一轮明月朗照；未写人，却有一个少女的倩影徘徊溪畔；未写情，却有一缕悲哀寂寞的情丝，从“夜弦”的曲调中轻轻流出，如泣如诉，萦回耳际。这种虚中见实、实中见虚的写法，笔墨精当，含蕴丰富，营造了一种宁静、幽邃的氛围。
最后两句抒情。主人公终于吐出了自己的心声：“佳期不可再，风雨杳如年。”那曾经有过的美好日子一去不复返了，心爱的人儿再也不会和自己共度美好快乐的时光。陪伴自己的只能是那漫长的凄风苦雨、度日如年的生活。这两句直言不讳地把这位徘徊于月下溪畔的女子内心的秘密，和盘托出。原来她是位失恋的女子，曾有过幸福的爱情，而此时，“佳期”却一去不复返了。可是这位多情女子还像过去一样热恋着爱人。在枫叶如醉、碧溪夜月的环境中，她徘徊着，回忆着，祈望着，等待着，从原野来到溪边，从白天直至深夜。可是，物是人非，再也见不到他的身影。“佳期不可再”，寥寥五字，把这位满怀希望的女子推向了绝望的深渊。她想：“今后的生活又将如何呢？”回答是：“风雨杳如年。”风雨如晦，度日如年，未来的日子是渺茫、悲凉、凄迷的。如果把这里的“风雨”理解为社会“风雨”的话，那么这诗所写的爱情悲剧，就具有更广泛深刻的社会意义了。
这首诗语短情深，措辞委婉而造语清丽。诗人善于选择典型的意象，渲染了一种迷离愁苦的诗境。诗中以景衬情，情与景很好地融合在一起，大大增强了艺术感染力。
《扫花游》，词牌名。双调，九十四字，上片十一句六仄韵，下片十句七仄韵。此词咏调名本意，与词牌名实相符。
“冷空”三句，寒食清晨出游西湖所见。言白云在蓝天中飘荡，阴影不时遮暗了湖边的柳色。湖中晨雾涌起，像一扇扇护花的屏障。寒食多雨，“清明时节雨纷纷”可证之。所以词人清晨游湖，天气虽无雨状，却已暗伏雨意。“艳晨”三句，概绘了当时西湖寒食游人踏青的盛况。言游人在春日遇到一个少见的艳阳天，所以在心目中觉得时间一晃而过，很快就从清晨转为晌午。是时，湖面上游船如蚁，笙歌阵阵；岸堤上年青女子摩肩接踵，人群如流，互相争道而行。词人对西湖繁华晴日的描述，是作为伏笔来与下面的雨境狼藉成强烈对比。“骤卷”五句，转写雨中情景。突然间狂风骤起，尘埃翻滚，真是“春天孩儿脸”说变就变，所谓“雨来风领路”，这雨前序曲使游湖女子的秀发散乱，花容失色，纷纷以袖、巾掩面而行。刹时雨点来临，那些豆大的雨点将许多桃花瓣、杏花瓣一一击落在地，任人践踏。这时候，连无知的春燕也停止了呢喃声，似在为这场狂风骤雨发愁，默默地在雨中低翔。西湖春天的特征：桃、杏、燕子等在雨景中的特写镜头，被词人一一摄入。上片刻画了西湖寒食的晴雨景观。
“乘盖”三句承上。“乘盖”，即乘轿。“旗亭”，即市楼，这里引作酒店。可参见王之涣“旗亭画壁”故事。“解佩”，用唐贺知章“金龟换酒”典故。此言由于下雨，因此乘桥游春的人们也纷纷找寻地方避雨。词人在湖旁的酒店里与老朋友不期而遇，于是就解下身上的玉佩换酒待友。“恨春”三句，酒中话题也。词人说：“这场大雨是‘春姑娘’的嫉妒心在作怪，因此下一场大雨不但使游春女子的罗裙湿透，也使其‘金莲’（即双足）沾满了尘埃，弄得她们狼狈不堪，实在可恨。”“恨春”句与上片“愁燕”句相同，都用拟人手法描摹物态，更显生动形象。“酹入”两句，以幻象道之。言眼前的春雨像醇酒般地浇灌在梅树林中，而绵绵不绝的雨点又如泪帘般地遮暗了那远处的梅林。西湖边多梅树，故有此语。词人极富想象，所以能将眼前之雨，忽成醇酒，忽化泪珠，显得变幻莫测，跌宕多姿。“峭寒暮”两句，言春寒临暮更甚，寒风中有人用笛子吹着《陇头曲》渐渐远去。这也是说游湖众人在临暮时渐渐散去的情景。
全词概括出西湖寒食一日游中的天气变化及游人的各种姿态，为后人提供了古代风俗的一些写真材料。
这首诗语言清新，诗人通过写清明节时的人事和景物，来透露出诗人对盛世的怀念与对现实朝野状况的失望。
首联描写自己独伤春，朝与野之人游春、赏春。开头诗人便暗用了杜甫《登楼》“花近高楼伤客心，万方多难此登临”的诗意，抒发别有怀抱的诗人的伤春愁绪。诗人在春雨霏霏的阴沉灭气中，内心郁苦愁闷，更由芊芊芳草增添凄迷冷落之情。“蚤是”、“可堪”这两个虚词，构成语意表达的递进关系，将诗人内心的凄楚表现得深长而急切。但是，后面所描写的并不是诗人自己的情态举止，而是朝廷内外游人的赏春之乐。
颔联描写宫中清明节的风俗和游乐。韩翃《寒食》诗有云：“春城无处不飞花，寒食东风稠柳斜。日暮汉宫传蜡烛，轻烟散人五侯家。”此诗“内官初赐清明火”句，即描写皇宫内清明节取榆柳火赏赐近臣的节俗。一个“初”字，暗示了此时动乱刚定，朝廷复行旧日礼制。“上更闲分白打钱”一句描写宫中蹴鞠游戏之乐，一个“闲”字，则交代了贵为朝廷宰更却无所作为的状态。
颈联描写宫外游春繁盛的景象。在京师郊野的道路上，红色的骏马嘶鸣不已，游春的男子络绎不绝；在绿杨掩映的庭院中，女子们正在欢快地荡着秋千。这里的色彩鲜艳夺目，所见所闻热闹非凡，一“乱”字、一“高”字，都尽显出晚唐时代人们沉湎在纵恣冶游的“世纪末”的狂欢之中。
尾联展现身处其间的游人的欣慰。他们觉得如今的热闹喧闹，就像是昔年的升平风光，又可以忘却动乱的痛苦记忆，无所顾忌地享受眼前的快乐。然而，所谓的“升平”却是表象，诗人正是透过这虚假的繁荣，感受到了国势岌岌可危的形势，深藏着浓重的现实忧愁。
诗人用冷峻的目光，看似闲淡地刻画长安城清明时分热闹如昔、游人如织的欢快场面，实则暗含着深沉的讽刺、斥责之意，以“游人”之喜乐，愈加反衬出诗人“伤时伤世复伤心”的悲郁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