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陵江水此东流,望喜楼中亿阆州。”起笔扣题,突出“别”字。诗人站在望喜楼上,注目嘉陵江水滔滔东流,不禁油然升起依依不舍的心情。诗人极目望去,又忆起那远在中游的阆州,思绪为之一顿。
“若到阆州还赴海,阆州应更有高楼。”嘉陵江经阆州后继续向东南流去,到重庆汇入长江,最终流入东海,故曰“赴海”。“应更”是肯定句,前行匆匆,无暇游赏,而此行又不经此,当然不可能再到阆州的“高楼”眺望嘉陵江水了。“阆州”也是写实,而不是未曾涉足的想象,从而更增强了“别”的韵味。
第一首重在远眺嘉陵江,从宏观着笔,第二首重在写嘉陵江水之澄碧,于细微处见精神。
“千里嘉陵江水色,含烟带月碧于蓝。”诗人把视线收回,注目脚下的江水;江天一色,千里嘉陵,烟波浩渺,它象皓月那样洁白,又比纯蓝还碧。诗人尽情描摹江水之美,以增加不忍“别”之情。
“今朝相送东流后,犹自驱车更向南。”这里把江水人格化了,也就是把自然人格化。江水变成了有生命力的东西了,这样也遂使诗的意境得到了升华。“犹”,有不忍之意,“更向南”意谓前途渺茫。诗人尽管受柳仲郢之邀,但此行如何,还未可预料,故尔发出“犹自驱车更向南”,以收束全篇。
这两首绝句通过赞美嘉陵江水,抒发了自己对大自然的依恋,从而也反衬了人世间的倾轧、污浊。诗曾有自注:“此情别寄。”当指另有所寄,这或许就是人情冷暖,世风日下,李商隐虽有才华和政治抱负,但时时受到猜忌、排挤。王氏卒后,他更觉无所依托,人生飘泊,内心矛盾也偶尔流露。他渴望得到知音,但现实社会知音难觅,只好钟情于嘉陵江水,聊以片刻的自慰。
这两首绝句是联章体,紧紧围绕嘉陵江来抒发情感。前者重虚写,以想象嘉陵江壮阔景象,但虚中含实;后者重写实,以细腻的笔触,抒发自己的无尽山水之情,但实中寓虚。这组诗以江水为核心,从不同侧面加以描摹。从其过程上看,写其上游、中游、下游,淡淡勾渤几笔,写出江水的博大;从其特色上看,写其“江水色”、“含烟”、“带月”、“碧于蓝芝,极富画意;从其人格化上看,有“相送”,人送江,江送人,生动活泼。
本文是一篇议论文,收录于《焚书》。该文写于明神宗万历十四年(1585年),主要是用来驳斥耿定向的理论。
李贽在该文中主要阐述了“童心“的文学观念。“童心“就是赤子之心,“一念之本心“,实际上只是表达个体的真实感受与真实愿望的“私心“,是真心与真人得以成立的依据。李贽将认知的是非标准归结为童心。他认为文学都必须真实坦率地表露作者内心的情感和人生的欲望。在李贽看来,要保持“童心“,要使文学存真去假,就必须割断与道学的联系;将那些儒学经典大胆斥为与“童心之言“相对立的伪道学,这在当时道学僵化的环境中有它的进步性与深刻性。
李贽的“童心“,其实是新儒家学者先天性善论的继承和发挥。他说,所谓“童心“就是“绝假纯真最初一念之本心“。这种“本心“是最纯洁的,未受一切污染的,因而他也是最完美的,最具一切美好的可能性的。“童子者,人之初也;童心者,心之初也。“实则是人的个性和主体价值的自觉。如果丧失了这种自觉的“本心“,那么,人就失去了个体价值,人就不再能以一个真实的主体而存在:“若失却童心,便失却真心;失却真心,便失却真人。人而非真,全不复有初矣。“
而道学及其教育却使人的这种纯洁“童心“丧失殆尽,丧失人的真实存在的价值:“方其始也,有闻见从耳目而入,而以为主于其内,而童心失;其长也,有道理从闻见而入,而以为主于其内,而童心失;其久也,道理闻见日以益多,则所知所觉日以益广,于是焉又知美名之可好也,而务欲以扬之,而童心失;知不美之名之可丑也,而务欲以掩之,而童心失。夫道理闻见,皆多读书识义理而来也。“总之,由于道学的教育,闻见、道理、名誉等的刺激引诱,人就会失掉其本来的善良本性,从而失去为善的内在根据。反过来说,只有断绝道学教育所灌输的闻见、道理等,才能保证“纯真无伪最初一念之本心“。而所谓闻见道理都来自圣贤之书,即是程朱义理。“多读书识义理“,使仁义道德的说教由耳目闻见入主于身心之中,取代了“童心“,使人们的语言、行为都变得虚伪,“欲求一句有德之言卒不可得“。想由“多读书识义理“的途径达到“内含以章美,笃实生辉光“,只能适得其反。正是这些圣贤之书所传播的“闻见道理“障人“童心“,使人“发而为言语,则言语不由衷,见而为政事,则政事无根柢,著而为文辞;则文辞不能达“。正是道学教育败坏人才,败坏政事,败坏社会风气,造成一派虚假。“其人既假则无所不假矣。由是而以假言与假人言,则假人喜;以假事与假人道,则假人喜;以假文与假人谈,则假人喜。无所不假,则无所不喜。满场是假,矮人何辩也!然则虽有天下之至文,其湮灭于假人而不尽见于后世 者,又岂少哉?“总是,道学教育使人丧失自然纯朴真挚的“童心“,道学家们都是一伙“失却真心“,专门说假话、做假事,写假文的“个人“,他们把社会变成了“无所不假“的欺诈场所。
李贽从“童心“出发,大胆地揭露了伪道学家的虚伪本质,把“六经“,“《语》、《孟》“等圣经贤传当作一切虚假的总根源,大胆地否定了传统的经典教材。李贽认为这些圣经贤传真伪难考,是非不辨,根本不能奉为经典。“夫六经语孟,非其史官过为褒崇之词,则其臣子极为赞美之语;又不然,则其迂阔门徒,懵懂弟子,记忆师说,有头无尾,得后遗前,随其所见笔之于书。后学不察,便谓出自圣贤之口也,决定目之为经矣,孰知其大半非圣人之言乎?“即便是圣人所说的话,也“不过因病发药,随时处方,以救此一等懵懂弟子,迂阔门徒云耳。药医假病,方难定执,是岂可遽以为万世之至论乎?“因而,“六经语孟,乃道学之口实,假人之渊薮也,断断乎其不可以语于童心之言明矣。“这种观点在当时是十分大胆的,表现了李贽反教条、反传统、反权威的叛逆精神。这对人们摆脱程朱理学的思想束缚,敢于发露“童心自出之言“,具有思想解放的意义。
李贽的时代,正是八股盛行,依经出题作文、代圣人立言,不能表达独立见解的文风泛滥的时代。李贽却认为,“童心“即“真心“是文章的直接本源。他说:“天下之至文,未有不出于童心焉者也。“换句话说,即天下最好的文章,都是作者真性实情的流露,性情已真,则其文无所不真。不管什么时代,不拘何种体裁,都显示出作者的精神风貌,都是真有价值的。“诗何必古选,文何必先秦,降而为六朝,变而为近体,又变而为传奇,变而为院本,为杂剧、为《西厢曲》、为《水浒传》,为今之举子业,皆古今至文,不可得而时势先后论也。“
因此,他认为,所读的书是不应该受到限制的。历史是不断发展、变化的,且书本知识、读书内容也是日渐其新、日益发展丰富的。所以,只要出于“童心“的作品,不分时代和文体,都应该是读书的内容。甚至认为“东国之秘语,西方之至文,《离骚》、班、马之篇,陶、谢、柳、杜之诗,下至稗官小说,宋元名人之曲“,“申韩之书“等,“肌臂理分,时出新意“。且“摅其胸中之独见“,都可“意人益智“。这种要求广读诸书,博采众长,融会贯通的读书为文的主张,是与其主张自由、解放的思想相一致的。只有这样读书,才能够不受一经一说的约束与专断,避免由于学术上的狭隘性而造成的“圣经贤传“的思想垄断而丧失“童心“。
但李贽所肯定的“自然之性“的真挚“童心“,是从主观唯心主义的“心学“出发的,其主要矛头是程朱理学及其“存天理、灭人欲’的教育目的论。这本身也就是陆王心学产生的历史原因及学术旨趣之一。
李贽的“童心“在本质上既近阳明又近佛。王阳明道:“性无不善,故知无不良。良知即是未发之中,即是廓然大公,寂然不动之本体,人人之所同具也。但不能不昏蔽于物欲,故须学以去其昏蔽,然于良知之本体,不能加损于毫末也。“ 将李贽的“童心“一比较即可看到,李贽的所谓“童心“受到外来的闻见、道理、名誉等种种刺激引诱以致失去本来面目,即阳明所谓“良知不能不昏蔽于物欲“;李贽所谓“古之圣人曷尝不读书哉,然纵不读书,童心固自在也,纵多读书,亦以护此童心而使之勿失焉耳“,也即是王阳明所谓“学以去其昏蔽,然于良知之本体,不能加损于毫末也“。
从学术关系来看,李贽实也属于王学左派。他在南京时曾师事泰州学派的学者王襞。王襞是王艮的儿子,幼闻庭训,王艮在淮南讲学时,王襞长期在左右,对于“乐学“之说尤多发挥。据此可知李贽与泰州学派的渊源,他是得泰州之传。再者,受佛道影响原也是泰州学派的特征之一,这一点,李贽自己也是明白承认的。他在《阳明先生年谱后语》里说:“余自幼倔强难化,不信道,不信仙释。故见道人则恶,见僧则恶,见道学先生则尤恶,……不幸年逋四十,为友人李逢阳、徐用检所诱,告我龙溪先生语,示我阳明王先生书,乃知得道真人不死,实与真佛真仙同,虽倔强,不得不信之矣。“李贽的《与马历山书》中,“童心“、“真心“,亦有此意:“人人各具有,是大圆镜智,所谓我之明德是也。是明德也,上与天同,下与地同,中与千贤万圣同。彼无所加,我无所损。“
李贽的《童心说》对于当时文坛的反复古主义起过积极的作用。明代文坛前后七子在作文教育上主张“文必秦汉,诗必盛唐“,对前人规步矩随,丝毫没有自家的精神气魄。即便是前七子中最负盛名的李梦阳,钱牧斋也批评他说:“献吉以复古自命,曰:古诗必汉魏,必三谢,今体必初盛唐、必杜,舍是无诗焉。牵率模拟,剽窃于声句字之间,如婴儿之学语,如童子之洛诵,字则字,句则句,篇则篇,毫不能吐其心之所有,古之人固如是乎?天地之运会,人世之景物,新新不停,生生相续,而必曰汉后无文,唐后无诗,此数百年之宇宙日月,尽皆缺陷晦蒙,直待献吉而洪荒再辟乎?“批评很辛辣。前后七子在程朱理学及八股文风的禁锢之下,“不能吐其心之所有“,相率为假古董。李贽针对文坛颓风,提倡以“真“对“伪“的《童心说》,反复古派最有力的袁宏道,即多受其思想的影响。
总之,《童心说》以其强烈地反对道学教育及封建名教的束缚,反对权威和僵化,追求个性自由和解放的特征,具有了近代启蒙思想的色彩。它是对封建专制主义压制人的个性和情感,程朱理学摧残人们精神和理智的一种抗争;它提倡个性的自由解放,以及自由发展的人本主义;它是封建名教重压下的人的主体的觉悟;它与初步的资本主义萌芽的社会经济状况相适应。这种见解在当时具有振聋发聩的作用,无论是对文艺批评,还是对教育的理论与实施,都具有深刻的积极意义。
词的上片写见月兴怀,由思人梦以及梦后的悲伤,丝丝入扣,言简意赅,又极富艺术韵味。“明月茫茫,夜来应照南桥路”两句,见月兴怀,引发作词之灵感。眼前的月色,令词人追思当年苏州南桥附近的街巷。自然唤起他如水的柔情和美好的回忆。“茫茫”,辽阔,深远之意。这里接在“明月”之下,便觉词人有无限感慨。“梦游熟处,一枕啼秋雨”两句,言思之人梦。这两句写因怀想入梦,以及梦醒后的伤感。“秋雨”,比喻泪水。“一枕”句,锤炼极工而又不露痕迹,化用李清照词《采桑子·芭蕉》“伤心枕上三更雨”句意,既言梦境之短,又见泪水之多。
词的下片正面抒发怀念苏州之情,以及难于名状的人生遗憾。“可惜人生,不向吴城住”一韵,正面抒写怀恋苏州。“可惜”二字,既怀恋又后悔,感叹自己住在苏州,情溢于词,见出其恋恋苏州之情,何其之深也。“心期误”,言人事多变。词人本想早归或已拟定回苏州之日,但人事蹉跎,一误再误,竞不能如愿。三个字,寄托了词人的隐痛。一个“心期”,一个“误”字,包含词人人生遗恨。“雁将秋去。天远青山暮”二韵,以景结情,无限怅惘尽在不言之中。这等景象,令人兴怀。词人思念故地、故人,渲染得出神入化,缠绵深挚。结句“天远青山暮”,化用欧阳修词《踏莎行·候馆梅残》:“平芜尽处是春山,行人更在春山外”的句意。
这是一首怀人之作,以时空人事的变化,来反衬词人对苏州的眷念之情始终不变。结构严密,语言自然流畅,言有尽而意无穷。全词运笔轻灵,颇见深情和远韵,是一首婉约深曲疏快的小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