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诗逐层描写国破之哀，是动乱时代的实录。全诗以低沉呜咽的语调倾诉其不幸又无奈的心境，充满悲愤与哀痛之情。
首句哀民生凋敝，宫室遭难，满目烟尘。
第二句哀盛世之不再，天子蒙难，百官流离，仓皇失主，诗人忘不了那刚刚逝去的“盛唐气象”，那安宁富足的开元盛世。但盛世不会再来了，诗人对崇高美的景仰中混和着感伤。这不仅是对一个李姓王朝的眷念，也是对历史上曾有过的高度文明的留恋，是对一个文化断层的悲悼。
第三句哀宫室之荒芜：唐代宫中多植槐树，如今，人去楼空，玉阶蒙尘，秋风瑟瑟，百树凋零，一派冷冷清清的凄凉景象。前三句写不幸，第四句则笔触一转，写乱贼之“庆幸”，他们狂妄自得，宴饮庆祝，在人民的泪光和诅咒中寻欢作乐，字里行间充满了悲愤与哀痛。
这首诗是动乱时代的实录，苦难心灵的低吟。诗人天性软弱且又陷身贼中，因此诗作没有采取激烈的语词来大胆指斥叛贼，而是以低沉的语调倾诉了一种哀其不幸又无可奈何的心情，辣味不足，温婉有余。
此诗充溢着亡国的悲痛和思念朝廷之情。至德二载（公元757年）唐军收复两京，肃宗自凤翔还长安，凡作过伪官的，都以六等定罪，而王维则因为这首“凝碧池”诗得到过肃宗的嘉许；又加上弟弟王缙平乱有功，请求削官为兄赎罪，得到特别宽恕。由此可见此诗在当时影响之大。
徐熥与其弟、藏书家“红雨楼”主人徐兴公，都是明朝后期闽中才子，徐兴公声名尤大，号“兴公诗派”。这首小诗，当是徐熥寄给正在客游途中的兄弟，望其早日归来聚首的。
前两句里，重叠着“春”“客”各三字，一时令人眼花缭乱，但细细读时，却只觉诗意层层迭变，全无重复之感。“春风送客”，佳事也，身在客途，有春风一路相送、殷勤追随、慰我寂怀，如何不佳？如何却是“翻愁客”？起句虽不设问，而疑问已在其中。次句答得更巧。“客路逢春”，其实与“春风送客”只是一事，但虽是一事，两样说之，滋味便全然不同。有春一路“送”我，固然良慰；但春者，当是于安闲悠然中所赏玩者也，今在“客路”，正尔奔波，有何闲逸心思赏玩呢？故客路所逢之春，在客子眼中，自然是“不当春”一一算不得春，彼虽欲慰我，却终不能慰我，彼既一路送来，却时时令我不得慰，又如何不愁？
上两句一问一答，已于重叠用字之中，曲尽变化之妙，但仅此而已，尚不过小巧手段，此诗之妙，更在后两句，然最妙处虽在后两句，其草蛇灰线，仍出于前两句。请再细想之：“不当春”，客因可作如是观，单春毕竟是春，不论你说它当得当不得，春风依旧骀荡，春光依旧汩汩流逝一一这，恐怕才是客愁的更深处吧？诗人唯因窥到了这客子在漫言“不当春”背后的深愁，故而于第三句才突发奇想，他把目光投到了象征春日的娇啭黄莺儿身上，他要那黄莹儿声音别变，还是嫩嫩的，娇娇的，千万别马上变得老腔老调，千万别把春天也啼老了，啼尽了一一因为，此际天涯正有一位未归的客子，正被算不得春的春光紧紧包裹着，为无法享有真正的、安闲的、故乡的春光而愁上加愁。如果黄莺儿声音真的老了、春光真的逝尽了，那客子天涯归来，他还能赏玩到什么呢？他岂不是要在“不当春”之外，更增一层“不见春”的悲哀？
诗中的“客”，当然是指徐兴公，诗人寄诗给乃弟，而不称“弟”称“客”，且一篇之中三致意焉，无非是为乃弟点醒客子身份，望他莫要久恋梁园，迷失故园。诗中言徐兴公“逢春不当春”，自是诗人的揣测；诗人要莺声不老、春光莫逝，自也是诗人的痴想。一篇之中，皆为揣测和痴想；一篇怀人盼归之文字，却皆为“愁客”、“未归”充满字面，诗旨并不显露；这般落笔是诗的出人意表处，是诗的不落旧套处，更是诗的尤可收取招人归来之效处。试想：若徐兴公看破了兄长的痴想，顿悟到莺声其实不得不老、春光其实不得不逝，他能不早作归计吗？他能让期望与故园的兄长，在春尽之际长吁短叹、失望独归么？
诗中巴女的丈夫大约是乘船东下去经商，所以诗人模仿巴女的口吻，用极简单的几笔，勾勒出与丈夫分别时的情景，道出了女子当时的不忍分别的复杂心情。
诗中前两句写水、写船，“急如箭”“去若飞”两个比喻恰切描摹了巴水湍急以及小船疾去的情形。这既是对客观事物的实写，又含蓄地写出了送行者洒泪惜别的细微心理活动。在诗中主人公看来，顷刻离别，去若离弦，万千心事还没有来得及说，丈夫所乘坐的小船就消失在江水的尽头了，这实是令人难以忍受的。
接下两句是对巴女内心活动的直接刻画。巴女送丈夫离去以后，落泪如雨，痴痴立在岸边，她默然地计算着：“十月三千里，郎行几岁归？”暗寓出身隔异地，夫妻两人不知何时才能团聚的悲伤之情。很多行商在外的旅人，由于交通极不便利，各种物质条件的贫乏，往往客死异乡，或者竟在外地另立家室。在家独守的商妇，大多形同孤寡、无依无靠，她们的命运是非常悲惨的，所以她们与丈夫离别就象生离死别一样。本诗就在对这种无限惆怅的情调的描写中，提出了一个令人深思的社会问题。
这首诗从题材到语言与六朝民歌几无区别，形式朴素简洁，语言明快自然、不假雕琢，真切生动地表现了巴女那种真挚淳朴的思想感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