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首诗是这组诗中最长的一首。开头说“秋浦长似秋”：秋浦老是像秋天的样子。这是因地名而产生的诙谐，也是为引出下句“萧条使人愁”而设。秋——萧条——愁，顺理成章，并且十分和谐，读之顿生冷落寂寥之感。三四句承上写愁：“客愁不可度，行上东大楼。”“正西望长安，下见江水流。”一个“望”字，凝聚着深沉的忧愤。“望长安”正是诗眼所在。后面四句是对江水说的话。“遥传一掬泪，为我达扬州。”扬州是北上长安的必经之处，诗人要把忧国之泪寄往扬州，实为寄往长安。泪虽一掬，却极有分量。
第二首诗与前一首一样，也是抒发客愁和对长安的思念，思归益切，愁绪愈来浓。“秋浦猿夜愁，黄山堪白头。清溪非陇水，翻作断肠流。”前四句写别愁，比较婉曲；“欲去不得去，薄游成久游。何年是归日，雨泪下孤舟。”后四句进一步言归思，直抒胸臆，一气呵成。
第三首诗是一首具有寓意的咏物诗。此诗正面赞美秋浦的锦驼鸟，而以山鸡作为陪衬，但对后者并无贬意。从诗意看，诗人对山鸡所倾注的同情似乎还更多一些。
第四首诗是李白的自画像。全诗描绘的诗人形象是满腹忧郁，形容枯槁，白发苍苍的孤苦老人。盛年不再的李白，是怀着失意的心情来到秋浦的，虽然是刚过“知天命”的年纪，可是好像一下子白发就全白了。在此诗的开头，他说自己是“两鬓入秋浦，一朝飒已衰”。听起来似乎觉得原来还李白一直是两鬓青丝，但到了秋浦之后，没有想到竟然会在一天早上起来之后，发现两鬓已经白发苍苍了！“一朝”极言头发白得之快，简直出乎意料之外，言下之意，还真有点当年伍子胥过不去昭关，一夜之间，就把头发愁白了的味道，但是伍子胥是心急火燎，李白却并不着急赶到哪里去，而且，也不像伍子胥那样过不了昭关就有性命之忧，但是又为什么白了头发呢？李白在惊异之余，给自己找了一个看上去说得过去的原因：“猿声催白发，长短尽成丝。”中国古代的文人一听到猿声，马上就会愁肠百结的，这其中的例外恐怕还只有李白一人，不过那也是他晚年在长流夜郎的途中，在三峡中得到大赦，乘舟东归的时候，曾经欢快地写到“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可是在眼下，他可没有这么好的心情，猿声一“催”，他满头的青丝，不管是长是短，统统白了，这个“催”字可谓是用得惊心动魄，本来头发就在一夜之间白了，那里还禁得住猿声的催促！这首诗由于用了“一朝”和“催”这两个词来着重强调自己头发白得异乎寻常地快，不由得让人想到他在《将进酒》中的名句：“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青丝暮成雪！”
这首诗的表层意义是诗人对进入暮年的喟叹，深层意义是抒发一种匡时济世之大志而又无门可报，欲罢而又不能的矛盾情怀。
第五首诗前两句“秋浦多白猿，超腾若飞雪”说明了地点和描写的对象，并塑造出白猿欢乐嬉戏的群像；后两句“牵引条上儿，饮弄水中月”，则是对白猿母子戏月的特写，把白猿的动态写得活灵活现。
第六首诗开篇以“愁”字领起，展现出诗人面对残酷现实和即将爆发的战乱一筹莫展的苦闷心情和深广忧愤。”愁作秋浦客，强看秋浦花“，连观赏秋色也要强打精神，与杜甫”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的感受相似，可见情绪是比较低落的。
第七首诗可以说是这十七首诗的纲领，它真挚深切地抒发了诗人畅游秋浦时的心境。诗中以山简、宁戚、苏秦自况，抒发了自己抱负、境遇和不平。从”白石烂“和”黑貂裘“这两个典故上，读者不难明白，在长安时失意于最高统治者其实一直是李白心中抹不去的隐痛。”白石烂“是宁戚在不得志时，抓住齐桓公出行的机会，牵牛叩角而歌时唱的歌词，”南山灿，白石烂，……生不逢尧与舜禅，长夜漫漫何时旦！“从而引起了齐桓公的注意而最终得到了重用；”黑貂裘“则是说的战国时期最成功的策士苏秦在一开好游说秦惠王失败后，穷困潦倒的处境，”说秦王，书十上而说不行，黑貂之裘敝，黄金百斤尽。“（《战国策·苏秦始以连横说秦》）李白觉得自己的处境就好比那失意东归的苏秦，而再也不会像宁戚那样得到君王的赏识了。
第八首和第九首，诗人描绘了秋浦的奇特景观：水车岭和江祖石。在艺术处理上，两首也很相似。第八首除一句”天倾欲堕石“略带夸张外，其余都是如实描绘；第九首也是除”青天扫画屏“一句用比外，纯用白描手法，不以词语惊人而以意境取胜。
第十首诗，李白以轻快的笔调描写山乡的自然风光：嘉木成林，满山葱翠，白鹭横飞，白猿长鸣。但末二句笔锋陡转，劝诫人们不可去观赏这里的山光水色，因为那凄厉的猿声使人愁肠寸断。
第十一首诗，诗人选择了两块不寻常的岩石，描写它们雄奇峻峭的姿态，绘制了一幅十分壮观的画面，倾诉了诗人对秋浦山水的爱慕之情。
第十二首诗，写的是平天湖的夜景和诗人观赏夜景时的感受。前两句写景，后两句抒情。想象丰富，韵味无穷。
第十三首诗，写江南水乡之景和民间采菱男女之情，也是先写景，后写情，而景和情又是相互关联、渗透、交融的，充满了乡土气息和生活气息，语近情逸，令人神远。
第十四首诗，是一首正面描写和歌颂冶炼工人的诗歌，在中国浩如烟海的古典诗歌中较为罕见，因而极为可贵。“炉火照天地，红星乱紫烟”，诗一开头，便呈现出一幅色调明亮、气氛热烈的冶炼场景：炉火熊熊燃烧，红星四溅，紫烟蒸腾，广袤的天地被红彤彤的炉火照得通明。诗人用了“照”、“乱”两个看似平常的字眼，但一经炼入诗句，便使冶炼的场面卓然生辉。透过这生动景象，不难感受到诗人那种新奇、兴奋、惊叹之情。接着两句“赧郎明月夜，歌曲动寒川”，转入对冶炼工人形象的描绘。诗人以粗犷的线条，略加勾勒，冶炼工人雄伟健壮的形象便跃然纸上。“赧郎”二字用词新颖，颇耐寻味。从“赧郎”二字，可以联想到他们健美强壮的体魄和勤劳、朴实、热情、豪爽、乐观的性格。结句“歌曲动寒川”，关合了上句对人物形象的塑造。冶炼工人一边劳动，一边歌唱，那嘹亮的歌声使寒冷的河水都荡漾起来了。他们唱的什么歌，诗人未加明点，读者可以作出各式各样的补充和联想。歌声把寒川激荡了，当然不会，这只是诗人的独特感受，是夸张之笔，却极为传神。如果说，“赧郎”句只是描绘了明月、炉火交映下冶炼工人的面部肖像，那么，这一句则揭示出他们的内心世界，他们丰富的情感和优美的情操，字里行间饱含着诗人的赞美歌颂之情。
这是一幅瑰玮壮观的秋夜冶炼图。在诗人神奇的画笔下，光、热、声、色交织辉映，明与暗、冷与热、动与静烘托映衬，鲜明、生动地表现了火热的劳动场景，酣畅淋漓地塑造了古代冶炼工人的形象，确是古代诗歌宝库中放射异彩的艺术珍品。
第十五首诗，是组诗中流传最广的一首。“白发三千丈，缘愁似个长？”劈空而来，似大潮奔涌，似火山爆发，骇人心目。单看“白发三千丈”一句，真叫人无法理解：白发怎么能有“三千丈”呢？读到下句“缘愁似个长”，豁然明白，原来“三千丈”的白发是因愁而生，因愁而长。愁生白发，人所共晓，而长达三千丈，该有多少深重的愁思。十个字的千钧重量落在一个“愁”字上。以此写愁，匪夷所思。奇想出奇句，不能不使人惊叹诗人的气魄和笔力。古典诗歌里写愁的取譬很多。宋人罗大经《鹤林玉露》说：“诗家有以山喻愁者，杜少陵云：‘忧端如山来（按：当作“齐终南”），澒洞不可掇’；有以水喻愁者，李颀云：‘请量东海水，看取浅深愁’。”李白独辟蹊径，以“白发三千丈”之长喻愁之深之重。人们不但不会因“三千丈”的无理而见怪诗人，相反会由衷赞赏这出乎常情而又入于人心的奇句，而且感到诗人的长叹疾呼实堪同情。
人看到自己头上生了白发以及白发的长短，是因为照镜而知。首二句暗藏照镜，三四句就明白写出：“不知明镜里，何处得秋霜！”秋霜色白，以代指白发，似重复又非重复，它并具忧伤憔悴的感情色彩，不是白发的“白”字所能兼带。上句的“不知”，不是真不知，不是因“不知”而发出“何处”之问。这两句不是问语，而是愤激语，痛切语。诗眼就在下句的一个“得”字上。如此浓愁，从何而“得”？“得”字直贯到诗人半生中所受到的排挤压抑；所志不遂，因此而愁生白发，鬓染秋霜，亲历亲感，何由不知！李白有“奋其志能，愿为辅弼”的雄心，有使“寰区大定，海县清一”的理想（均见《代寿山答孟少府移文书》），尽管屡遭挫折，未能实现，但他的志向绐终不泯。写这首诗时，他已经五十多岁了，壮志未酬，人已衰老，不能不倍加痛苦。所以揽镜自照，触目惊心，发生“白发三千丈”的孤吟，使天下后世识其悲愤，并以此奇想奇句流传千古，可谓善作不平鸣者了。
第十六首诗，李白用一种极为欣赏的眼光，再现了秋浦人家的生活情调：渔家在夜以继日地打鱼，而他的妻子也不肯闲着，在竹林深处，张网捕鸟。一家人都在为着生活而忙碌，但是心态却是非常平和的，这首被人赞为颇有王维《辋川诗》格调的诗作，显然是在一种轻松自在的心境下创作出来的。正是这种不断地自我更新，不断地接受新事物的健康心理，才使得李白不论身处何地，都能写出脍炙人口的华彩辞章来的重要主观因素。
第十七首诗，也是最后一首，以黯然离别秋浦作结，传达了一种伤感的情调。
和亲，是在帝国看似强盛的肌肉上深深扎下的一根尖刺，让无数帝国有心之士彻夜难安，痛不欲生。在辗转反侧之中，是否会有人扪心自问，这样的决策对于那些如花女子公平与否？事实上，没有人去关怀这些可怜女孩子们的微弱愿望。 在所有胸怀宏伟大业和深陷政治漩涡之中的那些人看来，能够以微小的代价换取数十年的安宁，一切牺牲尽皆微不足道都是值得与舍弃的，如此置换的结局甚至显得十分美好。在汹涌澎湃的和亲大潮翻滚之下，没有人能够看到女子流淌下来的热泪，因为眨眼之间就淹没在这股浪潮里面，无声无息。 边地莺花少 窗外天上云舒云卷，室内史册忽明忽暗，历史烟云终归是繁花一梦，不管是霸图伟业，抑或是神仙眷侣，到底尘归尘，土归土。如果说记忆还有些许温度，也只剩腮边刚刚滑下来的那一行行热泪，滚烫而炽热。
《同李少府观永乐公主入蕃》 作者孙逖，唐朝诗人，大家只要知道他与“燕许大手笔”中的苏颋齐名，知道这一点就够了。毕竟其人阅历事迹，对于现在的我们而言，基本上是茫然地，知道与不知道，没有什么分别。如果说有什么是要补充的，便是《全唐诗》收其诗一卷，共六十首，这才是需要关注的重点。有兴趣的，可以去翻阅一二。 关于这首诗创作的背景，根据新旧唐书记载，开元三年，契丹首领李失活率部来降，第二年唐玄宗封东平王外甥杨元嗣的女儿为永乐公主，并把她赏赐予李失活为妻。那么我们根据本诗题目，可以得知此诗当是写作于这个时间段内。
都说大唐盛世，其实唐朝特不是东西。其中一个庞大的荒谬之处，便在于政治上的“和亲”之举措。把大唐女性都当作了什么？如此看来，大唐上下无一是男儿。可能热血，都已经淹没在了石榴裙之下了，萎了，缩了。如果一个“盛世”是靠出卖来维系的，这样的“盛世”，不要也罢！
这首诗的内容其实非常好理解，在开头两句，诗人主要对边地做了一番叙写，“边地莺花少，年来未觉新。”荒凉的边境地界之上，花花草草非常的稀少，更不用说叫声动听的那些黄莺儿，亦是十分罕见。长年累月生活在这种苦兮兮的地方，对于这种现象早已司空见惯，再也找不出来一丝半分的新鲜感。 然而事实上，诗人本身只是一个旁观者，这种描写大多建立在道听途说的基础上。当然，这些虽然只是听说，但却不能怀疑其中的真实性。处在诗人当时的位置上，多少还是能够得到一些与边境上有关的事迹的，其中的艰辛自然会有人讲述。或许正是如此，诗人方才会在诗的开端，对边地恶劣的环境进行一番描绘。
接下来两句，“美人天上落，龙塞始应春”，诗人经过前面的叙述，在此就含有一些夸大其词的成分在里面。美丽的姑娘恍然从天上降落在这里，从此以后，原本荒凉的边境要塞就要变得充满生机勃勃。这只是从字面上来理解，实际上是非常浅显的，也是缺乏意义的。
历史上，对于这首小诗，有着两种截然相反的意见。一种以《唐诗解》为代表，论述道：“以天上之美人入无花草之地，果能使龙塞生春乎？痛惜之意，见于言外。”意思是，诗人在此所写的，其实全部都是说的反话。也就是说，必须要通过字面背后的阴影，来认真分析诗人真正所要表达出来的内涵。另一种以《唐诗选附注》为代表，认为：“按公主何可以为美人称之？通篇语亦轻薄，不足观，何论者徒以新意见赏也。”这个意思完全和上面相反，并且反驳指责“以新意见赏”是一种是非不分的恶习行径。此种恶习，其实至今仍旧存在，甚至有愈演愈烈之势态，可谓混淆黑白，是非不分。
如果我们把本诗题目和内容结合起来，再仔细地观察考量，就会发现此诗并不简单，它确实包含着自己的意图。所以，《唐诗解》的看法其实并没有错，诗人的确带有正话反说的目的性质。荒凉的边塞之地，怎么可能因为一个“美人”的到来，就突然改变了恶劣的面貌呢？这是根本不会存在的虚无缥缈之幻想。结合题目中“观永乐公主入蕃”之事件，便可以体会到诗人对“蕃人”的痛恨之意。“公主入蕃”不是一件光荣的事情，而是一种被逼迫之后的失策，其让大唐男儿面目何在？ 基于此点，我们便会体悟到《唐诗选附注》里的愤慨“通篇语亦轻薄”，恰恰便是这种轻薄之意，可以很好地让我们领会到诗人的本意。因为本诗最后两句，诗人的视角开始变换到“蕃人”的角度上来。那么，我们便可以理解此处诗人为什么会大胆以“美人”称呼永乐公主了。只有那些尚未开化的“蕃人”，才会高兴地以“美人”称呼公主，而此处充斥着肉腻气息的无边“春色”，对于唐人来说却是一种带着深深恶意的羞辱之色。
综观此诗，如果单凭诗歌内容上所表现出来的恶俗景象，是无法真正解析此中内在含义的。只有把诗作和题目两相紧密结合在一起，关注诗歌产生的相关背景，才能够很好地帮助我们察觉到诗人隐忍不发的难以排遣的那种愤慨之意。这种小人物“有心杀贼，无力回天”的无能为力感，直到今天，仍旧让我们为之喟叹不已。
这是一首思妇词，描写女主人公相思难解的愁苦。上片写女主人公旧恨未减、新愁又添、难消心中怨的情状；下片细写女子的愁容和苦思。全词以女子的愁情别绪为中心，借景物描写为映衬，虚实相映、生动感人，笔意含蓄、手法高妙。
上阙写女主人公旧恨未减、新愁又添、难消心中怨的情状。首句写景，描绘的是一幅凄冷孤寂的画面：花已落尽春已去，冷月当阶人独在，花难解语，月亦无声，闺中伊人，孤苦相伴。面对此情此景，闺中少妇的眼里似乎看到了自己，看到了自己也已年华将逝、无人慰藉的凄冷境遇和未来。所以二句直接写人，写出一个愁容不展、孤苦寂寞的女子形象。一个“愁”字，既照应了首句景色描写的用意，也点出了女子此时此刻的心境。本来落花满地、冷月当空就是最易引人伤怀念远的景象，而此情此景中女子的愁思更不是无端而发，而是有原有因的。片尾一句就是这一愁思的缘由。“远”字不仅有时空上的概念，而且有程度上的意义。时间越久，愁思越长，相距愈远，别恨愈深。也许是“去年今日”相别离，但此愁此恨却已绵绵不止，愈扯愈长了。说“还同”，其实还不相同，去年今日是新愁，但今年今日却已是旧愁新恨都在心头，愁更切，恨更深。
下阙细写女子的愁容和苦思。自古道，“女为悦己者容”，而此时，女子的容颜不整就更真实地展示出了她被相思折磨得十分愁苦的心境。《国风·卫风·伯兮》中有：“自伯之东，首为飞蓬，岂无膏沐，谁适为容。”这种情怀无人能解，也无人安慰，因为相爱的人不在身边。所以女子不由自主地越思越痛、越想越难、越愁越苦，禁不住珠泪潸然，“泪沾红抹胸”。到此处，作者笔下的女主人公那为情所困、为愁所苦的声行容貌已鲜活可见，跃然纸上。结尾两句既是写实，又有寓意。一方面，相思之苦无可解，也许一醉解千愁，写出了女子愁苦无依、无可奈何的心情，算是给女子的相思有了一个解脱。另一方面，作者不是要为女子释去情苦，而更多的是进一步渲染女子恨情愁绪。“何处相思苦？”也就是说：最苦的是哪一处、哪一种情形？不是别的，而是“纱窗醉梦中”，梦中醉眼相见，也许欢情无限。可惜梦醒之后，无限欢情转眼成空，不但慰藉不了丝毫，反而因梦中的欢会而更加平添许多愁怨，所以最苦是梦中。这二句以设问写出，寓意丰富，含蓄蕴藉，女子的愁思怨情被表现得淋漓酣透。
全词以女子的愁情别绪为中心，借景物描写为映衬，假容颜举止为画笔，于相同中见不同，虚实相映、生动感人。虽然思想格调并不高远，但笔意含蓄、手法高妙，艺术上的造诣较高。
文章从秦晋相好说起，历数秦穆公、康公、桓公时代，两国由交好到引发争端的种种情况，表明晋国在“肴之师”、“令狐之役”、“河曲之战”、“辅氏之聚”等双方争端中每次都是因秦怎么样，我不得已而为之的。最后切入正题，说明这次“令狐会盟”秦的失约和不是，但狄、楚都已通报，晋国早有准备，是战是和由秦君定夺。这是一篇完整的外交辞令，结构严整，句法变化错综，行文步步紧逼，不容辩驳，虽然言语中真假搀杂甚至强词夺理，但深意曲笔，文字铮铮，开战国纵横家游说之辞和后世论辩书信的先河。
文章第一段对秦恩轻描淡写，一笔带过。在秦晋两国关系史上，也曾有过友好的时代，正所谓“申之以盟誓，重之以昏姻”，公元前655年，晋献公将女儿伯姬（穆姬）嫁给秦穆公。公元前637年，晋文公重耳逃亡秦国，秦穆公嫁以女儿怀羸。所以后世以男女通婚谓之结秦晋之好，献公宠骊姬，杀太子申生，“文公如齐，惠公如秦”。重耳逃亡各国十九年，最后一站是秦国，夷吾先后逃亡梁国和秦国。晋惠公夷吾和晋文公重耳两兄弟都是在秦国的鼎力相助下才得以回国登上君位的，秦对晋实有再造之恩。吕相却将此说成是“穆公不忘旧德，俾我惠公能奉祀于晋”，指穆公虽然做了好事，但那只是报答晋国的旧德而已。紧接着又指责秦国“而为韩之师”，好事做得不彻底，所以“不能成大勋”。公元前645年秦晋韩原之战的原因是晋惠公为得君位曾许秦五座城，回国后却又食言；公元前647年，晋国发生饥荒，秦输粟于晋，输粟船队自雍及绛相继，人称“泛舟之役”。第二年，秦国发生饥荒，晋国却不卖给秦国粮食。韩原之战，晋惠公被俘，交割了原先答应的五座城，又以太子为人质，才回到晋国。作为战争双方来说，实在是晋国理屈，有负秦恩，但在吕相绝交书中，倒好像战争的责任在秦国似的。所以下文秦穆公“亦悔厥于心”，支持晋文公顺利登上君位。吕相绝秦书中只有这一段涉及了历史上两国存在友好关系，但吕相绝不是为秦歌功颂德来的，而是为战争即将爆发来递交绝交书，所以他把秦国友好行为说成是“不忘旧德”，“悔于厥心”，可谓深文曲笔，煞费苦心。
文章第三段对秦罪浓墨重彩，极力渲染，吕相对两国历史上的友好关系轻描淡写，但对秦国的“罪咎”却是不吝笔墨。在绝秦书中，秦国韩原之战是第一罪；公元前630年秦晋共同攻打郑国，秦穆公在郑大夫烛之武的游说下，和郑国私下订盟撤军回国，是第二罪；公元前627年，晋文公去世，秦穆公不来凭吊，反而侵犯晋国肴地，灭掉与晋同姓的滑国，妄图倾覆晋国，是第三罪；公元前626年，秦国因为肴之战战败，释放楚国俘虏，约定秦楚合作反对晋国，幸而上天有灵，楚太子商臣弑楚成王，秦国的阴谋才没有得逞，这是第四罪；公元前620年，秦康公即位，秦帅师送公子雍回国即位，被晋军在令狐击败，是第五罪；公元前615年，秦军为令狐之役伐晋，取晋羁马，两军战于河曲，是第六罪；秦桓公即位后，公元前594年，秦国利用晋国进兵伐赤狄灭潞国的机会，侵入晋国靠近黄河的州县，焚烧晋国的箕、郜两地，抢割庄稼、屠杀边境人民，秦晋因此有辅氏之战，这是第七罪。在历数了秦国的罪状之后，吕相才切入令狐会盟的正题，声讨秦国背盟的不义。在指斥秦国背盟时，吕相先用白狄告我，再用楚人告我，引告我。是秦反复无常的罪证。尤其是引楚王所述秦国之语：“尔虽与晋出入，余唯利是视。”既暴露了秦国见利忘义的嘴脸，又刻画了秦国两面三刀的作法，使秦国无所逃其咎。令狐背盟是秦国言而无信、背信弃义、唯利是图的代表作，故吕相抓住不放，大作文章。
文章第四段在论述秦康公、晋灵公时期两国关系恶化时，绝秦书先点明“康公我之自出”，康公母亲是晋献公女儿，本是至亲，但他“又欲阙剪我公室”，“摇荡我边疆”，简直是六亲不认，实在不像话。“我是有以令狐之役”，又是被迫采取的行动。可“康犹不悛，入我河曲，伐我涑川、俘我王官、剪我羁马。”这等于说，给他改过的机会，他犹不思改悔，反而变本加厉。所以“我是以有河曲之战”，“东道之不通，是康公绝我好也。”事实是，晋襄公死后，晋大夫赵盾等因太子夷皋年幼，都主张立公子雍。于是派先蔑、士会等到秦国去迎接公子雍，秦国亦派兵护送。可是晋襄公的夫人穆羸出来反对，坚持要立太子夷皋。赵盾临时变卦，改立夷皋，即晋灵公。赵盾派兵拒秦，在令狐把秦兵击退。后公子雍就客死秦国。本来是晋国前去迎公子雍，却说成是秦“帅我蟊贼”，有意颠覆晋国，真理都在晋国，责任全在秦国，讲理能讲到这种地步，吕相的口才实在令人惊叹。
吕相这篇绝交书，历数秦穆、康、桓三王和晋献、惠、文、襄、景五君之事，上溯源流，下及当世，行文纵横捭阖，笔力阳刚雄健，给后世以很大影响。其后秦作《讥楚文》，即仿效此书。吕相绝秦书开战国策士游说之辞先河，也是后世檄文之祖。
作者写这首诗时，来到黄州已两年了，乌台诗案的骇浪已成往事，诗人“本州安置”的困境却无法摆脱。《初到黄州》就自找乐趣：“长江绕郭知鱼美，好竹连山觉笋香。”后又自寻精神寄托，手抄《金刚经》，又筑南堂，开垦东坡；得郡守徐猷庇护，访游近地，与渔樵相处。至黄州后续有新交，诗酒唱和。诗题中的“潘、郭二生”，即在黄州朝夕相处的潘丙、郭遘。前一年正月二十日，苏轼去岐亭访陈慥，潘丙、郭遘和另一位新交的朋友古道耕相送至女王城，作过一首七律。一年过去了，又是正月二十日。想起一年前的这一天，潘、古、郭三人伴送出城所感到的春意，诗人心境荡漾。起句是据前一年所感的设想。“东风”为春之信使，如城里有了春意，“东风”这位信使就先自东门而入；此时，苏轼却一点感觉也没有，他想，恐怕是“东风未肯入东门”吧。至于为什么“未肯入东门”，妙在不言之中。但“忽记去年是日”出城之前，也是“十日春寒未出门”，一到郊外方知“江柳已摇村”。就在这年到郊外尚未入城的早春时节，渴望春意的诗人主动“出郊寻春”了。他是旧地寻春，又是“走马”而去，所以次句说“走马还寻去岁村”。
接下去不写寻春所获，却宕开一笔，忽出警句：“人似秋鸿来有信，事如春梦了无痕。”纪昀评价说：“三、四（句）深警。”人如侯鸟，有感于外界信息而动。鸿雁南来北往，即使年年如此从不懈怠，在瞬息万变的宇宙中也不会留下什么痕迹。人之如候鸟，正在于此，只不过人间的信息比自然季侯要复杂得多；但同样，人因有感而动，其中一切经历、一切思绪，也只如春梦一般，时过境迁，了无痕迹。苏轼之所以有“人似秋鸿，事如春梦”之感，究其根源，是由于他遭受过乌台诗案的沉重打击，又正在贬逐之中，只有把一切往事，一切留恋和烦恼，都强自推向“春梦了无痕”的虚无境地，以解脱失意中难以消除的痛苦。纪昀评所谓“深警”，说的就是此意。这是就三、四两句本身来说。若就它在全诗中的关合来说，则妙在虚实离即之闻。“人似秋鸿”，实接首联；“事如春梦”，反照下文。把人生进取、政治抱负都看得淡漠了，于是才有超然旷达、出郊寻春之举，于是才有下边四句所表达的春游之乐。它看似游离，实为全诗的关键所在。
“江城”指位于长江北岸的黄州。味道醇厚的江城白酒，笑意温和的野老苍颜，既可具体指这次春游的欢聚畅饮，也可概括苏轼在黄州的生活乐趣。总之，他是以此为乐，甚至要以此为归宿了。前一年访故友陈慥，有三位新交的朋友相送，春意涌上心头；这一年出郊寻春，又有潘丙、郭遘为伴，酒醺颜面。山水自然之乐，人情朴野之纯，完全可以驱除那些烦恼的往事，也完全可以冲淡甚至忘却他当时的困厄。所以，诗的最后说：“已约年年为此会，故人不用赋《招魂》。”“赋《招魂》”，指宋玉因屈原忠而见弃，作《招魂》讽谏楚怀王，希望他悔悟，召还屈原（这一说法出自王逸《楚辞章句》，但经后人辨析，其说有误）；苏轼在这里借指老朋友们为他的复出奔走。最后两句是在告慰故人：我在黄州过得很好，已和这里的朋友们约定每年作此寻春之游，你们不必为我的处境担忧，也不必为朝廷召我还京多操心。
苏轼“奋厉有当世志”，而且自信“致君尧舜，此事何难”。但在神宗、哲宗两朝党争中几经起落，而其“立朝大节极可观，才意高广，唯已之是信”（马永卿《元城语录》），又从不“俯身从众，卑论趋时”（《登州谢宣诏赴阙表》），遂使他一生陷于无边的灾难之中。苏轼对待历时三十年的灾难，总的态度是“随缘自适”，但各个时期又有不同。刚开始的时候，他赴密州途中说过“用舍由时，行藏在我”（《沁园春》词）的话，那时还有还朝的愿望。乌台诗案中他自料必死无疑，谁知未死。而贬去黄州，恍如隔世；经过这一次打击，“平时种种心，次第去莫留。”（《子由自南都来陈三日而别》）他在黄州“求所以自新之方”，反觉“不可胜悔”，“今虽改之，后必复作”，不如“归诚佛僧，求一洗之，……则物我相忘，身心皆空。”（《黄州安国寺记》）再从他在黄州的诗词文赋和种种活动看，他对起复还朝已失去信心。因此，这首诗的结尾两句，不是牢骚，不是反语，是一种真情实感。苏轼在黄州寄情诗书山水，寄情新交故旧，尤其是切望惠及百姓，迥异于失意文士的消极避世。他的画像自题诗说：“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也不应看作牢骚反话。他在最失意最痛苦之时，总在努力使自己和大家都得到安慰，都生活得愉快些，这是他度过一切灾难的精神力量。他临死时对儿子说：“吾生不恶，死必不坠。”人们敬仰他、纪念他，一个原因是他的诗、词、文、书、画五艺俱绝，另一原因就是他有一腔正直忠厚的心肠，一种开阔旷达的襟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