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以今时宠,难忘旧日恩”,这两句是拟息夫人的口吻说:不要以为你今天的宠爱,就能使我忘掉旧日的思情。这实际上也是诗人不与腐朽的统治者同流合污的心声。“莫以”、“难忘”,以新宠并不足以收买息夫人的心,突出了旧恩的珍贵难忘,显示了淫威和富贵并不能彻底征服弱小者的灵魂。“看花满眼泪,不共楚王言。”旧恩难忘,而新宠实际上是一种侮辱。
息夫人在富丽华美的楚宫里,看着本来使人愉悦的花朵,却是满眼泪水,对追随在她身边的楚王始终不共一言。“看花满眼泪”,只点出精神的极度痛苦,并且在沉默中极力地自我克制着,却没有交待流泪的原因,就为后一句蓄了势。“不共楚王言”,就显得格外深沉。这沉默中包含着对人格的污损,爱情的践踏,也许是由此而蓄积在心底的怨愤和仇恨。诗人塑造了一个受着屈辱,但在沉默中反抗的妇女形象。
唐孟棨《本事诗》记载:“宁王宪(玄宗兄)贵盛,宠妓数十人,皆绝艺上色。宅左有卖饼者妻,纤白明晰,王一见属目,厚遗其夫取之,宠惜逾等。环岁,因问之:‘汝复忆饼师否?’默然不对。王召饼师使见之。其妻注视,双泪垂颊,若不胜情。时王座客十余人,皆当时文士,无不凄异。王命赋诗,王右丞维诗先成,云云(按即《息夫人》)。..王乃归饼师,使终其志。”它不是叙事诗,但却有很不平常的故事,甚至比一些平淡的叙事诗还要曲折和扣人心弦一些。限于篇幅,它不能有头有尾地叙述故事,但却抓住或虚构出人物和故事中最富有冲突性、最富有包蕴的一刹那,启发读者从一鳞半爪去想象全龙。这种在抒情诗中包含着故事,带着“小说气”的现象,清人纪昀在评李商隐的诗时曾予以指出。但它的滥觞却可能很早了。王维这首诗就领先了一百多年。
此首五绝巧妙而恰切地以息夫人的史事设喻,来描写卖饼人的妻子不忘旧爱。前两句写女子不慕眼前的宠幸,怀恋贫贱之交。以“莫以”、“难忘”构成一个否定的条件句,反衬出息夫人和息国君主旧日的恩情很深,显示了淫威和富贵并不能征服弱小者的心。后两句写被人夺志的哀怨,花虽美而泪眼相对,对在她身边的楚王却一言不发,进一步写出女子不为荣华富贵所迷惑的志向。
短短二十个字,句句叙事,却句句都是情语,表达委婉含蓄,而又情理俱到。既吟咏了史事,又讽喻了现实,塑造了一个受着屈辱而在沉默反抗的妇女形象,又概括了类似这样一些由统治阶级的荒淫无耻而造成的社会悲剧。
“东武”,泰山下小山名,在今山东省泰安县。“东武吟”和“泰山吟”、“梁甫吟”同类,是齐地的土风。该篇假托汉朝老军人的自白,来讽谏当时的君主。
诗歌的前半部写老军人对当年战斗生涯的回忆,他南征北战,在戎马倥惚中度过了不平凡的一生。后半部表达他老年遭弃置的愤懑和悲伤:“时事一朝异,孤绩谁复论?”这位当年立马横刀的老英雄,如今不得不“腰镰刈葵藿,倚杖牧鸡屯”。他喟然长叹:“昔如鞲上鹰,今似槛中猿。”这两个截然不同的形象对比,把主人公心灵深处的痛苦展示出来。
这首诗还表现了老军人即使身处逆境,仍思报国的精神。在诗的结尾,他以“弃席”、“疲马”自比,向君主表白心迹,希望老有所用,辞恳情切,令人感动。显然,这位心怀报国之念的老军人形象中也有着怀才不遇的诗人自我。
这首诗意蕴深厚,时空跨度很大。诗歌的感情随着主人公的命运变化,先是慷慨奔放,后是激愤悲怆,显得跌宕起伏,扣人心弦。
整首诗都是假托一个汉代有军功的人的口吻,叙述自己一生奋战的经历,和老年被弃回家的不平,并表达了他对君主的眷恋,希望君主赐恩,不弃置有功之人。宋文帝在位期间,讨伐北魏曾多次失败,对其将领檀道济等也有牵制和排挤的做法,所以这首诗可能是为讽谅当时的君主而作。 这首诗的思想内容和写法,对于杜甫《出塞》诗的创作有很大的影响。
这是一首劝勉诗,劝勉崔九既要隐居,就必须坚定不移,不要三心两意,入山复出,不甘久隐。全诗用语浅淡,近乎口语,或暗用典,或明用典,或正劝,或反讽,喻之以理,晓之以情,在看似平淡的外表下蕴涵着浓郁的朋友情谊,含意颇为深远。
“归山深浅去,须尽丘壑美。”这两句是说这次回到山里之后,不论入山深浅,都要饱览山川之秀丽,林木之幽美。这当然是劝勉崔兴宗不要再留恋世俗的生活,把对山水的感情升华到一种与世俗生活相对立的高度,这与他们对现实的厌倦与反感有关。起句点题“送”字。诗人看着崔九向山中走去,于是劝勉他说,山中自有美妙之景,足以自得于心,一丘一壑,皆可怡性养神。次句“丘壑”用典,讽劝友人隐逸山林,莫改初衷,为下文预设伏笔。
后两句紧依次句而写,化用陶渊明《桃花源记》典故,含蕴深刻。既是劝勉友人坚持初衷,尽享山水之乐,同时暗含这一层意思:如果弃隐入仕,以后想再度归隐,怕就难了。这里“暂”字用得极妙,与次句“尽”字相对。次句从正面劝说,结尾二句从反面劝勉。这一正一反,思虑周全,语意婉转,谆谆嘱咐,浓浓友情,溢于字里行间。
结尾两句是劝崔兴宗隐居丘壑,既然在山水间找到了生活的真趣,就不要再从那个境界里返回到现实中来了。这一方面表达了对隐居生活的肯定,另一方面也表达了对现实的不满。之所以作者要人留恋那个“不知有汉,无论魏晋”的世外桃源,是因为他们在现实中屡屡失败,一方面产生了对现实生活的反感,另一方面也更深刻地认识了现实生活。当时像裴迪、崔兴宗这样的寒士是没有出路的,他们宁愿隐居山林,过一种与世隔绝的生活。因此作者劝他的朋友,既然在山水之间找到了真趣,找到了自己思想感情的寄托,就不要像陶渊明《桃花源记》里的武陵人一样,找到了桃花源却轻易地放弃了。作者认为这是一个错误,因此他说:“莫学武陵人,暂游桃源里。”
这首诗的诗眼是“归梦”。诗中的“归梦”写梦中返乡是那么容易,突出了乡思之深、之切。 “归梦”因旅次见闻引发,前两句中江水漫流之声、月下竹影之形,是“归梦”之因;而“归梦”则是思乡之情的集中表现。
“寒江近户漫流声,竹影临窗乱月明。”里的寒江点出天气的特征和江水的冰冷,近户和漫流声的照应,说明是在江边听着江水声,那么这寒夜寒冷的江水无疑给了诗人一些触动 这是一首写在夜里的诗,诗人由于对故乡的思念而夜中不能寐才会静听水声,也可能半夜醒来深感寒意而说寒江。 半夜醒来念及故乡而四顾茫然,万籁寂寂间惟寒江涛涛,诗人也就把对故乡的哀愁和想念寄托给了这江水。 月明是月光的意思吧。乱是不是说心里的情绪在起伏。前面的竹影当窗是个幽雅的环境,只是一个乱字把诗人营构的宁静的小窗幽静打破了。也激起情感的一个波澜。后两句是讲思乡之情不受地域的局限,夜来还到又强调了时间,也让这种思乡情突破地理的限制。 乱也可以想象成竹影摇乱,也就是说有风,江边很容易有江风的。这样就在静景中有了动态。
可以说明他当时应该在洛阳一带,所以是说思乡之情随他到了洛阳。“归梦不知湖水阔”,这句的湖水阔应是指故乡遥远不可触,“阔别多日”“离别多时”阔既指的是湖面宽广,也指与故乡的距离太遥远。以这种远来写“夜来”,表现归乡的念头太强烈太迫切,而使他遥想,使他做起了“归梦”。“归梦”不知道湖水广阔,不知道万水千山的距离是渺茫的,但诗人是知道的,明知道还这么写,明知道不能见还要做“归乡之梦”,这也就是诗人出发思乡之情后的一系列感受。应该说前两句是铺垫的蓄势,借景物抒发心中的忧愁,后两句用想象与拟人的手法传达思乡的愁苦。
碑文高度颂扬了韩愈的道德、文章和政绩,并具体描述了潮州人民对韩愈的崇敬怀念之情。碑文写得感情澎湃,气势磅礴,被人誉为“宋人集中无此文字,直然凌越四百年,迫文公(按指韩愈)而上之”(《苏长公合作》引钱东湖语)。黄震甚至说:“《韩文公庙碑》,非东坡不能为此,非韩公不足以当此,千古奇观也。”(《三苏文范》引)
起笔两句“匹夫而为百世师,一言而为天下法”,劈空而来,突兀高亢,豪迈警策,一下子就将读者的心紧紧抓住。作者并没有急于要说出具体是谁能具有如此崇高的威望和如此深远的影响,而是继续泛论这种伟人的作用,能“参天地之化,关盛衰之运”。接着又举出申侯、吕侯是岳神降生,傅说死后变为列星的古代传说来说明这类伟人降生到这世上来是有目的的,从这世上逝去后也能有所作为。这就为下文论述浩然之气作了充分的铺垫,蓄足了气势。于是,文章顺势引出孟子的名言“我善养吾浩然之气”,并说明这种气无所不在,“寓于寻常之中,而塞乎天地之间”。接着,连用三组排比句,从所遇对象的反应、此气存在的条件和此气存在的方式这三个方面来具体予以描述、评论。“卒然遇之,则王公失其贵,晋、楚失其富,良、平失其智,贲、育失其勇,仪、秦失其辩”,这组排比句是说,突然遇上这种浩然之气,能使人失去其原有的贵、富、智、勇、辩,可见其威力之大。文章又用“是孰使之然哉”这一设问句,引出对此气存在条件的评述:“其必有不依形而立,不恃力而行,不待生而存,不随死而亡者矣”,实际上是强调此气乃无条件地存在于宇宙之间。正是因为它无条件地存在于宇宙之间,所以它的存在形式也变化不一,并不固定:“故在天为星辰,在地为河岳,幽则为鬼神,而明则复为人。”以上三组排比句,如江海横流,浩浩奔涌,襄陵浸天,势不可挡。而为了疏荡其气,使文章形成顿挫,在一组和二组之间,用一设问句“是孰使之然哉”,表示意思的转换;在二组和三组之间,用一因果连词“故”,表示上下层之间的因果关系。三层写完,又用“此理之常,无足怪者”予以归纳小结,使其开合有序,奔放中现出严谨。这一段对于浩然正气的描述、评论,虽带有相当的夸张和较浓的神秘色彩,但浩然之气并非虚无飘渺的东西,而是确实存在着的,这就是人们平常所说的正义的力量和精神。因此,它的影响极为深远,比如宋末民族英雄文天祥就将其写入著名的爱国诗篇《正气歌》中,表现出崇高的民族气节和浓郁的爱国主义精神。它在今后还将沾溉后人,涵育百代。
碑文首段,对于浩然正气作了充分的描述、评论,韩愈的高大形象已隐隐出现,于是二段顺势转入评述其道德文章。碑文先强调自东汉以来,“道丧文弊,异端并起”。东汉末年黄巾大起义之后,不仅统一的政治局面不复存在,经济遭到严重破坏,而且儒家思想也完全解体。先是道教和佛教盛行,到了晋朝,又出现释、道合一的玄学。因此,从儒家的立场来看,儒道丧失、异端并起的说法并非夸张。再看文风,魏、晋文章已开始骈偶化,到了南期,骈文占了绝对的优势,讲究平仄押韵,堆砌辞藻和典故,内容空虚,陈言泛滥,连反对过于骈偶化的刘勰在写作《文心雕龙》时也依然采用骈文,可见其势力之大,已积重难返。即使进入唐朝,在政治、经济上出现了贞观和开元盛世,并先后出现了房玄龄、杜如晦、姚崇、宋璟等贤相,对于衰弊的文风,也无法改变。直到贞元、元和之际,“独韩文公起布衣,谈笑而麾之,天下靡然从公,复归于正,盖三百年于此矣。”用“谈笑”“麾之”“靡然”等词语来强调韩愈所倡导的古文运动号召力之强、声势之大,是完全符合文学史实际的。接着,碑文连用四个排比分句:“文起八代之衰,而道济天下之溺,忠犯人主之怒,而勇夺三军之帅”,以此从文、道、忠、勇四个方面来盛赞韩愈的道德文章和为人行事。一个分句一个方面,概括力极强,气势也极其充畅,因此这四个分句也成为整个碑文最警策的名句而流传千古、脍炙人口。而韩愈在文、道、忠、勇这四个方面的表现,正体现了上文所写的浩然正气,所以苏轼强调说:“此岂非参天地、关盛衰、浩然而独存者乎!”这样,将一、二两段完全挽合起来。至此,读者才充分理解,原来碑文首段所放笔泛写的浩然正气,实际上是句句都在描写韩愈。由此可见此文立意的精巧,用心的良苦。
碑文第三段,完全转换角度,另起炉灶,从论“天人之辨”人手。所谓“天人之辨”,就是分清天意和人为两个方面的情况,也即是:“智可以欺王公,不可以欺豚鱼;力可以得天下,不可以得匹夫匹妇之心。”人干坏事可以无所不用其极,但天意是不能容忍的;人可以欺骗王公大人,但天意不能容忍人去欺骗小猪、小鱼,因为《易·中孚》的卦象象征着中心诚信,诚信到能感化小猪、小鱼等微细之物,如能扩大到以之施政,一定能获得吉祥,因为诚信正应合着天刚正的美德;人可以用暴力去夺取天下,却不能用暴力去征服匹夫匹妇之心,因为这也体现了天意。这些说法,在今天看来,有不少唯心的成分在内,但也不是毫无合理的内核。比如将天意理解为公理和法律,还是可以讲得通的。接着,碑文便从天意和人为的角度,连用排比句进行两相比照,指出:“故公之精诚,能开衡山之云,而不能回宪宗之惑;能驯鳄鱼之暴,而不能弭皇甫镩、李逢吉之谤;能信于南海之民,庙食百世,而不能使其身一日安于朝廷之上。”在这两相比照中,前项均属天意,后项均属人为。凡属天意者,韩愈都能取得成功;凡属人为者,韩愈全遭失败。所以结论是:“盖公之所能者,天也。所不能者,人也。”这样论说,不仅能与上文论述浩然之气的话完全吻合,不致矛盾,而且主要是突出和强调韩愈受到贬滴、遭遇诽谤、不能安身于朝廷,全是人为的结果,也即是君昏臣奸的黑暗政治所造成的。因此,碑文这样写,不仅是为了歌颂韩愈的忠诚和正直,也寄寓着对韩愈在政治上屡遭陷害打击的愤懑在内。
碑文第四段,重点描写韩愈在潮州的政绩以及潮州人民对韩愈的崇敬和怀念之情。由于韩愈在潮州期间重视兴办教育事业,故“潮之士,皆笃于文行,延及齐民”;由于韩愈在潮州期间重视水利、根除民患,故“潮人之事公也,饮食必祭,水旱疾疫,凡有求必祷焉”。而对于王涤倡议重建韩愈新庙之举,“民欢趋之”。而当有人以韩愈生前在潮时间很短、对潮并不留恋为由认为在潮修建韩庙并无意义时,苏轼直接出面,以“如水之在地中”来比喻韩愈之神“无所往而不在也”,说明韩愈影响之广大深远,既极生动形象,又极具说服力。
碑文最后,为了进一步抒写作者对于韩愈的高度崇敬之情,又展开浪漫的想象,创作了一首热情洋溢的诗歌。诗中想象韩愈是天仙下凡,“下与浊世扫秕糠”的;他的诗歌成就极高,可以“追逐李、杜参翱翔”;他忠诚耿直,敢于“作书诋佛讥君王”;他感动上苍,“祝融先驱海若藏,约束蛟鳄如驱羊”。因而当他离开天廷以后,天帝十分悲伤,仍然将他召回。诗的最后,写作者献上丰厚的祭品,虔诚地向他祷告,希望他能在人间稍作停留,但他却翩然飞回天宫,于是作者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便涕泪滂沱了。诗中通过这种浪漫的想象,既再一次高度赞扬了韩愈的业绩,天人共鉴,韩愈的精神,感天动地,从而表现一位古文运动完成者对于古文运动开拓者的十分虔敬的心情,又紧密呼应碑文首段对于浩然正气的描述、评论,文心之深细严密,达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
综上所述,这篇碑文将议论、描述、引征、对话、诗歌等熔铸于一炉,高论卓识,雄健奔放,骈散兼施,文情并茂。正如王世贞所说:“此碑自始至末,无一懈怠,佳言格论,层见迭出,如太牢之悦口,夜明之夺目,苏文古今所推,此尤其最得意者。”(《御选唐宋文醇》引)而宋代著名诗文评论家洪迈,则将它与唐代许多著名作家所撰写的韩愈碑、传、墓志等文章相比,指出它完全超越了前人:“刘梦得、李习之、皇甫持正、李汉,皆称颂韩公之文,各极其挚……及东坡之碑一出,而后众说尽废……骑龙白云之诗,蹈厉发越,直到《雅》《颂》,所谓若捕龙蛇、搏虎豹者,大哉言乎!”(《容斋随笔》卷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