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唐代，长沙以南地域都很荒凉，潘州一带的艰苦而可想而知，诗人受冤被贬，从鱼肥水美的江南苏州迁至荒僻的潘州，委屈之心不言而喻。
“乡心新岁切，天畔独潸然”这两句是说新年已至，自己与亲人们相隔千里，思乡之心，自然更切。“乡心”，思乡之情；“新岁”，新年；每逢佳节倍思亲，诗人的思乡之情自然更加迫切难抑了。“天畔”，天边，这里指岭南；“潸然”，泪流的样子；独处异乡，又逢新年，思乡情切的诗人怎能不黯然神伤，老泪纵横呢？开篇的“切”和“独”，奠定全诗孤苦悲凄的情感基调。
“老至居人下，春归在客先”是由薛道衡“人归落雁后，思发在花前”化出，在前人单纯的思乡之情中，融入仕宦身世之感，扩大了容量，增强了情感的厚度。“老”、“居人下”是诗人自况；一个“至”字，满含年老失时的辛酸和仕途失意的悲愤：刚正到老，却落了个受人陷害、寄人篱下的下场！沉痛之情平淡道出反而更显沉痛；“客”，指诗人自己；“春归”，春回大地、回故乡，有拟人意；一个“先”字，既有羡慕：要是自己能像春天一样，早早回到故乡，那该多好啊！更有埋怨：我还在天涯漂泊，春天怎么就先行回归了呢？年老失意，春归己留，正是诗人“潸然”的原因。
“岭猿同旦暮，江柳共风烟”这两句描绘天畔荒山水乡节序风光。猿啼积淀着哀伤的诗歌意象。“岭猿”，岭南山间的猿猴；“旦暮”，从早到晚；“风烟”，晨风暮霭；“同”、“共”二字，写尽了诗人孤独无告、迷惘无依的凄苦情状：谪居异乡，只能同无情的动物为伍，只能与无感的植物结伴，岭猿声哀，江柳意迷，纵有万般心事，又何处得说？自身遭遇的凄苦，前途未卜的迷惘，全在景中。
“已似长沙傅，从今又几年？”这里借用贾谊的典故，洛阳才子贾谊，有济世匡国之志，脱颖初露，而为权贵宿老谗毁，疏放为长沙太傅。诗人这次遭贬，也是以功蒙过，怏怏哀怨，时有流露：“地远明君弃，天高酷吏欺”（《初贬南巴至鄱阳题李嘉祐江亭》）故引贾谊为同调，而有“同是天涯沦落人”的“已似”之感。而自忤权门，担心滞此难返，不免生出“从今又几年”的忧虑。至此诗人引颈遥望长安，归心不已，步履迟迟的徘徊背影已如在眼前；似可听见深深的长吁短叹。
凡是写景抒情的诗，用字遣词总是十分讲究。或是一句写景，一句说情，或在一句中既写景又抒情，或是前联写景，后联写情。此诗伤感的成分较多，因此抒情语句较多。前两句是情，三句是景，四句有景有情，五六两句是即景生情，七八句又是抒情。其中 “新岁” 是景，“几年” 是情。无限离愁，跃然纸上。
诗的情感哀切深至，颔联意绪剀切，首尾感叹往复。唯颈联写景，淡密而不显焕，情致悱恻。全诗结体深沉，有“绪缠绵而不断，味涵咏而愈旨”（卢文昭语）的风致。就其风骨而言，则属大历家数，呈露顿衰之象。
这组名为“春、夏、秋、冬”爱情诗是李商隐仿“长吉体”艳诗中最出色的篇章。四首诗吟咏了一段浓厚悲剧色彩的爱情，诗立春、夏、秋、冬四题，系取《子夜四时歌》之义，抒发对所思慕的女子一年四季相思之情。《春》诗从春光烂漫中寻觅娇魂而不得开始，折入追忆初见对方时美好情景。立即又描绘雄龙雌凤杳远相隔的浩叹和魂牵梦系的情思。以下即极力渲染寻觅之渺茫，思念之深挚，最后想象对方在春天将逝的季节身着单绡、肌衬玉佩的情景。《夏》诗先写初夏雨景和石城（金陵）凄清的环境，暗示女子已去。然后想象对方身处南方瘴花木棉之地，独守闺帏，孤寂无伴之状。接着又转而回忆往昔两人曾经的短暂欢会和随之而来的分离。最后以祈望对方的到来作结。《秋》诗全篇都是对女子现时情境的想象。先想象她秋夜含愁独坐，相思念远；再想其夫亡室空，孤寂凄冷；最后又想象她秋夜弹琴，衣衫冷薄，怀思旧情，独对爱情旧物，潸然泪下。《冬》诗首点时令及对方失侣孤居，次言双方如青溪小姑与白石郎之相隔遥远；复想其身处孤冷之境，芳心已死，爱情幻灭；然后又转忆佳人之美，远胜嫦娥，而今唯独处空城，歌舞早歇，唯余纤腰，当年姊妹二人联袂而舞之欢早已烟消云散。最后想象女子在风雨冬夜独对残烛，空流红泪，直到天明；而破鬟松散，倚坐朝寒，容颜亦非往昔。
四首诗都交织着现在与过去、回忆与想象，但随着时间的流逝和四季景物的变换，抒情主人公的感情也由寻觅怀思、企盼重会，到悲慨馨香已故，情缘已逝，最后则根断心死，悲剧色彩逐渐浓重。女主人公的形象，从《春》之“暖蔼辉迟桃树西，高鬟立共桃鬟齐”，到《夏》之“绫扇唤风阊阖天，轻帷翠幕波洄旋”，再到《秋》之“瑶琴愔愔藏楚弄，越罗冷薄金泥重”，最后到《冬》之“破鬟倭堕凌朝寒”“蜡烛啼红怨天曙”，从外在到内心也都经历了从春到冬的循环过程。徐德泓借《柳枝诗序》“幽、忆、怨、断”四字概括四首大意，比较真实地概括了四首所表现的情感特点。
这组诗以炽烈的情感，秾艳的语言，纯粹抒情的笔法和极富跳跃性的结构章法，歌咏带有浓厚悲剧色彩的爱情，抒发爱情梦幻式的感受，主要是通过情绪气氛和幽艳意境的渲染，而不是叙述悲剧性的爱情故事，即通过回忆、想象来抒写刻骨铭心的思念，其中经常出现出人意料的转换，诗歌语言的秾艳和象征色彩造成一种华艳而朦胧的风格。如《春》诗的“暖蔼”六句。先是写回忆中初见对方的情景：“暖蔼辉迟桃树西，高鬟立共桃鬟齐。”在春日和煦阳光的掩映下，对方梳着高高的发鬟，伫立在盛开的桃枝下。下两句却从过去之遇跳过生活中应有的阶段（如会面、结合、离别），闪回现境，发出“雄龙雌凤杳何许，絮乱丝繁天亦迷”的叹息。接下来“醉起微阳若初曙，映帘梦断闻残语”写午醉初醒，迷幻历乱。误以为残阳映帘是初阳照窗，好梦中断，然乍醒迷惑之际，耳畔似犹闻对方之言萦回，似幻似真，如痴如迷。四首诗中，随处可见。这种昔境与现境的迭现，实境与幻境的蒙太奇镜头的变换切入。这种时空不断变化交错的写法，构成了意境的朦胧与多彩。
长吉诗奇而怪，艳中显冷，有时甚至追求强烈的刺激。李商隐这首仿长吉体的组诗，却以奇幻的想象来构筑迷离朦胧的意境，用秾艳的词采表达炽热痴迷的情感，哀感缠绵，一唱三叹，令人低吟不尽。
这篇文章以扬为抑，褒中有贬，在探究北宋立国以来百余年间太平无事的原因的同时，剖析了宋仁宗统治时的种种弊病；透过“百年无事”的表象揭示出危机四伏的实质，犀利地指出因循守旧、故步自封的危害；并就吏治、教育、科举、农业、财政、军事等诸方面的改革提出了自己的见解与主张。文章条理清晰，措辞委婉，情感恳切坦诚，是历代奏议中的佳作。
此文大致可分为五段。第一段是交代写作缘起。宋神宗赵顼是一个有志图强的年轻皇帝，公元1067年即位。即位时只有二十岁，出于谋求富国强兵、改变“本朝”积弊的迫切愿望，他即位第二年便召见王安石进京议对。此时王安石已近“知天命”之年，其经历、见识很不一般。他从少年时起即胸有“轩冕”之志，曾自言“材疏命贱不自揣，欲与稷契遐相希”（《忆昨诗》）。出仕前又跟随宦游四方的父亲到过岭南、江苏的不少地方，对于下情已有所体恤。中经丁忧，二十一岁人京应礼部试，首试即中，以第四名的好成绩登杨真榜进士。王安石由于个性拗强，人品高尚，学识渊博，素有“矫世变俗之志”，名播朝野。神宗早在东宫时已闻王安石大名，继位后，对这位写了《上仁宗皇帝言事书》（《万言书》），提出“改易更革”主张的王安石十分倚重。这次把他由江宁召回京都，就是向他咨询北宋百年来没出大乱子的问题，要他当面回答这是什么原因。面对皇上，口头回答这么重大的问题，难无惶恐，加之时间紧迫，未敢迁延，来不及详对，即告辞返回。事后，他又觉得不符合近臣侍奉君主的道理，遂写了这篇《札子》，进一步申述改变积贫积弱局面、实行变法的实际需要和理论依据。神宗激赏此文，次年二月任命王安石为参知政事（副宰相），变革遂张。此文可视为王安石变法的先声。
第二段是对“本朝”自开国皇帝赵匡胤至仁、英二宗的一一称颂，从而作出“此所以享国百年而天下无事”的初步答案。既然是百年的事，自然以前几任皇帝都得提到。宋太祖因是开国之君且较有作为，所以说得较多，其余太宗、真宗、英宗都是一句带过，唯独对宋仁宗所论最详。这倒不是仁宗特别英明，而是因为他在位时间长，而暴露出的问题最多，后遗症亦最‘大，所以必须加以详尽分析。
第三段，作者以“从官”的身分极言仁宗的所谓政绩美德，称颂他“仰畏天，俯畏人．宽仁恭俭”，用今天的话说，就是王安石认为仁宗当皇帝时，对上尊崇天意，对下兼听众议，宽仁恭俭，做得自然而又始终如一。尤可贵者，“未尝妄兴一役，未尝妄杀一人”，审理案件力求给犯人留一条活路，而对于官吏扰民深恶痛绝。对外不忍兴师动众，对内赏罚合理，不信谗言，处处依法办事。皇帝给监察机关带了个好头，所以各级官吏不敢擅自发号施令。也不敢做伤害百姓的事。自西夏归顺宋朝后，再没有发生较大的边境民族叛变之事。这样边民可免遭战乱之灾，内地民众亦可安居乐业。皇亲国戚不敢触犯法令，他们立身行事有的比百姓还谨慎，这是刑法公道所收到的成效。上百万军队是稳定的，一旦有贪污盗窃的人，很快便被揭露，至于在灾荒之年趁火打劫的人，会立即被破获，而皇帝身边的人也不敢擅作威福，索取贿赂。奸佞贪婪者偶被录用，但不能长久。各级官吏的任命提升虽不尽如人意，但也并无遗珠之憾，这是任人唯贤和依靠法制的结果。由于深得人心，所以在仁宗皇帝去世时，人们就像死了亲生父母一样悲痛万分。
第四段篇幅比上段略短，却是全文的重点段落，也是作者的醉翁之意之所在。头一句开门见山，指出“本朝累世因循末俗之弊”，可谓深中腠理。这些弊病分别表现在以下诸方面：一是皇帝朝夕共处的不过是宦官和妇女，临朝理事，又不外是一些琐碎之务，远不如那些有作为的国君，能同士大夫一起研讨先王的治国之法，从而在全国加以推行。二是对于事物不分名与实，一切听凭自然而不能发挥主观能动性；虽任用了贤人，但小人也占据一定职位；正确的言论皇帝不是不听。但错误的主张也时时被采纳。三是没能通过学校教育培养人才，以诗赋和背诵古书的办法取士，论资排辈、按科名资历任用官吏，而没能采取必要的考核措施。四是监察机关（监司）没有称职的官员，边将不是由军队中有指挥经验的人担任，而是任命一些并无军事知识和指挥能力的人充当。五是官吏调动频繁难以考核其政绩，而“游谈之众”便以假乱真，贤人反被埋没；靠私交、“走后门”扩充自己声望的人，大都成了高官；不靠后台、对公事尽职尽责的人，有时反被打击排挤，故而上下偷懒，一味取悦于人；贤人有职无权，才能得不到发挥，实等同于庸人。六是沉重的徭役造成农民破产，而政府没有设立专门机构，负责兴办整修农田水利等等。七是边防部队没有进行训练整顿，其中多有疲惫衰老者；内地驻军全是兵痞无赖，没能改变五代以来在养兵问题上笼络迁就的坏风气。八是对于皇族成员不曾经过严格教育和选拔，竟然委以重任，这不符合先王奖优罚劣的用人原则。九是朝廷对于理财，大都没有恰当的办法，所以尽管皇帝本人很节俭而百姓并不富裕，皇帝对国事百般操劳而国家却不强盛；幸而没有外患，也没遇到特大天灾，所以一百多年来没有出乱子。十是虽说事在人为，但“本朝”的创建和存在却是上天保佑的结果。
显然，以上十条，没有一条不是对北宋朝廷的严厉批评。遗憾的是后世读者曾对王安石的这一苦心孤诣产生了误解，认为“虽日人事……此其所以获天助”之说，是对北宋的歌功颂德，把功劳归于皇帝和上天，表现了他作为地主阶级政治家的局限性。实则相反，这是王安石改革主张彻底性的实际表现。因为这十条的寓意在于北宋王朝已失去了存在的必然性，仅仅靠上天帮助的偶然性得以维持，如不改革，绝无出路。《宋史》本传载：神宗诏问“为治所先”，王安石对日“择术为先”。这就从根本上否定了北宋以来因循守旧的现行治术，而主张必须择取和制订足以对付内忧外患、天灾人祸的新的治国方案。
第五段指出“知天助之不可常恃，知人事之不可怠终，则大有为之时，正在今日”，这也不能理解为作者对宋神宗的吹捧。鉴于封建帝王至高无上的地位，一个有作为的大臣的满腹牢骚，也只能是委婉地、甚至是违心地加以表述。这一段话虽不多，但分量很重，它无异于警告赵顼说：天助是靠不住的，人事也不可有始无终，即使你对这些话很忌讳，因此而怪罪我，我也要把心里的话说出来，从而忠告你必须重新选择（择术为先）有助于变法图强的“人事”。成败在此一举，你如听取劝告，留心国事，实施变法，这便是天下人的一大福份!王安石的这些话中之话何等尖锐，哪里有什么美化和吹捧的意味！
特点一：本文组织严密，条理清楚，层次分明，论述明白充分，具有很强的说服力。
特点二：措辞委婉，情感直白坦诚。语言表达上谦恭委婉。如一、五段，极尽臣子之礼。表述思路上以颂扬为铺垫，寓贬于褒、以扬为抑。如二、三、四段。由此，王安石剖析了四十多年中的种种弊病透过百年无事的表面现象揭示出当前面临的种种危机，指出因循守旧的危害，并就吏治、教育、科举、农业、财政、军事等诸多方面提出自己的见解。
特点三：在语言方面，本文很好地运用了对偶、排比等手法，使字句音节铿锵，为文章生色不少。
该词先从茶的名贵说起，由于是贡品，故采择十分讲究。如此讲究产地节令，且“日费数千工”，制成的方圆茶饼，故无怪要声传万里名动汴京了。“碎身粉骨”二句写得刻至，以研磨制茶之法攀合将相报国之事，以贡茶之贵比之开业之功，着意联想生发，避实就虚。接着写茶之用，茶能解酒驱睡、清神醒脑，排忧解愁。“战胜”、“开边”，字面切合凌烟功臣。以下说：更有红巾翠袖，纤纤玉指，研茶沏水，捧精美茶盏，侍奉身前，堪称一时雅事。好茶叶之外，还要有好水，好茶具，好的捧盏人，这才是品茶之道。
词的下片写邀朋呼侣集茶盛会。这里写自己雅集品茶，却翻出司马相如的风流情事。茶可解渴，故以“相如病渴”引起。紧接着带出他的宴宾豪兴，又暗暗折入茶会行令的本题。“为扶起灯前”下四句，是承接字面，明写司马相如的酒兴文才，实暗指茶客们酣饮集诗、比才斗学的雅兴。“一觞一咏”两句，用王羲之《兰亭集序》之文典“醉玉颓山”，用《世说新语。容止》中嵇康之事典。“搜搅胸中万卷”，用卢仝《走笔谢孟谏议寄新茶》诗“三碗搜枯肠，唯有文字五千卷”，“还倾动三峡词源”，用杜甫《醉歌行》“词源倒流三峡水”。以上连用四个典故，真是“无一字无来处”。最后带出卓文君，呼应相如，为他们的风流茶会作结，全词亦至此归结为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