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首隐士的赞歌。题目就包涵着赞美的意思。《毛传》说：“考，成；槃，乐。”朱熹《诗集传》引陈傅良的说明：“考，扣也；盘，器名。盖扣之以节歌，如鼓盆拊缶之为乐也。”黄熏《诗解》说：“考槃者，犹考击其乐以自乐也。”总之，题目定下一个愉悦赞美的感情调子。
全诗分三章，变化不大，意思连贯。无论这位隐士生活在水湄山间，无论他的言辞行动，都显示畅快自由的样子。诗反复吟咏这些言行形象，用复沓的方式，增强诗歌的艺术表现力。
此诗集中描写两个内容。一个内容是隐士形象。“硕人”一词，本身就带有身体高大与思想高尚双重含义。全诗反复强调“硕人之宽”“硕人之薖”“硕人之轴”，突出“宽”“薖”“轴”，实际上表示隐士的生活是自由舒畅的，心胸是宽广高尚的。他远离浊世，又使浊世景仰。因此，这个隐士虽然隐居山间水际，但仍然是受人们敬重仰羡的社会人。隐士是贤者，处身于穷乡僻壤。硕人是隐士，是贤者，是有高尚思想宽广胸襟的伟人，对此诗歌反复吟咏，诗内诗外，都得到表现。诗中描写的另一个内容，是隐居的环境。“考槃在涧”“考槃在阿”“考槃在陆”，无论在水涧、山丘、高原，都是人群生活较少的地方。隐士之所以叫做隐，当然并不仅仅在于远离社会生活。虽说前人有“大隐于朝，中隐于市，小隐于野”的说法，在朝廷、市井之中做隐士不是不可以；不过，一般说来，隐士大多数指远离人群集中活动的范围，到山林、水际、海岛等较荒僻地方去生活的一批人。隐士也可以说是自愿从社会中自我放逐者。诗歌采用了正面烘托的手法，把隐居的环境写得幽静雅致。山涧、山丘、黄土高坡，都不涉一笔荒芜、凄凉、冷落，反而成为一个符合隐士所居的幽雅环境。那么，贤良的隐士在幽雅的环境中，就如鱼得水，散步、歌唱、游赏，自得其乐，舒畅自由。于是，隐居之乐也永远不能忘却，更不想离去了。贤人、幽境、愉悦三者相结合，强烈地表达出硕人的隐居，是一种高尚而快乐的行为，是应该受到社会尊重赞美的。
诗歌每章一韵，使四言一句，四句一章的格式，在整齐中见出变化。全诗以山涧小屋与独居的人心境对照，木屋虽小，只感觉天地之宽。环境之美，留恋不出，尤其是一“独寐寤言”的勾勒，境界全出，在自我的天地之中，独自一人睡，独自一人醒，独一个人说话，早已是恍然忘世，凸现出一个鲜明生动的隐者形象。作笔的简练，选项取的镜头之典型，人物是呼之欲出，境之耐人寻，确有妙处。
这首闺情词，以虚景与实景相融合的艺术手法，表现出一个少妇思念远行夫婿的凄苦心境。
起句“天涯随梦草青青”，是对虚幻梦境的描写，言自己的梦魂随着青青芳草飞到远方，欲与亲人相见。《楚辞·招隐士》：“王孙游兮不归，春草生兮萋萋。”从此，萋萋春草便与怀人念远之意结下了不解之缘。此词中繁茂的芳草，就既点明时令是春天，又隐藏着一缕怀人的愁绪。不言梦随芳草，偏说芳草随梦，强调了人的相思，词意也显得更曲折、委婉。次句“柳色遥遮长短亭”，写现实中的自己愁肠百结，望眼欲穿，希冀见到归人。然而，远方长短亭边，一片柳浪随风摇曳，阻挡了她的视线。怀人、望远而终不见人归，心中凄苦，所见所闻遂无不蒙上了词人的主观感情色彩：“枝上黄鹂怨落英。”黄鹂鸣声本自婉转动听，然而在词人听来，却声声哀怨，似乎在叹惜花儿凋谢得太早了。唐人李商隐《春日寄怀》诗曰：“纵使有花兼有月，可堪无酒又无人。”有花有月为伴尚且不堪寂寞，更何况春去花落?词人的孤独苦闷之感自不待言了。结尾“远山横，不尽飞云自在行”二句，作者没有直言与爱人相见之难，而是用生花之笔点明远山峻岭连绵不断地横亘在那里，又自怨不及天上的白云，能自由自在地飘向远方。全词至此戛然而止，却留下了无穷凄凉抑郁的韵味。
在这一首小词中，词人别具匠心地捕捉了芳草、柳色、黄莺、落英、远山、白云等一系列视觉意象和听觉意象，静动结合，组成了一幅亦幻亦真的图景，传神地写出了自己孤寂伤春伤别的情思，蕴藉委婉，令人含咀不尽。
郑谷的《竹》，意境优美，句句如画，给人以不尽的美的享受。 这首小诗吟咏竹，通篇不着一个“竹”字，但句句均未离开竹。诗中不仅描写了竹的形象，还特别写了竹；拂动流水，掩映村庄，与树相伴的美。诗中透露出诗人对竹的喜爱之情。
这两首诗传递了诗人无限复杂的感情，对兄弟的关爱之情充溢诗间。第一首写初得消息，怜弟而复自伤；第二首叙兄弟远离，而叹资生无计，不但兄弟两人难保，且家人命如悬丝。全诗语言精练，情感真挚，不事夸张与渲染，充分体现了杜诗的现实主义风格。
两首诗非常真切地道出了兄弟二人的手足之情，可以说句句是血，字字是泪。让人边读边为之心动。特别是最后四句，“不知临老日，招得几时魂”，“两京三十口，虽在命如丝”，从这诗句中，几乎能听到诗人的哀泣声，这不是夸张，也不是渲染，这是诗人真实心情的写照。
历史造成了兄弟之间相隔千里的局面，从而，也垒成了兄弟之情的坚实台阶。与其说，诗人在开展对弟弟的关怀，不如说，诗的主题在于“消息”的描绘到底怎样才能尽情。在诗的启程之际，已有书信的铺垫，不一定有热烈的问候，但骨肉联系的桥梁令人放心。作为隐私的“消息”，可以在诗的放大镜前，转化为公共事件的考察，从而，在勾勒兄弟之情与展露时局变化之间找到共同点。他的回函可以只装下这两首诗，而不必用散文体的书札：这两首诗兼顾了确切读者与理想读者的需要——即使是他的弟弟打开信札读到它们，也不会嫌弃其中载有的危言耸听，按照他所理解的文化传统，他能接听到他的哥哥诗与信合二为一的决心，以及当初哥哥耳畔响起的种种天籁。简言之，作为家人，远在千里之外的弟弟定能理解诗人给诗下的一个定义：诗是信念。
信，可谓对生存的禀告与报答；而诗，不妨理解为人生的筹划与安慰。正因为凭借诗的广阔胸怀，他在一种私密的二人对话中勇敢地涉及政局的动态。他不仅是要求亲人分享或分担他对时局的敏感，而且他假定了这种敏感一经装入诗的怀抱，就会变成认知世界的能力，从而与广袤历史并驾齐驱，赢得不朽。由不得他在回复中介绍异乡趣闻或者对一只乌鸦的十三种观察方式，他提笔之际，抬眼望去，就是烽烟的缭绕，竖耳听去，那边就有不绝的涕泣。他要在三种诉求上谋取平衡点：一是诗的体制，二是作为信仰的答复，三是因时制宜地参与现实的认知。随着笔墨的铺展，“弟弟”作为这两首诗的确切读者的惟一性被稀释了，他意识到了他人目光正流连其中，渐渐地，措辞摆脱了对信的服从或服务，更多地听命于诗的理想或理想读者的召唤。其中作为支撑信息的兄弟之情在兼顾中体现出惜墨如金的效果。
于是，当他直接指明弟弟的懦弱时，看似一反常态，但依靠对偶装置——那种能迅速擦拭言辞锋芒的设施，他顺利地促成了懦夫形象的合理化及其对情义的有增无损的奉献。在“吾衰”的表白之余，“汝懦”不再是丝毫的贬抑，反而像撬起诗人形象的一根杠杆。承认二人之间的共性，拉拢了词与词之间的缝隙，同时，也合乎诗历来所倡导的一事与另一事相辅相成的审美原则。可以说，通过诗的铺排，“弟弟”的懦弱变成了“哥哥”呵护的义务，以及为了承担这一义务他开展的内心斗争，尤其是个体的懦弱被置入一种宏大的时代背景中，使得读者有理由相信造成一个人懦弱的起因来自外部世界，而非这个人的天性。
事实上，探讨人的懦弱、衰老，并不是一个轻松的话题，也不容易谈出新意，不如当它们是时局在人身上形成的缩影，或者谓之诗人对生存时间的意识混淆了希望与怅望的边界，之后，借助诗的体制，他果断地从中摆脱出来，立即唤出两只鸟雀，擦着兄弟之情的古典波纹或者烽烟中隐隐约约的鼓点，飞跃了这一可能形成险情的话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