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为菊，但通篇不用一个菊字，但句句写菊。
“王孙莫把比蓬蒿”，蓬蒿是一种野生草，个头较高，从外形看，与菊苗太大的差别，养尊处优的公子王孙们，是很容易把菊苗当作蓬蒿的。作者直抒胸臆，直截了当地训斥王孙公子“菊草不分”。其实这是鄙视他们不识人才。下一句就更能看出作者的用意了。
“九日枝枝近鬓毛”，每年阴历九月九日，是中国古代重要的重阳节，这一天，我们的先人登高、赏菊、饮酒，佩茱萸囊，把菊花插戴于鬓上。这第二句是说，菊苗到了重阳节，就会开出美丽的花朵，这与蓬蒿有了本质的区别。你看，一枝又一枝的菊花插在大家的鬓发间。请问：有乱插蓬蒿的吗？哈哈没有。这第二句，作者作为菊花是多么自豪啊，人们终于认识到它的价值。
三、四两句是全诗的着重处，集中地写了菊的高洁气质和高尚品格。
“露湿秋香满池岸”，寥寥七字，写秋天早晨景象：太阳初升，丛丛秀菊，饱含露水，湿润晶莹，明艳可爱；缕缕幽香，飘满池岸，令人心旷神怡，菊花独具的神韵风采，跃然纸上。在这里，“湿”字很有讲究，让人想见那片片花瓣缀满露珠，分外滋润，分外明丽。“满”字形象贴切，表现出那清香是如何沁人心脾，不绝如缕。从中我们不仅看到了菊花特有的形象，也感受到了菊花和那特定的环境、特定的氛围交织融合所产生的魅力。
诗人在描写了菊的气质以后，很自然地归结到咏菊的主旨： “由来不羡瓦松高”。瓦松，是一种寄生在高大建筑物瓦檐处的植物。初唐崇文馆学士崔融曾作《瓦松赋》，其自序云：“崇文馆瓦松者，产于屋溜之上……俗以其形似松，生必依瓦，故曰瓦松。”瓦松虽能开花吐叶，但“高不及尺，下才如寸”，没有什么用处，所以“桐君（医师）莫赏，梓匠（木工）难甄”。作者以池岸边的菊花与高屋上的瓦松作对比，意在说明菊花虽生长在沼泽低洼之地，却高洁、清幽，毫不吝惜地把它的芳香献给人们；而瓦松虽踞高位，实际上“在人无用，在物无成”。在这里，菊花被人格化了，作者赋予它以不求高位、不慕荣利的思想品质。“由来”与“不羡”相应，更加重了语气，突出了菊花的高尚气节。这结尾一句使诗的主题在此得到了抉示，诗意得到了升华。
咏物诗不能没有物，但亦不能为写物而写物。纯粹写物，即使逼真，也不过是“袭貌遗神”，毫无生气。此诗句句切合一菊字，又句句都寄寓着作者的思想感情。菊，简直就是诗人自己的象征。
这首题画诗分两大部分，从开头到“白日君心欢不足”写图上的宴乐情况，剩余部分为诗人就画面所发的感慨。
第一部分按游前、游时、游后的时间顺序组织题材，写得流光溢彩、声沸人迷，把明皇的荒淫之状作了全景曝光。
写游前，紧扣着个“急”字，表现唐明皇的急不可耐，宫人们的急于应承。“花萼楼头日初堕，紫衣催上宫门锁。”诗人落笔于花萼楼，因该楼在兴庆宫之西，系落日的方向，且该楼署为“花萼相辉之楼”，为诸王作乐寻欢之所。“日初堕”，时值傍晚，紫衣宦者就“宫门锁”，明皇的急切、宦者的匆忙，从这时间与动作的紧迫上透露了出来。于叙事之中写人物心理，由其行而见其心，言简意丰，事明意显。写游时，一以灯火渲染气氛。夜游西园，灯火辉煌是一明显特点。诗人写园中灯火，先行直叙“高爇银盘百枝火”，“百枝”言其多;“银盘”承托，映其光;“高爇”显得场面大。写烛多光亮，既表现了夜游的场景，又烘托了游乐的气氛。再从两个侧面写灯光，一是从“亮”的角度说：“海棠欲睡不得成，红妆照见殊分明。”此句通常注释都引《冷斋夜话》中《杨妃外传》中的一段记载：“明皇登沉香亭，诏妃子，妃子时卯酒未醒。命力士从侍儿扶掖而至。妃子醉韵残妆，钗乱鬓乱，不能再拜。明皇笑曰：‘是岂妃子醉耶？ 海棠睡未足耳。’”照此，海棠系指杨贵妃。海棠如醉美人的粉面飞霞，或贵妃似海棠红晕泛光，形象固然很美，比拟也熨贴。可是这却和“海棠欲睡不得成”不合。红烛高烧，杯盘交错，丝竹并作，轻歌曼舞之时，正是贵妃兴酣之际，岂会“欲睡”？这里“海棠”仍以指花为妥。以拟人化方法说海棠欲睡，而游人喧闹使之“欲睡不得成”，反衬欢腾声势之烈。高启诗中以海棠睡不成显示黑夜如白昼，同时又以“红妆照见殊分明”点染了园中景色。一是从“雾”的角度言，“满庭紫焰作春雾，不知有月空中行”。春雾固然有实写之意，而诗人说是“满庭紫焰”化成的，“百枝火”所以成了“紫焰”，则侍众之多可见。《新唐书·车服志》：“以紫衣为三品之服。”《宦者传序》：“开元天宝中，宦者黄衣以上三千员，衣朱紫千余人。”诗中先写“紫衣催上宫门锁”，这里讲“紫焰”，足见侍者犹如团团紫雾了。诗人由灯火的“亮”、人影的“雾”把夜游图上的热烈气氛和盘托出。
二是写游时，以时久烘托情浓。唐明皇耽于玩乐，经久不衰，通宵达旦。夜愈深他们兴愈酣，时愈久他们情愈浓，“内使频呼烧烛换”，蜡烛要频频更换，这时还只是“新谱霓裳试初按”，可见持续时间之长。“知更宫女报铜签”，掌管更漏的宫女把报更的铜签铿然掷地，已是“夜方半”，还说不要催促歌舞，已是风露渐欲冷了，妃子愁衣薄，不胜晓寒，仍无罢意，“共言醉饮终此宵，明日且免群臣朝。”活画出唐明皇耽色误国的荒淫生活。诗人就是这么彩绘了明皇的行乐图。以上是诗人把《明皇秉烛夜游图》平面的画面立体化，无声的画面有声化，含意的画面明朗化，以语言手段描绘了一幅明皇秉烛夜游图。
诗的后面部分是议论。高启谴责唐明皇的沉酣酒色，忘怀国事，引用适切的古人古事来作议论，文字承接榫合，比拟熨贴合度，警人眼目，发人深省。“此时何暇化光明，去照逃亡小家屋。”晚唐聂夷中《咏田家》诗：“我愿君王心，化作光明烛，不照绮罗筵，只照逃亡屋。”诗人反其意而用之，说明皇醉饮终宵，哪有心思想到贫苦受难的老百姓呢。“姑苏台上长夜歌，江都宫里飞萤多。”吴王夫差筑姑苏台，立春宵宫作长夜饮，结果为越所亡;隋炀帝于江都宫里放萤火取乐，也以覆亡告终。唐明皇如此豪饮娱色，荒政误国，自然免不了乱起奔蜀，酿成悲剧。诗人将唐明皇和夫差、杨广相比，指出“一般行乐未知极”必然导致国破家亡。
这首题画诗，也是咏史诗。诗人以古人古事作为后人的鉴戒，说明了统治者不顾人民死活，只求自己享乐，乐极必然生悲。清代吴乔说：“古人咏史但叙事而不出己意，则史也，非诗也。”（《围炉诗话》）此诗作者的旨意全由最后的论中托出。叙与论相辅相成，相得益彰。叙是论的基础，论是叙的升华，叙为论用，论从叙出，由感性到理性，从形象到议论，结合得紧密无罅。
这是一篇理意深刻、情趣盎然的咏物寄志散文。作者从山多髯松和结庐在此的原因，写到烟云万顷亭、唯天在上亭、清高亭、环中亭的历历景物。文章篇幅不长，由于紧扣了髯松这一特点，所以能把看松庵雄伟壮丽、幽美宜人的景色一一呈现在读者眼前，读了令人有飘然忘返之感。
第一段状写匡山的美景，第二段叙写章三益在匡山建造庵庐及亭，第三段交代“看松庵”的命名缘由，第四段以问答的方式为章三益明志。此文主要对龙泉人士对章三益的看法提出不同意见，作者认为章三益无论隐居还是出来做官，都能像松树一样坚持操守。
第一段写章三益在庐筐山结庐的原因，紧扣“乐松”两字。筐山髯松弥望，新翠如濯，上有为隐者所尚服的薜荔、女萝，下有能安神和气的茯苓之属，环境特宜养生养性，蓄志律身，因而结庐其间。
第二段写“看松庵”命名原由，全段围绕着“看松”两个字，先写庵的四周建有四亭，点明这个地方既有能生万顷烟云的深潭，又有高入云霄、视野广阔的峰峦，既有清寒空碧的林荫，又有众峰环翠、宛如仙人所居的静谧之处，庵庐就是结在这高、远、清、空的环境之中；继写“看松”的乐趣，从忘我入神而“看”到“行歌松间”的自乐，再到髯松解意“相娱”，层次分明。在章三益的眼里，松树根深叶劲，寒暑不惊，是“元夫巨人”以及“古豪杰”品格的像征，因此敬慕不已，久视不舍，以致主观精神与客体之形凝合为一，“物我两忘”；而章君行歌松间，髯松奉笙箫之音以“相娱”，则是以拟人手法点出髯松对章君之知遇。
第三段是议论，就松树的“正刚之气”结合章三益生平实际行为进行阐发，笔端饱含抒情。由于议论是针对“龙泉之人士”以为章三益已经“忘世”而发，显得顺理成章。
第四段是写作者邀请章三益一同游览青萝山，表示自己也有与章君相同志趣，也愿意以松为友以自律。文末以“虽然”一词转折，以“筐山之灵，其亦迟君久矣”一语呼应前文，戛然结束全篇。
松树的“正刚之气”，历来是仁人志士自厉自立的榜样。撰作文章时，作者已经四十多岁了，在这样的年纪面对着不堪的世道，他不但不嗟老叹悲，反而能以髯松的正刚气质自厉自期，想要以此与章君共律共勉，积极的人生太对是非常难能可贵的。至正二十年庚子（公元1360年），章三益与宋濂、刘基、叶琛四人同应朱元璋之召，为明初政权效力。洪武元年（公元1368年），三益与刘基同拜御史中丞之职，证实了宋濂认为三益结庐筐山并非“忘世”的正确判断。
文中提到章君久视髯松，“精神凝合，物我两忘”，是指主体对髯松正刚之气的神会与融合，即客体特征向主体的入化。这也是儒家所一贯倡导的“养志待时”的涵养过程，在某种特定境况下，它确有助于主体精神的扩充与升华。庄子所主的“物我两忘”是“无我”，是消极弃世；而这里所说是要将自己扩展成“大我”、“新我”，两者是不同的，这一点要加以区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