韦应物诗集中收录寄诸弟诗近二十首，可以看出他是一个手足情深的诗人。而正由于出自性情，发自胸臆，所以这首诗虽只是即景拈来，就事写出，却令人感到蕴含深厚，情意悠长。
就章法而言，这首诗看似平铺直叙，顺笔写来，而针线极其绵密。诗的首句从近处着笔，实写客中寒食的景色；末句从远方落想，遥念故园寒食的景色。这一起一收，首尾呼应，紧扣诗题。中间两句，一句暗示独坐异乡，一句明写想念诸弟，上下绾合，承接自然。两句中，一个“独”字、一个“想”字，对全篇有穿针引线的妙用。第二句的“独”字，既是上句“空”字的延伸，又是下句“想”字的伏笔；而第三句的“想”字，既由上句“独”字生发，又统辖下句，直贯到篇末，说明杜陵青草之思是由人及物，由想诸弟而联想及之。从整首诗看，它是句句相承，暗中钩连，一气流转，浑然成章的。
当然，宾虽然不能无主，而主也不能无宾。这首诗的第三句又有赖于上两句和下一句的烘托。这首诗的一、二两句，看来不过如实写出身边景、眼前事，但也含有许多层次和曲折。第一句所写景象，寒食禁火，万户无烟，本来已经够萧索的了，更逢阴雨，又在空斋，再加气候与心情的双重清冷，这样一层加一层地写足了环境气氛。第二句同样有多层意思，“江上”是一层，“流莺”是一层，“坐听”是一层，而“独坐”又是一层。这句，本是随换句而换景，既对春江，又听流莺，一变上句所写的萧索景象，但在本句中却用一个“独”字又折转回来，在多层次中更显示了曲折。两句合起来，对第三句中表达的“想诸弟”之情起了层层烘染、反复衬托的作用。至于紧接在第三句后的结尾一句，把诗笔宕开，寄想象于故园的寒食景色，就更收烘托之妙，进一步托出了“想诸弟”之情，使人更感到情深意远。
这首诗，运笔空灵，妙有含蓄，而主要得力于结尾一句。这个结句，就本句说是景中见情，就全篇说是以景结情，收到藏深情于行间、见风韵于篇外的艺术效果。它与王维《山中送别》诗“春草明年绿，王孙归不归”句，都取意于《楚辞。招隐士》“王孙游兮不归，春草生兮萋萋”。但王维句是明写，语意实；这一句是暗点，更显得蕴藉有味。它既透露了诗人的归思，也表达了对诸弟、对故园的怀念。这里，人与地的双重怀念是交相触发、融合为一的。
诗歌开宗明义，沉痛地惋惜“事败”，即挽救汉王朝的事业到底失败了。孔融平素“喜诱益后进”，引为奥援。身遭罢黜后仍招纳羽翼，“宾客日盈其门”。自称“昂昂累世士，结根在所固”（《杂诗》），公开植党与操抗衡。他又生性疾恶如仇，难守缄默，时复对操冷嘲热讽，“发辞偏宕，多致乖忤”；而且还经常公开炫耀自己“坐上客常满，尊中酒不空，吾无忧矣”。自己嘴巴活像一个漏器，频频漏泄自己的活动信息，隐情溢乎辞表，曹操对此不能不提高警惕和采取对策。器不密则致漏，机不密则害成，事不可能不败。
“河溃”二句，巧喻双关。承“器漏”，仍含深自悔尤，引咎切责。蚁孔导致河堤溃决，猿穴引来大山崩坏。多言多失，不慎小节，造成孔穴，留下空于，足以败乱大事，与此正相类似。更深一层，作者用“山”、“河”二字暗隐汉家山河。蝼蚁卑微善钻，附羶趋利。猿猴能言不离走兽，沐猴而冠，望之不似人君。作者所选取的动物形象，暗比篡汉的野心家，语含谴责，憎恶情烈。
“涓涓不塞，终成溃河”（《周金人铭》）。屋顶天窗可以直通青冥幽深。“涓涓”两句似在警戒自己应当守口防意，谨小慎微；又似在暗示窃国篡位，其来浸渐，迹象可征。两解均堪耐人寻绎，似故弄玄虚，有意让人捉摸不定。
下边“谗邪”两句颇为显露。汉成帝时《黄雀谣》有“邪径败良田，谗口乱善人”句，系喻王莽败坏汉政，饰伪乱真。“谗邪害公正”可能暗引其意。“浮云翳白日”昭示奸臣蔽君迹象，揭发曹操当权、挟持天子实况。
“靡辞”二句表明自己进尽忠言，吐露词华；然而听者逆耳，全无效果。恰如繁花空开，并不结果。又《黄雀谣》中有“桂树花不实，黄雀巢其颠”之句，据《汉书·五行志》引注谓：“桂赤色，汉家象。花不实，无继嗣也。王莽自谓黄，像黄雀巢其颠也。”这里自不排斥作者对操、莽之间的篡逆阴谋，产生联想和比附。
“人有”两句哀叹满朝官员，大多二三其德，不能忠于汉室。“道不同，不相为谋”。自己与这帮人并列朝班，无非貌合神离，终必分道扬镳。此句颇有孤立无援、独木难支之感。
“三人”两句，说明流言可畏。城市本无猛虎，但经三人转述，便可惑乱视听，何况进谗者如郗虑、路粹之流，又决不止三人；而曹操原本疑忌自己，身遭横祸注定难免。此句重在说明造谣传播者多。胶漆一类物质难溶于水，但长期浸渍，同样也会稀释离解。此句重在说明中伤由来已久。
于是作者最终以极其沉痛的语调，作无可奈何的结笔。“生存多所虑”，活着倒是千忧百虑，无时或已，不如“长寝万事毕”，让身死来解脱苦恼，家事、国事、天下事，一齐都听任它了结去罢。
全诗叙喻错综。或单叙，或先叙后喻，或连续用喻，造成笔法参差多变。引事运典灵活，或隐括，或变用。而以双关、假托、暗示、含蓄等讽刺艺术手法，揭示曹操篡汉野心。作者持身贞正，志意高迈，秉性刚直，不畏邪恶，幼龄即曾冒死私藏党人，并与其兄争承官府罪责。又曾因面斥权贵，几遭暗杀。诗如其人，读时如感字里行间透出一种凛然生气，故远非南朝大诗人谢灵运摹拟的《临终诗》所能企及者。
中唐诗人戎昱这首《咏史》，题又作《和蕃》，最早见于晚唐范摅的笔记小说《云溪友议》“和戎讽”条。据说，唐宪宗召集大臣廷议边塞政策，大臣们多持和亲之论。于是唐宪宗背诵了戎昱这首《咏史》，并说：“此人若在，便与朗州刺史。”还笑着说：“魏绛（春秋时晋国大夫，力主和戎）之功，何其懦也！”大臣们领会圣意，就不再提和亲了。这则轶闻美谈，足以说明这首诗的流传，主要由于它的议论尖锐，讽刺辛辣。
这是一首借古讽今的政治讽刺诗。唐代从安史乱后。朝政紊乱，国力削弱，藩镇割据，边患十分严重，而朝廷一味求和，使边境各族人民备罹祸害。所以诗人对朝廷执行屈辱的和亲政策，视为国耻，痛心疾首。这首讽喻诗，写得激愤痛切，直截了当，一针见血。
在中唐，咏汉讽唐这类以古讽今手法已属习见，点明“汉家”，等于直斥唐朝。所以首联是开门见山，直截说和亲乃是有唐历史上最为拙劣的政策。实际上是把国家的安危托付给妇女。三联更鞭辟入里，透彻揭露和亲的实质就是妄图将女色乞取国家的安全。诗人愤激地用一个“岂”字，把和亲的荒谬和可耻，暴露无遗。末联以斩钉截铁的严峻态度责问：是谁制订执行这种政策？这种人难道算得辅佐皇帝的忠臣吗？诗人以历史的名义提出责问，使诗意更为严峻深广，更加发人思索。此诗无情揭露和亲政策，愤激指责朝廷执政，而主旨却在讽谕皇帝作出英明决策和任用贤臣。从这个角度看，这首诗虽然尖锐辛辣，仍不免稍用曲笔，为皇帝留点面子。
对于历史上和亲政策的是非得失要作具体分析，诗人极力反对的是以屈辱的和亲条件以图苟安于一时。由于“社稷依明主，安危托妇人”一联，击中了时政的要害，遂成为时人传诵的名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