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谏逐客书》是李斯给秦始皇的一个奏章，发生在秦王嬴政十年。秦国宗室贵族借韩国派水工修灌溉渠，阴谋消耗秦的国力，谏秦皇下令驱逐一切客卿。秦王读了李斯这一奏章，取消了逐客令。可见本文说服力之强。
作者先谈历史，以穆公、孝公、惠王、昭王四位国君召士纳贤为例，强调重用客卿之重要。接着再谈现实，作者列举秦王的爱好，诸如昆山之玉，随和之宝，明月之珠，以及所佩太阿剑，所乘之纤离之马等等，都是来自诸侯各国。
实效性
首先是《谏逐客书》具有明显的实效性。实效，就是要讲求实用，注重效果，这就涉及到公文的目的及功能。公文不像艺文那样，优游浸渍，潜移默化，以美感人，公文乃是“政事之先务”，它的目的是为了完成特定的公务，它的功能是可以解决实际的问题。从本质上说公文是一种实用性程式性的文书，以此区别于一般的文章或文学作品。公文所产生的客观效果是衡量公文实用性大小的一个重要尺度。所以公文撰制时必须事先预计效果，办理时讲究效率，客观上注重功效。徐望之《公牍通论》指出：“事前体察周详，令出务求实效。”这说的是下行公文。上行公文也要做到“下情不壅于上闻，谋事惟期其必达”。一篇公文，如果实用性不大，效果不显著，就很难说是上乘之作。因此，实效性显著，应是好公文的重要条件。以此看来《谏逐客书》正是具有实效性显著的特点。这篇公文最成功之处就在于，该文一上秦王，就达到预期的目的，收到满意的效果。司马迁在《李斯列传》中曾这样叙述过李斯上书的前因后果：“秦王拜斯为客卿。会韩人郑国来间秦，以作注溉渠，已而觉。秦宗室大臣皆言秦王曰：‘诸侯人来事秦者，大抵为其主游间于秦耳。请一切逐客。’李斯议亦在逐中。斯乃上书曰：“秦王乃除逐客之令，复李斯官，卒用其计谋。”当时秦王的逐客令已下，李斯也在被逐之列，而凭此上书,竟能使秦王收回成命，由逐客变为留客、用客、重客，这就不能不承认《谏逐客书》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公文的实效性在这里得到了最充分的体现。
论断典范
其次，《谏逐客书》在“对事的论断”方面堪称典范。笔者以为“对事的论断”应视为公文的一个重要特征。事是公文的内容，论断是对公文内容的表达方式。“对事的论断”体现了公文的内容与形式的统一。显然，公文须有事，刘勰所说“言事于主”、“指事造实”，徐望之所说“谋事惟期其必达”、“尚实事不尚虚文”，都指出公文的内容就是事，因为公文就是办实事的。但是公文在表达事时，不必对其来龙去脉进行具体的叙述，往往是高度概括，或者点到为止。公文对于事，主要是用“论断”的方法。正如《公牍通论》所述，“陈言论事”、“公文本质，重论断”。论断是个合成词，包含论和断两个方面。断，判断、决断之谓，对事的是非、得失、功过等表示肯定或否定的态度，对事的实施提出一定的办法。论是论事理，要受文者承办事务，必须把事理论说明白。简言之，断就是要办什么事，论就是办这事的理由。论是断的前提，如果不把事理论清说透，断就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缺乏说服力。在古代公文中，由于文种不同，对事论断的情况也有差别，如下行的君命文种，比较偏重于断,凡戒敕、废立、告谕、政令等，都显示独断的至高权威，而上行文种的章、奏、表、议等则较侧重于论（当然也应有断），凡谏说、劝请、陈乞、弹劾、执异等，本身就需要有充分的理由，不论说何以达其目的。况且上奏文种面对的是国君这个特殊对象，更要情至理足。《谏逐客书》在这一点上，具有非常鲜明的特色。全文的断就是开头一句话：“臣闻吏议逐客，窃以为过矣。”希望通过这一判断成立，使秦王接受，并收回成命，不要逐。为此在下文展开了有力的论说。开头这一断语的
特点是，在客卿已被逐的紧急情势下（《史记集解·新序》：“斯在逐中，道上上谏书。”），用非常警醒而委婉的言辞开宗明义，起句发意振聋发聩。本文尤具特色的更在其论的部分，对事理的论说充分深刻，令人信服。这里有必要指出两点，其一是用重笔浓墨，铺张排比，列举事例。如文中铺排了四君用客的大量事实，铺陈了秦王所喜爱的大量生活享用，由于事例充实，铺垫充足，加强了与下文的对比，因而得出的结论极其有力。而这些事例都有所依傍，且经过精心选择，因而显得可靠典型。从铺排的技巧来说，排比句接踵联翩，文意饱满，文气流畅，文势充沛,极有感染力。其二，在论证上的特点是正反并反复对比，层层深化。如在论证的首层，四君用客（实笔） 与“却客不内”（虚笔） 的对比，首层四君用客与次层秦王轻客的对比，次层重物与轻人的对比，处处在对比之中显示逐客之谬误。全文在逻辑关系上是步步推进，层层深化。时间上由远到近，推移有序：先言古代，次论现实，再次言及未来。在言及逐客的危害时，程度上由轻到重，步步升级：先说如果没有客卿，秦国就不会“富利”和“强大”；接着说“非秦者去，为客者逐”，“此非所以跨海内、制诸侯之术”，直接落到统一天下这个关键问题，比上层更切近要害；再说弃
黔首、却宾客，是所谓“藉寇兵而赍盗粮”，资助了敌人削弱了自己，对秦国的不利更严重些；最后指出“今逐客以资敌国、损民以益仇，内自虚而外树怨于诸侯，求国无危，不可得也。”不仅不能统一天下，而且有亡国的危险，把逐客的危害引申到极点。这种由轻到重、步步推进的说理过程，避免一开始就突兀冲撞，造成相反结果，它符合人的心理接受规律。
针对性
再者《，谏逐客书》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公文的针对性一方面是指每件公文都是针对某一具体的事务而发，另方面也指公文具有比较具体的受文对象，受文者具有确定性。周知性的公文读者面较宽,但也有一定的范围；下行文受文的面相对说要窄一些，在现代的公文中有的还规定了阅读传达范围；上行文一般是给一个上级机关，受文对象很具体。古代的上奏文种是专门给君主的，对象最明确。公文写作时都视受文者的不同情况进行斟酌，有的放矢。《谏逐客书》的针对性，从内容上来说，是对着逐客这事而发，全文紧紧扣住逐客以论说其错误。文章这样处理很高明，因这逐客的起因是韩国人郑国劝秦王修筑一条灌溉渠，其目的是企图以浩大的工程耗费秦国的财力，使之不能对外用兵，如果就此事进行辩解，显然是没有道理的。李斯避开这个起因不谈，只抓住逐客对秦不利来论说，完全从秦国的利益着眼，这就容易使秦王接受。另外，李斯当时也无辜受牵连，但他在上书中片言不涉及自己，这样完全符合公文的本质要求，徐望之说：“公文本质之可贵，贵在一字一句皆从民生国计上着想。”针对逐客对秦不利来论说，正是从国计民生着想的体现。
《谏逐客书》的针对性，还表现在针对特定的受文者来采取谏说的策略。李斯上书是给秦王政这个具体的人看的，如果不熟悉这个人，不揣摩这个人的愿望、想法，不去迎合他的心理需求，那就很容易碰壁。对这个问题，刘勰有中肯的评价：“烦（顺） 情入机动言中务，虽批逆鳞而功成计合，此上出之喜说者也。”顺着秦王的感情、心理，引到统一六国的关键问题，符合主要任务的需要。当时秦王的最大欲望是兼并天下,凡是违反这一欲望，就难以立足，凡是利于达到这一欲望，就容易被接受。李斯紧紧抓住秦王的这一心理，把秦国的霸业作为整篇谏书的灵魂，贯串始终。在论说的首层以秦王政的祖先重用客卿造成“霸西戎”、“治强”、“散六国之从”、“蚕食诸侯”、“使秦成帝业”等成就去耸动秦王；在论说的次层则把用客卿提到“跨海内，制诸侯之术”的高度；再接着以古代五帝三王“不却众庶”无敌天下去打动秦王。总之，每个层次都反复论述这样一个根本的利害关系：纳客就能统一天下，逐客就有亡国危险。以利劝之，以害怵之，这就紧紧抓住了秦王的心，深深击中其要害，使秦王顺理成章地接纳其意见，并收回逐客令，达到了上书的目的。
以上论述了《谏逐客书》是如何有针对性地、成功地对逐客之事加以论断，使该公文收到了显著的实效。实效性、针对性、对事加以论断，这三个特征在文中体现最为突出。当然，该文还有个别其他的公文特征，像当时李斯已在被逐之中，写这篇上书必须十分注意时效，除了“道上上谏书”急就此文之外，在写法上开头单刀直入，指出逐客之错，使秦王为之震动。可见首句发意、开门见山，既为当时紧急情势决定，也是公文时效性的要求。
这是一首借景抒怀之作，写得别具一格。
诗人坐在窗前，欣赏着雪花飘入庭户，雪花把窗外的竿竿青竹变成了洁白的琼枝，整个世界都变得明亮了。于是诗人想到此时如果登上高楼观赏野景，那野外一切崎岖（qíqū）难走的道路都将被大雪覆盖，展现在眼前的将是坦荡无边的洁白世界。
高楼四望，一片洁白，诗人希望白雪能掩盖住世上一切丑恶，让世界变得与雪一样洁白美好。结尾一句，道出了作者胸中的感慨与不平。
这篇游记描写了天台石梁、雁荡大龙湫、青田石门洞三处瀑布的景观，分别从视觉、听觉、感觉等多方面刻画三处瀑布的特点，穷形尽态，意蕴丰富。因是三景合于一篇，所以文章自然重比较，譬如将石梁与大龙湫作比较，则各自特色越发鲜明、越发突出，从而愈见大自然创造力的无穷无尽，愈见自然景物的丰富多采。文章写景重写形，亦重写神。写形处文词优美，刻画精细，写神处文词简约，内涵丰富。袁枚提倡文章简洁而有文采，这篇游记正是其创作观的体现。
“甚矣，造物之才也！同一自高而下之水，而浙西三瀑之异，卒无复笔。”作者开门见山，托出写作意图。这两句写得突兀而有气势，作者在这里不是一般地赞叹自然力的伟大，而是领略了“三瀑”各有千秋的奇异风光后所发出的赞叹语，统率全文，激发了读者的阅读兴趣。
第二段的前三句是对开头两句的照应和落实，同时点出作者构思的匠心：作者是把握了“三瀑三异，卒无复笔”的特点，并有意识地加以比较描写，借以赞叹“造物之才”。自“壬寅岁，余游天台”至“遂两宿焉”一段文字，是写天台石梁瀑布。这里作者运用比喻、夸张、拟人等多种手法，对瀑布惊心骇胆的场面作了有声有色的渲染描绘。“如万马结队，穿梁狂奔”，展现出天台山瀑布的雄壮豪迈。“以崩落千尺之势，为群磥砢所挡㧙，自然拗怒郁勃”一句形象地表现了石梁瀑布“蓄之既久，其发必速”的壮观气势。又描写水流冲击山石的“喧声雷震”，以刻画石梁瀑布的煊赫声势，而“人相对不闻言语”又从侧面烘托瀑布的巨大声威。接着写作者的主观感受。“余坐石梁，恍若身骑瀑布上”，生动传神地表现出作者驾驭瀑布的豪迈之情；走到山脚仰视，“坐立俱不能牢，疑此身将与水俱去矣”，给人以身临其境之感。
第三段都是写雁荡山大龙湫瀑布。大龙湫瀑布没有石梁瀑布惊心骇胆的场面，却有着婀娜多姿、变幻万千的媚态。作者对它的描绘，就不像描绘石梁瀑布那样多用夸张和喧染的写法。他先用形象贴切的比喻，如用“一匹练”比喻远看瀑布水的全貌，尽显其柔美、恬静。近观瀑布时，作者重点描写二十丈以下的景观。用“烟”“雾”“轻绡”“杨白花”这些状貌近似的事物比喻二十丈以上飞洒而下的瀑布水，侧面展现了大龙湫瀑布轻柔绚丽的独特风韵。“为烟，为雾”，描绘水气缓缓扩散的情状；“为轻绡”，突出其朦胧柔和的感觉；“为玉尘，为珠屑”，状其飞沫似水珠般滑腻晶莹的色泽；“为琉璃丝”，表现水珠的激射状；“为杨白花”，既状其色，又体现其质地轻柔。这一连串的比喻，不仅形态毕肖，且能引起人们丰富的联想。接着又说“既坠矣，又似上升；既疏矣，又似密织”，用“坠”“升”“疏”“密”四个看似矛盾的词语概括了上下两段瀑布在形态上的区别与相似之处。作者以工笔的语言，如“风来摇之，飘散无着；日光照之，五色跌丽，”，把瀑布从高空下挂时呈现出来的虚无缥缈的景状和在日光照射下的鲜艳色彩，刻绘得惟妙惟肖。接着把石梁瀑布和龙湫瀑布作比较，“大抵石梁武，龙湫文；石梁喧，龙湫静；石梁急，龙湫缓；石梁冲荡无前，龙湫如往而复。此其所以异也。”从两处瀑布的气韵、声响、水流、气势等方面加以比较，突出大龙湫瀑布恬雅、静美的特点，产生回味无穷的效果。此句同时引出了后文作者的感慨，从而上升到哲理思考之境。
第四段则是写青田石门洞瀑布。文章对石门洞瀑布的记叙一开始就进入了对比。“疑造物虽巧，不能再作狡狯矣”，意谓不会有不同于石梁、龙湫的瀑布了，这里采取欲擒故纵的手法，从而引起读者的好奇心。“如巨蚌张口，可吞数百人”，生动地描写出其形态之奇；“受瀑处池宽亩余”，表现瀑布面积之广；“疑蚊龙欲起”紧承前文，极写池中水势汹涌翻腾之状。在对石门洞瀑布的具体摹写中，虽然只是大笔勾勒，但在同石梁、龙湫的对比下，仍然描绘出了一幅明晰而深刻的图景。作者在欣赏过石门洞瀑布之后，又否定了原先“造物虽巧，不能再作狡狯矣”的想法，体会出它非凡的气势与风韵。
最后一段文字异中求同，作者引用昔人的话，表现出他对三座瀑布愈发强烈的沉醉和叹服，为“余观于浙西之三瀑也信”的结论作注脚，升华了文章的主题。
文章对三处瀑布的描写手法绝不类同：写天台瀑布，以石梁衬托它的奇兀湍激；“万马结队，穿梁狂奔”和“拗怒郁勃，喧声雷震”，突出其湍急喧腾、气势磅礴。写雁荡瀑布，“一匹练从天下，恰无声响”，“尽化为烟，为雾……为杨白花”，“风来摇之，飘散无着，日光照之，五色映丽”，作者运用一系列形象的比喻与白描，极写其纡徐飘散之逸。写青田瀑布，以“瀑在石洞中，如巨蚌张口，可吞数百人”与“疑蛟龙欲起，激荡之声，如考钟鼓于瓮内”等地理环境的描写，突出其激荡磅礴之声。三段各自切合三处瀑布的特点，设语不多，无一复笔，同时又将三处瀑布关带比较，使人如临其境，移神骇心。
写水难，写瀑布更难。因为水尚可因地势的索回纡曲而起变化；而瀑布则均自上而降，惟有大小高低的不同。只有把握住各瀑布的不同点，才能把各瀑布的妙处形象地写出来。袁枚之前历代文人游记中已多有对瀑布的描写，而写出新意实属不易。作者独具匠心描写地三瀑布，可谓不同凡响。这篇文章语言简炼，多用比喻和白描，形象生动，各显其妙。“三瀑三异，卒无复笔”，读之如身临其境，历历在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