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待漏院记》是王禹偁为世人传诵的政论性篇章之一。从题目类型上,这属于“厅壁记”,实际却是一篇充满政治色彩的“宰相论”,以宰相待漏之时的不同思想状态,将宰相分为贤相、奸相、庸相三个类型,褒贬之意非常鲜明,反映了他对现实政治的忧虑、批判与幻想。
文章开篇探究天道的运行规律、圣王的政治模式,以“四时之吏,五行之者,宣其气”、“三公论道,六卿分职,张其教”,对儒家理想中“垂拱而天下治”(《尚书·武成》)的治道原因进行解释,借以导出宰臣勤于政务的重要性与必要性,从而自然转到具有“示勤政”之意的待漏院,“勤政”则是文章的立意所在。
第二段先描述宰臣上朝时的整肃庄严场面,继而以“待漏之际,相君其有思乎”这个设问作为过渡,围绕待漏之时宰相们的所思所虑所追求,将这批人分为贤才、奸才和庸才三个类型,勾画各自的面孔与灵魂。宰相总理全国政治、经济、军事、人事、司法等方方面面的事务,位高权重,能够直接左右皇帝的意志,从而对整个国家造成影响,亦即“一国之政,万人之命,悬于宰相”。而如何保证相权的正当实施呢?作者把它归结为宰相心中的一念之差:“思”为公则贤,“思”为私则奸;贤者“忧心忡忡”于安黎民、抚四夷、息兵革、辟荒田、荐贤才、斥佞臣、禳灾眚、措五刑,奸者“私心慆慆”于复私仇、报旧恩、敛财富、陟同党、斥异己、巧言谄容取悦君王;贤者居高官食厚禄而无愧,奸者不保于自身。这两种人在思想上针锋相对,对权力与责任的理解和运用亦截然不同,他们也会最终得到相应的奖惩。作者用对比手法分别刻画二者的内心世界、表现其对帝王乃至国家政事的不同影响,以及各自的结局,使得贤相与奸相势同水火的状态更为鲜明地呈现在读者眼前。至于庸才,则只以寥寥几笔为之勾勒脸谱,说他们既无过不必挨骂,又无功不受赞誉,成天随大流,尸位素餐、滥竽充数、明哲保身而已。
王禹偁是北宋倡导诗文革新的第一人,主张行文要明白晓畅,自然平易。《待漏院记》不仅在结构上具有对称美,语言成就更为突出:以四字句为基本句式,明快平易而琅琅上口;某些段落灵活押韵并自由换韵,充满节奏美、韵律美;以“之”字收尾的一系列句式,既整齐匀称,又有纡徐之致。五十多年后,庆历新政中失败被贬的范仲淹写下《岳阳楼记》,其中“先忧后乐”的警句固然与此文之中“夙兴夜寐,以事一人”的精神息息相通,其构思、布局乃至句式,都可看到《待漏院记》的影子。
译文及注释
译文
天道不说话,而万物却能顺利生长,年年有所收成,这是为什么呢?那是由于掌握四时、五行的天官们使风雨调畅的结果。皇帝不说话,而人民和睦相亲,四方万国安宁,这是为什么呢?那是由于三公商讨了治国纲要,六卿职责分明,伸张了皇帝的教化的结果。所以我们知道,国君在上清闲安逸,臣子在下勤于王事,这就是效法天道。古代的贤相名臣善于治理国家的,从皋陶、夔到房玄龄、魏征,是屈指可数的。这些人不但有德行,而且都勤劳不懈。早起晚睡为国君效力,连卿大夫都是如此,何况宰相呢!朝廷从建国初即沿袭前代的制度,在丹凤门西边设立宰相待漏院,这是表示崇尚勤于政务。当朝见之所的门楼上映着一线曙光,东方还未大亮时,宰相就动身启行,仪仗队的灯笼火把照耀全城。宰相驾到,马车铃声叮?富有节奏。这时宫门未开,玉漏声残,侍从撩开车上帷盖,主人下车到待漏院暂息。在等候朝见之际,宰相大概想得很多吧!
或许在想,百姓尚未安定,考虑怎样使他们平安;各方少数民族尚未归顺,考虑怎样使他们前来归附。战事未息,怎样使它平息;田野荒芜,怎样使人们去开垦。德才兼备之人尚未任用,我将推荐他们;奸人在朝,我将贬斥他们。气候反常,天时不正,灾害一次次发生,我愿意辞去相位来乞求上天消除灭害;各种刑罚未能废止不用,欺诈行为不断发生,我将请求施行文德教化来矫正这些人。怀着深深的忧虑,等待天明入宫。宫门开后,善听各方意见的天子离得很近。宰相向皇帝奏明了意见,皇帝采纳了他的建议。于是世风清明安定,百姓因此而富裕。如能这样,宰相位居百官之上,享受优厚的俸禄,那就不是侥幸而得,而是完全应该的。
或许在想,我有私仇未报,考虑怎样斥逐仇敌;有旧恩未报,考虑怎样使恩人荣华富贵。考虑着金钱美女,怎样到手;车马玩物,怎样取得。奸邪之徒依附我的权势,我便考虑如何提拔他们;正直之臣直言谏诤,我便考虑怎样罢斥他们。三时各地报告灾情,皇上忧虑,我便考虑怎样用花言巧语取悦皇帝;众官枉法,国君听到怨言,我便考虑怎样奉承献媚求得皇上的欢心。他为私事思绪纷乱,强自坐着假睡。宫门开了,金殿上龙目四顾,宰相提出建议,皇上被他蒙惑,政权由此而毁坏,皇位也因此而动摇。如果这样,那么即使宰相被打入死牢,或流放远地,也不是不幸,而是完全应该的。
因此可以懂得,一国之政,万人之命,系于宰相一人,难道可以不谨慎以待吗?还有一种宰相,他们没有恶名声,也没有好名声,随波逐流时进时退,窃取高位贪图利禄,滥竽充数而保全身家性命,也是不足取的。
大理寺小官吏王禹偁撰写此文,希望能把它记录在待漏院壁上,用以告诫执政的大臣。
注释
品物:众物,万物。
亨:通达顺利。
岁功:一年农事的收获。
三公:周代三公有两说,一说是司马、司徒、司空,一说是太师、太傅、太保。西汉以丞相(大司徒)、太尉(大司马)、御史大夫(大司空)合称三公。东汉以太尉、司徒、司空合称三公。为共同负责军政的最高长官。唐宋仍沿此称,惟已无实际职务。
六卿:《周礼》把执政大臣分为六官,即天官、地官、春官、夏官、秋官、冬官,亦称六卿。后世往往称吏、户、礼、兵、刑、工六部尚书为六卿。
皋:即皋陶(yáo),相传曾被舜选为掌管刑法的官。
夔:尧舜时的乐官。
哕哕:象声词,徐缓而有节奏的响声。
金门:又称金马门,汉代官署门旁有铜马,故名。
弭:停止,消除。
眚:原义为日食或月食,后引申为灾异。
荐:副词,表示频度,相当于“一再”、“屡次”。
禳:除邪消灾的祭祀。
厘:改变,改正。
四聪:《尚书·尧典》:“明四目,达四聪。”孔颖达疏:“达四方之聪,使为己远听四方也。”
三时:春、夏、秋三个农忙季节。
慆慆:纷乱不息的样子。
隳:崩毁,毁坏。
悬:系连,关联。
旅:俱,共同。
备员:凑数,充数。
棘寺:大理寺(古代掌管刑狱的最高机关)的别称。
此文大约写于宋太宗端拱二年(989),作者当时36岁。此前五年左右的仕宦生涯中,他基本担任地方州县官职。端拱元年,太宗召试,擢右拾遗、直史馆。二年,拜左司谏,知制诰,判大理寺,故此文末尾曰“棘寺小吏王某为文”。
《待漏院记》是王禹偁为世人传诵的政论性篇章之一。从题目类型上,这属于“厅壁记”,实际却是一篇充满政治色彩的“宰相论”,以宰相待漏之时的不同思想状态,将宰相分为贤相、奸相、庸相三个类型,褒贬之意非常鲜明,反映了他对现实政治的忧虑、批判与幻想。
文章开篇探究天道的运行规律、圣王的政治模式,以“四时之吏,五行之佐,宣其气”、“三公论道,六卿分职,张其教”,对儒家理想中“垂拱而天下治”(《尚书·武成》)的治道原因进行解释,借以导出宰臣勤于政务的重要性与必要性,从而自然转到具有“示勤政”之意的待漏院,“勤政”则是文章的立意所在。
第二段先描述宰臣上朝时的整肃庄严场面,继而以“待漏之际,相君其有思乎”这个设问作为过渡,围绕待漏之时宰相们的所思所虑所追求,将这批人分为贤才、奸才和庸才三个类型,勾画各自的面孔与灵魂。宰相总理全国政治、经济、军事、人事、司法等方方面面的事务,位高权重,能够直接左右皇帝的意志,从而对整个国家造成影响,亦即“一国之政,万人之命,悬于宰相”。而如何保证相权的正当实施呢?作者把它归结为宰相心中的一念之差:“思”为公则贤,“思”为私则奸;贤者“忧心忡忡”于安黎民、抚四夷、息兵革、辟荒田、荐贤才、斥佞臣、禳灾眚、措五刑,奸者“私心慆慆”于复私仇、报旧恩、敛财富、陟同党、斥异己、巧言谄容取悦君王;贤者居高官食厚禄而无愧,奸者不保于自身。这两种人在思想上针锋相对,对权力与责任的理解和运用亦截然不同,他们也会最终得到相应的奖惩。作者用对比手法分别刻画二者的内心世界、表现其对帝王乃至国家政事的不同影响,以及各自的结局,使得贤相与奸相势同水火的状态更为鲜明地呈现在读者眼前。至于庸才,则只以寥寥几笔为之勾勒脸谱,说他们既无过不必挨骂,又无功不受赞誉,成天随大流,尸位素餐、滥竽充数、明哲保身而已。
王禹偁是北宋倡导诗文革新的第一人,主张行文要明白晓畅,自然平易。《待漏院记》不仅在结构上具有对称美,语言成就更为突出:以四字句为基本句式,明快平易而琅琅上口;某些段落灵活押韵并自由换韵,充满节奏美、韵律美;以“之”字收尾的一系列句式,既整齐匀称,又有纡徐之致。五十多年后,庆历新政中失败被贬的范仲淹写下《岳阳楼记》,其中“先忧后乐”的警句固然与此文之中“夙兴夜寐,以事一人”的精神息息相通,其构思、布局乃至句式,都可看到《待漏院记》的影子。
王禹偁(954-1001),字元之,济州巨野(今山东巨野)人。出身农家,宋太宗太平兴国八年(983)进士,曾任知制诰、翰林学士等职。他直言谏诤,三次被贬,仍守正不阿。他反对北宋初年承袭五代的浮华文风,提倡“韩柳文章李杜诗”。其作品清新淡雅,对北宋诗文革新运动起到了开拓作用。《待漏院记》一文作于宋太宗淳化初年,文章标题中的“待漏院”是指百官在宫门外等候早朝时休息的地方。漏,漏刻,古代用铜壶滴漏以计时。宰相及百官须待漏尽门启而入朝,故称待漏院。
宋代中央集权加强,但宰相的权力并没有真正削弱,宰相和副相组成的集团有很大的实权。由于宋代科举扩大,官员主要从进士中选拔,他们维护封建王朝统治地位的责任心很强。《待漏院记》一文刻画了封建社会中以天下为己任和以一己之私利为出发点的两类为官者形象,栩栩如生,活灵活现。
贤良之臣在待漏院等候皇帝接见时想到的是:“其或兆民未安,思所泰之;四夷未附,思所来之。兵革未息,何以弭之;田畴多芜,何以辟之。贤人在野,我将进之;佞臣立朝,我将斥之。六气不和,灾眚荐至,愿避位以禳之;五刑未措,欺诈日生,请修德以厘之。”此时此刻,他们想的是如何使老百姓安居乐业,如何使四方少数民族归顺朝廷,如何使战乱尽快平息,如何使荒芜的土地得以开辟,如何使在野的贤人得以重用,如何将奸佞小人逐出朝廷。如果气候反常,天时不正,灾祸将至,自己宁可做出牺牲,愿让位于贤者以祈求上天消除灾祸;如果那些残酷的刑法不能废止不用,犯法者屡禁不止,欺诈日生,便用礼仪去教育人们。想这些的根本目的,是为了“皇风于是乎清夷,苍生以之而富庶”。这些官员系王事和百姓之事于一心,实属难得。
奸佞之臣则不然,他们想的是:“私仇未复,思所逐之;旧恩未报,思所荣之。子女玉帛,何以致之;车马器玩,何以取之。奸人附势,我将陟之;直士抗言,我将黜之。三时告灾,上有忧色,构巧词以悦之;群吏弄法,君闻怨言,进谄容以媚之。”一句话,他们想到的皆是一己私利。正如作者所概括的:“私心慆慆。”而这样做的结果则是,“政柄于是乎隳哉,帝位以之而危矣”!
王禹偁对两类为官者的立场态度十分鲜明,所刻画的忠奸两种为官者形象惟妙惟肖、力透纸背,令人过目难忘。《待漏院记》让人深切感受到王禹偁对国事的关切和对“窃位而苟禄,备员而全身者”的批判。他从巩固宋王朝统治的目的出发,提出宰相应忠于国事,勤于政务,使国家安定,百姓富庶,既阐明了宰相职责,也反映了中国古代士人的政治理想。
此文被称为“垂世立教之文”,当今的为官者也可以将此文当做一面镜子,对照文中描述的两种为官者形象来反省自己,扬长避短、完善自我,走好为官之路。时下,各级党员干部的主流是好的,涌现出了许多楷模。这些“贤良之臣”廉洁奉公、勤政爱民、兢兢业业、乐于奉献,是民之福祉、国之希望。然而也有极少数的为官者以权谋私、腐化堕落,成为民之灾害、国之蛀虫,败坏了党的声誉,给国家和人民造成了严重危害。
《待漏院记》一文令人感悟颇多,愿当今为官者都能细读此文,从中吸取有益营养,加强官德修养,努力使自己成为“忠于国事、勤于政务”、百姓爱戴的好官。
赵孝成王六年(前260年),秦于长平大败赵军,秦将白起坑杀赵卒四十余万,诸侯震惊。前258年,为了达到称帝的目的,扩张疆土,秦军包围了赵国的都城邯郸。魏安釐王得到这个消息后急忙派大将晋鄙火速驰援赵国。秦昭襄王得知魏出兵救赵,写信恐吓魏王,扬言谁救赵先攻击谁。魏王收信后救赵决心发生动摇,命令晋鄙留兵于邺(河北滋县南;另一说是汤阴)。既摆出救赵的姿态,又不敢贸然采取行动。他还派魏将辛垣衍秘密潜入邯郸,想通过赵相平原君赵胜说服赵孝成王一起尊秦为帝,以屈辱换和平,以解邯郸燃眉之急。平原君在内忧外患灾祸频仍的情况下,心急如焚,束手无策,形势岌岌可危。鲁仲连主动去见新垣衍,用具体的事例作比,生动形象而又透辟地阐明了抽象的道理,指陈帝秦的弊害,终於让“使事有职”不愿会见鲁仲连的新垣衍拜服,不敢复言帝秦。而“秦将闻之,为却军五十里。”
鲁仲连,又名鲁仲连子,鲁连子,鲁仲子和鲁连,是战国末年齐国稷下学派后期代表人物,著名的平民思想家、辩论家和卓越的社会活动家。鲁仲连的生卒年月不见史籍,据钱穆先生推算是公元前305年至公元前245年。鲁仲连的籍贯亦不可考,司马迁在其《史记》中仅记为“齐人”。据后人考证,鲁仲连是今天聊城市茌平县王老乡望鲁店人。他“好奇伟倜傥之画策,而不肯仕宦任职,好持高节”,胸罗奇想,志节不凡,他为人排除患难、解决纷乱而一无所取。游于赵国,适秦师围赵,鲁仲连义不帝秦,面折辩者。邯郸解围,平原君欲封鲁仲连,“辞让者三,终不肯受”。以千金为鲁仲连寿,鲁仲连笑而谢之。他飘然远举、不受羁絏、放浪形骸的性格,为后世所传诵。
周昙《全唐诗·春秋战国门·鲁仲连》:“昔迸烧牛发战机,夜奔惊火走燕师。今来跃马怀骄惰,十万如无一撮时。”
此诗载于《全唐诗》第三百七十五卷。陕西师范大学文学研究所所长、博士生导师霍松林教授认为欣赏这首诗,必须紧扣诗题“游终南山”,切莫忘记那个“游”字。
韩愈在《荐士》诗里说孟郊的诗“横空盘硬语,妥帖力排奡”。“硬语”的“硬”,指字句的坚挺有力。这首《游终南山》,在体现这一特点方面很有代表性。
就实际情况说,终南尽管高大,但远远没有塞满天地。“南山塞天地”,的确是硬语盘空,险语惊人。这是作者写他“游”终南山的感受。身在深山,仰望,则山与天连;环顾,则视线为千岩万壑所遮,压根儿看不见山外还有什么空间。用“南山塞天地”概括这种独特的感受,虽“险”而不“怪”,虽“夸”而非“诞”,非常“妥帖”。
日和月,当然不是“石上生”的,更不是同时从“石上生”的。“日月石上生”一句,的确“硬”得出奇,“险”得惊人。然而这也是作者写他“游”终南山的感受。日月并提,不是说日月并“生”;而是说作者来到终南,既见日升,又见月出,已经度过了几个昼夜。终南之大,作者游兴之浓,也于此曲曲传出。身在终南深处,朝望日,夕望月,都从南山高处初露半轮,然后冉冉升起,这就像从石上“生”出来一样。张九龄的“海上生明月”,王湾的“海日生残夜”,杜甫的“四更山吐月”,都与此同一机杼。孤立地看,“日月石上生”似乎“夸过其理”(《文心雕龙·夸饰》),但和作者“游”终南山的具体情景、具体感受联系起来,就觉得它虽“险”而不“怪”,虽“夸”而非“诞”。当然,“险”“硬”的风格,使它不可能有“四更山吐月”“海上生明月”那样的情韵。
“高峰夜留景,深谷昼未明”两句的风格仍然是“奇险”。在同一地方,“夜”与“景” (日光)互不相容;作者硬把它们安排在一起,突出一个“奇”字。但细玩诗意,“高峰夜留景”,不过是说在其他地方已经被夜幕笼罩之后,终南的高峰还留有落日的余辉。极言其高,又没有违背真实。从《诗经·大雅·崧高》“崧高维岳,骏极于天”以来,人们习惯于用“插遥天”、“出云表”之类的说法来表现山峰之高耸。孟郊却避熟就生,抓取富有特征性的景物加以夸张,就在“言峻则崧高极天”之外另辟蹊径,显得很新颖。在同一地方,“昼”与“未明”(夜)无法并存,作者硬把二者统一起来,自然给人以“险”的感觉。但玩其本意,“深谷昼未明”,不过是说在其他地方已经洒满阳光之时,终南的深谷里依然一片幽暗。极言其深,很富有真实感。“险”的风格,还从上下两句的夸张对比中表现出来。同一终南山,其高峰高到“夜留景”,其深谷深到“昼未明”。一高一深,悬殊若此,似乎“夸过其理”。然而这不过是借一高一深表现千岩万壑的千形万态,于以见终南山高深广远,无所不包。究其实,略同于王维的“阴晴众壑殊”,只是风格各异而已。
“长风驱松柏”,“驱”字下得“险”。然而山高则风长,长风过处,千柏万松,枝枝叶叶,都向一边倾斜,这只有那个“驱” 字才能表现得形神毕肖。“声”既无形又无色,当然不能看见它在“拂”。“声拂万壑清”,“拂”字下得“险”。然而那“声”来自“长风驱松柏”,长风过处,千柏万松,枝枝叶叶都在飘拂,也都在发声。说“声拂万壑清”,就把万顷松涛的视觉形象和万壑清风的听觉形象统一起来了。
这六句诗插在这中间的两句,以抒情为主。“山中人自正”里的“中”是“正”的同义语。山“中”而不偏,山中人“正”而不邪;因山及人,抒发了赞颂之情。“路险心亦平”中的“险”是“平”的反义词。山中人既然正而不邪,那么,山路再“险”,心还是“平” 的。以“路险”作反衬,突出地歌颂了山中人的心地平坦。
硬语盘空,险语惊人,也还有言外之意耐人寻味。赞美终南的万壑清风,就意味着厌恶长安的十丈红尘;赞美山中的人正心平,就意味着厌恶山外的人邪心险。以“即此悔读书,朝朝近浮名”收束全诗,这种言外之意就表现得相当明显了。
诗人借古喻今,用诙谐、辛辣的笔墨表现严肃、深刻的主题。
前二句写汉武帝炼丹求仙的事。汉武帝一心想长生不老,命方士炼丹砂为黄金以服食,耗费了大量钱财。结果,所得的不过是一缕紫烟而已。“得”字,看似平常,却极有份量,对炼丹求仙的荒诞行径作了无情的鞭挞和辛辣的嘲讽,深得“一字褒贬”之妙。
后两句写马,紧扣诗题。“厩中皆肉马,不解上青天”,迫切希望能飞升成仙的汉武帝,不豢养能够“拂云飞”、“捉飘风”的天马,而让不中用的“肉马”充斥马厩。用“肉马”形容马平庸低劣,非常精当。由于是“御马”,吃住条件优越,一个个喂得肥大笨重。这样的马在地面上奔跑都有困难,更不可能骑着它上天。这两句寓意颇深,除了暗示汉武帝求天马上青天的迷梦破灭之外,还隐喻当时有才有识之士被弃置不用,而平庸无能之辈,一个个受到拔擢,窃据高位,挤满朝廷。依靠这些人是不可能使国家蒸蒸日上,实现清明的政治理想的。此诗集中地讽刺了当时最高统治者迷信昏庸,所用非人,颖锋内藏,含蕴丰富,而又用“嬉笑”的口吻说出来,读来使人感到轻松爽快,这在李贺作品中是很少见的。
读罢此文,读者也许会提出这样的问题:鲁隐公作为一国之君,到棠地看看渔民怎样捕鱼,有什么了不得,也值得这位臧大夫大惊小怪,还要苦口婆心、掰开揉碎地讲那么多大道理?难道国君连这点自由也没有吗?马克思主义认为:分析、考察和认识任何一种历史现象,都必须把该历史现象放回到产生它的历史环境中去。臧僖伯之所以谏阻隐公到棠地观鱼,是因为隐公这一活动,不符合那个时代一个国君应该遵循并身体力行的行为规范。不符合,就会“乱政”;而屡屡“乱政”,就会导致国家的败亡。况且,隐公远离国都,到棠地观鱼,并非为了体察民情,更不是与民同乐,而仅仅是他本人的一种游乐活动。也正因为如此,他才不敢对臧僖伯的谏言说一个“不”字,最后不得不以“吾将略地焉”为借口,坚持到那里寻乐去。
这篇谏辞的最大特点,是紧紧围绕着一个“礼”字展开劝谏,从观点到为阐明观点所举述的诸多理由及作为论据的事物和行为,都没有稍稍离开这个“礼”字。也就是说,没有稍稍离开制约当时国君行为的规范和准则。另一个也很明显的特点是,劝谏的缘起虽然是“公将如棠观鱼”,劝谏的直接目的也是阻止隐公“如棠观鱼”,但谏辞中对此事却不着一语。这不单单是婉言法,更重要的是,这种表达法反映出进谏者进谏的着眼点,并不在于隐公“如棠观鱼”这一具体行为,而是当时的整个礼制。如果隐公听了臧僖伯这番谏辞明白了“礼”对他的制约性,“如棠观鱼”这种“非礼”的事自然也就不会发生了。
这首词上片先写洞庭湖月下的景色,突出写它的澄澈。“洞庭青草,近中秋、更无一点风色。”青草是和洞庭相连的另一个湖。这几句表现秋高气爽、玉宇澄清的景色,是纵目洞庭总的印象。“风色”二字很容易忽略过去,其实是很值得玩味的。风有方向之别、强弱之分,难道还有颜色的不同吗?也许可以说没有。但是敏感的诗人从风云变幻之中是可以感觉到风色的。李白《庐山谣》:“登高壮观天地间,大江茫茫去不还。黄云万里动风色,白波九道流雪山。”那万里黄云使风都为之变色了。张孝祥在这里说“更无一点风色”,表现洞庭湖上万里无云,水波不兴,读之冷然、洒然,令人向往不已。
“玉鉴琼田三万顷,著我扁(piān)舟一叶。”玉鉴就是玉镜。琼是美玉,琼田就是玉田。“玉鉴琼田”,形容湖水的明净光洁。“三万顷”,说明湖面的广阔。著,犹着,或释为附着。船行湖上,是飘浮着、流动着,怎么可以说附着呢?著者,安也,置也,容也。陈与义《和王东卿》:“何时著我扁舟尾,满袖西风信所之。”陆游《题斋壁》:“稽山千载翠依然,著我山前一钓船。”都是这个意思。张孝祥说:“玉鉴琼田三万顷,著我扁舟一叶。”在三万顷的湖面上,安置我的一叶扁舟,颇有自然造化全都供我所用的意味,有力地衬托出诗人的豪迈气概。
“素月分辉,明河共影,表里俱澄澈。”这三句写水天辉映一片晶莹。“素月分辉”,是说皎洁的月亮照在湖上,湖水的反光十分明亮,好象素月把自己的光辉分了一些给湖水。“明河共影”,是说天上的银河投影到湖中,十分清晰,上下两道银河同样地明亮。素月分辉,明河共影”这两句明点月华星辉,暗写波光水色,表现了上下通明的境地,仿佛是一片琉璃世界。所以接下来说:“表里俱澄澈。”这一句是全词的主旨所在。说来说去,洞庭秋色美在哪里呢?词人在这一句里点了出来,美就美在“澄澈”上。这里表里如一的美,是光洁透明的美,是最上一等的境界了。“表里俱澄澈”这五个字,描写周围的一切,从天空到湖水,洞庭湖上上下下都是透明的,没有一丝儿污浊。这已不仅仅是写景,还寄寓了深意。这五个字标示了一种极其高尚的思想境界,诸如光明磊落、胸怀坦荡、言行一致、表里如一,这些意思都包涵在里面了。杜甫有一句诗:“心迹喜双清”(《屏迹》三首其一),心是内心,也就是里,迹是行迹,也就是表,心迹双清也就是表里澄澈。“表里俱澄澈,心迹喜双清”,恰好可以集成一联,给我们树立一个为人处世的准则,我们不妨拿来当作自己的座右铭。当张孝祥泛舟洞庭之际,一边欣赏着自然景色,同时也在大自然中寄托着他的美学理想。他笔下的美好风光,处处让我们感觉到有他自己的人格在里面。诗人的美学理想高尚,心地纯洁,他的笔墨才能这样干净。
上片最后说:“悠然心会,妙处难与君说。”洞庭湖是澄澈的,诗人的内心也是澄澈的,物境与心境悠然相会,这妙处难以用语言表达出来。悠然,闲适自得的样子,形容心与物的相会是很自然的一种状态,不是勉强得来的。妙处,表面看来似乎是指洞庭风光之妙,其实不然。洞庭风光之妙,上边已经说出来了。这难说的妙处应当是心物融合的美妙体验,只有这种美妙的体验才是难以诉诸言语的。
下片着重抒情,写自己内心的澄澈。“应念岭表经年,孤光自照,肝胆皆冰雪。”岭表,指五岭以外,今两广一带。岭表经年,指作者在广南西路任经略安抚使的时期。“应”字平常表示推度猜测的意思,这里讲的是自己当时的思想,无所谓推度猜测。这“应”字语气比较肯定,接近“因”的意思。杜甫《旅夜书怀》:“名岂文章著,官应老病休。”犹言“官因老病休”,“应”字也是肯定的语气。“应念岭表经年”,是由上片所写洞庭湖的景色,因而想起在岭南一年的生活,那是同样的光明磊落。孤光,指月光。苏轼《西江月》:“中秋谁与共孤光,把盏凄然北望。”就曾用孤光来指月光。“孤光自照”,是说以孤月为伴,引清光相照,表现了既不为人所了解,也无须别人了解的孤高心情。“肝胆皆冰雪”,冰雪都是洁白晶莹的东西,用来比喻自己襟怀的坦白。南朝诗人鲍照在《白头吟》里说:“直如朱丝绳,清如玉壶冰。”南朝另一个诗人江总《入摄山栖霞寺》说:“净心抱冰雪。”唐代诗人王昌龄《芙蓉楼送辛渐》说:“洛阳亲友如相问,一片冰心在玉壶。”这些都是以冰雪比喻心地的纯洁。张孝祥在这首词里说:“应念岭表经年,孤光自照,肝胆皆冰雪。”结合他被谗免职的经历来看,还有表示自己问心无愧的意思。在岭南的那段时间里,自问是光明磊落,肝胆照人,恰如那三万顷玉鉴琼田在素月之下表里澄澈。在诗人的这番表白里,所包含的愤慨是很容易体会的。
“短发萧骚襟袖冷,稳泛沧溟空阔。”这两句又转回来写当前。萧骚,形容头发的稀疏短少,好象秋天的草木。结合后面的“冷”字来体会,这萧骚恐怕是一种心理作用,因为夜气清冷,所以觉得头发稀疏。“短发萧骚襟袖冷”,如今被免职了,不免带有几分萧条与冷落。但诗人的气概却丝毫不减:“稳泛沧溟空阔”。不管处境如何,自己是拿得稳的。沧溟,本指海水,这里指洞庭湖水的浩淼。这句是说,自己安稳地泛舟于浩淼的洞庭之上,心神没有一点动摇。不但如此,诗人还有更加雄伟的气魄:
“尽挹西江,细斟北斗,万象为宾客。”这是全词感情的高潮。西江,西来的长江。挹,汲取。“尽挹西江”,是说汲尽西江之水以为酒。“细斟北斗”,是说举北斗星当酒器慢慢斟酒来喝。这里暗用了《九歌·东君》:“援北斗兮酌桂浆”的意思,诗人的自我形象极其宏伟。“万象”,天地间的万物。这几句是设想自己作主人,请万象作宾客,陪伴我纵情豪饮。一个被谗罢官的人,竟有这样的气派,须是多么的自信才能做到啊!
词的最后两句更显出作者艺术手法的高超:“扣舷独啸,不知今夕何夕!”舷,船边。扣舷,敲着船舷,也就是打拍子。苏轼《赤壁赋》:“扣舷而歌之。”啸,蹙口发出长而清脆的声音。张孝祥说:“扣舷独啸”,或许有啸咏、啸歌的意思。“不知今夕何夕”,用苏轼《念奴娇·中秋》的成句:“起舞徘徊风露下,今夕不知何夕!”张孝祥稍加变化,说自己已经完全沉醉,忘记这是一个什么日子了。这两句作全词的结尾,收得很经松,很有余味。从那么博大的形象收拢来,又回到一开头“近中秋”三字所点出的时间上来。首尾呼应,结束了全词。
张孝祥在南宋前期的词坛上享有很高的地位,是伟大词人辛弃疾的先驱。他为人直率坦荡,气魄豪迈,作词时笔酣兴健,顷刻即成。他的词风最接近苏东坡的豪放,就拿这首《念奴娇》来说吧,它和苏东坡的《水调歌头》风格就很近似。《水调歌头》写于中秋之夜,一开头就问:“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将时空观念引入词里,在抒情写景之中含有哲理意味。末尾说:“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欲打破时间的局限和空间的阻隔,在人间建立起美好的生活。整首词写得豪放旷达,出神入化。张孝祥这首《念奴娇》写的是接近中秋的一个夜晚。他把自己放在澄澈空阔的湖光月色之中,那湖水与月色是透明的,自己的心地肝胆也是透明的,他觉得自己同大自然融为一体了。他以主人自居,请万象为宾客,与大自然交朋友,同样豪放旷达,出神入化。苏东坡的《水调歌头》仿佛是与明月对话,在对话中探讨着关于人生的哲理。张孝祥的《念奴娇》则是将自身化为那月光,化为那湖水,一起飞向理想的澄澈之境。两首词的写法不同,角度不同,那种豪放的精神与气概,却是很接近的。
黄蓼园评此词说:“写景不能绘情,必少佳致。此题咏洞庭,若只就洞庭落想,纵写得壮观,亦觉寡味。此词开首从洞庭说至玉界琼田三万顷,题已说完,即引入扁舟一叶。以下从舟中人心迹与湖光映带写,隐现离合,不可端倪,镜花水月,是二是一。自尔神采高骞,兴会洋溢。”(《蓼园词选》)这首词在情与景的交融上的确有独到之处,天光与水色,物境与心境,昨日与今夕,全都和谐地融会在一起,光明澄澈,给人以美的感受与教育。
这首中秋词是作者泛舟洞庭湖时即景抒怀之作。开篇直说地点与时间,然后写湖面、小舟、月亮、银河。此时作者想起岭南一年的官宦生涯,感到自己无所作为而有所愧疚。而且想到人生苦短不免心酸,不过由于自己坚持正道,又使他稍感安慰。他要用北斗做酒勺,舀尽长江做酒浆痛饮。全词格调昂奋,一波三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