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首送别诗。此诗从写景入笔，通过渺茫春江与孤舟一叶的强烈对照，发出深情一问，对朋友的关切和依恋在这一问中表达得淋漓尽致。诗人遥望渐行渐远的行舟，送行者放眼天涯，极视无见，不禁情如春江，汹涌澎湃。“断人肠”将别情推向高潮，在高潮中结束全诗，离愁别恨，悠然不尽。此诗用散行句式，如行云流水，近歌行体，写得颇富神韵，不独在谋篇造语上出格，自然流畅地表现了诗人对友人的深切怀念，也体现出诗人与友人之间的真挚友谊。
诗开篇就是“荆吴相接水为乡”，既未点题意，也不言别情，全是送者对行人一种宽解安慰的语气。以“荆吴相接”几个字将千里之遥写得近如比邻，给人以比邻咫尺之感，恰似说“天涯若比邻”，“谁道沧江吴楚分”。说两地，实际已暗关送别之事。但先作宽慰，超乎送别诗常法，却别具生活情味：落魄远游的人是最需要精神上的支持与鼓励的。这里就有劝杜晃放开眼量的意思。长江中下游地区，素称水乡。不说“水乡”而说“水为乡”，意味隽永：以水为乡的荆吴人对飘泊生活习以为常，不以暂离为憾事。“水为乡”描出江南特点，也有以水为家之意。语属宽解，情实至深。这样说来虽含“扁舟暂来去”意，却又不著一字，造语洗炼、含蓄。此句初读似信口而出的常语，细咀其味无穷。若作“荆吴相接为水乡”，则诗味顿时“死于句下”。
“君去春江正淼茫”。此承“水为乡“说到正题上来，话仍平淡。“君去”是眼前事，“春江正淼茫”是眼前景，写来几乎不用费心思。但这寻常之事与寻常之景联系在一起，又产生一种味外之味。“春江淼茫”，春江水满，正好行船，含有祝友人一帆风顺之意，但“淼茫”二字又透出凄惘之情。“淼茫”一词包含着复杂的情感，从字面上来看它是描写眼前景：春江上烟波浩淼，雨雾蒙蒙，其实是写诗人心中的茫然，写出诗人送别友人时的怅然若失。既有喜“君去”得航行之便，也有恨“君去”太疾之意，景中有情在，让读者自去体味。这就是“素处以默，妙机其微”（司空图《诗品·冲淡》）了。
“日暮征帆何处泊”，撇景入情。朋友刚才出发，便想到“日暮征帆何处泊”，联系上句，这一问来得十分自然。春江渺茫与征帆一片，形成一个强烈对比。阔大者愈见阔大，渺小者愈见渺小。由景入情，抒发别绪。写出友人的孤单寂寞。友人走后，诗人遥望江面，但见“日暮孤帆”，航行在渺茫春江之上，于是代人设想，船停何处？投宿何方？通过渺茫春江与孤舟一叶的强烈对照，发出深情一问，对朋友的关切和依恋在这一问中表达得淋漓尽致。同时，揣度行踪，可见送者的心追逐友人东去，又表现出一片依依惜别之情。这一问实在是情至之文。
“天涯一望断人肠”，诗人遥望渐行渐远的行舟，送行者放眼天涯，极视无见，不禁情如春江，汹涌澎湃。“断人肠”将别情推向高潮，在高潮中结束全诗，离愁别恨，悠然不尽。“断人肠”点明别情，却并不伤于尽露，可谓“不胜歧路之泣”。原因在于前三句已将此情孕育充分，结句点破，恰如水库开闸，感情的洪流一涌而出，源源不断。若无前三句的蓄势，就达不到这样持久动人的效果。
此诗用散行句式，如行云流水，近歌行体，写得颇富神韵，不独在谋篇造语上出格，自然流畅地表现了诗人对友人杜晃的深切怀念，也体现出诗人与友人杜晃之间的真挚友谊。诗中四句从写景入笔，寓主观感情于客观景象之中，使客观的景象染上浓重的主观感情的色彩。
这是一支咏春的小令。描写立春节气的到来，万物欣荣，生机盎然的景象。全曲五句，写了春燕、春树、春水、气候和民俗。这些都是有着春天典型特点的五种事物。
第一句写人们游春时的装束。虽然他只写了妇女的头饰，但就从这一点是很难能反映出当时人们在游春时对装束的讲究。“春燕”是古代妇女立春这一天必戴的头饰。据《岁时广记》卷八引《荆楚岁时记》记载：“立春日悉剪彩为燕以戴之，王沂公《春帖子》云：‘彩燕迎春入鬓飞，轻寒未放金缕衣。’又欧阳永叔云：‘不惊树里禽初变，共喜钗头燕已来。’郑毅夫云：‘汉殿斗簪双彩燕，并知春色上钗头。’皆春日帖子句也。”妇女头上的金钗也有做成燕形的叫“燕钗”。也有用金银纸或绢帛剪成燕形戴在发上称为“幡胜”，也可互相赠送，这种风俗唐宋时就已有了。燕属玄鸟，春分而来，秋分而去。所以燕子是春天的像征。这句虽然是写妇女的头饰，但作者用了“影摇”和“斜”两个词形容妇女们轻盈、摇曳的步态，“斜”字让春燕真的要随着春风飞起来了。这两个词让这句顿生生机活了起来。
第二句描写春天的草木。“木杪生春叶”写草木的欣欣向荣。古人有“春到草木知”的名句，树梢上长出了嫩叶，这一笔写出了春的活力。第三句写春水，春天来了，春风吹化了冰雪，让湖面荡起碧波。中唐时期白居易曾有《忆江南》词，其中有“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的佳句。白居易以初升的红日和碧绿如蓝的湖水形容春天。贯云石也用了同样的构思描写春天，先写了湖水马上就写日出。第四句写了和熙日光温暖宜人。“火候春初热”是形容气候渐暖了，火候指气温。最后一句写了古代迎春的仪式。
这首小令以游春的风俗始，又以打春的风俗止，首尾呼应，写出了人们除旧迎新的喜悦心情。不仅如此，令中还包含着有趣的文字游戏，此曲用的是嵌字格，据明蒋一葵《尧山堂外记》记载：“贯酸斋尝赴所亲宴，时正立春，座客以《清江引》请赋，且限‘金、木、水、火、土’五字冠于每句之首，句中各用春’，酸斋即题.....满座绝倒。”不仅如此，而且此令格律甚严，三四句对仗。如此严格，没有深厚的艺术功底是写不出来的。贯云石是维吾尔族人，他对汉文化有如此深厚的功力，这是值得中华文学史上书写一笔的。
苏轼工于七古，汪洋恣肆，妙设譬喻，直逼唐代李、杜，同时又在记事写景中恰到好处地穿插说理，倾诉心情，语词往往诙谐风趣，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被公认为宋代第一作手。这首《泗州僧伽塔》诗，很能代表苏轼七古的风格。
“身世悠悠”等语，反映他当日心情；但其中较多地讲的是祷风于神的事。妙在即事说理，灵巧地揭露了神灵之虚妄，“寄妙理于豪放之外”。
这首诗先写昔日（治平三年（1066）护父丧归蜀）南行过泗祷风于神，有求辄应的事。“逆风三门沙吹面”，极写风阻之苦；“香火未收旗脚转”，极写风转之速；“回头顷刻失长桥，却到龟山朝饭议”，极写风转后舟行之快。诗说自己的船在这里受阻，听从舟子的劝说，去向僧伽塔祈祷，果然“香火未收旗脚转”，变了顺风，得以顺利前进。梅尧臣《龙女祠祈风》：“舟人请余往，山庙旗脚转”，“长芦江门发平明，白鹭洲前已朝饭”，写在苏轼诗前，苏诗构思当受梅诗影响。苏诗写得生动流畅，胜于梅诗。
特到值得注意的是：他并不因祷风得遂而赞颂神灵之力；相反，他却由此发出一通否定神力的议论。“至人无心何厚薄”，看来好象抬高神沸，实则目的在于“以子之矛，攻子之盾”。因为道家以“至人无己”为修养的最高境界；而佛家讲“无人我相”，也是以“无心”为妙谛的。既本“无心”，即当无所厚薄；而“有求必应”，就不是“无我”而是有所厚薄了。妙在并不点破，反而说“我自怀私欣所便。”这意思是说，当时得风而欣喜，不过是自己私心，而神佛本来并无厚此薄彼之意。就行船来说：南来北往，此顺波逆，“若使人人祷辄遂”，风向就要一“日千变”了。这是一个极寻常的眼前事实，但从来无人从这里想到神佛之妄。孔灵符《会稽记》所言樵风泾故事，是讥“人心不足”的，与苏拭用意并不相同。“耕田欲雨刈欲晴”，是用来为下句作警。后来张耒在《田家词》中把它加以铺写，但归结为“天公供尔良独难”，亦显与苏轼原意相悖，点金成铁。用比较法讲古诗，不应看其形式之似，还应就作者用心细加区析。
宗教，总是宣扬神力，鼓吹以祷祀求福佑的，所以苏轼这一点破是很有意义的。苏轼早年便认为“天人不相干”（《夜行观星》）其对佛、道，只是取其“至人无心”，超然自得，并非迷信；他后来一些求雨祷雪之诗，大抵皆视神灵如朋友，以“游戏于斯文”（黄庭坚语）。既有这样思想基础，又善于捕捉形象，且带着感情说话，故能“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寄妙理于豪放之外”。一个很深奥的哲理命题，他写得如此生动有趣，这是很不容易的。
接下去，用“我今”与“我昔”相对照；但如径直地写今日求风不遂，那就平弱了。他且不言风，而说心倩。“身世两悠悠”，就是陶渊明在《归去来辞》中讲的“世与我而相遗”之意，亦即是说：世俗既不能了解自已，自己也不肯降心从俗。这是由于与王安石“议论不协”而引起的。就事论事，苏轼当时对新法认识不足，他后来也承认这一点。诗中好在一带而过，措词也还有分寸。正由“身世悠悠”，所以来去无心，去留任便，因而得行固好，留亦“不恶”。自己对去留无所谓，神也就懒得应其所求。明明是求风不验，却说“神亦倦”，给神开脱，语极微婉。明明由“议论不协”，心情苦闷，却“极力作摆脱语”（纪昀评语），不失豪放本色。这诗中有些话是很不容易措词的，他能说得如此明朗、如此自然、如此有趣，“纯涉理路，而仍清空如话”（纪昀评语），其驾驭语言的能力是很强的。“层层波澜，一齐卷尽，只就塔作结”，洵属“简使之至”（纪昀评语）。但“简便”也不是简单。他用“退之旧云三百尺”（韩愈《赠澄观》诗）凌空插入，笔势奇妙。僧伽是高僧，塔为喻浩设计的著名建筑（见《中山诗话》），其中有很多可写的话，他只用“澄观所营再修今已换”一语，将其一带而过，很快转入登塔看山。“百尺”“丹梯”，“群山”在望，着墨不多，境界开阔，且与上文“留不恶”遥遇相应，结构绵密。“无心”于仕途得失，有意而于大好河川，襟怀之豁达、趣味之高尚，皆意余言外。正由豁达豪迈，才敢于否定神权；复由其观察入微，“刻决入里”，故深探妙理，趣味横生。“姑知豪放本精微，不比凡花生容慧”（苏轼《题吴道子画》），可谓“夫子自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