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四句为第一小节，以初见石鼓的时、地领起。言时，用古史笔法，是长篇大赋的常用手段。言地，仅出“见鲁叟”三字，却既点明凤翔孔庙的所之地，又借此烘示出古鼓的庄重崇隆，意兼虚实。诗人从政伊始即思先睹为快，其渴慕之情可以想见。所以，“文字郁律蛟蛇走”云，既是“今见”的感觉，又实是“旧闻”的印证。石鼓的古拙而玄妙，庄严而飞动，以及诗人快慰而不满足，而亟欲深究的心情，竟都之短短四句之中显露出来了。
“细观初以指画肚”以下十八句为第二小节，具体描写了所见石鼓的情状。诗人不言其妙，而言“指画肚”的揣摩；不言其古，而言“箝之口”的懊丧。昔韩愈作《石鼓歌》，有“嗟予好古生苦晚，对此涕泪双滂沱”的喟叹，今诗人又瞠乎其后，如之奈何。然而，唯石鼓之妙而且古，令人欲罢不能。于是有“强寻偏旁推点画”的举动，一个“寻”字、一个“推”字，苦心孤诣，晰然可见。居然不无所得，前后辨认出“我车既攻”等完整的六句来，好比于器玩中识得古鼎、于星辰中识得北斗一般。“犹识”的“犹”字有聊以自慰之意，“仅名”的“仅”字却又见难以餍足之心，诗人此时，可谓憾喜参半。一脔既尝，必细窥全豹。于是诗人着力描摹了石鼓上其余的文字。“模糊”二句言其没者，斑驳漫漶，如瘢疤如胼胝，而残笔依稀。“娟娟”二句言其存者，秀见挺出，如缺月如嘉禾，而字形怪奇。“漂流百战”，回应前者，饱经风霜、硕果仅存，残破中有劲气。“独立千载”，回应后者，卓然标举、奇古无二，混沌中见精神。叙写至此，意犹未尽，故用“谁与友”的反诘。最后收束到石鼓的大篆书体，上与黄帝、仓颉的古文奇字分庭抗礼，下则哺育李斯、李阳冰的小篆，光前裕后。这八句用四组对仗，以存、没、显、隐的参错和对比来增加变化；句句如言石鼓之可识，句句又实言石鼓之不可识，然而，句句中却皆有石鼓的“古”“妙”二字之。用笔精炼，而石鼓的态势已历历之目。
“忆昔周宣歌《鸿雁》”以下十六句为第三小节，追叙石鼓的原始。石鼓经近人考证，断为秦时记载国君游猎的刻石，而唐宋人因“我车既攻，我马既同”与《小雅·车攻》的起句相同，多附会为周宣王时物。苏轼也不例外。
周宣王是历史上著名的中兴之主，诗人以“忆昔”突作折笔，以下即转入了对宣王政绩的赞颂。特为拈明“歌《鸿雁》”，不仅仅是为同下句“变蝌蚪”作文字上的工对。《鸿雁》为《诗经》篇名，古人认为是赞美宣王的作品，《毛诗序》所谓“万民离散，不安其居，而能劳来还定安集之”，这里正代表了宣王安内的治绩。诗人重点之歌颂宣王攘外的武功，故此处仅用一句为后文拓出地步，王文诰评作者“得过便过，其捷如风”，颇中肯綮。同样，次句表出当时太史籀变古文为大篆，亦隐含了文德修明的意思。诗人认为宣王的中兴，合乎天道人心，人心厌夷王、厉王之乱而思治，而老成干臣如方叔、召虎、申甫、尹吉甫等又适为之辅弼，于是轰轰烈烈，武功烜赫：东征淮夷徐戎，壮士猛如怒虎；北平玁狁之患，军队如其指挥。掌管外交传言的象胥官，不断献上出自外邦的战利品；方叔、召虎一类的功臣，接连领受国君隆重的赏赐。“杂沓”、“联翩”两组联绵字，可用乐章作比：前者如促节，回应战事的频繁；后者如缓板，状写胜利的平易。至此，诗人方点明石鼓的原委：宣王制鼓是为推重将帅亦即是推重拨乱的政治，而不是用于自颂和自娱。《礼记·乐记》：“君子听鼓鼙之声，则思将帅之臣。”《大雅·有瞽》：“有瞽有瞽，之周之庭······永观厥成。”二者的区别是很明显的。诗人断定石鼓是如《诗经·崧高》那样的颂功之作，与衡山岣嵝峰上的神禹治水碑同垂不朽；从宣王不炫己，以及鼓上无纪年、无作者姓名的情节上，进而推见了石鼓特出的一大长处，即“勋劳至大不矜伐”，有周文王、周武王的忠厚之风。结末的这段笔墨，实际上是对前所言石鼓辞密难晓的关应和生发。这一小节铺写酣畅，一气呵成。所谓物以人传，人亦以物传，著述宣王的“勋劳”，益见石鼓的崇高。之此小节中，诗人之笔已从石鼓的表象，进入了石鼓的内涵。
第四小节为“自从周衰更七国”至“无乃天工令鬼守”的十八句，写石鼓“义不污秦垢”。上文“欲寻”、“岂有”二句运用缓笔，似漫无收束，此处首二句即紧接着突兀而至，犹如天空中适才还是白云冉冉，陡然阴霾一布，霆雨将至，具有撼动人心的效果。“竟使秦人有九有”，诗人毫不掩饰对暴秦的憎恶。用一“竟”字，比用遂、乃、因、却等字更见感情色彩。“扫除”二句，为秦朝焚诗书、废礼乐的暴政先定一铁案。之这样严峻的形势背景之下，读者不禁要为石鼓的命运担忧。然而，诗人并未接写石鼓所遭受的浩劫，却串入了一段秦时石刻的情况。秦始皇、李斯等人，好刻石谀功，史载其先后于邹峄山、泰山、芝罘、琅玡、石门、会稽等处立石，这些石刻几乎便是秦人留与后世的全部文化遗产。其内容则无一不是“颂秦德”（《史记·秦始皇本纪》语），如芝罘刻石词：“皇帝东游，巡登芝罘······烹灭强暴，振救黔首。”
苏轼不无讽刺地援引了这些话，然与前定案数语对读，可见是欺人之谈。诗人于此串叙中多用讥刺，如以“上蔡公子牵黄狗”称代李斯，预示其日后覆灭的下场；以“后者无继前无偶”状写秦人刻石的骄矜，然而，“后者无继”，又同时带有不齿于后人的寓意。串写这一段，起着两个作用：一是以秦人“刻石颂功”的伪与劣，反衬出石鼓“功大不矜”的真与高；二是谓秦石既如此作伪，石鼓自然羞与同伍，必定不见容于当世，由此领起下文“此鼓亦当遭击掊”，可见它历劫犹存的不易。昔韦应物《石鼓歌》也写到“秦家祖龙还刻石，碣石之罘李斯迹。世人好古犹共传，持来比之犹悬隔”。但苏轼于此，挖掘得更深刻，发明得更透彻。石鼓究竟如何度此大劫，世无明载。诗人遂联想到另一“神物”———相传铸于夏禹时代的九鼎。《史记·秦始皇本纪》：“还过彭城，斋戒祷祠，欲出周鼎泗水，使千人没水求之，弗得。”石鼓不显于秦，当亦是鬼神暗中呵护吧！这里以“传闻”证未传未闻，虽以不解解之，但揆度合于情理，又仍关应全篇所叙述的石鼓的古、妙、真、高，可谓神来之笔。
最后四句为第五小节，以感叹石鼓的长存作尾。前面极力铺排石鼓经周之盛，历秦之衰，此处仅用“物自闲”三字轻轻带住。前面大量篇幅驰神走笔于石鼓之中，此处却又忽出作者，与起首四句呼应，而余意固无止尽。
苏轼擅长比喻，描写一件事物，有时接连用比喻，使人应接不暇。此诗即是一例。而此诗还有一大特点，即几乎全篇运用对仗，于整饬中求变化。不少地方开合雄阔，使人浑然不觉。不可否认，有些对句互文见义，少数甚而有合掌之嫌，但细细品味，作者于上下句总求各具重点，尽量扩大其内容的涵量。诗人这样做不是偶然的。之此以前，韩愈、韦应物俱有《石鼓歌》，韩诗尤为著名。韩诗以己身与石鼓的关系为经纬，酣恣行笔，而苏诗则以客观为主，欲免雷同。正因如此，后人往往以此二诗相比，并称名作。苏轼作此诗时，意中处处有韩、韦诗之，于是争奇逞胜，有些地方未免雕琢太过。然而，之前人留下的不多余地中，复以格律自囿，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尤见功力。
《碧城三首》是李商隐诗最难懂的篇章之一，历来众说纷纭。清代姚培谦认为是“君门难进之词”（《李义山诗集笺》）；朱彝尊谓，第三首末联的“武皇”，唐人常用来指玄宗，应是讽刺唐明皇和杨贵妃；纪昀认为三首都是寓言，然所寓之意则不甚可知；明代胡震亨则认为：“此似咏唐时贵主事。唐初公主多自请出家，与二教（指佛教、道教）人媟近。商隐同时如文安、浔阳、平恩、邵阳、永嘉、永安、义昌、安康诸主，皆先后丐为道士，筑观在外。史即不言他丑，于防闲复行召入，颇著微词。”（以上均见《李义山诗集辑评》）程梦星、冯浩、张采田等均赞同此说，认为朱氏之说未免迂曲。其实，第三首末联云：“《武皇内传》分明在，莫道人间总不知。”两句讽刺意味非常明显；而“莫道”云云，又似非指明皇而言，因为他和杨贵妃的事，在唐代是人所共知的，李商隐之前，白居易的《长恨歌》、陈鸿的《长恨歌传》，早就明白写过；而且全诗三首的主人公都是女子，似以胡震亨说较为可信。
诗以第一首开头二字为题，与“无题”诗同类。此首以仙女喻入道的公主，从居处、服饰、日常生活等方面，写她们身虽入道，而尘心不断，情欲未除。首句“碧城十二曲阑干 ”写仙人居地。碧霞为城，重叠辉映，曲栏围护，云气缭绕，写出天上仙宫的奇丽景象。次句“犀辟尘埃玉辟寒”写仙女们服饰的珍贵华美 。接着写仙女的日常生活，第二联把仙女比作鸾鸟，说她们以鹤传书 ，这里的“书”，实指情书。鸾凤在古代诗文中常用来指男女情事，“ 阆苑”、“女床”亦与入道女冠关合。此联与首二句所写居处服饰及身份均极其高贵，应为贵家之女。第三联“ 星沉海底当窗见，雨过河源隔座看。”表面上是写仙女所见之景，实则紧接“ 传书”，暗写其由暮至朝的幽会。“星沉海底”，谓长夜将晓之际；雨脚能见，则必当晨曦已上之时。据宋代周密《癸辛杂识》引《荆楚岁时记》载，汉代张骞为寻河源，曾乘槎（木筏）直至天河，遇到织女和牵牛。又宋玉《高唐赋序》写巫山神女与楚怀王梦中相会，有“朝为行云，暮为行雨”之句。可见，诗中“雨过河源”是兼用了上述两个典故，写仙女的佳期幽会事。因为仙女住在天上，所以星沉雨过，当窗可见，隔座能看，如在目前。末联“若是晓珠明又定，一生长对水精盘。”“上联隔座看雨，天色已明，情人将去，所以结联以“晓珠”紧接上文，意思是说，如果太阳明亮而且不动，永不降落，那将终无昏黑之时，仙女们只好一生清冷独居，无复幽会之乐了。反过来，如果昏夜不晓，即可长夜欢娱而无尽头。诗用否定前者，肯定后者的方法，表现仙女对幽会的留恋不舍，难舍情缘。此诗通篇都用隐喻，写得幽晦深曲。本来是写人间的入道公主，却假托为天上的仙女；本来是写幽期密约，表面却只是居处、服饰和周围的景物。诗人没有直截了当地把所要表达的意思说出，而是采用象征、暗示、双关、用典等表现方法，乍一读去，似觉恍惚迷离，难明所指。然而只要反复体味，仍能曲径通幽，捕捉到诗的旨趣。此诗想象极其丰富，把场景安排在天上，将道教传说和古代优美神话引入诗中，不但很好地表现了诗的主题，而且使诗显得极其瑰伟奇丽。尤其是第三联，设想之新奇，景象之壮美，用典之巧妙，词意之幽深，达到了很高的造诣。
第二首诗紧接第一首，写诗人于孤苦寂寞中回忆一次热烈的幽会，前六句之热烈狂放，与后二句之孤苦凄冷，造成强烈的对比。首联即写一对情侣如胶似漆，对其影而闻其声，是从男性视角而言，极写情侣娇美可爱。“玉池荷叶正田田”，运用道藏隐比手法，借用汉乐府传统，写情人的体美。颔联是幽欢中的一个小插曲。男方叮咛女方：你只应跟我欢会，回首赐情；可别见异思迁，又去爱上别的风流男人。颈联龙凤对举，为义山情诗中固定格局：龙代男性，凤代女性，两情和谐，热烈奔放，幽欢高潮，紫凤放娇，口衔楚佩；赤龙狂舞，撩拨湘弦。“楚”与“湘”，仅为律诗中雅化之词，不必坐实楚地湘水。末联笔锋陡然一转，诗人从想象回到现实，现实是孤独寂寞的。末联怅望独眠时，是诗人构思此诗的时间。此诗前六句，均写男欢女爱，云情雨意，似乎不登大稚之堂。其实，中晚唐崇道成风，白居易、白行简、元稹、李商隐、温庭筠、段成式都有大量写性爱的文学作品。李、温、段号称晚唐“三十六体”，三位诗人专写风流艳诗。晚唐写艳体成风，诗人们相互攀比：谁能把爱情生活写得更雅更美，谁就拥有更广泛的读者。比赛的结果是李商隐独占鳌头，成为“赋高唐”的第一流诗家。这首诗，在玉溪生集中也很突出：玉池荷叶，鲜美娇嫩。紫凤放娇，热烈奔放。赤龙狂舞，尽情放纵。这首诗有着一系列的隐比，一系列的联想。诗人巧妙的创造，雅化、诗化了无法形之笔墨，无法以言辞表达的内容，跟《金瓶梅》、《肉蒲团》之类露骨的描写相比，作者的创造是成功的。
《碧城三首》之二与前二首相连，均与玉阳山恋情有关。《唐音戊签》以为“初瓜写嫩”；《曝书亭集》以为此诗写唐明皇、杨贵妃七夕定情，都与诗旨不合。全诗写诗人与女冠极隐秘的恋爱事故。结构为六二分写：前六句回忆叙事，后二句回到现实，作解释的语气。首联写他们的幽会都是两相预约，预定日期，犹如七夕牛女相恋。女冠的“洞房”，帘掐垂下，幽深隐秘。第二联以两个典故巧妙比喻怀孕及打胎。一轮明月，初生兔影，以喻妇女怀孕。绞起铁网，不见珊瑚，以喻胎儿未产。“玉轮顾兔初生魄”，运用《楚辞》中典故，只与怀孕之意象有关。绞起铁网。原本有珊瑚枝，是极美妙的生儿育女的意象。这两句的意蕴十分明确，旧时注家或穿凿，或不知意象的象征含意，故不明此诗与怀孕、打胎有关。第三联神方驻景，原指保健、健美、长生的药方，能使青春长驻，永葆青春。但这一联放入此处，显然是选择打胎之方，不让女性生孩。妇人生育，容易衰老；不必生育，故能“驻景”，留住青春美貌。另一方面，道观中生育，也严重违反教规，故“检与神方”，把胎打掉，势在必行。事情败露，无法往来，故只能把以前的情书都收起来，以免扩大事态。末联解释：我们的恋爱被别人知道了。这是无法隐瞒的事。武帝与西王母人神之恋何等隐秘，但也被后人知道，写入《汉武帝内传》，弄得人人知道。“武皇内传分明在，莫道人间总不知”，流露出无可奈何的口吻。
秦观《千秋岁》词抒发离愁别绪，情意缠绵。苏轼的和词比秦词心境较为开阔。一是他能直抒胸臆，表达自己的“丹衷”、“臣节”，发泄“未老身先退”、“罪大天能盖”的强烈幽怨不满情绪。二是他能将幽怨不满置之度外，我行我素，不理会人家的评说，表现出一贯的超脱达观态度。即使在政治上连遭打击之时，他的进取精神仍未完全磨灭。
上阕“未老身先退”句首先表明了对贬谪的不满。白居易《不致仕》云：“七十而致仕，礼法有明文。”时苏轼年六十三遭贬到海南岛，故言岛边天外。未老身先退是朝廷决定，非自己情愿，怎不叫人伤心落泪。“珠泪尽，丹衷碎”写出苏轼遭贬的愤懑。苏词用很工的对偶句, 有声有色地描写当年在朝廷任职时的形象。苏轼虽被贬，但服饰仍旧，故有“声摇苍玉佩，色重黄金带”之说。“斜阳”句是说自己虽已暮年，远在万里天涯，但还怀念着京都。苏轼一片忠心未改。“莫嫌雷琼隔云海，圣恩尚许遥相望”，两句可作参考。词上阕抒写怀君思朝之真情： 泪洒心碎，一步一回首。
下阕苏轼表示难迎合朝廷，迫不得已，只好学孔子“乘桴浮于海”。下阕反映出苏轼内心的矛盾，一方面他是有罪之臣，难忘“君命”、“新恩”，另方面“君命”有悖“旧学”，对自己的前途已不抱希望。“乘槎且恁于海”，语出《论语·公冶长》：“道不行，乘桴浮于海。”孔子的意思是如果我政治主张行不通, 我就乘着木排过海到海外去, 跟随我的大概只有仲由吧。词人暗中写自己，也写秦观。 仲由是孔子的学生，秦观也曾拜苏轼为师。他鼓励秦观振作起来。词人站得高，想得远，能摆脱个人得失，终不忘江山社稷。他的和韵词不仅格调较高，而且符合自己的长者身份。
全词波澜起伏，情感激荡，令人感受苏轼胸中炽热的情感还未泯灭。表达了他不忘自己的使命，虽历经磨难仍不改报效国家的政治抱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