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两句叙事。首句直奔诗题,各点“夜”“秋”二字,交代了时间、心态、环境。“夜久无眠”已见怨妇愁绪满怀,而时又逢秋,秋风萧瑟,夜气清凉,锦衾单薄,佳人永夜难寝,更添一层愁苦。
次句紧承“无眠”,写人事活动。既然辗转反侧难入梦,那么就很难打发漫漫长夜。空房寂寥,红烛高烧,百无聊赖中,她只好剪烛花以消遣寂寞了。“烛花”即灯花,古人认为灯花是有喜事的一种预兆。杜甫诗云:“灯花何太喜,酒绿正相亲”(《独酌成诗》)。灯花频生当有赏心悦事,而她却无法消解眼前这幽情苦绪。着一“频”字,写出了女主人公的焦灼不安、心神难宁。“欲三更”接续“夜久”两字,极写思妇饱受孤独寂寞煎熬之苦。
后两句写景。第三句转折一笔,写床席之月影。一个“凉”下得独特,这是全诗的诗眼,照应首句的“秋气清”,以触觉状态写视觉形象。从窗外梧桐树缝筛下的婆娑月影,斑斑驳驳地铺满了冰凉、空寂的床席,今夜谁都不会给她送来温暖。这情景令人凉从心生。“满”字表面是写光影之浓,其实是写忧思满怀,剪不断理还乱的郁闷之感。这一句明写屋内月色之凄美,暗表人心之失落,虚实相生,韵味悠远。
末句写窗外梧桐之月,以景语作结,留给读者无穷的想象空间。该句承上句,以顶真手法过渡,从床上之月光、树影写到高天之皓月,表达了诗人望月怀人的乍喜还忧的心理。“月在梧桐缺处明”,展现了一幅高远、疏朗的秋夜月色图。皎皎月华,她似乎忆起了曾经的“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的甜蜜与浪漫;而如今,“瘦尽灯花又一宵”的时刻,没谁能与她“共剪西窗烛”。想超脱而不得,“月”之明,恰好照出了人心深处无法擦拭的黯淡。“梧桐缺处”,这一背景形象的定格,暗含了思妇不得与意中人团圆的酸楚。
全诗次序井然,先由屋外(秋气清)而室内(烛花频剪),又由室内(铺床凉)到室外(月在缺处明),逐层递进地反复渲染独处的苦闷。针脚细密,四句之间照应紧密,衔接流畅,无一“情”字,而无处不含情。意象鲜明突出,意境清空幽眇,细节勾勒精练传神,给人以无穷的回味。
这是一首咏物词,上阕写荷叶神态,下阕叹自己已发如雪白,不同心生怅惘,但又幸有如荷叶的心灵,能够欣赏流泻如练的月光。结尾三句写荷池整体画面,相融相汇,空明宏丽。
本篇为咏荷抒怀之作。全词咏物而不滞于物,字面上处处写荷叶,但又时时能感受到作者对人生的感叹。全词色彩鲜明,清丽流畅,洋溢着积极乐观的情绪。通过咏叹荷叶的高洁自持,取其出淤泥而不染的品性,隐寓着词人洁身自好的情志。上片妙笔描绘荷叶之芳姿,富有情趣。重点写荷叶之形,开头三句写开放的荷亭亭玉立向远处铺展的情景。“犹有遗簪”三句写刚出水面之嫩叶卷曲未伸展的情景,上下兼顾。“鸳鸯密语”以下写荷叶给自然界带来的欢欣及对荷叶的怜惜之情。下片作者赋予荷叶以深刻内涵,其思之珍贵在于用暗寓回首往昔盛事,表现对故国繁华的眷恋之情。“恋恋青衫”五句抒年岁已老而一事无成之慨叹。末几句见荷叶被秋风所折却依旧生活在清净圣洁的环境之中的情形,暗寓自己高洁自守,表白终老林泉的心迹。全篇写景如绘,物我交融,情蕴深永。
“团扇,团扇,美人病来遮面。”以咏扇起兴,同时绘出一幅妍妙的宫中仕女图。“新裂齐纨素,皎洁如霜雪。裁成合欢扇,团团如明月。”(班婕妤《怨歌行》)美的团扇,是美人的衬托。人的外表美当与健康分不开,但在封建时代,士大夫的审美观却是:西子捧心则更添妍姿。词起首写美人病来,自惭色减,以扇遮面,而纨扇与玉颜掩映,反有“因病致妍”之妙。如此写人,方为传神;如此咏物,方觉生动。倘如说“病态美”于今天的读者已经隔膜,那也无关紧要,因为全词的旨趣并不在此。作者最多不过是借此表明一种“红颜未老恩先断”的感慨罢了。
“玉颜憔悴三年,谁复商量管弦!”“玉颜憔悴”上应“美人病来”,却从咏物及人的外部动态过渡到写人物的命运和内心活动,转折中词意便深入一层。从下句的“复”字可会出,“三年”前美人曾有人与同“商量管弦”,以歌笑管领春风,而这一切已一去不复返。可见美人的“病”非常病,乃是命运打击所致,是由承恩到失宠的结果。“玉颜憔悴三年”,其中包含多少痛苦与辛酸。“谁复商量管弦!”将一腔幽怨通过感叹句表出。谁,有谁,也即“没有谁”。冷落三年之久,其为无人顾问,言下自明,语意中状出一种黯然神伤、独自叹息的情态。
“弦管,弦管,春草昭阳路断。”点明宫怨之意。“昭阳”,汉殿名,为汉成帝赵昭仪所居,用来指得宠的所在。“昭阳路断”即“君恩”已断,不直言这是因为君王喜新厌旧所致,而托言是春草萋萋遮断通往昭阳之路,含怨于不怨,尤婉曲有味。这从昭阳殿那边隐约传来的歌吹之声,会勾起久已不复有人“商量管弦”的宫人多深的惆怅,是不言面喻的。于是,“团扇”的兴义立见,它暗用了班婕妤著名的《怨歌行》的全部诗意,即以“秋扇见弃”暗示“恩情中道绝”。则所谓“美人病来遮面”亦不仅是自惭形秽而已,其中颇含“且将畴扇共徘徊”(王昌龄《长信秋词》)的感慨,见物我同情。这又是首尾转应了。
本来“弦管”的叠语按律只为上句末二字“管弦”倒文重叠咏叹,不必具实义。此词用来却能化虚为实,使二叠语大有助于意境的深化和词意的丰富。全词这所以能曲尽“转应”之妙,与此大有关系。这样的句子,方称得上“活句”。
本文是为五位普通的平民百姓树碑立传的文字,探讨了生死价值这样重大的问题。全文以"义"为核心,成功地运用了记叙、议论、抒情三结合的表达方式。作者首先肯定五人之死是“激于义”,开篇抓住一个“义”字。五人是为义而生,为义而争,最后为义而献身。这就使读者联想起孟子的名言──“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可以说,本文是对孟子名言的生动诠释。
明代大奸臣、大宦官魏忠贤无恶不作,杀害了许多正直之士。东林党人与之进行了坚决的斗争。这是一场正义与邪恶的较量。苏州市民旗帜鲜明地站在东林党人一边,用鲜血和生命捍卫正义。五人是苏州市民的优秀代表。作者用饱蘸感情的笔墨,叙述了五人的动人事迹,歌颂了平民英雄的高尚品质。
“然五人之当刑也,意气扬扬,呼中丞之名而詈之,谈笑以死。断头置城上,颜色不少变。”大义凛然,惊天地,泣鬼神!语言简练生动,铿锵有力。
作者为了突出五人的英雄行为,运用对比的手法加以表现。“大阉之乱,缙绅而能不易其志者,四海之大有几人欤?”在阉党横行天下,炙手可热之时,多数人采取了苟且偷安的做法,甚至助纣为虐,为虎作伥。而五人面对阉党的淫威,无所畏惧,视死如归。应该说,一般的老百姓对阉党的倒行逆施可以不管,因为他们不在其位。但五人以“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大境界投入到对阉党的斗争中去,并且慷慨赴死,义无反顾。这不能不说是一种高尚的精神。而那些身在政位,吃民膏、喝民血的“缙绅”,却在阉党的淫威下屈服了,变节了。作者问道:“而五人生于编伍之间,素不闻诗书之训,激昂大义,蹈死不顾,亦曷故哉?”这一问,多少缙绅无地自容?“十年浩劫”期间,林彪、“四人帮”专横跋扈,“缙绅而能不易其志者,四海之大有几人欤?”张志新,一个普通女干部,坚持真理,宁死不屈,表现了一个共产党人的铮铮铁骨。也有许多人投靠“四人帮”,出卖良心,出卖人格。历史是如此惊人地相似。
张溥认为:“大阉逡巡畏义,非常之谋难于猝发,待圣人之出而投缳道路,不可谓非五人之力也。”作者认识到了平民百姓的作用,这是非常可贵的。读此段,读者可能会联想到鲁迅先生在《记念刘和珍君》中所写的句子:“我目睹中国女子的办事,是始于去年的,虽然是少数,但看那干练坚决,百折不回的气概,曾经屡次为之感叹。至于这一回在弹雨中互相救助,虽殒身不恤的事实,则更足为中国女子的勇毅,虽遭阴谋秘计,压抑至数千年,而终于没有消亡的明证了。倘要寻求这一次死伤者对于将来的意义,意义就在此罢。”这样的文章都是用心,不,是用生命写成的。张溥若知三百年后有一鲁迅君执匕首般的笔尖写慷慨之情,不知作何感想?
第五段是本文最精彩的一段。本段夹叙夹议,反复对比,将文章的中心升华到一个理性的高度。作者将“高爵显位”的辱人贱行,与五人的嘉节懿行比照论述,从而提出“轻重固何如哉”的问题让读者思考。接着,作者把五人的英勇就义与假设五人寿终正寝作对比,从而揭示出“亦以明死生之大,匹夫之有重于社稷也”这一富有进步性的观点。读者至此,是否联想到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的那句名言──“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五人之死,重于泰山,与日月同辉,与山河共存。
第六段也用对比手法,但以“由是观之”领头,表明它与第五段不是机械的并列关系,而是由此及彼、层层深入的关系。“是”是一个指代词,指代第五段所论述的事实。从第五段所论述的事实看来,仗义而死与苟且偷生,其社会意义判若霄壤。作者以饱含讽刺的笔墨,揭露了“今之高爵显位”为了苟全性命而表现出来的种种“辱人贱行”,提出了一个问题:这种种“辱人贱行”,和“五人之死”相比,“轻重固何如哉”?苟且偷生,轻如鸿毛;仗义而死,重于泰山。这自然是作者希望得到的回答。
在作了如上对比之后,作者又从正反两方面论述了“五人”之死所产生的另一种社会效果。从正面说,由于“五人”“发愤一击”、“蹈死不顾”而挫败了浊乱天下的邪恶势力,因而“得以加其土封,列其姓名于大堤之上。凡四方之士,无有不过而拜且泣者,斯固百世之遇也”。从反面说,“五人者保其首领以老于户牖之下,则尽其天年,人皆得以隶使之,安能屈豪杰之流,扼腕墓道,发其志士之悲哉?”应该指出:这不仅是就“五人”死后所得的光荣方面说的,而且是就“五人”之死在“四方之士”“豪杰之流”的精神上所产生的积极影响方面说的。“四方之士”“过而拜且泣”,“豪杰之流,扼腕墓道,发其志士之悲”,不正表现了对“五人”同情、仰慕乃至向他们学习的崇高感情吗?而号召人们向“五人”学习,继续跟阉党余孽作斗争,正是作者写这篇文章的目的。
这篇文章题为《五人墓碑记》,歌颂“五人”当然是它的主要内容。但社会是复杂的,事物是互相联系的,要孤立地歌颂“五人”,就很难着笔。张溥在这篇文章中,与“五人”相对比,不仅指斥了阉党,还暴露批判了“富贵之子,慷慨得志之徒”和“缙绅”“高爵显位”等等;与“五人”相映衬,不仅赞美了周顺昌,还肯定了“郡之贤士大夫”。正是由于有了这一系列的对比和映衬,才充实了歌颂“五人”的思想内容,加强了歌颂“五人”的艺术力量。
即事为诗,比较自由随便,不象军国大题目那么庄严。小斋即事.当然要与小斋生活情事相关。这首诗即从小斋常具之物琴,棋上着眼。不过诗并没有去描写琴棋生舌,而是借琴、棋二物以写志抒怀.显得机杼独出,别开生面。
首联单刀直入,直陈本意。但由于所言均出常情之外,便有一种新颖引入的力量。怜,是爱的意思。爱琴,一般说来,自然是因为喜音,王维“独坐幽篁里,弹琴复长啸”(《竹里馆》),是把琴弹出声来,意在音,而不在琴,传说陶渊明抚无弦琴,不一定可靠。即使确有其事,当其抚时,也是在意想中听到了琴声.作者则不然,爱琴不是为了听音,而是为其“弦直”。爱棋,一般说来,自然是为了较智消闲,作者又不然,爱棋不是为了对弈娱戏,而是因其“局方”。“局”即棋盘,方形。二句都是在琴、棋上寻其品。言在物“品”,意在人“品”。“直”就是正直,不邪僻;“方”就是有棱角,不圆滑。作者在宋徽宗宜和三年(1121)登进士第后,曾官监察御史,“封驳不避权贵”,他的为官态度正好作“方”、“直”的注脚。
次联二句分承首联,是对首联句意的补说。“未用较得失”承“爱棋”句,因为只爱“局方”,不在对弈,所以没有用它较量胜负输赢;“那能愈宫商”承“怜琴”句,因为只爱“弦直”,不在音声,所以没去愈宫商五音。有了这两句,上两句句意更加显豁,对“为弦直”、“因局方”具有突出和强调的作用,并非赘语。
以“方”、“直”自守,其结果如何呢?便过渡到下两联。
前两联言心之所尚,后两联言行之结局。古谣谚云:“直如弦,死道边;曲如钩,反封侯。”在南北宋之交腐败现实中,方直自然更无容身之地。所以,年纪愈长,世也愈加疏远。不是诗人有意疏世,而是正直乃为浊世所疏,“拙”是与“巧”相对的。便佞应世,自能圆转自如,所以为“巧”;直道而行,百途不通,所以为“拙”。因此,一拙万事皆妨。二句字字是说己,却无字不是讽世,反语藏锋,颇多余韵。
末联将诗意再推进一步。虽然琴棋二物始终相随,方直之品持守不变,却只落得小斋独处,无关乎国家兴亡了。感慨由一己浮沉提升到了家国兴亡的高度,诗境更高了。方直主人无关国家兴亡,那么什么样人占据着有系国家兴亡之重位呢?联系到徽宗以来,蔡京等“六贼”当路,国事日非的时局,更可体会到这联感慨之深。但表现上又是多么含而不露.这联同时又回扣首联的琴棋,使首尾紧密关合。
全诗主要是以陈述语说理抒慨,这样的诗最不易写好。由于作者抓住琴棋二物生发,便饶有趣味,并赋予琴、棋的品格以鲜明的形象性,构思极巧。吕本中、陈与义曾评沦刘一止的诗说:“语不自人来”,大约也正是感受到了诗人标格甚高,较少俗味吧。